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城镇化现状的剖析——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镇化论文,人口普查论文,现状论文,我国人口论文,数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目的
我国城镇人口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多年以来出生水平远低于农村人口，而人口预期寿命则相对较高。本来这种情况应当导致城镇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更高，进入人口负增长更早。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我国城镇人口实际增长要比农村快得多，而且城乡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也一直是倒挂的，即城镇老年人口比例低于农村，并且这种倒挂的差异幅度还越拉越大。其背后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迁移流动的城镇化进程极为活跃。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转移，大量年轻劳动力和各种人才向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心的大城市集中。于是，人口流迁的调节作用满足了城镇地区发展的人力需求，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镇的人口老龄化。
比如，上海市就是生育率下降最早、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之一。近年来媒体不断报道说，上海生育水平已降至“极限中的极限”(《解放日报》，2008)，户籍人口连续10多年保持负增长，户籍人口的老年人口比例比全国高1倍，接近日本、瑞典等世界人口老龄化最高水平(顾金华，2009)。另一方面，上海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却反映上海市常住人口一直保持着正增长。
其实，上述不同表述中采用了不同口径，强调了上海人口发展的不同侧面。反映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的报道均采用了户籍人口口径，而统计公报反映的人口正增长则用的是常住人口口径。更细致的数据分析还揭示出，在上海的年轻劳动力中有一半是外来人口，表明上海的发展已经高度依赖年轻外来人口输入，并因而提出了在长期低生育水平条件下我国城镇化模式是否可持续的问题(郭志刚、李丁，2010)。
实际上，与此问题相关的还有更广泛的理论和现实的争论，比如“刘易斯拐点”到了没有，“人口红利窗口”是否已经关闭，农村劳动力源泉是否枯竭，等等(王丰，2007；白南生，2009；蔡昉，2010，2011；侯东民，2011；翟振武、杨凡，2011)。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刚一公布，不少研究就发现，生育水平极低，人口的少子化和老龄化的程度远远超出以往的预期(郭志刚，2011；朱勤，2012)。根据《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公布的结果，全国、城镇和农村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18、0.98和1.44。对六普生育数据的分析还发现，不仅城镇地区还在延续多年来的极低生育率，而且低生育率还在农村地区迅速蔓延发展。农村近年来婚育推迟极为显著，这种情况大幅度地降低了农村的生育率(郭志刚，2013)。
这种情况是否预示着一种前景，即未来劳动力资源将呈现总体短缺，并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本研究计划通过对城乡人口现状的具体剖析来反映以往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的情况，展示这一过程对城乡人口年龄结构现状的影响，并进而探讨以前的人口城镇化模式是否可持续这个全局性的问题。
二、研究数据与方法
为了探讨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分析一下城镇地区的常住人口年龄结构，特别是看一看现在城镇常住人口中到底有多少是外来人口，便能理解这些地方以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外部人力资源投入的依赖程度。尤其是特大城市，在我国人口转变和社会经济发展中一直处于先导地位，它们的情况可以预示全国城镇地区的前景。然后，还应该分析一下作为劳动力输出源泉的农村地区的人口结构，看一看它们以往的劳动力输出究竟产生了多大影响，并且从人口发展趋势上看一看以往这种劳动力转移是否还能长期持续。
本文的分析将涉及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这两种不同的人口口径。改革开放以前，人口流动的情况很少，本地常住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之间并无太大差别，所以政府部门公布的人口自然变动统计往往都是以户籍人口作为统计口径，也就是说其中不含外来人口的影响。然而改革开放以后，人口流动越来越多，即在不改变原来户籍的情况下长期在外地工作和生活，于是流入地的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间的差别就越来越大。后来，各地政府公布的人口统计随之增加了常住人口的统计口径，因为常住人口的统计更适用于本地的社会经济规划。比如，对上海而言，其常住人口中既包含原来就居住本地的户籍人口，也包含大量在本地已经居住较长时间的外来人口。然而，对于人口净流出的农村地区来言，常住人口数则会小于其户籍人口数。所以，户籍人口更多体现了流动前的情况，而常住人口则更多反映了当前的实际情况。
