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儒学视阈下曾国藩家训的修养功夫
宝贵贞，赵哲轩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 家训是儒家美德伦理的基础单元。曾国藩家训思想是民间儒学开展的重要范式之一，其修养功夫从个人立志、家庭和睦、社会交往、民族国家等方面呈现出明晰完备的儒学体系特征，其特殊价值在于以儒学“絜矩之道”为逻辑框架，以“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为根基，吸纳并阐发了“修齐治平”的道德修养进路，故成为“仕宦家训之顶峰”、民间儒学之典范。
［关键词］ 民间儒学；曾国藩；家训；美德伦理；絜矩之道
一、家训是儒家美德伦理的基础单元
儒学之所以在民间生生不息，是因为儒家美德传统历来扎根于以父子兄弟为核心的家族伦理中。“历史上儒学的现实载体虽在制度，但作为教化的系统，其真正的根基是在民间。”〔1〕“民间儒学”的复兴是新近提出的概念，但它的实践已历经千年。中国古代家训作为民间的非正式话语，其内容和主题在深受儒家文化洗礼的科举士子们的塑造和传承下，与官方价值倡导始终保持着一致。在以家庭、家族关系为根基的古代中国社会里，家训是民间儒学传播和实践的重要形式，其主题主要涉及慈孝、悌友、忠信等德行和立志、劝学、勤俭等操守；讨论的范畴从父子、夫妇到亲友、邻里，再到家国、天下，推己及人、开物成务。宋明以来儒学已进入民间世俗中的各种族规、家训、乡约、里范以及《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等流行范本中，这表明了儒学不仅仅是文人士子们皓首穷经的书斋理论，也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德性准则和修养指南。
家训传统的由来要上溯至久远的上古时代。《尚书·尧典》中记载：“（尧）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2〕19帝尧凭借自身美德泽被四方、导人向善，于是族人和其他部族都随着尧之德化而变。随着历史的进步，道德教化的主体和范围不再局限于帝王之家。在寻常士子的家族内部，人们也逐渐愿意将自身的德行操守和修养心得书写下来，成为子弟后嗣的道德目标和行为规范，逐渐形成了反映古代家训思想的诸多经典著作，如《诫子书》《颜氏家训》《袁氏世范》等。在这样的过程中便诞生了中国古代道德修养方面包罗宏富的家训文化，并代代传承。
考察大众传播效果的重要标准就是受众，并且这也是大众传播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之一。在媒介融合时代背景下，人们接触信息基本都是通过媒介所传输的视频、声音等，通过这些信息，人们自然就会形成对当前社会的认知。由此可见，媒介对于受众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过，我们必须得注意的是，媒介融合虽然能够给人们带来获取信息的便利，但很有可能因为个体缺乏媒介素养而产生乙烯类的问题。例如传媒产业化使得“受众就是市场”这一观念的产生，这样极易导致传媒产业出现公共服务职责缺失以及利益至上的观念。
民间儒学的开展既需要借鉴家训思想的教化经验并积极实践，同时对儒家传统美德伦理的正本清源更应该先导于实践。尤其是家训思想，作为最广泛、最基础的民间德性教化的形式，是“可以将民间儒学理解为在民间日常生活世界里的儒学”〔3〕的重要载体，因此对它的当代视阈下实用性、合理性的研究更是儒学民间化的重要一环。“民间儒学依然以儒学为主……同时，它还结合时代思潮，提倡实学实用。”〔4〕论及兼综德性教化和经世致用两个特点的儒学实践，在中国哲学的儒家传统中无异于“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而近代影响最大的“立言”“立功”“立行”的“三不朽”的历史人物必不可不谈曾国藩。
研究民间儒学实践层面的历史脉络，不可回避对曾国藩家训思想的审视。曾国藩家训可以被看作是中国传统家训文化巅峰之作，他本人历来重视家教家风，也注重子弟德行操守的养成。“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子弟贤否，六分本于天性，四分由于家教。”〔5〕318曾国藩的家训思想散见于其与兄弟、子嗣之间往来之书信。他去世以后，其子弟及幕僚门生共同编撰了《曾文正公家书》，于光绪五年传忠书局刻印出版，经由多次再版、印刷，至今已有多种版本的《曾国藩家书》《曾国藩家训》《曾文正公全集》广泛传播，成为近来研究民间儒学与家训思想的重要资料。
其中，n为为该省份内地级市个数，m为该省份内地级市某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算术平均数，yi表示第i个地级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按照升序依次排列。由于上海为直辖市，无法计算其不均等程度，本文只计算了江苏和浙江两省各地级市间对应公共服务的基尼系数。
二、曾国藩家训中的“絜矩之道”
