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陕北和华北两地中央机关看西柏坡何时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柏坡论文,陕北论文,机关论文,中共中央论文,华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12)04-0126-06
中共中央机关在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辉煌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党中央机关抵达西柏坡使之成为党中央所在地，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若仔细推敲这些说法都有欠准确之处。当深入研究枣林沟会议后陕北中央机关和华北中央机关的历史，对西柏坡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日期将会易于形成科学认识。
一、中共中央机关抵达西柏坡四种提法的考辨
一是1948年4月23日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传》记述：“周恩来在城南庄住了半个来月。四月二十三日，他和任弼时等率领中央机关来到现属于平山县的西柏坡村，同原在这里的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中央机关到达后，中央工作委员会和已由晋绥移来的中央后方委员会都取消，西柏坡便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1]
二是1948年4、5月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的《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19、5-1991、12)》以及2006年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2005、12)》，对中共中央抵达西柏坡日期，20年间出的三本大事记先后都是相同的文字记述：“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领导机关在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前往晋察冀解放区。以后于4、5月相继到达西柏坡，中央工委随之与中央合并。”
三是1948年5月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中的《中共中央为什么要迁往平山县》条目中说：“1948年5月，出于工作的需要，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为代表的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也从陕北转移到了晋察冀解放区，终于同朱德、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2]
四是1948年5月26日说。1988年5月27日河北日报报导，1988年5月26日上午，薄一波在西柏坡举行的纪念会上致词：“今天是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移驻西柏坡四十周年纪念日，我和几位老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托，来参加这次纪念活动。”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在讲话中指出：“40年前的今天，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陕北来到这里。”
以上一、二、三种说法，从逻辑上说，把中央领导机关或中央机关作为中共中央抵达西柏坡的标志是合理的正确的。但对党中央领导所率的中央机关部门的数量多少和属性未作辨析，未从1947年3月中旬撤出延安后中央机关分为三方面，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与刘少奇、朱德分别随陕北中央机构和华北中央机构的历史事实考察，部分代替整体，因而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此它们所提日期对否就另当别论了。二、三种说法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央机关到达西柏坡时间以月为单位，时间跨度比较大，没有以日计量，作为党史，中共中央机关在西柏坡时期历史的开端，日期应当具体而准确，不应当笼统而不确定。第三、四种说法，显著的可贵之处是进驻西柏坡的主体有两个，即增加了人民解放军总部，这比一、二种提法要贴近历史实际。历史的事实是毛泽东是5月到西柏坡的。《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是5月27日到达西柏坡并移驻西柏坡。这一天无疑是西柏坡历史上一个要永久纪念的光辉日子。问题是即便5月或“5月26日”到达，它是参照毛泽东到西柏坡时间的。这样的参照理论支撑是不足的。根据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党的领袖与党的组织、党的组织机构存在着统一性与独立性。所谓统一性是三者都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领袖通常要代表组织和机构发表政治主张、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所谓独立性是党的组织和机构要处理党内外各项具体事务，三者各有其生存和活动的空间。领袖和党的组织生存活动空间是不受地域限制的。党的组织机关存在空间是受地域限制的。党的领袖在哪里活动，党的组织机构不一定随迁到那里。全党政治组织的象征，只能以党的中央机关为标志。政党领袖“住地”
