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产业内贸易水平及原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贸论文,中国旅游论文,原因论文,产业论文,易水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673-0453（2007）03-0070-05
中国旅游业是沿着入境游—国内游—出境游的轨迹发展的，对于中国高速发展的出境旅游业，学界、业界形成了两种观点：一是中国出境旅游发展过于迅速，超出了规划预期，超前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增长速度远超过入境游增长速度，造成中国国际旅游业实际上已出现逆差，旅游外汇漏损和内需外流严重，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不利[1]。二是中国出境旅游的高速增长和高额消费是一种短期暂时现象，无须采用开征出境旅游消费税的手段来抑制，出境旅游大发展是平衡国际收支的一项积极措施，是旅游业跨国经营的机遇，是建设旅游强国的必由之路[2-3]。国际旅游业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基础应是国际服务贸易理论。关于服务贸易理论，学术界有两种方向：一是依据国际服务贸易的实践和特点发展相对独立的服务贸易理论；二是将传统的商品贸易理论加以延伸，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实现商品贸易理论和服务贸易理论的对接[4]。本文采用第二种方向，尝试用产业内贸易理论对我国国际旅游业进行分析。
一、中国旅游产业内贸易水平度量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服务贸易中旅游业主要是出口，而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费方面主要是进口，这种产业间贸易格局很容易用大卫·李嘉图以技术差异为基础的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和俄林以要素充裕度为基础的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来解释：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旅游资源、劳动力等要素较丰富，因而在资源、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有比较优势，出口竞争力强，而在技术、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如专利权使用、特许经营方面与发达国家有差距，主要是进口。如今，在同一旅游产业项下既有出口又有进口，这种产业内相似产品的双向贸易是传统贸易理论难以解释的，必须从新贸易理论中的产业内贸易理论来寻求理论支撑。
产业内贸易是指一个国家同时进口和出口同一产业产品的现象。1960年皮尔特·瓦尔多恩（Pieter Verdoorn）在考察比荷卢经济联盟内部的贸易形式变化时，首次关注了这种贸易形式。1975年赫波特·格鲁贝尔（Herbert Grubel）和皮特·劳埃德（Peter Lloyd）提出了产业内贸易度量方法—GL指数：
相对于货物产业内贸易，国内外学者对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研究成果较少，李伍荣、余慧对1997～2004年中国服务业各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了测定，发现各部门的产业内贸易发展程度差异较大，其中旅游、建筑、其它商业服务和计算机信息服务产业内贸易指数较高[6]。
应用公式（1），测得我国旅游产业内贸易指数如表1，1985～1991年间，我国旅游业
，国际旅游业主要以入境旅游为主；1992年以后，总体上呈上升趋势，1997、2003年分别为0.914、0.932[6]。
进一步分析中国与其他主要出境旅游目的地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水平遇到了统计数据方面的困难，本文采用式（2）粗略估算我国与各地之间GL指数：
计算结果如表2，从表中可以看出，内地与港澳间GL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说明内地与港澳间有着密切的人员往来关系；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旅游产业内贸易指数始终小于0.5，主要原因是大陆到台湾去旅游的人数一直偏少，政策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与日本、韩国、美国间的GL指数一般大于0.5，水平较高；中国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之间的旅游产业内贸易指数显得较低，原因是新马泰作为我国较早开放的旅游目的地，我国居民赴新马泰的人次已接近或超过他们到我国来旅游的人次，而我国居民出境人均花费高于外国居民来华人均花费，根据估算，我国与新马泰在旅游业方面已出现逆差。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入境数据及参考文献[7—8]第120页、[9]第67页中的出境数据.[10]中的台湾方面数据，由公式（2）计算而得。
二、我国旅游产业内贸易原因分析
西方学者在对产业内贸易水平进行度量的同时，对产业内贸易的原因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自保罗·克鲁格曼（1979）开始，陆续提出许多产业内贸易一般均衡模型，其中包括同质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模型、垂直差异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模型、水平差异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模型[11-12]。
