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真的赶上发达国家了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复杂度论文,发达国家论文,中国出口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其丰富廉价的劳动要素禀赋优势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通过大量引进外资，积极参与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分工，使得我国对外贸易得到快速发展。其中出口贸易额从1992年的850亿美元迅速攀升到2010年的15779.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17.62％。我国在对外贸易增长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成绩因此被国内外学术界称为所谓“中国贸易量增长之谜”。与此同时，与中国快速增长的贸易总量相伴随的一个重要经济现象是，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同时经历了外延型增长和内延型增长的双重变化。一方面，我国出口贸易的多元化得到较快发展，制成品出口几乎遍布从低技术密集度的纺织品到高科技的电子和计算机产品等所有贸易部门；另一方面，我国出口商品也经历了一个由初级产品向制成品快速转换、主导出口产品从单一的资源性和轻纺产品逐渐向机电和高新技术等出口产品多样化发展趋势的转变。这一现象更是引起了国内外理论界的极大关注：中国出口产品已经涉足由发达国家和地区“专业化”生产的资本、技能密集型及高科技等产品，并表现出出口能力不断增强的发展趋势。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似乎已“突破”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框架。
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这种迅速“变化”，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忧虑，特别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忧虑。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特别是当这些产品与发达国家生产的非技能密集型产品之间具有高度替代性时，由于其特有的劳动成本优势，其出口产品相对价格的不断下降，会对发达国家非技能型劳动力工资的相对变化产生较大压力，导致发达国家工资收入不平等问题加剧。例如，Paul Krugman(2008)在传统的贸易理论框架下研究表明，美国与像中国这样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量的迅速扩张，对美国收入分配的影响越来越大，对工资收入不平等所产生的压力与日俱增。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出口商品不断向高科技领域攀升以及出口量的不断扩大，会在出口市场上与发达国家出口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形成激烈的竞争效应，进而导致“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下跌，从而“恶化”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例如，Paul Samuelson(2004)曾使用传统的李嘉图模型分析指出，作为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技术阶梯上不断攀升，会对美国的出口构成了强有力的竞争，从而恶化美国的贸易条件并因此降低美国的贸易利得。
中国在保持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较优势的同时，其出口产品结构已“延伸”到“技术密集型”领域并对发达国家出口商品构成了强有力的竞争。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上具有比较优势已成共识，至于是否已“延伸”到“技术密集型”领域并与发达国家形成竞争之势，其实就是对中国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是否已与发达国家“趋同”问题的回答。对这一问题的认知，在中国贸易迫切需要转型升级之际，有着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于是，围绕中国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变迁问题的有关讨论便成为国内外理论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文献回顾
针对中国出口商品技术含量变化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关志雄(2002)通过比较中国出口商品技术含量和日本以及其他东亚国家出口商品技术含量后指出，中国出口商品技术含量得到了较快提升；杨汝岱和姚洋(2007)通过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研究表明，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已经从以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转变到以中等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这一研究意味着中国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有赶超发达国家的趋势；樊纲等(2006)按照技术构成将中国出口产品进行分类后研究发现，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中，中高技术和高技术产品出口份额表现出不断上升趋势，这也表明了中国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在快速上升。Rodrik(2006)的观察研究则进一步指出，中国出口商品技术构成，与OECD中许多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出口商品技术结构非常相似；而Hausmann，Hwang和Rodrik(2007)通过构建测度出口品技术含量指数(Export Sophistication Index)，计算并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出口商品技术含量发现，中国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与三倍于其人均GDP水平及以上的其他经济体的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相当；Schott(2007)采用出口相似度指数(Export Similarity Index，ESI)，比较了中国和部分OECD国家的出口商品构成状况，指出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与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度已非常之高；Lemoine等(2008)的研究则明确指出，中国自2004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国。其他学者诸如Gaulier(2007)、Fontagné(2008)以及Bensidoun(2009)等的研究，也得出了与上述极为相似的结论。这似乎意味着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构成已经步入了“发达国家之列”。