和政党机关“驻地”，存在着不同一性。
二、周恩来起草的中央机关分流方案
1947年4月11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央机关分流方案是研究中共中央机关何时移驻西柏坡的一个历史性文献。在呈现这个方案之前，先简要回顾一下分流方案的形成过程。
1947年3月11日，国民党军队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率中央机关5500人撤出延安，3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从枣园迁入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3月18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撤出延安。3月25日中央书记处在瓦窑堡以东王家坪举行会议，会后任弼时起草的中央决定说：“中央和军委机关除留少数人员(二三百人)于延安以北地区保持工作以外，其余部分和老弱妇孺包括董老吴老等均移到晋西北柳林、临县、兴县地区。”[3]3月2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后又为中央起草致贺龙、李井泉电：“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4]
1947年3月29日晚，在清涧县枣林沟村，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这次会议之后的十天之内，中央书记处领导成员之间，关于中央机关分流的电文有6件，其中重要的有三件。第一件是3月30日毛泽东、任弼时致电贺龙并转周恩来面告枣林沟村会议决定。之一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主持中央”；之二是“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太行，在少奇主持下进行各项工作”；之三是“中央直属机关人员已至晋西北者，照前议一部往太行一部就地疏散”。[5]
第二件是4月4日到达山西临县三交镇的朱德、刘少奇致电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谈中央机关人员转移安排意见：从延安出发的中直、军直五千五百人，留河西七百人，留晋西北及少数去五台工作的一千余人，去太行的三千八百人。路线经五台前进，第一批行军走三千人。[6]
第三件是4月9日，中央致电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委、区党委及各野战军首长宣布，为粉碎国民党军队驱逐党中央及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的企图，决定：一是“我党中央及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二是“以刘少奇同志为书记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7]。
以上三件电文要义，一是“中央和军委机关除少数人员(二三百人)于延安以北地区保持工作”；二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为书记主持中央工委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三是对中直、军直机关及人员要分流到三方面。
1947年4月11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央关于中央书记处成员划分到陕北、华北两地后，中央机关分为三方面的具体分流方案。这份方案是枣林沟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十余天以来一系列中共中央机关分流方案的发展和具体化。其具体内容是：
根据目前战争形势与上月中央仍留陕北、另组中央工作委员会去华北之决定，为求中央领导及工作进行的便利起见，现在晋西北的中央工作机构应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回到陕北，一部分去太行，一部分暂留原地不动，准备将来仍与中央会合，三方面之分配如下：
甲、中央除现有工作人员外，决定再从晋西北抽调一局大部、二局一组(一台、四报务员、二猜译员)、中机五人及警卫第二连一个排，统由李涛率领，乘米绥公路未断时，经碛口、绥北、四十里铺至双湖峪区，转来中央工作。