这个研究将应用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最新数据。对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需要做两点说明。第一，为了避免人口漏报，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时采用“两头登”的方法，即六普确定的调查对象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所有在本户的现有人口，二是所有户口在本户的人口，即实现了“见人就登”和“见户口信息就登”。这种“两头登”的登记方式收集到的人口本来是有重复登记的。但是，六普登记完成后进行了统一处理，根据普查登记到的每个登记人口的有关数据来判定登记人口是否属于常住人口，这种统一数据处理已经删除了那些重复登记。所以，六普公布数据和分析样本仍然采用的是以前人口普查通用的常住人口口径。第二，本文用六普1‰样本数据把城镇人口划分为本地户籍和外来人口两类进行分析。但这种划分并不是简单依据每个人记录的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是否一致，因为市辖区内还存在一部分本市内人户分离的人口。本研究采用国家统计局的标准程序识别出那些本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在分析中将其作为本地户籍人口对待。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本文的分析思路。首先，分析京津沪这三个吸纳了大量外来人口的直辖市的人口现状，它们是城镇的典型案例。然后再将分析扩大到全国城镇的人口现状。
与京津沪常住人口的构成分析不同，由于全国城镇涉及的地域范围非常广大，需要特别关注一点，即各地城镇的有些外来人口实际上来自于别的城镇，并非本文最关注的那些真正从农村流入城镇的人口。所以，在城镇常住人口分析中需要专门设立一个类别将他们识别和单列出来。为了方便数据处理，我们根据2010年普查样本中的变量“户口性质”(问项R11)的应答结果来做这种划分。最后形成三类不同情况，第一种类别为城镇的本地户籍常住人口。在六普样本数据分析中发现，其实就是在所谓的城镇本地人口中，既包括本市非农业户籍人口，也包括大量的本市农业户籍人口。所以，本文中的城镇本地户籍居民中，比如前面分析的京津沪三大城市，都包括了很多本市内部的农转非劳动力转移，他们并没有在本文分析中被作为本市外来人口或农业转移劳动力来看待。第二种类别是外地流入人口中的非农业户籍人口，他们代表的是原有各城镇人口间的内部调剂。第三种类别则是城镇中从外地流入城镇地区的农业户籍人口。此外，实际上多年来还会有一部分原本从农村进入城镇的人口已经取得城镇非农户籍，而六普数据不能提供这一方面的信息。所以，本文对农村转移至城镇的人口数量其实只是现在可以识别并加以统计的数量，而不是实际发生的转移总数。
最后，本文将全国城乡各自的人口年龄状况进行对比，从全局角度来展示和总结全国人口城镇化现状的全貌，从人口格局角度来分析和推论未来的发展趋势。
三、2010年京津沪三大直辖市人口状况
以前的研究已经发现，2005年上海市常住人口中包含着大量外来劳动力，这体现出上海对外来劳动力的依赖，而且这种状况正在影响上海人生活的许多方面。其实，发生在上海的这些变化在全国的大城市中也普遍存在，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并且，大城市这种对外来人口的高度依赖已经存在了很多年，而且还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持续下去。
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最新数据可以反映出这种共性。本研究先选择了北京、天津、上海这三个中央直辖市来进行分析。重庆虽然也是中央直辖市，但它成为直辖市的时间较晚，许多人口特征与京津沪存在明显区别，因此这里并未将它列入分析。
长期以来，京津沪三市的生育率之低在全国名列前茅。图1展示了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京津沪三市的年龄别生育率曲线及总和生育率，总体上它们都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北京在30-34岁年龄组的生育率略高于全国水平，这是因为北京的年龄别生育率曲线比较特别，晚婚晚育非常突出。它的曲线在30岁以前甚至显著低于上海和天津，所以在30-34岁时，其他地方生育率高峰已过，而北京这个年龄组的生育率反而还略有提高。而从总和生育率这个综合生育水平指标来看，北京只有0.707，是这三个直辖市的最低者。
数据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12，《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电子版光盘)。
图1 2010年全国与京津沪的生育率比较
长期的低生育水平自然会导致年龄结构发生变化。表1提供了京津沪简略的年龄结构指标与全国水平的比较。这三大城市的少儿人口比例都极为显著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它们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却显著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显然是因为受到大量年轻人口迁入流入的影响。至于这三大城市的老年人口比例，有的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有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原因除了这三大城市在出生水平上的差别以外，在吸收迁入流入人口数量方面也有差别。