“絜矩之道”是儒家伦理的重要范畴。所谓“絜矩”，絜是度量的意思，矩原本是指画直角或方形的尺子，引申为法度、规则。《大学》有云：“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2〕1600简言之便是以“絜矩”来象征君子道德上的自律规范，是一种推己及人、教化他人的法则，是指一言一行要起到示范作用，进而影响他人以达致“修齐治平”。“修齐治平”的人生价值的实现是从自我修养开始的，孔颖达认为“言君子有执结持矩法之道，动而无失，以此加物，物皆从之也”〔2〕1600。就像度量长度的绳结和规范形状的矩尺一样，君子要自身达到规矩和方正，才能有权威约束外物。家训德性思想经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批判传承，其优秀部分既要与对个体精神气质的培养相结合，又要警惕流于空谈心性的危险。曾国藩家训思想正是极具实践性的修养功夫，其中折射出的《大学》中的“絜矩之道”，是儒家文化经世致用精神的典范。
曾国藩家训的修养功夫贯彻了《大学》“絜矩之道”义理的实践性特征，体现了“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的原则。自宋初儒家学者开始对《大学》进行广泛研究起，“絜矩之道”作为修养功夫的进路便渐次补充整合进儒家传统思想中，因此晚清时期曾国藩家书中的伦理思想自然而然地带有鲜明的宋明理学特征，曾国藩本人也对《大学》极为推崇，将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作自身行为准则。但是相较于哲学义理的探究，曾国藩更侧重于思考如何将德性思想通过训诫的手段传承子嗣和弘扬乡里，这便是民间儒学开展的初衷。曾国藩家训实际上正是根据道德修养所体现的不同层次，分为“修齐治平”四个实践步骤。
（一）个人立志：砥砺格致，求圣求贤
道德修养的起点是立志。在中国家训历史上早有《诫子书》中“非志无以成学，非学无以广才”的名句，历代先贤也有诸多立志、持志、弘志的历史实践。北宋张载提出“大其心”，讲的既是扩充、回复本心的方法，也指出了心中容纳天地是穷尽天理的基础，故有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天地立心是成德之基，此后宋明理学各家和清代学者们的成贤成圣论说无不以此为起点，立志为先便成为道德自律和自我修养的公理定则。
曾国藩家训强调子弟处世治学需要先“立志”。他本人生平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最好地体现了他对于少年立志的态度。他一生重视勉励子弟立志，在与弟弟们的通信当中他写到：“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5〕31读书人有天赋才识，能持之以恒固然重要，但是在奋发苦读之前必须要确立高远的正确的志向。曾国藩年少时便饱读理学各家经书，就曾立志“学为圣贤”，要为君王社稷和黎民百姓做出一番伟业；在功成名就之后，曾国藩又偏向于崇尚道德生活，曾国藩即便在军政繁忙之时也从未放下学习，并且对诸家的学问广泛涉猎，这使得他思想中既有忠君爱国、民胞物与的儒家外王精神，又包含淡泊名利、洁身自好的内圣修养态度。
儒家人格理想要求君子在民族大义面前做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反观当时的时代背景，儒家经典经过宋明理学的进一步阐发和创造，从中酝酿出的儒家士子的理想境界更为恢宏，同时他们对人生价值的追求愈加执着。人生天地间，应当把生民都当作自己骨肉弟兄一般来爱惜，在不断体认天地的过程中达到“民吾同胞，物吾于也”〔8〕的胸怀。不论是发明本心还是格物穷理，人应当超越个人利害而去承担更高的道德义务，为社稷生民而尽心竭力。曾国藩在对弟弟的信中说，“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5〕15又在同治九年奉命彻查天津焚毁教堂一案时说到：“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5〕320其高大的民族气节可见一斑。
曾国藩要求子弟们“立志”，所立之志当是砥砺格致的圣贤之志，而非一般仕宦家庭所寄希望于子弟传承衣钵和荣爵的虚浮世俗志向。曾国藩在信中说：“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5〕152进德修业而非贪图富贵，这是“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原则的贯彻，是曾国藩家训思想作为仕宦阶级家训而能恪守儒家人格理想的重要体现。
（二）家庭和睦：孝悌立身，克勤克俭
古代儒家对“悌”的伦理规范多停留在“兄友弟恭”“荣辱与共”的层次上，而曾国藩更加强调兄弟之间在个人品德修养之上相规相劝，曾国藩身体力行，也时常拿自己处事当中的不足之处来“示于诸弟”，他的书信当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是勉励弟弟曾国荃勤学苦读和严格道德修养的。曾国藩把昆弟之间互相勉励地进德修业作为一种责任。因此他说，“兄以弟得坏名忧，弟以兄得好名为快。兄不能使弟尽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尽道得令名，是弟之罪”〔5〕39。
