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开发基金构想： 战后日本构建地区经济秩序的挫败
文阡箫
(南开大学 日本研究院，天津 300071)
摘 要： 20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重返国际社会后迅速崛起，实现了经济复兴并进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岸信介内阁成立后，提出“亚洲开发基金”构想，旨在以东南亚的资源、日本的技术与美国的资金形成“三位一体”模式，建立起日本主导的地区互补型经济秩序。在推进这一构想的进程中，岸信介将日本的身份定位成“亚洲盟主”，以经济合作与战后赔偿为手段拉拢东南亚国家，同时以反共与援助东南亚的名义，游说美国充当“高级合伙人”，即日美共建亚洲开发基金。但这一构想因东南亚国家的疑虑和美国的不信任无果而终。
关键词： 亚洲开发基金；地区经济秩序；岸信介；日美关系；东南亚开发
1952年《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生效后，日本在美国的帮扶下，加快了经济复兴步伐，1955年完成复兴并进入高速增长时期。1956年加入联合国后，经济重返国际社会已成为日本朝野的现实思考。1957年岸信介内阁成立后，认定东南亚是日本经济走向海外的首选地，为开辟市场，岸信介两度遍访东南亚国家，开展经济外交，试图通过建立“亚洲开发基金”[注] ① 关于岸信介的东南亚经济开发构想称为“东南亚开发基金”，包括亚洲开发基金、面向亚洲的中期出口票据再贴现机构、亚洲贸易基金，其中亚洲开发基金是其构想核心。据1957年版的日本外交蓝皮书记录的岸信介历访东南亚提出的构想称为亚洲开发基金，以及美国档资处对岸信介构想的亚洲开发基金的记载，文章统一为“亚洲开发基金”。 ，谋求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秩序主导权。
地区秩序是存在互动关系的相邻国家之间权利分配、利益分配、观念分配的结果，而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地区制度的创立与运行[1]。战后日本的地区秩序构想，易使人联想到战前日本推行的霸权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急欲在政治上摆脱“占领体制”，外交上寻求“对美自主”，经济上谋求自立的岸信介看来，战后日本以“亚洲一员”“亚洲的日本”的身份，以亚洲开发基金为支撑的经援合作方式打入东南亚市场，建立由日本主导的地区秩序，不失为现实有效的选择。目前，日本学界对“亚洲开发基金”构想的相关研究成果颇丰，对构想形成至推行的过程展开了详细论述，积累丰富资料，但对构想最终“流产”的分析稍显薄弱。国内[注] ② 臧扬勤：“日本与东南亚区域合作构想”，《南方论丛》，2013年第1期；刘兴宏：“日本重返东南亚的多边途径探析——以亚洲开发银行为例”，《东南亚研究》，2010年第5期。 对该构想也有一定关注，但缺乏系统梳理。鉴此，文章以岸信介内阁提出的“亚洲开发基金”构想为研究对象，考察其构想的提出背景和内容，进而分析其构想流产的动因。
近年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四个最严”为统领，落实“四有两责”，切实履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职能，落实“控、防、打、建”一体化要求，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一、“亚洲开发基金”构想的出台背景
战后日本以经济中心主义开始了国家的重建与复兴，但不同于战前拥有稳定的殖民地，外向型经济的特性致使日本最终只能向外寻找市场。恰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一系列变化，日本迎来了经济向外发展的机遇。
(一) 日本面临的国际收支问题
美苏冷战打响后，美国改变了打压性对日占领政策，开始扶植日本促其经济恢复。从1947年至1949年，日本进口总额的一半以上都依靠美国援助[2]。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为日本带去了“特需景气”，出口额从1950年的7.73亿美元猛增至1951年的12.97亿万美元[3]18。特需带来美元的大量流入，暂时缓解了日本在战后长期面临的国际收支不均的情况，并且设备投资率得以增加，生产输出不断扩大。随着战争的结束，特需景气后退，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下滑，国际收支再现赤字。但在国内采取金融紧缩政策遏制国内需求以及世界景气的形势下，日本的输出额再次从1953年的12.73亿美元逐年攀升至1955年的20.11亿美元。1956年日本迎来以电力、石油、重化学工业为中心的大规模设备投资热潮，在设备投资与技术引进规模急剧扩大的背景下，国际收支再度告急[3]18-21。根据日本银行的统计，1957年5月的国际收支赤字表面是0.97亿美元，加上进口款项的递延支付部分，实际的赤字额已达到1.17亿美元，创下日本战后最高赤字额 。