图2提供了更详细的年龄结构曲线比较。其中可以反映出，京津沪三大城市虽然出生水平很低，却都明显得益于对外部迁入流入人口的吸纳，借此解决了本地劳动力的不足，并缓解了人口老龄化程度。比如，图2中全国人口年龄结构比例在25-34岁年龄段有显著下凹。要是京津沪人口仅按出生和死亡发生自然人口变化，那么较早的出生率下降应该使这个年龄段人口比例比全国下凹得更甚。但是，实际上京津沪该年龄段的人口比例则不仅一点没有下凹，反而表现为显著凸起。这种迹象反映出，京津沪这三大城市依据其社会经济优势吸纳了全国其他城镇和农村的年轻劳动力，保证了社会经济发展运行的必要人口条件。
数据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12，《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电子版光盘)。
图2 2010年全国与京津沪的年龄别人口比例
图3展示了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1‰样本数据汇总的北京、天津和上海这三个中央直辖市的常住人口按户籍人口或外来人口划分的人口年龄金字塔，它提供了这三大城市吸纳年轻外来人口的直接证据。我们看到，以前的研究对2005年上海人口金字塔归纳的那些特点在2010年六普数据的三大城市人口金字塔中也有充分体现。
注：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1‰样本数据计算。
图3 2010年京津沪三大城市常住人口金字塔
2010年时京津沪人口的50岁以上人口部分还具有金字塔的三角形状，而且各年龄组中虽然有一些外来常住人口，但所占比例很少。有理由相信，原来曾经流入京津沪的外来劳动力会更多，但是由于他们年龄日渐增大且无法解决户口问题，又离开了这些大城市。
在20-45岁的青壮年劳动年龄人口构成了人口金字塔中部非常粗壮的部分。无论男女，外来人口都约占一半，甚至更多。也就是说，外来人口已经承担着支撑京津沪社会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如果只看户籍人口部分，则可以看到这一代人口规模比老一代显著缩小了。而本地户籍人口规模的缩减已经完全由外来劳动力补充了。并且，越年轻的年龄组外来人口越多，总人口规模也就越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维持大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劳动力的刚性需求。当然，这三大城市也是全国高等教育中心，因而其中也包括了相当数量的大学生和研究生。
与青壮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组规模相比，京津沪中的20岁以下的人口规模呈现出巨大的凹陷。要是仅看少儿人口中的户籍人口规模，几乎就是其上一代人的规模折半，带有独生子女政策的明显印记。而这个年龄段外来人口还相对较少，其中有一些是上一代外来人口在京津沪生育的，也有一些是从外地转移来的。总之，从京津沪人口结构中少儿人口规模急骤收缩中可以预知，这三大城市在未来20年中仍然需要不断从外地输入大批年轻劳动力来维持其发展。
这幅图景反映出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京津沪长期持续的极低生育率对其户籍人口的年龄结构影响重大，而这种剧烈的代际人口结构变化没有可持续性。第二，这些大城市多年来的发展非常依赖于大量吸纳外来劳动力人口，并且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中，这种需求仍然是刚性的。第三，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还会强化这种需求，但只能解决宏观社会运行问题，不能对微观家庭问题施以援手。第四，外来劳动力对大城市经济发展和养老保障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们在当地的融合还存在一系列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外来劳动人口也会陆续进入老龄，那么就出现了当地政府是否愿意以及采取什么方式打破户籍藩篱，对这些外来人口给予同等对待的问题。还有，他们在老家留守的老年父母和未成年子女的问题能否得到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稳定现有外来人口的“军心”，而且对今后吸纳外来人口有重要示范作用。再有，这些大城市中年轻人口中的一半为外来人口，社会生态的这种变化使择偶、结婚、生育子女都会涉及“异地户籍”问题。
四、全国城乡人口的变化
京津沪的人口状况启示我们，全国其他大城市乃至全国城镇也会存在类似的大量吸纳外来劳动力的情况，所以这是当前历史阶段中一种梯次化的普遍人口现象。本节的研究除了剖析城镇吸纳外来劳动力的情况外，还要关注在多年低生育率条件下作为劳动力输出最大源泉的农村人口的状况。
图4展示了2010年全国城镇的常住人口金字塔，其中划分了三种类别：本地户籍人口、非农户籍外来人口、农业户籍外来人口。先从全国城镇的本地户籍人口部分来看，虽然没有三大城市那样的代际人口规模打对折的情况，但人口比例在40岁以下各年龄组日益缩减的情况也明显可见。再看外地流入的非农户籍人口部分，其总体数量并不多，并且集中在青壮年劳动年龄段，反映出各地城镇非农户籍人口(即原城镇人口)内部的调剂与梯次流动。而图4中的外来农业户籍人口部分显示出，在3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城镇已经从外地农村吸纳了数量巨大的青壮年劳动力，从而解决了城镇发展中自身劳动力供应不足的缺口问题。可见，全国城镇与京津沪的情况大同小异，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实也相当依赖于农村年轻劳动力的转移。然而，全国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显然弱于京津沪那样的大城市，现有劳动年龄人口中各年龄组数量不仅没有依次增大，甚至不能保证维持一定数量水平大致不变。青壮劳动力各年龄组总人数在25-35岁之间反映出较大的凹陷特点。后面的分析中将能够看到，城镇青壮年年龄段的这种状况其实是由于农村现有人口的年龄结构决定的，这折射出多年大量抽取农村劳动力的过程已经导致农村人口资源出现匮乏的迹象，不再能保证无限的输出供给。