孝悌是儒家家庭伦理的核心规范。孔子认为“敬”是孝的核心，所谓“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6〕对待父母亲的孝道的前提就是“敬”。“曾国藩本人推崇的，几乎都是儒家经典之作”〔7〕，儒家孝道是其训子劝善的核心。曾国藩在与父母亲的日常书信当中言辞审慎，处处谦恭有礼又不失血肉亲情。对于父母亲指出的不足，曾国藩都会及时反思和改正，并在书信中定期汇报自己的德行修养状况。曾国藩书信的言辞恳切折射出他家训中对于子弟孝道的要求，不仅须在学问上尊重君师先祖的权威，更要在日常生活中对父母长辈保持尊敬。
孝悌和勤俭都是立家之本。所谓“兄弟睦，孝在中”，足见孝悌在家庭伦理当中是分不开的。兄弟之间德业相劝、事业相扶，是对父母亲的孝敬，也是家族兴旺发达的根基。同样的，曾国藩家训思想中也强调勤俭。曾国藩认为历代朝廷、各个家庭，它们的兴盛都是由于克勤克俭，而它们的衰落都是因为骄奢淫逸。他说：“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侄，最易流于骄流于佚。二字皆败家之道也，万望诸弟时刻留心。”〔5〕190具体来看，曾国藩家训中的勤劳和俭朴是两个方面的要求：前者是要求子弟主动承担起日常家务事和简单体力劳动，后者是力求破除官宦子弟身上常有的奢靡之风。对于仕宦家族，前者尤其难能可贵。
晚清时期儒家士子政治理想呈现出变革精神的新面向。当时朝廷上下腐败不堪，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西方列强步步紧逼，面对这样危急的情势，曾国藩除了保有传统儒家政治理想之外，更加增添了变革图强的时代进步因素。作为近代史上起到发端式意义的洋务运动的领袖之一，曾国藩时常就改革吏治，改善民生，改进生产等事务向皇帝直言进谏，甚至“不顾家私”、不惜以“触犯龙颜”为代价。每逢外侮入侵之时，朝中战和各派纷争不息，曾国藩数次致信曾国荃，表达兄弟二人宁肯捐躯共赴国难也不留下百世骂名的愿望。凡此种种皆体现出曾国藩家训思想中的家国情怀并非仅停留在“君臣大义”的传统士大夫观念的层面，而处处展现出“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的民本主义的天下观。
在日常生活的德行教化之中，曾国藩家族历来有树立勤劳俭朴家规的传统。曾国藩曾经将其祖父的家规归纳为“八好”〔5〕255（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作为自己和后人的生活准则。从学业要求到生活起居，这些训诫无不体现出曾国藩主张克勤克俭的耕读传家理想。要求子弟孝悌谨信，是基于儒家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根基；而要求子弟克勤克俭，则是曾国藩对传统官宦家训的一次进步性改造。曾国藩不要求子嗣一心求学考取功名光耀门楣，以此来延续家族的贵胄地位；反而其自食其力的生活态度却没有因为所处阶层而改变。这份实干的态度自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并落实到曾氏子弟治学、为人、从政、治家的思维方式和行动上，对于个人乃至一个家族的道德培育发挥重要作用。
（三）社会交往：亲邻友善，谦逊自律
儒家伦理的社会实践维度要求向外的爱人与向内的自律相结合。“最好的治道，是顺乎人性人情之自然，由此形成良性的社会氛围，如春风化雨，百姓自然向善，用不着每天谆谆教导。”〔1〕仁的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集中表现在人与人相处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态度上，它的“忠恕之道”内涵自古以来就是信奉儒家思想的人们的行事准则，蕴含了爱人与自律两大理念。曾国藩告诫家人和后嗣，如果遇到贫苦的亲邻，须加以温恤善待。曾国藩的家庭用度简朴，但是却广布善行，他一生中多次散资财、捐义田来接济家乡的穷苦百姓。这种行善思想体现了古代儒家“仁者爱人”的精神内核，是“达则兼济天下”的具体表现。他在书信中教导家人宁可吃亏、切勿争利，以免有欺压劳苦百姓的嫌疑。他说，“我家既为乡绅……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5〕10。体现了曾国藩家训主张严于自律的态度。
曾国藩在重视约束性道德修养的同时更主张主动地造福乡梓、亲邻友善。为了将“仁者爱人”的价值付诸实践，曾国藩家训中还教导子弟家人在社会交往和邻里生活中多吃亏，少生事。甚至出于自己显赫的家族地位，在一些情况下宁可主动吃亏也绝不与他人对簿公堂，以免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是“仗势欺人”。曾国藩也秉承不与人构讼的理念，特别强调为官之人及其家人不能与人有争讼，他在家书中多次提醒其家人，“吾人在自修处求强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5〕317。切勿与人“争讼”的思想不是懦弱和毫无原则，而是一种极端的自律精神，所谓“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扶冠”是解，贯彻了儒家“仁者爱人”理念。