在岸信介内阁之前，日本政府就曾考虑过开发东南亚。1947年美国抛出对日早期媾和方案，重视日本经济复兴稳定亚洲局势的同时，占领地区政府救济金(GARIOA)对日的援助额度也呈减少趋势[9]。在此背景下，日本国会曾对“亚洲版马歇尔计划”予以期待[注] 详见「第四回国会衆議院外務委員会記録三号」，1948年12月14日，第3頁。 。之后，吉田首相1954年访美，提出“美国投入40亿美金来进行东南亚经济开发”的“东南亚版马歇尔计划”，但最终遭到美国以东南亚各国现状不适合投融资而断然拒绝[10]。鸠山内阁时期，重光葵外相曾于1955年向访日的美国官员史塔生递交过有关设立东南亚经济开发基金的正式文件，经济审议厅长官高碕达之助也提交过详细的“与东南亚的合作方案”，但最后均被美方否决[11]88-93。可见，谋求东南亚地区开发，构建亚洲多边国际机制是战后日本一以贯之的追求。
基于前文四个时段内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承载力计算结果，在SPASS软件中分别拟合回归方程，预测该区域2020年的人均生态足迹与人均生态承载力值，推算2020年生态盈余与生态压力指数，以此判断未来2020年公园的可持续发展的趋势。
(二) 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进入1950年代中期，苏联新任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开始调整苏联的外交路线，以缓和取代与西方的全面对抗，美苏冷战迎来第一次“表面”缓和。1955年赫鲁晓夫出访印度、缅甸、阿富汗，并向这些国家提供了经济与技术援助。1956年，在苏联第20届党大会上，赫鲁晓夫正式决定加大对第三世界的经济援助，意图扩大自身影响力，实质上对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经济体系发起“经济攻势”。
对于东南亚地区，美国在战后初期除菲律宾外，很少进行经济援助，随着冷战的展开，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也只占其外援总额的10%不到，且相较经济更偏重军事援助[5]。面对苏联通过经济援助不断扩大在第三世界中影响的举动，美国开始重新调整对外援助的发展方向。1957年，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改变消极的对外经援政策，设立“发展贷款基金”(The Development Loan Fund，DLF)向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低息的贷款，进行除技术援助以外的所有融资。
具体包含农业投入品的不当应用，如未遵循科学的用药间隔期；也包含农产品输送、销售等环节的各类化学性、生物性污染，进而导致农产品质量安全效率下降，影响社会公众身体健康。为此，有关人员需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及预警工作，保证现代社会持续稳定发展。
在美苏经援竞争，美国对外援助政策转换的形势下，日本看到了进入东南亚的机遇。战后东南亚国家在旧宗主国国力衰微的背景下，反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民族独立意愿强烈的东南亚国家对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心怀戒备。在日本看来，因自己地处亚洲属于“亚洲一员”而有立场，也有能力调和西方援助开发政策与东南亚反殖民地主义情感冲突。特别是在美国担忧共产主义势力渗透东南亚而转变经援政策，以及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反殖民地主义问题，日本认为日美双方在东南亚开发上互为所需。
另一方面，1957年以关税同盟为主体，旨在追求经济、政治一体化的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成立。全球经济区域化的形势下，欧洲经济圈的成立无疑对日本产生了影响。战后初期，日本经济外交的具体目标是恢复与世界各地资源的流通途径，确保在各国市场享受自由无差别与最惠国待遇[6]。为此，日本在1955年带有附加条约，加入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但面对带有排他性倾向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日本存在疑虑，担忧共同市场的保护主义影响本国经贸。此外，欧洲经济共同体产生的示范效应，亦让日本试图利用地区主义主导地区秩序。
(三) 岸信介的“亚洲主义”
