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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2)03-0001-07
田晓明(以下简称田)：这是我期待已久的见面，很高兴能在苏州见到衣老师！多年前，我就曾拜读过衣老师的《文化哲学》、《文化哲学十五讲》等著作。两年前，我又认真研读了您转赠的《大学使命与文化启蒙》一书，收益匪浅。作为大学老师和大学管理者，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当面讨教。
衣俊卿(以下简称衣)：谢谢晓明一直以来的关注，很高兴有这样一个交流的机会！
一、文化与文化模式
田：衣老师的文章和著作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研究视野十分恢弘，从文化危机与文化批判、日常生活批判、现代性反思，到近年来对微观政治哲学的关注，表达了您在不同时期的学术兴趣和关注。在诸多研究视角的转换中，文化与文化哲学似乎一直是您学术思想的主要坐标之一。因此，今天我想就文化的问题向您讨教，不知可否？
衣：我很高兴能够从文化的角度开始我们的谈话！
田：长久以来，“文化”是一个人人自明、却又难以说清与定义的概念。在众多有关文化概念的论述中，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令人关注的是，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已越来越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但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文化”却被泛化与滥用了，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装”。因此，我很想知道，您是如何理解文化的概念和内涵的？
衣：正如你所说，在当今中国，文化是个热门的话题。文化就像一个标签，在很多场合大家不一定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但都冠以文化之名。这是一个喜忧参半的现象。这些年来，我一直从事文化哲学研究，也出版或发表了一些成果，如你所提到的《文化哲学》、《文化哲学十五讲》等，一些成果还被教育部推荐为教材。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中国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文化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些变化？……我曾用“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生活批判”来表述我的学术关注。
对文化的一般性理解，我认为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一是作为具体艺术形式和产品的文化，例如，文学、舞台艺术、广播电视传媒等各种艺术形式都属于这个层面，这是一种狭义的文化理解。二是作为精神形态、观念形态的文化，主要是指价值观。也就是具体的艺术形态内在所包含的最深层的东西，这是比较重要的。换言之，就是社会主导性的价值观、社会心理，也就是社会的精神形态或者说文化软实力。第三个层面，我称之为“文化模式”。当人们谈到文化时，总是指那些文学艺术中的具体样态，但是真正的文化实际上不仅存在于这些艺术形式当中，而且更多的是体现在社会的经济运行、政治运行等领域，作为社会经济、政治各领域内在的制约力和驱动力，作为内在机理和图式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地凝结成的文化类型、文化样态、文化模式，等等。例如，那种完全“靠天吃饭”的传统自然经济的内在机理是一种经验文化模式，而精于计算和依托知识的现代经济的内在机理则是一种理性文化模式。文化模式带有整体和整合的特征，它把习俗、传统、民族性格、社会心理、价值、道德等各种文化要素和文化特质整合成一种内在相对一致的文化模式，构成一种影响和制约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行动和行动背后的力量，是沉淀在人们生活方式之中的稳定性特征。因此，我非常赞成儒学家梁漱溟先生的说法，“文化是人们的生活样法”。
田：您对文化理解的“三层面说”十分精辟。确实，从更高层面上讲，文化不应是政治、经济的附庸，而应是人的一种“生活样法”。文化是渗透到民族以及每个个体血液中的东西，并自发地影响着人们的各种活动而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文化模式不仅对个人，而且对民族、国家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衣：是的，这也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所表达的主要思想。本尼迪克特的贡献在于，在她看来，文化要素、文化特质、传统、习俗等形成一个首尾一贯的文化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展示国民内心深处的东西和社会运行内在的机理，并对这个国家在关键时刻的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比如，在《菊与刀》一书中，她用“菊”和“刀”两个极其相异的东西来表征日本文化的矛盾性，并得出一个结论：日本的文化是耻感文化。所谓耻感文化，就是说它没有一种固定不变的评价标准，不是自律的，而是他律的文化，人们衡量自己的行为是否得当首先在于是否丢面子。本尼迪克特的这一研究直接影响了二战后期美国政府对如何治理日本的战略决策。与日本的耻感文化相比，欧洲的理性文化则是罪感文化，这是一种自律的文化，具有大家都趋于认同的内在的评价标准。《圣经》告诉大家，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犯了原罪，那么无论是否有外在约束，人总是要自律。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德国政府及其国民一直对二战中德国法西斯的罪行进行忏悔，而日本政府及一些国民则总是试图为二战中日本法西斯的罪行狡辩。也就是说，不同的文化模式对于塑造民族性格甚至政府的决策都具有影响力。显然，文化是有力量的。