儒家社会交往层面历来注意区别君子与小人。曾国藩也十分重视子弟的社会交往，他认为人的一生成功与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由朋友的贤德贤能所影响，所以必须要慎重。在交友的问题上，曾国藩强调：“凡人必有师，若无师则严惮之心不生……此外择友，则慎之又慎。”〔5〕61勤学离不开好问，求学的道路上不可不寻良师益友相互指导。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虚心向他人请教，取长补短才能进步；而狂妄自大、自视甚高会使自己固步自封、学无所成。曾国藩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不仅在自身求学道路上遍访名师，也勉励子弟多去寻找良师益友，同时还时常向弟弟和二子推荐贤能之士以交游学习。
本次研究的材料主要有枸杞子、车前子、西洋参、龙眼肉、藏红花、柴胡、杜仲、乳香、麝香、黄柏、硫磺、雄黄共计12种中药材，上述每种中药材都按照相同量分成两份，分成对照组与观察组。
在工程实际中发现许多桩基础建筑物在设计荷承载力高于实际使用荷载若干倍的情况下，仍会产生由于不均匀沉降导致建筑物开裂无法使用的现象。经调查研究发现当桩身周围的土体的固结沉降大于桩基沉降时，桩身承受向下作用的摩擦力，这部分向下的摩擦力叫负摩阻力。桩身负摩阻力出现的条件主要有：桩端部支撑于较硬的土层中而桩身穿过欠固结土层；桩使用过程中地面大面积堆载导致沉降过大；临近场地地下水位降低引起有效应力增加而导致大面积地区性下沉等。
地理信息数据仓库实施环境部署主要采用了图3的方式，具体的配置信息如表1所示。首先，可以将ORACLE系统安装在地理信息数据库服务器一点，利用其构建数据库环境，存储地理信息、注册信息等[3]。
（四）民族国家：匡君辅国，变革图强
儒家道德修养中“修齐治平”各个阶段都必须挺立自我约束的主体性。曾国藩深感道德反省、自我体察的难能可贵，虽然借人谏言而改过迁善也是道德成长，但是严于律己而日日自新才是修养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君子想要达到“止于至善”的境地，就必须时时刻刻自觉自律，这便是“慎独”。道德修养的本质在于挺立道德主体，而实践中不可以口惠实不至；必须做到诚意而正心，慎独而居敬。所谓居敬，就是把慎独之心体现在行动中，即便在日常琐事上也不得松懈随意，对人要常谨慎谦虚，做事须一丝不苟。曾国藩常常在他日记的首句中记载其读书进度，如有怠慢和松懈便在日记中严厉自责；而哪怕是“贪睡晏起”这样的小事也自视为“一无所为”，在日记中记下“可耻”二字。
一般来讲，大部分的建筑工程装饰装修材料都不能够实现再生，在进行建筑室内装饰装修时，要使用很多装饰装修材料，为了保证材料得到合理利用，施工人员要遵守生态性原则，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性，真正达到节约自然生态能源的目的。在建筑工程室内装饰装修作业当中，设计人员要加大对周围生态循环特征的研究力度，不仅要保证建筑室内装饰装修的美观性，而且要减少生态环境破坏，从根源上满足居民的审美要求。
曾国藩更认识到，立志更须持志，理想需要不懈的笃行实干。他在训诫其子曾纪泽不得松懈用功时说道：“古人云劳者善心生，佚则淫心生，孟子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吾虑尔之过于佚也。”〔5〕203对于偶尔懒散懈怠的子弟，曾国藩时常予以批评教诲。不论是古代还是同一时代，官宦之家的纨绔子弟游手好闲败坏门庭的事屡见不鲜。曾国藩有感于此，认为家庭教育在子弟品德养成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个人立志在求圣求贤的道路上更为必要，因此他格外强调立志，严厉指责子弟期望“承继祖上余荫”的苗头，督促他们求学立身。
以巴基斯坦为例，该国的工业委员会颁布了对建筑业总体指导的规范性文件《Building code of Pakistan》，在该规范中，明文规定，除非特殊的要求，建筑物抗震设计水平为50 a期限内，一般场地条件下，可能遭遇超越概率为10%的烈度值。同时，该规范将巴基斯坦分为了1、2A、2B、3、4五个分区，并赋予了不同的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并提供了全国的地震分区图，见表2[5]。
曾国藩家训中的政治思想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性。伴随着时代的进步，“三纲五常”之下的臣民唯君上是从的政治观势必让位于“民胞物与”之下民本主义的天下观。但是曾国藩家训本质上无法脱离历史环境而独在，从而带有鲜明的封建特征。因此必须以新的时代眼光重新审视曾国藩家训思想，尤其是其“治国平天下”维度。一方面，一个国家或者地方的治理者不再是统治者，而是作为人民这个权力来源的代言人；另一方面，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权力主体上的基础地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气质在新时代也需要以新的实现形式弘扬。
（五）贯穿始终：诚意正心，慎独居敬