有关亚洲开发基金构想披露的前期过程，存在美国“信号”释放与国内讨论两个阶段。其一，在美国释放地区开发需要日本助力的“信号”阶段，1957年2月19日，美国驻日大使麦克阿瑟与岸信介会面，就南亚与东南亚的经济开发问题展开讨论，其对岸信介直言“这方面的倡议比起美国，让亚洲国家提出更为重要”[12]。按照麦克阿瑟个人的意见，亚洲开发应由亚洲国家进行，日本自然可以挑起担子。同年，美国总统的对外援助民间咨询委员长费尔利斯携团访日后做出一份报告，认为美国应重视亚非市场，这一区域的经济开发应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基于美国驻日大使的期望以及费尔利斯报告，当时日本政府判断美国的经援政策将会转变，现在已是构建地区机制的好时机[13]。
二、“亚洲开发基金”构想的框架
事实上，战前日本一直通过对东南亚大量输出棉纺织品等来赚取外汇，随着亚洲各国棉纺织品自给能力的提高，合成纤维替代丝织品逐渐被普及，战后日本不得不改变输出产品，通过附加值较大的重化学工业制品的输出来获取外汇[4]。这一供需模式的改变，促使日本大量进口工业设备发展重化学工业，最终导致进口激增而出口相较停滞。其次，日本国内资源贫乏，市场狭小，经济对外依存度极高。在战前，日本虽能通过殖民地、势力圈来获得稳定的进出口市场，维持均衡的国际收支，但战后日本失去东南亚势力圈，且初期与东南亚各国未完全恢复邦交缔结通商贸易，不能直接从东南亚进口低价原材料，造成出口商品高于国际物价水平，导致日本出口不振。此外，在美国的冷战政策的影响下，日本难以发展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关系，面对丢失中国大陆这一资源供给地与潜在的市场，日本经济“走出去”的空间受到压缩。概言之，战后日本经济在美国的援助下得以起步，在战争特需的刺激下获得发展，至1955年基本完成经济复兴，但因过度投资与消费，几度遭遇外汇不足的窘境，为解决国际收支不平，唯有振兴产业，扩大输出。因此，开拓海外市场，获得稳定的进出口源是日本解决外汇不足的根本办法。
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使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用[n（%）]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 Logistic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
相比于λ1,λ2的取值范围宽,并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λ1是一个定值,无论功率误差增大或减小,λ1对开关函数的放大倍数都是一样的,它无法跟随系统实时正确地改变开关函数在代价函数中的比重。λ2的优势就显得十分明显,当功率误差较小时,系统功率跟踪准确,可以适当减少开关动作次数,此时,λ2增大,开关函数在代价函数中的比重上升,开关频率下降;当功率误差较大时,急需稳定功率跟踪,此时,λ2减小,功率跟踪函数在代价函数中的比重上升,系统将快速减少功率误差。
1957年1月24日，岸信介在亚太地区大使会议上阐述了日本外交面临的问题，道出“亚洲太平洋地区是日本外交的中心地”。显而易见，岸信介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在其任职外相时既已明确，之后出台的“外交三原则”[注] 外交三原则是指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各国协调、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参见外務省編：《わが外交の近況》，1957年9月。 中“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更是对日本在亚洲及国际社会的角色定位。岸信介按照日本是“亚洲一员”，以“亚洲盟主”的身份开发亚洲尽情尽理的逻辑，企图以开发基金的形式构建起日本为主导的地区经济秩序。岸信介内阁的外交方针虽处战后却以近代以来“东西文明二元论”的思想为基础，在“亚欧对立”的结构下，将日本定位成“亚洲民族主义”的代言人，带有强烈的亚洲主义倾向，同时谋求“亚洲一员”身份的正当性[7]。事实上，岸信介战前出任过东条英机内阁的大臣，对日本为盟主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乃至战后仍持赞同态度，“虽然(世间)存在对大东亚共荣圈的各种批判，但我认为该构想本质并没有问题”，在谈及大东亚共荣圈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时，岸信介认为“……推动了亚洲的民族独立，帮助了亚洲国家摆脱殖民政策”[8]。可见从战前至战后，岸信介的亚洲主义[注] 岸信介晚年接受采访时表示“大亚洲主义”与战后他对亚洲的关心是紧密相联的，这与岸战前在伪满洲国经历有关，换言之，有关亚洲的构想是岸信介战前与战后一以贯之的思想。详见原彬久:《岸信介——権勢の政治家》，岩波新書，1995年，第190頁。 是其主张构建地区秩序的思想渊源。