乙、中央工作委员会现由刘、朱、董三同志为常委，刘为书记，朱、刘先至晋察冀指导工作一时期，董经五台即转太行参加财经会议，准备担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将来康生、彭真参加土地会议后，亦留中央工委为常委。在中工委下，中组部(安子文率领并带党校全部及招待所大部)，中宣部(陈伯达率领)，解放报社(廖承志率领)，社会部(附警卫团新编两个连及一部干部开太行接收新兵成立新的团)，政治部(傅钟率领)，青委(冯文彬率领)，徐老文教工作团，三局一部(任务为工委服务，联络中央、各中央局、各分局及某些区党委，必要时联络各区前方司令部，另送一部分资材给太行，加强该处广播电台为解放报、新华社服务)，中央机要处一部(配合电台，分出适当的人员并密码)，中央办公厅及秘书处各去一部(合为一个单位)，总卫生部一部，杨家岭行政处及军委供给部各去一部(合为一个单位)。以上均由安子文负责率领，经五台直去太行，沿途由晋绥、晋察冀及太行派队接送。另康生、陈伯达工作团及中组部派在绥属之侯维煜工作团，统归康生联系领导，俟工作完毕后，由康生率领东去。
丙、中央及军委大部工作机构，暂留晋西北，组织以叶为书记、杨为后方支队司令的后方委员会，罗迈、邓颖超参加为委员。后方留下的工作机构有：军委一局小部(董陆生率领)、二局(戴晋之率领)，三局(王诤率领，除随中央工委者外，总台、军台、党台均留)，中央机要处(李质忠率领)，中央秘书处与中央办公厅合在一起(除去中央工委者外，特别会计科赖祖烈及财产亦留，钱之光、刘恕等仍去山东经营)，立法委员会(王明、吴老、谢老、陈瑾昆等)，城工部(罗迈率领，联系并领导在晋绥之梁华工作团及于刚训练班)，情报部(留何人主持由康生、克农商决，因党台在此)，外事组(薛子正、王炳南工作团仍参加地方工作)，总卫生部(苏中观、傅连暲率领，蓝家坪托儿所亦留)，交际处(周子健率领所有老弱客人均留)，妇委(邓及帅光率领)，工委(三老一家属留)，烈士家属及招待所一部病人(李沛泽等均留)，警卫团小部(后方附)，供给部及行政处除去太行者外合为一个单位，为中央后方任供给运输。[8]
周恩来在陕北起草的这份重要的历史文献是发给在晋西北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杨尚昆等领导同志的。文献对从延安撤退到晋西北的中直、军直机关及人员分流陕北、华北的及留晋西北三方面的单位及人员、器材作了全面详细的规定。由于中共中央机关分流成三方面，各方内部含有中央部门的数量多少和分量有很大差别，任何一方的中央机关都是局部的、不是完整的中共中央机关。这是我们科学认识陕北中央机关和华北中央工委机关历史万万不可忽视的。谁要忽视，谁就出差错。
三、中央工委机关进驻西柏坡
党的组织不同概念的内涵区别。“在枣林沟会议上决定将中央机关分为前委和工委两部分。”[9]毛泽东、周恩来在陕北内部谈话中就常使用“中央前委机关”的概念。例如1947年10月24、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神泉堡先后与汪东兴谈话，指派汪到杨家沟，“为中央前委机关选一个地方过冬”[10]。“前委”“工委”在某种意义是并列的中央组织，“中央前委机关”与“中央工委机关”则是并列的两个中央机构。所不同的由于“中央仍留陕北”，即党中央书记处。
在具体分析中共中央机关撤出延安后，中央书记处领导划分两地中央机关分流三方面历史时，要明确两组概念。一组是总概念，即中共中央与中共中央机关。两者不是同义：前者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组织，后者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组织机构。再一组是分概念，即陕北中央机关(中央前委机关)，西柏坡中央机关(中央工委机关)、晋西北中央机关(中央后委机关)。三个以地域命名的中央机关，表示中共中央机关分流三方面后的中央机关。它们都是中共中央机关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体与部分不等同。为了减少对这段特殊时期党史研究的歧义，我们要注意相关概念内涵的具体差别，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中央工委的领导。中央工委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康生、彭真等五人为常委，委员为陈伯达、邓颖超。刘少奇任工委书记，安子文为秘书长。中央工委成员刘少奇、朱德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朱德1947年3月任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康生、彭真等五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伯达是中央委员。在党中央十三名政治局委员中，这里是最多的。领导阵容是庞大的。
中央工委机关的状况。1947年4月11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央机关的分流方案，已对中央工作委员会下的各部门和人员作了明确指示。1947年4月18日，晋西北后委叶剑英书记、后方支部司令杨尚昆向中央报告落实分流方案的情况。报告说：
去太行参加中央工委工作的人数：
1.党校250(已于十二日出发，由卓泽咸率领)
2.中组、中招200
3.中宣30
4.中社30
5.政治部21
6.青委10(李晨、陈洁留下)
7.徐老团19
8.三局96(带资材一万斤)——中有20人到聂区(由王名震任直属通信科科长)
9.中机40(中有8人到聂区)
10.中办、中秘各一部28
11.卫生部16(鲍敬桓率医疗队去)
12.供给、行政人员63
此外：刘、朱一行46
董老一行15
钱之光一行12
解放社108(前梯队，其余人员由承志同志率领，准备四月二十一日出发)
总合于太行人数1300人，由安子文同志率领，拟四月二十一日出发，沿刘、朱所走路线前进，带一电台与各地联络——中央、刘、朱、聂、贺、滕、薄、叶、杨。
报告还说：1946年11月往太行疏散的新华社、党校、中疗所、供给部人员及各机关零星人员及家属180，停留在离石、柳林间，拟由安子文组织他们继续前进。[11]