也有一些学者研究认为，中国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并没有显著提升。Lall(2006)选取了一篮子中国出口商品并分别计算了1990年和2000年的技术复杂度指数，结果却出人意料：2000年中国出口商品篮子的技术复杂度指数较之于1990年非但没有上升，而且出现了下降；B.Xu(2007)通过使用修正后的Hausmann等人(2007)提出的测度方法，对中国出口品技术含量计算结果显示，虽然中国出口品技术含量总体上略有上升，但这种趋势并不明显；而杜修立和王维国(2007)采用类似的方法，测算出的结果表明，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复杂度不仅在总体趋势上没有显著提升，而且在短期内具有小幅波动的特征。国内学者姚洋教授等(2008)则从精确的角度，首次提出了出口产品的国内技术含量概念，并采用投入-产出表的新测算方法，对国内技术含量动态变化进行研究，认为1997-2002年间全国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迅速下降，而且全部技术含量也没有显著提高。
不同学者在中国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变化趋势认识上产生分歧，主要原因在于，在中国产品内贸易比重不断上升及外资大量利用背景下，出口品技术含量变迁是否主要发生在国内增值环节以及是否主要发生在国内本土企业，犹如Johnson(2009)指出的那样，在产品内国际分工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发达国家进口自发展中国家的高科技产品，貌似由发展中国家所生产，但实质上其中主要的高附加值部分却产自于发达国家自身。但是，在外资经济与我国经济日益融合的情况下，外资企业在华创新具有广泛的“溢出效应”，对我国本土企业创新和技术提高具有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而通过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本土企业能够获得进口品的技术溢出以及产生“干中学”效应；学者Aleksandra Parteka和Massimo Tamberi(2008)也指出，中间产品贸易的发展使得中间产品进口国“逾越”之前所面临的技术障碍，这本身也可看做是一种技术进步。所以从上述角度来看，中国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提升则是确信无疑的事实。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真的如有些学者研究所指出的那样，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了吗？
虽然现有研究对于深化认识我国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变化趋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但缺陷也是明显的，即大多研究，无论是否区分产品的国外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都是从相对宏观的层面将出口商品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即便有按照要素密集型对出口商品技术含量进行分类研究的，其分类所停留的层面仍然较为宏观。这种“总量”研究方法的一个明显缺点就是可能出现汇总偏误，即无法区分同类出口商品的要素密集度差异。实际上，一方面，随着产品分散化生产技术进步以及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快速发展，产品的价值链被分解了并得以不断延长，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或部件会按照其要素密集度特征被配置到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和地区，其结果是国与国之间的专业化分工模式正在不断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即便是同类产品，以及同类产品的相似生产环节或部件，其“异质性”在现实中也是普遍存在的，而大多“异质性”产品仍可看做是要素密集度的差异性，因此，“异质性”产品的存在及其增长必然同样推动国与国之间的专业化分工模式不断向“多极化”方向发展。考虑到上述事实，出口商品采取“总量”研究方法显然难以区分各国专业化分工模式的差异性，将中国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与发达国家的情况相比较，其结论也往往会带来很大的偏误性。据此，本文试图从分类更为细致的产品层面，对中国出口商品与部分发达国家出口商品进行比较，以实证检验中国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的程度。
三、研究方法和数据说明
(一)研究方法
对中国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是否已经赶上发达国家这一问题，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进行回答。
1.从定量计算出口商品重叠程度的视角，比较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和部分发达国家出口商品结构。与现有研究所不同的是，本文将从细分产品层面上进行分析。采用这一方法的原因：一方面，更为详细的贸易商品分类数据能够更好地反映“多极化”专业分工；另一方面，技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复杂度越为接近或相似，其要素禀赋结构就越相似，因此其专业化分工模式和出口产品结构就越为相近。换言之，出口商品结构重叠程度越高的国家之间，其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就越为接近，反之则差距越大。为此，借鉴Zhi Wang和Shang-jin Wei(2008)计算出口技术含量差异度方法①，本文采用如下方法测度两国出口商品的重叠程度，在此我们将之称为“出口重叠指数”，其计算公式如下：
2.比较中国出口商品的单位价值和部分发达国家出口商品的单位价值，即计算中国出口商品与比较对象国出口商品平均单位价值之比，称为“相对平均单位价值”，间接说明中国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与比较对象国之间的相近程度或差异程度。上述采用计算“出口重叠指数”的方法进行分析所得结果，显然会受到贸易数据分类水平的影响，分类越细结果将越精确。但是从数据的可得性来看，即便采用最为细致的贸易商品分类数据进行计算，这一方法仍然难以反映同一分类水平下出口商品“异质性”问题，所以“汇总偏误”在一定程度上将仍然存在。另外，即便出口重叠度较低，也可能是“多极化”发展背景下专业化分工所致，并非一定是技术复杂度高低所致。而在最为细致的贸易商品分类数据基础上，采用出口商品“相对平均单位价值”的概念可以较好的规避上述问题。这主要是由于，从商品的“质量”和“单位价值”之间的关系上来看，一般而言，二者成正比，“质量”越高，其“单位价值”也就越高，反之则反是。而出口商品“质量”的高低，又与“技术复杂度”密切相关。因此，可以通过计算“相对平均单位价值”来估计两国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的相近程度。借鉴Schott P.(2007)计算两国单种出口商品相对价值的方法②，本文将两国(X和Y)“相对平均单位价值”的计算公式设定如下：