田：我十分赞同您的观点，日本文化充满着悖论。比如，在日常交往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到日本文化对“礼仪”高度关注，但在深层交往中又能深切感受到“不讲道理”。在日本人的意识深处，“失礼”是性质十分严重的问题，甚至超过了“理亏”。在他们看来，脑子笨是先天的，“不懂事理”似乎可以得到谅解，但绝不可以“失礼”，“失礼”便意味着失去做人的根本。或者可以说，日本的武士文化就是面子文化，也就是您所指称的耻感文化。
衣：你对日本人“礼”与“理”的认知分析十分细致、独到。其实，某种文化模式的产生，与其民族生活居住的地理环境存在着重要的关联，因此，对于一种包含着局限性和劣根性的文化模式的改造和重塑，需要假以时日和自觉的努力。我想，日本这种狭隘的文化模式的产生与其狭窄的岛国地理是紧密关联的。
田：是的。俗话说，一方水土育一方人。文化特征的形成深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比如，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是一个多山贫瘠、三面环海的半岛，这就决定了古希腊人的社会活动从一开始就与海洋密切相关，航海与商贸比较发达。与此相应，其原始氏族血缘关系也被破坏得较早和较为彻底，这一切造就了古希腊人一种外向型的民族性格，以及长于逻辑思辨，热衷于知识、权力和物质追求的文化传统。与此相反，中华民族的祖先生活于东亚大陆，一面临海，内陆则为广袤的平原沃土。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氏族社会的各种共同体几乎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宗族血缘关系渗透到了社会的最深层，成为维系人际的主要纽带。所有这些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内倾的性格、直悟式思维以及重视和谐的心理特征，并使中国古代文化与伦理道德紧紧地纠缠在一起。或者可以说，充满悖论的日本武士文化，是由岛国资源极端有限性和谋取地位无限扩张性之间的矛盾所衍生的怪胎。
衣：文化模式的产生，除了与其民族生存居住的地理环境紧密相连外，还与人们日常生活的样态高度相关。这使我联想到自己的另一个研究领域——日常生活批判。有人不解什么是日常生活批判，甚至提出疑问：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日常生计，你批判它干啥？我不是要批判日常生活，而是要分析日常生活内在孕育的文化图式，因为日常生活是文化模式产生的土壤。我一直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模式根基是在自在自发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形成的图式，这种图式影响了文化模式。农业文明往往是循环的，如放牛—挣钱—娶媳妇—生娃—放牛。这种文明给人一种重复性和经验性的模式、礼俗等，在这种农业文明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观念具有重要位置，所以儒家文化很少思考人同外部自然的关系，更多的是关注人伦，即人际关系和人情关系。这种经验的、人情的文化模式左右着人的行为方式，而且在深层次上影响到政治、经济、制度等各个方面的建构。而西方文明则从古希腊时期就开始关注理性，关注精神自由，思考人与外部自然的关系等，因此，自然科学和技术，以及经济理性化、社会契约化等较早地在西方的文化土壤中发展起来。
田：我同意您的说法。有些民族强调理性契约或者靠宗教维系，而中国传统文化则突出家的地位，家国同构，国就是家的放大，皇帝就是家长，一切都以家庭血缘、人情等级等来组织。“家本位”、“家宗教”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习惯用“家”的概念来定义事物，比如，将“国”称为“国家”，将“集体”称为“公家”，将“群体”称为“大家”，把优秀的管理者歌颂为“好当家”，反之，把一些蹩脚的管理者唾弃为“败家子”，这种“家”的观念几乎渗透到每个国民的血脉之中。显然，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最主要方面。我认为，从本质上讲，西方文化是一种崇尚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文化，是一种注重追求自我价值的“智性”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一种崇尚人文精神、伦理道德、中庸和谐关系的“理性”文化，是一种强调集体主义、克己复礼的“德性”文化。