叶剑英、杨尚昆给中央的报告表明：前往西柏坡的中央机关数量最多，并由党中央党务部门的部、委、办多数机关为主体，也包括少量的军事单位。
中央工委机关的任务。1947年6月14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朱德，明确指示中央工委在半年的三大任务：(一)将晋冀察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领导中央工委机关，一方面进行晋察冀的军事整顿工作，另一方面准备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再一方面以主要精力筹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
中央工委机关主要工作如周恩来所概括的：“领导土地改革、搞根据地”。陕北党中央毛泽东发出的土地改革、根据地建设的方针、政策，要靠中央工委机关及时传达、贯彻、落实。这就是说，中央工委机关要具体领导全国的土地改革、各根据地建设和发展，解放区的党务、政务、经济、文化教育事务等方方面面，要由中央工委相应机关指挥、协调。1947年中国共产党已有270万党员，解放区人口、面积、所占县城，均接近全国总量的30%。领导解放区的各项事业发展是历史上空前的、繁重的，亟须有力的中央各职能机关来指导、协调。西柏坡中央机关就担当了此大任。西柏坡此时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重要政治、军事、党的建设指挥中心之一。
中央工委机关的特性。党的七大党章第三章《党的中央组织》中规定：“中央委员会依工作需要，设组织、宣传等部与军事、党报等委员会及其他工作机关，分别办理中央各项工作，受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及中央主席之指导监督。”根据这项规定可知，党中央机关是个综合体，可分为党务部门、军务部门(军事部门)、政务部门、后勤保障部门等几种类型。据此，我们从党务、军务等方面来确认中央机关分流三方面后的各自特性。
中央工委机关由中共中央机关划分出的大多数部、委、办组成，阵容庞大，其性质、职能基本上是党务部门，是全党机关的主体部门。其所在地西柏坡是党中央党务机关稳固的所在地，也是名正言顺的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尽管此时全党全军的最高决策都来自陕北党中央，但这不妨碍西柏坡中央工委的驻地成为中共中央机关驻地的一身二任历史事实。不应把中央工委机关驻地与中共中央机关驻地对立起来，应把两者统一起来。对此我们要辩证地理解。
中央工委正式成立之时，是西柏坡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之日。主持中组部工作的副部长安子文1947年5月初率中央机关各部、委、办到以西柏坡为中心的各村庄后，在5、6两个月内，投入到选址、腾房、修盖办公用房的活动中。7月初，中央工委正式搬到西柏坡中央大院。1947年7月12日，刘少奇在西柏坡致电各中央局、分局：“现朱德、董必武、康生、彭真、陈伯达均已到达平山工委所在地，中央工委即正式成立，各处情况及报告望即送工委。”[12]刘少奇的7月12日电报宣告“中央工委即正式成立”，这是中央工委指挥各中央局、分局工作的标志。因此，1947年7月12日是西柏坡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的日子。这时的中央所在地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所在地，当后来陕北前委机关、三交镇后委机关抵达西柏坡时，那时西柏坡将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中央机关所在地。
四、陕北中央机关向西柏坡的移驻
党中央留陕北。周恩来4月11日电报中：根据目前战争形势“中央仍留陕北”。这里的“中央”应指党中央组织，应指中央书记处，而不是中共中央机关。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是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任弼时是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1961年11月16日，周恩来曾对外宾讲道：“我们领导革命战争时，在全国、在中央决定问题的只有三个人。当时中央书记处共有五个人，分散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刘少奇同志和朱德同志，他们领导全国土改、搞根据地；在中央只有三个人，毛主席、周恩来与任弼时同志，所谓中央，就是这三个人嘛！”[13]这里的“所谓中央，就是这三个人嘛”的“中央”的内涵十分清晰，它应指中共中央组织，而不包括中央机构。
陕北中央机关的领导。陕北的中央机关当时称中央纵队，统一指挥，成立司令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任司令员，中共中央委员陆定一任政治委员，叶子龙为参谋长，廖志高为政治部主任。中央纵队的代号昆仑支队，后为三支队、九支队、教导旅等。
陕北中央机关的状况。这里中央党务部门的部、委、办及其人员数量极少，主体由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组成。任弼时3月25日电报中就说：“中央和军委机关除留少数人员(二三百人)于延安以北地区。”《任弼时传》记述：1947年3月底枣林沟会议中央领导分工决定后，任弼时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宣布将留在陕北的人员按军事编制成立中央纵队，下分四个大队：第一大队为直属队；第二大队为军委二局的前梯队，由二局干部中挑选的二十多名机要人员组成，负责情报工作；第三大队负责电台和通讯工作；第四大队是范长江率领的新华社工作人员。另加中央警卫团的四个连，一个内卫排和一个团部，共约800人。[14]