3.在不同产品技术层面上计算中国出口商品与比较对象国出口商品的平均单位价值之比，其计算方法仍沿用公式(2)，只不过此时的权重为每种出口商品出口额占本国该类商品所属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总额比重。之所以这么做，其实是对本文第二个方面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当我们将产品按照技术构成从“低”到“高”进行分类排序时，分别计算在不同技术分类层面上的“相对平均单位价值”，将更有利于我们认识我国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与比较对象国之间的相似度或者差异程度，究竟体现在哪个层面。本文采用Lall(2006)所提出的根据技术构成进行产品分类的方法(见表1)，将出口产品分为四个层面的技术复杂度商品，即资源密集型出口产品、低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中等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以及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其中资源密集型出口产品包括了Lall(2006)10类分类产品的前三类，因为这三类产品的生产相对简单且多为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所以将其归为资源密集型出口产品；低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包括了第四和第五类，由于这两类产品的生产多采用已普遍扩散且稳定的生产技术，产品的差异化程度较小，所以将之归为低技术密集型产品；中等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包括第六至第八类，这三类产品的生产通常要使用到较为复杂的生产技术条件并往往伴随较高水平的研究开发，因此可归为中等技术密集型产品；高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包括了第九和第十类，这两类产品的生产需要使用最前沿最先进且变化较快科学技术，并且拥有技术复杂度较高的基础设备，通常伴有高水平的研发投资和高水平的专业化生产技能，因此可归为高技术密集型产品。
(二)资料来源及说明
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是，以实证的方法检验中国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是否已经赶上了发达国家。因此在比较对象国的选择上，囿于本文的篇幅和数据的可获性，我们选取了OECD中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部分发达国家，分别是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奥地利、西班牙、荷兰、瑞典、希腊共12个国家。本文使用的贸易数据来自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中六位数分类水平的HS(1992)编码贸易商品统计数据，数据涵盖区间为1994-2009年。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对“出口重叠指数”的结果分析
根据公式(1)计算出的中国出口商品与本文所选取的OECD样本国出口商品的“出口重叠指数”如表2所示。
表2的计算结果清晰地表明，中国出口商品与本文所选取的OECD部分高收入国家出口商品的重叠指数在最高的年份也不超过0.6，在1994-2009年的样本区间内，除了与西班牙和希腊两国的出口商品重叠指数相对较高外(但仍然低于0.6)，与其他大部分样本国之间的“出口重叠指数”均在0.4左右。相对较低的“出口重叠指数”意味着，从更为细致的产品分类层面上看，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与发达国家出口商品结构仍然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别，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专业化”分工和贸易模式并没出现“趋同”。这一结果其实也印证了本文的上述论点，即在“产品内”分工和“异质性”产品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专业化”分工模式也正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贸易情形下各国依然会“专业化”分工和生产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产品。对此，中国和OECD部分高收入水平成员国之间的“出口重叠指数”的计算结果给出了很好的说明。从这一角度来看，Paul Krugman(2008)的“担心”的确大可不必。
关于中国出口商品与发达国家出口商品重叠程度的变化趋势，我们从表1的“出口重叠指数”计算结果并不能清晰地看出。为此，我们将表1中的“出口重叠指数”的时间序列数据绘制成图1。从图1中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中国出口商品与发达国家出口商品的重叠程度，总体上虽然有上升趋势，但这种趋势并不显著。而且从图中变化趋势的阶段性来看，出口重叠程度的上升主要发生在1995年-2001年之间，之后又出现小幅下降，自2005年以来在小幅波动中基本上趋于稳定。
图1 中国与比较对象国出口商品重叠指数变化趋势(1994-2009年)
如果一国出口商品结构的确代表其技术复杂度的话，那么上述结果表明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发达国家尚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出口商品并不足以在“技术密集型”领域在国际市场上对发达国家的出口构成竞争或者“威胁”。当然，“出口重叠指数”低并非一定意味着两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高低之别，其反映的出口商品结构的重叠程度较低，也可能是由于对“差异化”产品进行专业化分工的结果。而“差异化”产品之间具有不完全替代性，所以即便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出口商品也不足以在“技术密集型”领域对发达国家构成竞争。
(二)对“相对平均单位价值”的结果分析
根据公式(2)计算出的中国出口商品与本文所选取的OECD样本国出口商品的“相对平均单位价值”如表3所示。