衣：在这里，我想做必要的说明，我们分析和比较文化模式的差异，并不是要比较各种文明模式的好坏。不同的文明模式拥有各自的特点，其对社会运行和人之存在的影响是多重的，而且同一种文化模式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于个体和社会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例如，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经验的和人情的图式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具有特殊的凝聚力，对于一个文明的连续传承和社会的包容、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这种文化模式则可能具有拒斥改革、压抑个性与创新、偏重模仿与守旧的消极作用。同理，发达的理性文化模式的社会影响也具有多重性，既具有推动社会高速度和高效率发展的积极作用，也有可能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冷漠，甚至无限量地加大战争的威胁和破坏作用。总之，通过对各自特点的分析和比较，我们的目的是把握文明模式对于各自社会的生存方式、社会制度、民族性格的重要的影响。因此，在从事或评价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是不能简单用优劣来评价的。
二、理性文化与文化软实力建设
田：确实，不同文明模式之间存在着客观差异，这种差异并不意味好坏、优劣之分，他们彼此之间既可能是彼此冲突的，也可以是相辅相成的。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道德理性正是西方世界开始进入后现代化社会所迫切需要的；而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技术、创新精神也正是中国由落后的农业经济迈向工业经济、知识经济所极为需要的。实际上，科学技术与工具理性、人文精神与道德理性本应当是完美文化中紧密融合的两个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现在很难有哪种文化能够遗世独立，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冲突将不可避免，并日益激烈，最终，文化融合将成为一种历史必然。
衣：你说的是一种理想的愿景，问题在于这种文化融合是以何种尺度与方式进行的。
田：我认为，现实中这种文化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的理性文明为核心和主导的。不仅如此，西方的理性文明在今天更多地体现为以工具理性为核心，而工具理性又进一步走向了功利主义，这极大地影响了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建构。
衣：西方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理性文化。在西方文化的诞生地古希腊，理性科学就是哲学，最初的哲学家也都是科学家。概括起来，古希腊理性文化精神就是相信世界是一个合乎理性的一个结构，人是理性的存在。人可以用自己的理智去把握世界的结构，这就是科学为什么在理性文化的土壤中产生。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时候的科学是非功利的，古希腊的科学是思辨的、沉思的，思考的其实是世界的本原与人生的意义，具有强烈的形而上色彩。这与今天的科学是不一样的。今天的科学和技术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强烈的实证和功利特征，其目的总是想征服某样东西，或总想得到某种物化的结果。那么，理性文化缘何发生了这样的转变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在很多文章中探讨过，这里就不说了。正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20世纪其实在检验着西方的理性文明，验证它的优点和局限性。优点就在于这种理性文化精神和现代的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实际推动了现代科学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而缺点则在于工具理性的价值观念与衡量标准的泛化，这是理性文化的问题所在。
田：对此我深有同感。今天我们在尽情享有现代性成就的同时，也深切感受到工具理性超出其疆界的负面影响。我时常思考这样的问题：科学技术进步的目标是什么，它与人的幸福及全面发展是何种关系？等等。科学的进展与人类的幸福指数显然并不是成正比的。科学技术使人从宗教神权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了，然而，现代人似乎却变得更加浮躁不安。于是，我的内心极其自然地萌生了这样的疑问：是科学本身出现了问题，还是我们对待科学的态度与方法出现了问题？答案其实是显然的。我认为，以功利的态度和定量的方法对待科学、教育、艺术、管理等，不仅使人文精神日渐消隐，而且导致功利主义盛行。
衣：显然，对此你进行过深入的思考。文化的精神内涵是不能完全被物化的，或者说不能用工具理性的方式衡量。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缺少有效的价值制约和制度制约，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容易在偏离人的价值和人的意义的轨道上失控地、自律地发展，因此，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对待和应用科学技术。以科学技术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性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十分深刻，直接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改变了现代的生存方式从而对传统的文化模式产生了有力的冲击。确实，在现代性的作用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改变，这种疏离或分离，必然伴随着社会心理与人的精神世界的变化而存在。