随着我国医疗体系改革的深入推进，专业性及综合性医院集团化管理已成为医疗信息化领域的一个新课题，为了合理分配医疗资源，设立了规模和业务范围相似的两个院区，建立实时性要求高的核心业务信息系统如PACS和RIS(Radiology Information System，RIS)，但系统业务数据都各自独立存储，医疗信息的交互障碍势必会成为医疗业务上的瓶颈[17]。
岸信介选择开发基金这样的地区机构形式，主要存在三大考量要素。第一，地区全体参与机制是构建亚洲共同市场的框架前提。岸信介在国会上曾表露，类似欧共市场的模式虽不适用现在的亚洲，但应推进经济外交强化与亚洲各国间合作，并结合美国的对外援助政策[15]。换言之，亚洲共同市场虽不能一蹴而就，但应深化亚洲各国间合作协同美国一起朝这方向努力，而地区全体参与则是共同市场形成的先决条件。第二，处理调和地区民族主义是多边机制成立的内核建设。战后获得殖民解放的东南亚各国普遍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存在戒备，岸信介也多次谈到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产生的反西方情绪可能被共产主义利用。因此，通过地区机构的设立，日本能在东南亚与西方之间起桥梁作用，调和二者间的摩擦。第三，外部资金的注入是地区机构的现实基础。在恳谈会的讨论中，无论何种东南亚开发形式，都离不开美国援助的前提下展开的。关于亚洲开发基金的资金来源，岸信介谈到：“为打好经济基础必须首先发展经济，但具体做时，缺乏钱与技术...关于钱，可以依靠民族资本，可是那里又没有民族资本，只能向外国求援...由哪儿来提供这笔钱呢，美国最多”[16]。
其二，在获取美国方面的信息后，岸信介围绕东南亚经济开发问题设置了外务省的咨询机关——经济外交恳谈会(以下称恳谈会)，吸收财界与政界人士参与，进入国内讨论阶段。1957年3月27日，第一次恳谈会召开，围绕欧洲经济一体化形势，与会者普遍疑虑欧共市场的成立将会阻碍日本打入东南亚市场，作为对策，应当积极推进经济合作，确保市场占有率的同时，通过产业合理化提高出口竞争力。故此，感到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威胁，强调加深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的呼声较高[14]。在掌握政、财两界基本赞同加强东南亚合作的意见后，3月28日第二次恳谈会围绕构想形式展开了讨论。会上外务省公开了“关于东南亚经济合作的日美合作问题”的试行方案。该方案主要提出，(1)地区机构的形式；(2)国策投资机构形式；(3)项目对接项目形式(Project by Project)。[注] 地区机构形式是指日本协同美国等发达国家与东南亚各国一起成立东南亚开发基金，为促进区域贸易在取得美国资金援助的同时成立结算金融机构与亚洲经济同盟；国策投资机关形式是指吸收美国资本日本单独设立国策性的投资机构，扩大对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项目对接项目形式是指日本对东南亚国家间具体的经济合作项目引入美国的参与。详见外務省アジア局：「対東南アジア経済協力についての日米協力」，1957年3月9日，A’-432，外交史料館。 从形式类别而言，地区机构属于多边机制，国策投资机构则是含有美国资本的日本投资机关的“一国模式”，项目对项目的类型则属两国间模式。1957年4月17日下午，第三次恳谈会召开。岸信介会上谈及美国在东南亚援助过程中存在当地反美情况，并指出这种趋势容易被共产主义利用，产生负面效果，美国需要日本的合作，日本也有意图打入东南亚，双方利益一致互为所需，因此有必要详细讨论包含地区全体的合作方案[11]139-140。换言之，岸信介最终选择了地区机构的多边形式。
事实上，在第三次恳谈会召开的上午，岸信介向麦克阿瑟初步透露了地区机构式的亚洲开发基金构想。1957年6月6日，在访美前的准备会谈上，岸信介继而向麦克阿瑟提出了一份更详细的“亚洲经济开发基金与美国经济开发援助”的方案。其中关于亚洲开发基金构想的内容如下[注] 岸信介向美国提出的方案除亚洲开发基金外，还有面向亚洲的中期出口票据再贴现机构、亚洲贸易基金这三大东南亚经济开发方案。参见大蔵省財政史室：《昭和財政史——昭和27—48年度(第18巻資料(6)国際金融·対外関係事項)》，東洋経済新報社，1998年版，464—465頁。 ：
(1)设立目的：鉴于世界银行、国际金融机构等对经济水平尚处低位的东南亚地区的开发未能予以充分资金的现状。通过科伦坡计划的成员国及有意参加的自由主义各国出资，设立一个非盈利的金融机构，不抵触现有国际金融机关的机能并发挥补充作用，对亚洲地区的经济开发事业予以低息贷款。
普通大众常常会谈肿瘤尤其是骨肿瘤色变，觉得骨肿瘤就是骨癌，只要得了这个病就没办法治好。实际上，骨肿瘤分为良性和恶性，恶性的骨肿瘤又分为原发的和转移的，其中良性的和早期恶性的骨肿瘤，只要及时、规范化地诊治是可以治愈的。
(2)成员国构成：科伦坡计划的成员国及希望参加的自由主义各国。
为了更好的应对市场与用户的需求，MOXA进化了数采类产品和网络基础设施产品，如工业交换机产品增加可被组态、可被预测保养的能力，无线AP产品具备自适应场强变化的能力，特别值得一说的是，MOXA的交换机开始支持TSN技术，而I/O 产品也支持OPC UA。网管软件更是已经具备了在业界领先的可支持2万个IP点的能力。