表3的计算结果表明，中国出口商品的平均单位价值与本文所选取OECD部分发达国家出口商品的平均单位价值之比，亦即中国出口商品的“相对平均单位价值”，就本文所选取的样本期间而言，均低于0.5的水平。其中，与美国、日本、奥地利及荷兰相比，中国出口商品的相对价值更低。如果本文上一小节计算所得出的中国与比较对象国之间相对较低的“出口重叠指数”，是由于对“差异化”产品进行专业化国际分工所致，那么这一部分计算所得的中国与比较对象国之间较低的“相对平均单位价值”，则体现的一定是“差异化”产品之间的质量差别，而并非简单的同一质量水平上的“差异化”。这种源于“质量”差别的“差异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显然不具有完全替代性，而且其替代弹性还会随着“质量”差别的扩大而不断减弱。换句话说，中国出口的商品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质量层次和水平上，在世界出口市场上并不能对发达国家构成竞争和“威胁”。从产品“质量”与“技术复杂度”的关系上看，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在一定差距。另一方面，如果说本文上一小节计算所得出的中国与比较对象国之间相对较低的“出口重叠指数”，并非由于“差异化”产品的专业化国际分工所致，那么中国出口商品较低的“相对平均单位价值”，必然意味着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仍然偏向“劳动密集型”，而发达国家出口商品结构则偏向“技术密集型”。总而言之，中国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远没有现有研究文献所指出的那样，已经赶上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从中国出口商品“相对平均单位价值”的变化趋势看(将表3的结果按照时间序列绘制成图2)，与“出口重叠指数”变化趋势相仿的是，在2002年之前经历了一个小幅上升之后，近几年来在小幅波动中基本上趋于稳定。这进一步说明了近年来中国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并没有出现显著提升。
(三)对不同产品技术层面上“相对平均单位价值”的进一步考察
从技术成熟程度以及在国际间扩散程度的角度来看，使用相对较低和成熟度较高生产技术生产的产品，国与国之间不论是专业化生产不同结构的出口商品，还是专业化生产同一结构下“差异化”产品，这些产品的“质量”相对而言差别不大，表现在出口市场上的平均单位价值上也不应有显著差异，则由公式(2)所计算出来的“相对平均单位价值”理论上应该更可能趋近于“l”，或者说会围绕“1”上下波动。反之，在技术相对密集型产品生产领域，由于技术水平差异等原因，国与国之间的专业化生产，会导致不同结构的出口产品以及同一结构下“差异化”产品之间出现较大的“质量”差异，表现在出口市场上就是出口产品平均单位价值的显著差异，则由公式(2)所计算出来的“相对平均单位价值”理论上应该更可能偏离“1”。所以，从不同产品技术层面上进一步考察中国出口商品与部分发达国家出口商品的“相对平均单位价值”，不仅有利于进一步认识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复杂度与发达国家是否存在差异，而且还能说明这种差异存在于哪类技术层面的产品领域。
图3、4、5、6是根据上文所划分的四个层面技术复杂度商品，我们分别计算每个层面上的中国出口商品的“相对平均单位价值”，并将结果绘制成时间趋势图(如图3、4、5、6)。
图2 中国出口商品的“相对平均单位价值”变化趋势(1994-2009年)
图3 中国资源密集型出口产品“相对平均单位价值”变化趋势(1994-2009年)
从图3、4、5、6的显示结果来看，我们可以将上文按照技术构成所划分的四个层面的技术复杂度商品，大致分为两组。第一组为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和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第二组为中等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和高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在资源密集型产品和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上，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出口商品的“相对平均单位价值”基本上处于0.6-1.2之间波动，并且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时间趋势。这与我们上文的理论预期基本是一致的，由于这两种产品生产要么密集使用资源，要么密集使用已经完全标准化并且在全球扩散程度较高的相对较低的技术水平，因此尽管不同产品在不同国家进行“专业化”分工生产，产品的“差异化”程度较小，表现为产品单位价值也不会有显著差异。所以在这两种技术属性层面上的中国出口商品与发达国家相比，其“相对平均单位价值”在0.6-1.2之间波动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没有明显的时间变动趋势则说明了这两个技术层面上的产品生产的确已“标准化”。进一步地，从图3和图4中“相对平均单位价值”的取值分布来看，特别是中国低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相对平均单位价值”，对于本文所选取的所有样本国而言，在样本期间内的大部分年份其值均小于1，这表明中国在这些已“标准化”的产品出口上，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事实上对于上述两个技术层面的“差异化”较小的“标准化”产品而言，其竞争能力的决定主要取决于劳动这种生产要素的成本，而中国正是劳动要素禀赋丰裕的国家。
图4 中国低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相对平均单位价值”变化趋势(1994-2009年)
图5 中国中等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相对平均单位价值”变化趋势(1994-2009年)
图6 中国高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相对平均单位价值”变化趋势(1994-2009年)
从第二组，即中等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和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上看，中国出口商品的“相对平均单位价值”则处于较低水平，其取值区间基本上位于0.15-0.35之间。而处于这两个技术层面的产品正是“差异化”特征比较凸显的产品，因此中国中等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和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的“相对平均单位价值”比较低，充分说明了中国在这两个技术层面上的产品技术复杂度，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尚有一定差距，特别地，当我们比较图3和图4的中取值分布来看，这种差距尤其表现在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层面上。从时间变化趋势上看，唯有图3在总体上表现出并不显著的上升趋势，这一结果说明目前中国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对发达国家的追赶上，还处于中等技术层面上。如果我们将图3、4、5、6的结果与上一小节的图2结合起来看，容易发现，其实导致图2中国出口商品“相对平均单位价值”较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就在于中等技术和高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相对平均单位价值”较低。