田：是的。比如说，人与自然的疏离表现为人类更多地看到自然的使用价值，迅猛发展的现代性，使主体的生存环境越来越远离自然，人几乎沉浸在自身创造物之中，甚至连水(自来水)、空气(受到污染的大气)等也被烙上了自身的印记，人类与自然的亲缘联系渐行渐远。再者，人的精神领域表现为无限夸大和膨胀的主体意识(上帝死了，人无所不能)在遭遇经验世界无法解释种种问题时的无奈与困惑。另一方面，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新的价值观念尚未植根于人的内心，而本土性文化传统又已经被破坏甚至是抛弃，人们的价值观与精神世界处于真空和虚无状态。
衣：确实，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经由文艺复兴和文化启蒙，得以解放的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力量促进了近代欧洲文明和西方文明的诞生、发展，乃至于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主宰。时至今日，西方人在充分享用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已深切感受到现代性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并致力于改进和规正。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这无疑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战略，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现代性所带来的利好。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只有有效规避现代性的消极影响，才可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如何才能克服现代性的负面影响呢？我认为，这不仅是我们人文学者应面对的社会责任，同时也应该是各个学科应该思考的问题。特别重要的是，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们建设文化强国中必须首先解决的重大问题，这是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时代文化自觉的题中应有之义。具体说来，目前全社会普遍关注的比较严重的社会道德和价值问题，实际上不是一般的思想教育和道德呼吁的问题，其深层问题在于，我们已经全面开启了现代市场经济，极大地促进了现代性的生成，但是，还没有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行之有效的价值制约。
田：是啊，这是一个很令人头疼的问题。目前全社会的道德水准和价值状况的确令人担忧，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再深入探讨一下。
衣：这是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因为通常，正是这种社会普遍的价值感召力、国民形象的亲和力以及制度的吸引力和社会的创造力等，共同构成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目前，我们断言在文化软实力上存在着“西强我弱”的问题，并非说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形成有影响的文化软实力，而是说，曾经让全世界瞩目的传统中国文化无法直接来应对市场经济的文化挑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可以稍加展开来说。具体说来，市场经济与自然经济在运行机制和内在文化机理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快速流动不断增值的资本、日益创新的技术，以及把二者紧密结合与配置的市场机制是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根本动力，其中，“资本的逻辑”是市场经济得以高效运行的动力机制。众所周知，资本的本性就是要不断逐利和增值，不断加速流动，这是没有问题的。在现代社会，任何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如果不善于运用资本和市场的机制，都无法获得快速的发展，或者说，无法在资本的运动和市场经济之外获得发展的空间。因此，当我们进行现代性反思和技术理性批判时，不是说要限制市场经济逐利，不是说不让资本增值，而是如何在积极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利用资本的力量推动社会发展的前提下批判和抑制资本的逻辑所造成的各种不平等、不人道的消极后果，形成一种健康的文化价值和道德约束，防止人格物化、异化，防止不健康的消费、货币拜物教、社会冷漠等消极现象。其中，最核心的是企业文化和商业伦理，现代社会的价值是建立在健康的商业伦理基础上的，首先要诚信，企业和商家可以逐利，甚至自私，但决不允许损人害人，必须以产品的质量和数量保证消费者的权益，体现对生命的尊重；其次生态责任，允许可持续地、科学地运用资源而盈利，但必须坚决杜绝资源的掠夺和破坏。特别要说明的一点，通过健康的商业伦理来构建对市场经济的价值约束，并非是一般的思想教育问题，而是需要各级政府和社会各个方面，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媒体和舆论手段多措并举，对企业和商家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不道德行为实施“零容忍”的约束。只有在这种基础上，社会公德才能建立起来，才可能走向健康。而这正是我们的制度优势所在，我们必须有效地解决既积极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又形成对资本的逻辑和市场机制的制度约束、法律约束、价值约束和道德约束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否则的话，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反复强调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三、文化建设与大学使命