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是儒家道德修养的旨归。曾国藩家训始终秉承着古代儒家政治理想，它所倡导的个人道德修养也是建立在古代儒家仁和礼的核心思想上的。经过宋明理学家们的注释和阐发，“仁内义外”的修身途径和“内圣外王”的人生道路在思想体系中更加明晰，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向着高远的目标不懈追求；对于每一个个体都充分影响着他人的当今社会，人们普遍缺乏理想信念的背景下，“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气节所具有的榜样意义尤其突出。曾国藩及其家训思想就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体现。
正心诚意是道德修养的基础，而“慎独”“居敬”是诚意的方法。曾国藩家训思想将“慎独”和“居敬”的修养态度贯穿始终，能够做到时刻立志于进德修业，时刻致力于自身修养。曾国藩在道光二十四年作《五箴并序》，在感怀奋斗艰难的基础上，总结自己立身的五条经验原则：五箴为立志、居敬、主静、谨言和有恒。修身在正心，正心在诚意。而诚意的根本在于“慎独”，在于不为人知之处的自我约束、自我修行。正所谓“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曾国藩率先垂范，他每每在书信中询问兄弟，自己在外界是否流传有不好的名声和事迹，是否有处事为人上的不足、失误为人所知而自己仍未发现，是否有改过不彻底的地方。直至晚年，曾国藩还在书信中恳切深情地省察自己的不足，甚至感叹一事无成，借以勉励和规劝子女。
宋明理学道德修养传统以“诚意”功夫提纲挈领、贯穿始终。王阳明认为诚意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9〕。从曾国藩的言传身教当中可以看出，德性教化不仅仅需要成熟的道德律令，更需要引导和规约子弟秉持认真自律的态度，树立起他们内心中正心诚意的处事习惯。如此，道德律令才不会流于形式或者教条化，才能真正起到道德培育的作用。在道德修养中，没有应该被忽略的小事，只有把学习到接收到的道德条目在实际生活中“一以贯之”，哪怕是不为人知之处，才算是真正做到诚意正心。在子弟的教育当中，能够以力行之态度与道德之觉悟同时并进，这便是曾国藩家训的成功之处。
三、曾国藩家训的道德价值
曾国藩家训思想作为“仕宦家训之顶峰”，有鲜明的儒学义理特征。曾国藩家训不仅体现着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同时具有内在性的“絜矩之道”理论逻辑特征。不论是日常劝诫还是临终遗训，不论是著述格言还是口传心授，曾国藩家训都将《大学》所倡之“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的思路贯彻始终。由此看来，曾国藩家训具有重要的儒家美德伦理教化的实践价值，既为个体道德修养提供了提纲挈领的实际指导，也为儒家传统美德伦理的传承弘扬扩充了意涵。
民间儒学的开展有其时代需求和现实意义。“一种文化理念，它最终的依托在民众生活，而不在制度本身。”〔1〕在科学知识日新月异，价值观念逐渐多元的当代，曾国藩家训思想所蕴含的自我修养功夫同样适用且更具重要性。从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面对着诸如我们当下所面临的那样多的诱惑和选择，如果没有每一个个体自觉自发的道德修养，就没有社会的道德体系和秩序的建立。
儒家哲学的当代实践就是民间儒学的广泛开展，曾国藩家训思想正是实践化的儒家哲学。正如朱子所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曾国藩家训思想即是古代儒家德性思想的实践化产物：来自四书五经的知识必须贯彻在个体的人生实践当中；来自天理本心的体悟必须成为个人恪守的道德准则；来自文武周公的崇拜也必须体现在笃定立志成仁成圣的自我期望当中。经过扬弃的曾国藩家训思想可以成为当下道德建设宝贵文化资源，因为在全体公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过程中，崇尚“开物成务”的君子人格的培育既是具有广泛影响效应的道德榜样，也是贯彻和落实核心价值观以“化民成俗”的中坚力量。曾国藩家训思想简明易懂、言约旨丰，是对儒家“内圣外王”君子人格的归纳和弘扬。
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采用x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社会道德文明的发展进步需要每个普通人都能朝着“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的方向努力，这便是“絜矩之道”的现实意义。其一，家庭教育是成德立身的基础单元和关键因素，好的家风家训是个人道德修养中的奠基石。曾国藩家训中所蕴含的“絜矩之道”可以体现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我们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挺立道德主体，自觉地进行自我引导、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有意义的自我教化过程。