注：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1‰样本数据计算。
图4 2010年全国城镇常住人口金字塔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我国的城镇人口比重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1982年)的20.9%提高到49.7%。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是现代化的反映，但是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我国人口城镇化导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居然体现为农村遥遥领先于城镇(杜鹏，1994；王涤、顾宝昌，2005)。本文则更关注另一个重要问题，即以往20年的低生育水平对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有多大？以往30年中国经济腾飞所借助的农村劳动力源泉在未来还能持续多久？
先从全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来看。表2提供了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中分城乡的人口年龄结构比例。早在1990年，城镇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过程就已经使农村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8.73%)高于城镇(8.15%)，在2000年时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超过城镇1.2个百分点，到2010年时城乡这种“倒挂”差距又进一步扩大到3.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城镇人口生得少在以前并没有影响城镇经济发展，城镇的劳动力需求随着农村年轻人口源源不断地进入城镇得到了补充。在出生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劳动力大量流出本应相对提高少儿比例。然而，尽管以往农村的劳动力大量流出，2010年农村人口的少儿比例仍然从1990年的近30%迅速下降到不足20%，已经低于1990年城镇人口的少儿比例。2010年城镇人口的少儿比例则仅为14%，这个水平可以在《2012年世界人口数据表》(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2012)中名列前茅，仅仅比人口少子化最严重的日本(13%)略高一点，而中国全国的少儿比例则与韩国(16%)相差无几。并且我们还发现，城乡少儿比例的差距正在缩小，从1990年的7个百分点缩小到了2010年的5个百分点，表明城乡人口少子化水平正在趋同。这启示我们，以后大规模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模式肯定难以为继，这将成为一个新的全局性重大问题。
表2的统计还表明，农村虽然出生水平一直高于城镇，但是由于城镇选择性吸纳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所以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1990年时就已经远低于城镇。这第二种“倒挂”的差距幅度在1990年到2010年期间大体一直维持在8个百分点左右。要是从人口总抚养比这个指标来看，城乡以往20年来的变化趋势都与全国一致，处于显著的下降之中。农村虽然作为补充城镇新增劳动力需求的源泉，但是其总抚养比多年来一直显著高于城镇。这种乡→城劳动力转移模式以前之所以能成功运转，以及全国及分城乡的总抚养比之所以一直在下降，其实得益于从前的全国人口年龄结构特点，因为1950-1990年这40年中的大规模出生队列在2010年正好全部进入了劳动年龄。也就是说，以往30年经济高速发展确实借力于人口结构红利，而且表现为充分调动了农村的劳动力资源，使其从过剩状态转化为现实的劳动生产力。但是，这40个大规模出生队列在今后的40年中又会陆续进入老龄，所以人口老龄化来势汹汹。现在的少儿人口实际上是未来15年的劳动力后备军。然而以往多年生育率过低，人口少子化发展过快过重，因此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必将使从前的人口红利情况完全改观。
2010年时我国总体城镇人口比重是49.7%，但是划分年龄后的统计结果则存在比较显著的差异。图5是根据《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数据计算的全国年龄别城镇人口比重曲线。计算时先将各年龄的城市人口和镇人口加总为城镇人口，然后再计算出年龄别的城镇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重。图5中显示，城镇人口比重只是在40-55岁之间处于全国总水平附近；在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中都在45%以下，远低于全国总水平。18-37岁年龄组的城镇化比重最高，都在55%以上，显著高于全国总水平。可见，这条年龄别城镇比重曲线清楚地展示了以前人口城镇化过程中鲜明的年龄选择性。
然而，2010年少儿人口城镇化比重尚低并不代表未来农村还有很多人力资源可以继续供给城镇，因为要满足城镇未来的人力需求，只看城镇化比重这个相对数不行，还必须要看农村少儿人口的绝对数量的大小，并进行代际和城乡不同角度的比较。图6同时显示了两个人口金字塔，分别是2010年城镇和农村的年龄别人口数的人口金字塔，采用人口绝对数为坐标，以方便直接比较各年龄组中城乡人口的数量。其中，城镇人口用阴影图形表示，而农村人口则以空框图形表示。
数据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2012，《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电子版光盘)。