田：衣老师深深的隐忧中，已经彰显出一名人文学者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我也深有同感。在错综复杂的社会转型期，党和政府也彰显出空前的忧患意识和高度的文化自觉。最近，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文化为主题，我想，这次大会的召开是我们人文社会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机遇。
衣：文化建设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同于经济建设。回眸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习惯地沿用或套用经济建设的思路、路径和方法来从事文化建设，并常常把文化作为经济建设的附属，这也是现代性对人们思维的影响。
田：对此，我的看法可能更为悲观。在当代，市场原则已经贯穿到文化领域，工具理性已经渗透到人们的行为方式之中，工程技术思维模式逐步固化而成为决策者和管理者的心理定势和行为习惯。在我看来，“文化强国”应该是“文化强盛的国家”，而不是单纯指文化转变为生产力。
衣：当然，文化强国如果仅从经济的角度理解，就太狭隘了。我想这里还应该包括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民幸福感的增强、精神生活的丰富、社会秩序的公正安定等很多方面。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在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应该避免急功近利的心理与工具理性的衡量原则。
田：事实上，在以往的文化建设过程中，重理轻文的工程技术思维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的，而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无疑是对以往文化建设的纠偏。另外，现在讲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文化建设应当是循序渐进的，它强调内容的感染和氛围的熏陶，我主张采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路径和方法，而不能仅靠运用“运动式”的方式进行文化建设。
衣：你的观点很尖锐！我当然明白你忧虑之所系。在我们当今的时代，人文精神的失落与道德的失范已经成为主要的社会问题，功利主义与工具理性的结合几乎成为社会的主流，并且蔓延到方方面面。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我们正处在“诸神远逝”的时刻，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这句话也很恰当地描述了我们当今的时代状态，人们在市场经济的氛围中缺乏对神性和崇高的尊崇。但是，我认为，这样的时刻恰好是人文精神显示其力量的时候。我相信，沉迷于消费社会之洪流中的世人，总有一天会意识到“思想使人高贵而伟大”。除了前面我们谈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通过制度约束、伦理约束和价值约束来扶正社会的道德和价值外，还需要在深层次上通过我们的教育，特别是现代人文教育，来发挥先进文化潜移默化和润物无声的“文化天下”功能。因为人之为人，首先在于人的精神生活，正如帕斯卡尔《思想录》中关于人作为“能思想的苇草”既脆弱又伟大的断言：人脆弱如芦苇，却高贵而伟大，因为他知道生与死，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而这个目标就是我们人文学者的使命，也是大学教育的理想境界。
田：我们之所以忧虑是因为期待至深。我很欣慰地看到，不仅人文学者意识到了我们时代精神的困境，政府也在作出这一方面的努力，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对于文化作用的强调为文化的繁荣营造了很好的环境。确实，文化是无形的，但其力量和作用却是巨大而深远的。我想说的是，(曾经)作为一名大学校长，你是如何认识大学的功能的？
衣：我国教育理论界一般强调，大学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应该说，这样的概括并没有错，它涵盖了大学教育的几项主要任务。但是，从学理上讲，还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从逻辑上看，这三项功能似乎不是同一层次的、并列的要素。因为无论是培养高素质人才，还是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都是大学服务社会的主要方式。如果将社会服务作为单一的大学功能，那么是否隐含着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没有服务社会的导向呢？其次，从内涵上看，这三项功能的概括本身就具有“工具化”、“表面化”的特征，并没有概括大学功能的深层的本质的内涵。
那么，大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大学的本质就在于文化——在于文化的传承、文化的启蒙、文化的自觉、文化的创新。因为脱离了文化传承、文化启蒙、文化创新等大学的本质性功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会成为给定知识和技能简单传递的工具化活动。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除了强调上述三大功能，也把“文化传承和创新”放到一种新的历史高度来阐释。