换句话说，中国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主要存在于中等技术密集型和高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实际上，这一研究结论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Broda，Christian和David Weinstein(2006)的研究发现，与Samuelson(2004)研究结论不同，美国等发达国家除石油之外，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呈不断改善的趋势。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通过使用HS(1992)六位数分类水平上的贸易数据，选取OECD部分高收入发达国家作为比较对象，从三个方面，即“出口重叠指数”、出口商品“相对平均单位价值”以及不同产品技术层面上出口商品的“相对平均单位价值”，逐步考察了中国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与发达国家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较低的“出口重叠指数”意味着，从更为细致的产品分类层面上看，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与发达国家出口商品结构仍然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别，说明在“产品内”分工和“异质性”产品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专业化”分工模式也正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专业化”分工和贸易模式并没出现“趋同”。(2)由于产品“质量”的高低通常代表着产品“技术复杂度”的高低，而“质量”的高低又决定了其在出口市场上的价格或者价值水平，因此中国出口商品较低的“相对平均单位价值”意味着，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在总体水平上，尚存在一定的差距。(3)进一步地，在资源密集型和低技术密集型产品上，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出口商品“相对平均单位价值”趋近于1，而在中等技术和高技术密集型产品上，中国出口商品“相对平均单位价值”在样本期间内均小于0.35的水平，特别是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上，更是小于0.3的水平。这意味着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复杂度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中等技术和高技术密集型产品上。(4)综合上述结果，我们可以得出的最终结论是，中国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还远远没有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进一步提高以成功实现中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上述结论无论对于我们认识现阶段我国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的相对状况，还是进一步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促进出口贸易转型升级，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政策含义。(1)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特别是中等技术密集型和高技术密集型产品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但在资源密集型和低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却相仿，而这两个技术层面上的出口产品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劳动这一生产要素的成本，因此这两类技术层面产品，对于目前劳动要素禀赋丰裕的中国来说，仍是比较优势之所在。对此，我们应该有着清醒的认识。(2)实现贸易转型升级是在后危机时代提升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转型升级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脱离目前我国比较优势的“现实”，而应该以现实比较优势为基础，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和客观经济规律，逐步提升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我国在继续发挥现有比较优势的同时，在今后一定时期内，在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上对发达国家的追赶，首先要在中等技术层面上实现突破。不以现实为基础的盲目求进，不但达不到转型升级和提高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目的，还有可能使我国在后危机时代丧失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带来的战略机遇期。对此，我们应该有着正确的把握。(3)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大趋势下，在“产品内”分工和“异质性”产品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国际“专业化”分工模式也正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因此提升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也应从顺应这一发展趋势和潮流出发，寻找切实可行的优化路径。上文分析已经表明，由于目前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在高技术密集型产品领域仍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所以在专业化分工和生产进程中，试图通过特别是过度依赖原始创新并不切合实际，也不符合开放经济条件下对全球资源优化利用的要求，这一领域的原始创新更多地应该由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进行。相反，我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应进一步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在专业化生产的产品生产环节或国际配套产业链上，更多地通过吸纳全球生产要素实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不断向产品内高端价值链攀升，实现在中等技术层面对发达国家的追赶，从而逐步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对于我国目前所处的阶段来说，这是更为现实的选择。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