陕北中央机关的一年流动征程。从1947年3月18日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人民解放军总部撤出延安，在陕北各地坚持领导全国军事斗争，历时一年多，行程两千多里。先后停留在延安、延川、清涧、子长、绥德、子洲、靖边、安塞、横山、米脂、葭(佳)县、吴堡十二个县，在37个村庄住过，持续指挥着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在37个村中，毛泽东率领的陕北中央机关超过一个月的驻地有靖边的王家湾村50多天，小河村40多天，佳县神泉堡村45天，米脂县杨家沟4个多月。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陕北中央机关在陕北川口村渡口过黄河，在晋北行走了20多天。4月11日开始了在河北省的行程。
陕北中央机关的任务。3月18日毛泽东撤离延安后人民解放军总部转战陕北的一年多时间里，一直与解放军总部机关在一起。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在两千里长途流动中指挥着全国解放战争。1947年8月30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为代理军委总参谋长。周恩来是毛泽东的第一军事助手，主持人民解放军总部工作。陕北的中央机关是为党中央服务，为党中央毛泽东指挥全国战争服务。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曾说过：“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指挥了全国的战争。”周恩来接着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15]由此可知，陕北中央机关的中心任务是为党中央指挥全国各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服务。
周恩来、任弼时率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抵达西柏坡之时就是人民解放军总部移驻西柏坡之日。陕北中央机关最主要特性是以中央军委或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为主体。由此，可以推定，在1948年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所率65人的中央机关移驻西柏坡，这里的中央机关实际就是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因此4月23日是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移驻西柏坡的日子。这一天是人民军队军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纪念日。这之后，在西柏坡这个村庄，毛泽东在世界上最小最高统帅部里，开始运作、进行了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辉煌的三大战役。我们不能把周、任从陕北带来的前委机关等同于整个中共中央机关。陕北中央机关是以军事部门为主体的，它是中共中央机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中共中央机关的大多数、大部分。它们在陕北途经的各个流动驻地不能称之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把局部称之为整体是要出差错的。
最后，简述一下晋西北中央机关。晋西北三交镇中央后委机关驻地实际上是党中央后勤机关的驻地。这里有中央几十部电台和城工部、情报部、外事组、妇委及军委的少部分单位，总计有2500人，工作任务有三：(1)掌握情况，向中央提供指导建议；(2)总结经验，积蓄经验；(3)训练干部，输送干部。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换系统的枢纽，又负责对陕北前方的供应工作。[16]
结束语
中共中央机关撤出延安后的一年多时间是党中央组织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西柏坡何时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问题，它涉及我们党在西柏坡时期的历史开端，涉及中共中央机关在西柏坡历史是10个月(1948年5月26日—1949年3月23日)，还是1年9个月(1947年7月12日—1949年3月23日)，涉及对党在西柏坡时期内涵的研究和分析，涉及对西柏坡精神的全面概括，涉及军史研究，涉及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生平与思想研究，涉及领袖、政党、党的组织、党的机关等党的组织制度问题研究。这些研究有一定的历史的理论的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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