田：我完全赞同衣老师的观点。目前，学界也正在热议“四功能说”，将文化传承与创新作为大学的第四种功能，显然这也不足够。文化传承与创新应该内化于其他三种功能之中，并且更为根本。除此以外，我认为，文化具有开放性和保守性两大特征。文化的开放性特征要求大学必须走出校园，服务社会，在服务社会中进一步创新和发展文化；而文化的保守性特征则要求大学必须坚守“精神家园”，在这种坚守中传承文化，使学生获得文化的启蒙和文化的自觉。确实，大学可以没有“物理围墙”，但不可没有“精神围墙”，大学必须小心呵护着与社会的距离。
衣：我曾经讲过文化的功能之一在于“守望”——守望人类的精神家园。我记得塞林格的一部小说，叫《麦田里的守望者》。他有一句名言：“我只想当一名麦田的守望者。”这句话一直触动我心灵深处的敏感之乡。我曾经做过十年的大学校长，一直以来我也首先把自己定位于学者，然后才是其他的社会角色，我认为一个具有社会良知的学者与大学校长的使命就是“守望”，守望能够给予我们的心灵以滋养的精神之乡。学者或者学生仅仅具有丰富的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人文的关怀和社会担当，这就是文化天下。
田：您的话让我很感动！我此时不禁想起了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一句名言：人，因为持守而变得更加美丽！另外，我想，文化的功能除了“守望”外，可能还有“引领”作用。这种引领是对传统精华的执著坚守，是对现实不足的无情批判，也是对美好未来的理想而不失理性的美好憧憬。换句话说，这种引领意味着超越现实存在，也意味着守望精神家园。
衣：确实，文化的功能在于“守望”和“引领”。在我的诸多社会角色中，大学老师、大学校长应该是我最热爱、最钟情的。一直以来，我从未间断过对于大学本质的思考。2007年，当我卸任大学校长的时候，感触颇多，于是把我这些年对于教育理念、文化理念的理解编了一本书《大学使命与文化启蒙》。这里，我想很感性地描述一下大学的本质，我认为是“三个神圣”。第一，大学是神圣的。教育是最神圣的阳光事业，是导引人类告别洪荒、走出蒙昧的理性之光，如果没有教育，没有启蒙，人类还将在物我不分的漫漫长夜中沉默不语。大学是人类社会的火车头，它承载着引领社会发展、文化传播的重任，用智慧的火种不断照亮人类前行的道路。第二，教师是神圣的。“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我认为这句话是对的，教师的形象应该与崇高相连。我们无法想象没有教育的日子，更无法想象没有教师的教育。没有教师，何谈学校与教育，教师不仅“授业”，更重要的是“传道”与“解惑”。他代表的是良知与脊梁。第三，大学校长在我心目中是神圣的。因为他是引领者与守望者，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是一个忠诚的“麦田的守望者”。如同塞林格所描述的，“面对着在麦田里四处奔跑的可爱的孩子们，我必须紧紧地站在悬崖峭壁的边缘，防止任何一个孩子掉下悬崖去，这并不是限制孩子的自由”，要做到这一点真的很不容易。我深知呵护这些孩子们的最好的办法，不仅是提供给他们丰富的知识，还必须有人文的关怀和心灵的滋养。
田：您用诗一样的话语来描述大学的本质、教育的神圣，我能理解和感受到您对于大学教育的那份深情！因为，在我内心深处也拥有同样的认知：大学校长不是一个具体的岗位，也不是谋生的一种手段，更不是一个了不起的官位，而是一项神圣事业和责任担当。
衣：谢谢你的理解。大学与教育总是能激起我内心的热情。2002年，我在黑龙江大学设立了一个文化阳光讲坛，我写了十六个字作为阳光讲坛的教育真谛：“激活思想，放飞学习，张扬个性，幻想生命。”当时我坚定地认为大学的本质在于文化：文化的传承、文化的养成、文化的自觉、文化的创新。一句话，大学的使命就在于文化启蒙，这是我一直的观念。因此，我从来不讲校园文化，而是说文化校园。我主张把大学建成一个全方位育人的文化校园，把大学的课上课下，大学的历史和现实，大学的一草一木，大学的每一景观、每一机制，教师的一言一行，都要渗透浓厚的人文教育，都要培养学生的诚信、仁爱、自律、责任等现代人文气息，都要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积极创新、独立思考的自由本质。大学如果离开了人文精神，我们真的很难理解文化。记得美国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坚”，就是体现这个意思。我们从事教育，只有超越工具化、功利化的培养模式，才能够回归大学文化的本质，这才是社会的希望之所在、人的幸福之所系。
田：我十分赞同您的观点。“校园文化”与“文化校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两年前，我就曾建议把相关文件中“校园文化建设”改成了“文化校园建设”。确实，文化是什么？我们很难给以十分权威的定义，但我们可以讨论和评价现实生活中“什么是文化”，甚至可以批评“什么是文化缺失”，或“什么没有文化”。在文化校园建设过程中，将文化狭隘、简单地理解成学生的文体娱乐活动，显然是文化的缺失。如何加强大学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建设，我认为任重而道远。如果大学堕落成为社会的“技术服务站”和“员工加工厂”，这不仅是大学的黄昏，也是人类精神的日落。
衣：是的。我认为，在当代，理解文化功能与进行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人文素养、人文情怀和人文精神的培养。
田：能有这样的机会与您交谈，我受益匪浅，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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