“忠恕之道”是“仁”的一体两面：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时也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正一反两个方面的行事准则，既能够保证自己的发展和收获，又尊重了他人同样的欲求。其二，对于社会教化，曾国藩家训注重把道德修养、行为规范和人生理想的培育，贯穿在自觉自律的修养过程中。由人们在德性修养过程中交错带来推己及人的示范效应，而广泛影响他人以达到教化的效果。正所谓“君子之德风”，在当下敦厚家训家风的教化效应就是民间儒学的重要实践。
在民间儒学的视阈中，家训思想不仅仅是推广自身所认可的道德规范，更是一种籍此来教化后辈和他人，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治世良方，使人人“明明德”，通过造化“新民”而构建起一个“止于至善”的理想社会。因此曾国藩家训思想最终的落脚点仍是个人的成德立身，但理想目标是由君子自身的内圣修养开出“兼济天下”的外王事功。无论身居高位还是普罗大众，我们都需要把道德修养置于做人做事之先，在日常生活的积习中向着孟子所云“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大丈夫人格而修行，通过提高自身道德修养进而“赞天地之化育”。
正视家训思想在复兴民间儒学中的作用，可谓“道阻且长”。人们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家训”“德育”的了解还十分有限，甚至被曲解。所以，我们有必要挖掘优秀的传统文化面向社会大众以正视听，还传统儒家道德伦理以本来面目，进而弘扬其道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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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oral Cultivation of Zeng Guofan's Family Motto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lk Confucianism
Bao Guizhen,Zhao Zhexuan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n,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Family motto is a fundamental part of the Confucian virtue ethics.Zeng Guofan's thought of family motto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ases of the folk Confucianism.Its moral cultivation,individual aspiration,family harmony,social interaction,patriotic responsibility and other aspects show clear and complete Confucian characteristics.Its special value lies in the Confucianist logical framework of the pattern of"Xieju"and the principle of"Everything is based on self-cultivation".It also absorbs and elaborates the moral cultivation steps of"Xiu-Qi-Zhi-Ping".Therefore,it has been praised as the"the best family mottos"and the model of folk Confucianism.
〔Key words〕 folk Confucianism;Zeng Guofan;family mottos;virtue ethics;the pattern of"Xieju"
［中图分类号］ B8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2266（2019）05-0001-06
［收稿日期］ 2019-03-20
［第一作者简介］ 宝贵贞，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与民族哲学、民族宗教研究.
［DOI］ 10.3969 ∕j.issn.2096-2266.2019.05.001
（责任编辑 张玉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