图5 2010年全国年龄别城镇人口比重
图6显示，在15-49岁，城镇人口数显著高于农村。尤其是在20-39岁，城镇人口数大约比农村人口数多出30%，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6.7%。如上所述，这是年龄选择性的乡→城劳动力转移的结果。
注：(1)数据来源为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12，《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电子版光盘)。(2)本图横轴是绝对人数，单位为千万人，以便比较年龄别的城乡人口数差距。
图6 2010年全国城乡年龄组人口绝对数的比较
由于农村青壮年大量流出，留守农村的老年人口和少儿人口形成了相对的“两头沉”，表现为图6中上端和下端的农村人数都显著大于城镇。所以，农村不仅有年龄结构比例相对数上的“两头沉”，导致其总抚养比显著高于城镇，而且在负担的绝对数量上，农村的老年人口和少儿人口也都显著大于城镇的相应人数，更像是一个巨大的养老院加托儿所。所以，不能从农村人口还占全国人口一半这个笼统数据就简单地认为人口红利还有余地。
概括地说，一是全国多数年轻劳动力分布及育龄妇女已经身居城镇；二是农村人口负担无论是在相对指标还是在绝对数量上都超过了城镇。这两个新的人口特征对于国家社会经济运行和人口再生产的方方面面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本文还非常关注少儿人口年龄组规模与劳动年龄人口年龄组规模的相对关系。少儿人口是未来两种再生产的后备军，这种相对规模比例可以启示未来的发展前景。图6显示，当前农村少儿人口比劳动年龄人口在平均年龄组规模上略有收缩，但“大体相当”。然而图6中的农村常住人口是大量劳动力转出后的现状，所以这个“大体相当”就已经预示着以前那种大规模转移模式难以为继，否则农村将很难支撑自身的社会经济运行和更沉重的养老负担。另一方面，城镇人口金字塔中少儿部分相比劳动年龄人口存在着巨大的数量凹陷，预示城镇未来还必须吸纳大量外来劳动力来维持社会经济正常运行。可以预见，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将会很尖锐，如果不采取各种对策及早对此加以化解，全面的劳动力供应短缺势必引发许多问题和矛盾，对此必须要有清醒和充分的认识。
总之，从全国人口格局来看，城镇今后再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来满足自己发展的需要并将很多问题遗留在农村。今后，除了通过城乡一盘棋的改革和发展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健全养老保障体系外，还应当尽快将生育率适度提高到更替水平，应对未来40年的人口迅猛老龄化，为中国长期的稳定发展奠定一个较好的人口条件。
我国城镇地区长期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其户籍人口年龄结构十分畸形和脆弱。城镇的发展，实际上依赖源源不断地吸收农村年轻劳动力来支撑起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同时也大大地缓解了城镇人口的老龄化问题。另一方面，劳动力转移过程极大地改变了农村人口结构，很多本应在城镇更为突出的问题，由于城乡人口流动的调节，实际上反而更突出地反映在农村，比如农村人口老龄化更严重、人口总抚养比更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三农”问题的解决，导致城乡又产生了新的差别。
以往的城镇化模式反映出城镇“自我发展”的倾向。实际上，本文图示的乡→城劳动力转移量小于以往实际发生量，因为其中的一部分农村人口、特别是老年人口，已经因为年老、不能市民化和其他实际问题而退返农村。由于数据所限，本文未能分解出实际过程的这一侧面。如果城镇化和劳动力转移的模式不变，可以预期，未来这个部分的数量只会越来越大，使农村老龄化更为加剧。同时，以往这种城镇化模式中，城镇对外来劳动力“只用不养，用完就甩”的状况也会引发越来越严重的社会不公正感，同样会影响城市和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更重要的是，本文分析结果表明，由于长期生育率过低，全国及城乡的人口少子化问题都非常突出，农村再也不是无限的劳动力源泉，它的供给能力正在迅速销蚀。所以，未来全国人口城镇化不可能再延续以往的高度年龄选择性的模式。可以说，我国人口格局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以前总体上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正在转变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生育率过低这个因素则使得问题的严重性更为加剧。所以，必须改变以往形成的习惯性人口思维，清醒地认识人口的新格局和新问题，尽快调整现行生育政策。不仅要努力阻止生育率继续走低和出生人口不断萎缩，而且要想方设法尽量将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加强人力资源储备，缓解未来的劳动力短缺和人口出现迅猛的老龄化。所以，计划生育将高生育率转变为低生育率，其实只完成了人口转变的一半任务，而应对好未来的人口老龄化，则是计划生育的另一半任务。只有安全度过未来40年，才能算是中国人口模式转变基本完成。
标签：人口普查论文;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论文; 户籍人口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生育率论文; 北京常住人口论文; 城镇化率论文; 城镇人口论文; 城镇体系规划论文; 生育年龄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城乡差异论文; 城市规模论文; 城乡差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