(4)基金额度与来源：第一年度的基金为5亿日元，之后逐年递增。出资国为科伦坡计划成员国中的援助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以及希望参加的自由主义各国、有出资意愿的东南亚国家。
首先，对亚方面，在岸信介的构想推进路线中，访问东南亚不仅是对亚洲开发基金有效宣传的“直线”，更是争取美国支持的“辅助线”，企图透过历访东南亚增加对美谈判筹码。岸信介自身坦言：“‘亚洲的日本’即日本以指导者的身份为亚洲的发展尽自己的使命，将这些构想与亚洲各国首脑协商，掌握一定(筹码)去访美”[18]。1957年5月20日，岸信介开始了对缅甸、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泰国等的访问。其中，缅甸作为首访国，两国间的战争赔偿问题已于1954年11月通过签署《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而初步解决。此次岸信介访缅在有前期铺垫的情况下，将重点放在了经济上。5月21日至22日，岸信介与缅甸领导人举行了会谈，期间就亚洲开发基金、亚洲原子能中心的构想等中心的构想等展开了说明[19]。但缅甸对亚洲开发基金构想的态度显得犹豫。在接下来的访问里，岸信介继续向被访国兜售开发基金构想，但这些国家对此的态度都颇为谨慎。印度认为缺少英美的参加，构想实现前景堪忧，巴基斯坦则更希望以日美直接协议的形式获得资金援助，泰国表示已接受联合国、世界银行、科伦坡计划等经济援助，因此对构想兴趣寥寥[20]。
其二，亚洲开发基金构想的运营机制对日本存在绝对优势的设定。理事会作为基金运营的政策决定机关，其投票权的大小等同于基金主导权的分配。首先从构想规划的成员国数量而言，多来源于东南亚地区，但按照“亚洲各国持有投票数不得超过总体的三分之一”，意味着地区国家失去数量优势，相应的投票比重降低。其次，针对出资国以出资份额分配投票数量的同时，加以“不超过出资国分配额度的二分之一”的规定，防止出现因某一国巨额出资主导基金。最后，日本作为亚洲国家，又是亚洲中为数不多具备出资能力的国家，根据“亚洲国家出资，在保留其原有投票权力的同时根据出资比例追加投票权比重”的规定，能够获取该基金运营的绝对话语权。
不言而喻，从地区机构形式的选择到具体框架内容的设定，日本毫不掩饰地表露出构筑自身势力圈的野心，但这种以“亚洲盟主”自居，凌驾在亚洲国家之上，借助美国力量从而垄断地区主导权的“自利”设想，从一开始就为推行失败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三、“亚洲开发基金”构想的推进与挫败
岸信介的“亚洲开发基金”构想要义是以东南亚的资源、日本的技术与美国的资金形成“三位一体”模式，以拉拢东南亚国家加入，争取美国出资为践行路线，最终形成区域互补型经济秩序。在推进该构想的进程中，岸信介展开了一场对亚、美二元并举的游说路线，但遭遇美国消极态度后，转而猛力攻坚东南亚，以期望实现构想。
纵观亚洲开发基金构想的框架，最引人注目的有两点：其一，成员国的构成带有显著的地区性与政治色彩。科伦坡计划原是英联邦国家在英国的倡导下成立的地区发展援助计划，带有抵御共产主义的政治目的，1954年日本加入该计划，展开了战后首次对外经济援助，以技术援助为主。岸信介设定科伦坡国家成为其构想的成员国，一方面是借用既存国际组织的成熟条件[注] 例如，科伦坡计划的成员国有英国等英联邦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更容易获得美国的出资。 ，另一方面是冷战意识形态作用下的权宜之计。岸信介曾坦言“该构想如果实现，日本将能在东南亚确立主导权。最终排除中国及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强化自由主义阵营的立场”[17]。
其次对美方面，岸信介利用冷战形势，以反共为口号，以协助美国在东南亚援助为借口，积极游说美国作为亚洲开发基金的“高级合伙人”加入。1957年6月19日，岸信介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会面，就历访东南亚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东南亚地区经济、政治、社会的不稳定，极易被共产主义渗透，(为防止此情况发生)应建立该地区经济繁荣的基础”[21]373对此，艾森豪威尔回应“美国的资金并非无限，任何援助东南亚的计划都应具有支持的现实性与可行性”[21]375，实质上对岸信介的地区开发提案抱以消极态度。
(3)业务内容与运营机制：该基金是对政府公共事业及处于建设创业期间的开发事业及生产性事业(包括民营企业)予以长期低息贷款。设立理事会与事务局长。理事会为政策决定机关，理事根据基金参与国的出资额度来分配。有关加盟国在理事会上可行使的投票数量，亚洲各国持有的票数不得超过全体的1/3，出资各国根据出资份额获取投票数(但一国的投票数不得超过分配给出资国票数的1/2，如果亚洲国家出资，在保留其原有投票权力的同时根据出资比例追加投票权比重)。