同质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是指两国之间发生具有完全替代性的同质产品的双向贸易现象，运输成本、转口贸易、季节性贸易、消费者偏好、政府干预、相互倾销等均可导致同质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发生[11]。边境旅游、港澳游的蓬勃发展，我国入境外国游客、出境旅游目的地主要集中在亚洲等国（地区）的事实表明：距离因素是影响中国内地与不同目的地间旅游产业内贸易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出境旅游中的零负团费现象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相互倾销模型的正确性[13]。
垂直差异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是指两国进行双向贸易的产品属于同一种产品，但却存在质量差异。水平差异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是指两国进行双向贸易的产品为同一种类但属性不同的水平差异产品。两者的区分通常采用由Greenaway等人（1994）提出的划分方法，即：
分别表示贸易产品的单位出口价值和单位进口价值；α为离散因子，如取0.25等，显然，当同类产品进出口价格之比趋于上升则垂直产业内贸易趋势增强，反之则为减弱[14]。根据我国国际旅游业中出境人均花费与入境人均花费之比初步推算：我国旅游业主要以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但2001年以来有减弱趋势。对垂直差异产品产业内贸易（VIIT）的理论解释主要包括新H-O模型和自然寡头垄断模型[11-12]。
1979年，保罗·克鲁格曼（P.R.Krugman）使用迪克西特（A.Dixit）—斯蒂格利兹（J.Stiglitz）模型中关于品种的规定和内部规模报酬递增分析水平差异化产品产业内贸易[5]。垄断竞争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兹模型认为，消费者需要大量相似的不同品种，效用U函数具有如下不变替代弹性（CES）形式：
其中，c[，i]是第i种产品的消费量；N是品种数量；ρ为表示消费者偏好效应的参数；0＜ρ＜1可确保品种间彼此为替代品[5]。
对于供给方，假设只存在劳动力一种生产要素，所有品种的生产都采用相同技术、具有如下相同的生产函数：
其中，L为一国劳动总量[5]。
现考虑两个国家的劳动力规模分别为L和L[*]，其他方面如需求和供给结构皆相同，如上述所示。由于两个国家技术相同，因此，国际贸易没有李嘉图基础，又由于仅有劳动力一种生产要素，不可能确定相对要素充裕度，因此，国际贸易没有赫克歇尔—俄林基础。两国封闭时，每个国家生产品种的数量如下：
两国开展贸易后，如假设没有运输成本、贸易障碍，则单个品种的价格、每个品种的生产规模和所生产的品种数量不变，但由于消费者的效用水平与所消费的品种数量呈正相关关系，消费者会把他们的收入不仅分配在本国生产的N种产品的消费上，也会分配在外国生产的N[*]种产品的消费上，从而提高自己的福利水平。两国之间的贸易流量为
。显然，产业内贸易可以支持生产更多种类商品和劳务，允许消费者享受更大市场以带来效用、福利水平的提高[5]，具体到旅游业，出境旅游同样可以给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多效用、享受更高福利水平。
公式（5）表明，出境旅游需求受多种因素影响。利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2.0对1992～2005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次、支出与各阶层总收入间的关系分析，结果如表3。从表3可看出，出境旅游人次与各阶层总收入的相关系数呈明显的规律性：随着阶层收入地位的提高，相关系数稳定的增大，而出境旅游支出与各阶层总收入的相关系数无明显规律，各相关系数的双侧检验值都小于0.01，非常显著。
进一步分析1992～2005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次逐年增加值与部分阶层收入逐年增加值的关系，结果如表4。
上述分析表明：近年来我国高速增长的出境旅游与各阶层收入差距的迅速拉大密切相关。
根据公式（4），利用SPSS12.0建立出境旅游支出OTE（Outbound Tourism Expenditure）与全国居民总收入NDI（National Disposable Income）之间的线性回归方程，结果如下：
从统计角度看，上述方程的参数、回归模型整体都通过检验；从经济意义考虑，上式的常数项小于0，说明现阶段出境旅游对于我国居民来讲属于享受型、奢侈型消费，只有在全国居民总收入达到一定值—收入门槛后，出境旅游才会大于零，上式的回归系数大于零，说明出境旅游需求与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呈正相关关系，其值0.026小于付春晓（2002）测得的边际国内游消费倾向0.047[15]，说明现阶段我国大部分居民因收入约束，仍以国内游为主。
三、结论
（1）1992年以来中国旅游产业内贸易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高速增长的出境旅游与各阶层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密切相关。有识之士提出的对出境旅游进行政策调控的指导思想符合全国大多数人的利益，体现了公平。有关专家的研究表明：我国入境旅游增速缓慢，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产业地位提升的空间较大[16]，如适当征收出境旅游消费税用于发展入境旅游，能促进我国国际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2）由于我国出境旅游市场中的不同群体在出境目的、出行方式、消费形式、消费规模等方面差异较大，因此对出境旅游进行调控的具体措施不应一概而论，应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区别对待。
（3）由于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7]，相当一部分人还不富裕，宏观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受到资源、环境的约束，有关专家学者提到的利用发展出境旅游来平衡我国国际收支顺差的说法显得较幼稚；至于“用旅游活动的国际化来促进旅游经营的国际化，最终实现旅游经济的国际化”，“提升旅游国际竞争力”等提议[2]，应通过实践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