1957年6月20日，岸信介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围绕经济议题展开了会谈。岸信介向杜勒斯描述其访问东南亚的观察，“这些地区生活水平低下，政治不稳定，各种社会问题丛生，极易成为共产主义滋生的土壤，为防止该情况发生，有必要对东南亚的发展予以援助。同时，这也将为日本带来新的出口市场与原材料供给地，故此，解决这一问题刻不容缓”[22]399。关于亚洲开发基金，岸信介坦言已向东南亚国家打探，虽意识到构想尚为粗糙，有待进一步深化，但仍希望美国认真研究考虑。杜勒斯表明美国非常重视东南亚的经济发展，但亚洲开发基金构想要成为现实则是件复杂又困难的事情，但对构想的概念本身予以了肯定[22]403。
回国后，岸信介让外务省继续细化基金方案，外务省一方面静候美国对外援助预算的国会审议结果，并探听美国出资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开始探寻东南亚各国的态度。6月29日，美国参议院决议削减6亿的对外援助费，同时减少艾森豪威尔提出的长期援助预算，众议院也予以通过。在美国对外援助政策与议会决议相摩擦的形势下，9月23日，藤山外相与杜勒斯会面，再度就开发基金构想向美国寻求协助，并表示不拘泥岸信介首相的原始方案，阐明日本的目的不仅是帮助他国经济发展，贸易的扩大也将为日本及自由主义世界带来利益[23]498。杜勒斯原则上赞成并鼓励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但认为现有国际金融机构足矣，无需创立新的地区机构，并提到了获得东南亚国家答复的必要前提[23]500。
最后，在亚洲开发基金构想遭到美国消极回应，岸信介内阁更加重视获取东南亚国家的支持。1957年11月18日，岸信介时隔半年再次踏上访问东南亚的外交之旅，这次访问对象是越南、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以及地处太平洋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访国家大多在二战中遭受过日本的侵害，反日情感普遍存在。如果说第一次历访东南亚选择与日“亲善”的国家与地区只是岸信介就亚洲开发基金构想向各国的初步试探，那么，第二次访问则是推进该构想的“攻坚”行动，以经济外交与赔偿处理为手段，缓和稀释当地反日、疑日情绪，为区域合作建立基础。
自吉田茂提出“赔偿即投资”的观点，日本通过产品与劳力的偿还，以创造民间需求与出口导向的方式开拓东南亚市场，岸信介内阁延续这一形式，利用赔偿问题的妥善处理，推进经济复兴、重塑战后国家形象。在岸信介二访东南亚的过程中，以早日解决越南与印尼的赔偿事宜，细化与菲律宾的赔偿协定为重点，对日本在战争中伤害各国的行为公开致歉，以期化解民间对日的情感芥蒂建立合作基础。关于二访中如何推进亚洲开发基金构想，岸信介阐述道：“对于缺乏建立经济基础的资金与技术的亚洲地区而言，美国与世银的援助还远不够，有必要成立地区机构，并希望通过详细说明来消除亚洲国家对构想的疑虑”。
岸信介在二访东南亚时，按照赔偿化解地区反日情绪奠定合作基础，以开发基金为楔子建立区域经济秩序的思路，对交涉多年的印尼赔偿案甚至在没有经过内阁会议讨论的情况下，达成了2.3亿美元的赔偿方案。然而，此次访问除老挝表示支持外，其他国家对构想的态度都不积极。例如，菲律宾外交部长公开表示，对岸信介的东南亚开发计划无过多期待，认为按照基金的出资份额，除美国外，日本将成为政策制定者，拥有支配地位。岸信介访问回国后继续不放弃该构想，在12月21日的亚洲协会上大肆鼓吹开发基金的重要性，并论述构想对于反共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岸信介与藤山访美先后遭到杜勒斯否定构想后，1958年1月5日，美国再度公开表示，“根据美国的援助计划，向东南亚开发基金投入大量资金比较困难，政治主张上对岸信介的构想也无过多兴趣”。
至此，岸信介的亚洲开发基金构想在美国及东南亚国家不支持的情况下走向末路，其在冷战格局下建立地区秩序的一次尝试也宣告失败。究其构想最终遇挫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地区主义”的意识缺乏。东南亚国家在战前经历过漫长的被殖民时期，战后虽获得独立，但反殖民地主义与民族主义在国家重建与现代化进程中盛行，客观而言，这些国家更着眼于本国利益，对地区共同发展事务的积极性不高，地区主义意识薄弱。
从图4及表4可看出，大理市各个方向的城市规模并不是均衡的，根据圆心和方向圆与大理市乡镇界叠加发现，东北向主要是海东镇范围，西北向为大理镇，北向主要是洱海海域，西、西南、南向都分布在下关镇，东南、东向为凤仪镇。在城市发展规模上看，以东北向和西北向为突出方向，2014年城区面积均大于10.00 km2，分别为12.21 km2和11.94 km2，北向发展受限，城区面积不足1.00 km2，另外的东、东南为发展次向，2014年城区规模在8.00 km2～10.00 km2，下关镇范围的南、西南、东南向城市发展规模也在4.00 km2～9.00 km2，城市发展规模可观。
第二，地区认同与信任感低下。日本强调自己是“亚洲一员”进而以“亚洲盟主”的身份高调自居，这一错误的身份定位无疑忽略了二战时期对东南亚国家的侵略事实，曾被殖民侵略的国家仍残留“战争记忆”，反日与对日不信任感浓烈，甚至将日本的构想意图视为“经济侵略”“大东亚共荣圈”的战后复活版。
第三，地区机构的政治利用。在美苏两极争霸的世界格局中，日本构建亚洲开发基金的战略意图是为防止共产主义的势力渗透，与美国的冷战政策保持一致并借此来争取美国的支持。但美国当时面临国际收支赤字，且国内采取财政紧缩路线，难以支持岸信介的斥资建立新金融机关的构想[24]。另一方面，对东南亚国家而言，亚洲开发基金构想反共意识形态强烈，加入它意味着充当美日反共棋子，而这些国家却又不愿切断同中国大陆贸易关系并刺激苏联，因此，对该构想兴趣寥寥。
第二，建立健全奖罚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在建立这些制度时，国资委应加强对离任审计、利益考核、薪酬制度和职务消费等各项内控指标的考核与控制，这样不仅可以有效的遏制企业高管人员的不良行为，而且还可以通过激励提高领导人积极主动完成各项内控管理条例的效率。
第四，地区秩序的制度设计问题。从日本构建地区秩序的核心构想——亚洲开发基金的运作机制来看，存在对日本绝对优势的设定。如前所述，东南亚国家在该构想机制下作为弱势群体难逃被大国主导的命运，而美国作为出资大国却得不到绝对话语权，故此，美国偏向利用现有国际金融机关，在确立自身绝对领导地位的前提下援助东南亚。
岸信介内阁的亚洲开发基金构想虽然流产，但其坚持强化与东南亚国家间经济联系，期以获取这些国家的认同。1958年7月11日，《有关加强经济基础的资金及特别法人基金法案》出台，其中第11条规定，在设置协助开发东南亚的国际性机构时，日本进出口银行应为东南亚开发协助基金注入资金[25]。对美关系上更“恪守本分”，注重协调与追随，力图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发挥好“伙伴”的协助作用。毋庸讳言，亚洲开发基金构想虽未实现，但其主旨内涵却影响着日本的东南亚政策，并为之后日本成功举办东南亚开发阁僚会议，在亚洲开发银行占据重要地位提供了指导经验。
结 语
长期以来，日本对地区秩序保持着高度敏感，且每逢自身实力增长都试图去塑造秩序[26]。从战前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破灭后，在战后国家复兴与发展之途上再现秩序构建的野心。以岸信介内阁的亚洲开发基金构想为代表，在日本战败后对美一边倒的政策惯性下，开始了携美进而对美自主型的地区经济秩序的构建尝试，其呈现的特征基本如下：
第一，对亚主导者认知的相对性与战后性。岸信介抛出亚洲开发基金构想，试图以地区机构与制度为载体，以开发东南亚为区域共同利益，强调亚洲一员的身份正当性，并在地区互动模式中以“盟主国”自居。造成这一认知的外源条件与日本国家实力远强于东南亚国家的相对性有关，亦与日本战后亚洲主义的内源认知相连。
第二，“合作” 构建地区秩序的主导困境。战后日本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欲建立地区秩序，不得不依靠美国，具体践行途径即搭乘美国援助政策的便利，以期统一对美与对亚的两条外交路线，携美共创日本为主导的地区秩序。但在战后长时期不平等的日美关系下，岸信介所做的努力是在美国霸权框架中获取亚洲主导权的认可，同时试图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国家关系，将美国拉拢成自己构建地区秩序事业的“高级合伙人”。然而，依靠外力的风险与局限，注定了地区秩序的主导困境产生，即便岸信介顺应冷战形势，利用东西援助竞争的背景，打出缔造反共经济圈的政治口号，也难以说服美国让渡地区秩序的主导权。
第三，非全方位的地区秩序谋求。不同于战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式地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秩序追寻，岸信介内阁提出的亚洲开发基金构想是在冷战、美苏援助竞争、欧洲经济一体化等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从解决战后日本市场与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建立以东南亚为主体、长期稳定的互补型经济秩序，可以说，这也是战后日本追求地区秩序的核心。
(二)政策补贴不断下调，将压缩企业的盈利空间，倒逼产业技术进步，加速淘汰落后产能，促进行业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产业的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继续保持和巩固光伏产业在全球的领先地位。
[参 考 文 献]
[1]门洪华.东亚秩序论——地区变动、力量博弈与中国战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41.
[2]細谷千博，本間長世.日米関係史[M]. 東京:有斐閣,1982:147.
[3]中村隆英，宮崎正康.岸信介政権と高度成長[M].東京：東洋経済新報社,2003.
[4]三和良一.概説日本経済史(近現代)[M]. 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9:181 .
[5]西口清勝.アメリカの対東南アジア援助と工業化論[J].経済論業，1975(1)：67-72.
[6]長谷川隼人.欧州経済共同体が日本に与えた影響について：岸内閣期/の「アジア開発基金構想」立案の背景要因[EB/OL].[2018-11-30].http://hdlohandle.net/10086/17775.
[7]権容奭.岸政権期のアジア外交[M].東京：国際書院，2008：45.
[8]山本剛士.戦後日本外交史——南北問題と日本[M].東京：三省堂，1984：20.
[9]鄭敬娥.一九五〇年代初頭における「日米経済協力」と東南アジア開発[J].法政研究,2004(4):70.
[10]外務省.外交史料Q&A昭和戦後期.[EB/OL].[2018-2-25].http://www.mofa.go.jp/mofaj/annai/honsho/shiryo/qa/sengo_03.html#13.
[11]保城広至.アジア地域主義外交の行方：1952—1966[M]. 東京:木鐸社,2008.
[12]MacArthur.TelegramFrom the Embassy in Japa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EB/OL].[2018-02-21].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5-57v23p1/d120.
[13]Hiroyuki Hoshiro.Co-Prosperity Sphere Again?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Japan’s “First” Regionalism in the 1950s[J].Pacific Affairs, 2009(3):397.
[14]长谷川隼人.岸内閣期の内政·外交路線の歴史的再検討:「福祉国家」、「経済外交」という視点から[D].東京：一橋大学,2015(3):174.
[15]第二十六回国会参議院商工委員会会議録第十七号[Z].1957-3-29.
[16]岸信介,矢次一夫,伊藤隆.官场政界六十年——岸信介回忆录[M].周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11.
[17]岸信介.岸信介回顧録[M].東京：広済堂，1983:320.
[18]原彬久.岸信介証言録[M].東京：每日新聞社,2003:133.
[19]外務省.岸総理の第一次東南アジア諸国訪問[R].東京：わが外交の近況特集一，1957(9):14.
[20]波多野澄雄,佐藤晋.現代日本の東南アジア政策[M].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2007：58.
[2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White HouseWashington[EB/OL]. [2018-02-22].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5-57v23p1/pg_373.
[22]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Secretary of State Dulles and Prime Minister Kishi[EB/OL].[2018-02-25].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5-57v23p1/pg_375.
[2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Secretary Dulles’ Office[EB/OL].[2018-02-25].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5-57v23p1/d229.
[24]樋渡由美.岸外交における東南アジアとアメリカ[M]//近代日本研究会編,協調政策の限界———日米関係史1905—1960.東京:山川出版社,1989:225-227.
[25]第29回国会.法律第百六十九号[EB/OL].[2018-05-03]. 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housei.nsf/html/houritsu/02919580711169.htm.
[26]MICHAEL GREEN. Japan’s Role in Asia：Searching for Certainty[J].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2014(3)：510.
The Asian Development Fund :Failure of Postwar Japan ’s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Order
WEN Qian -xiao
(Japan Institut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 In late 1950s, Japan quicky rose after retur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economy of Japan revived and entered the fast lane of rapid growth. The Kishi’s cabinet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Asian Development Fund”, which aimed to set up a regional complementary economic order dominated by Japan through integrating the resources of Southeast Asia, the technology of Japan, and the capital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is idea, Kishi identified Japan as “Asian leader”, and sought to w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rust by economic diplomacy and post-war compensation. Meanwhile, Kishi tried to persuade the United States to invest in the Asian Development Fund as a “senior partner” in the name of anti-communism and aiding Southeast Asia. However, this attempt failed due to the distrust of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Key words :Asian Development Fund; regional economic order; Nobusuke Kishi; Japan-U.S. relations; exploiting Southeast Asia
中图分类号： F13 /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2458- (2019 )04-0073-08
DOI :10 .14156 /j .cnki .rbwtyj .2019 .04 .009
收稿日期： 2019-05-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编日本史”(13&ZD106)；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201706205077)
作者简介： 文阡箫(1991—)，女，四川南充人，博士研究生，早稻田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日本近现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 李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