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格局迅速变化对产出水平的影响———个对于激进改革后产出滑坡的需求方面的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激进论文,滑坡论文,收入分配论文,格局论文,水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激进改革国家纷纷经历了大幅度的产出滑坡，这一现象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关注，对此进行理论解释的文献也层出不穷。在已有的此类文献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项研究都不约而同地试图从厂商的角度寻找产出滑坡的原因。例如墨菲等人认为，改革后生产要素在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间重新进行配置，一些重要的投入品流向了非国有部门，由于投入品之间有互补性，部分投入品的流失就会导致国有部门的产出下降和整个社会的产出滑坡（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92）。再如布兰查德认为，只要考虑到在改革中国有生产者不完全知道投入品供应商是否愿意继续向它提供投入品，就仍然可以得到国有部门产出下降的结论（Blanchard, 1996）。又如张军（1997）从改革后的市场结构角度出发，认为激进改革的结果并不一定是形成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结构，而可能是形成一个具有一定垄断特征的市场结构。这样，原有的国有部门在摆脱了配额约束后，就主动减少产量，并以垄断价格争取最大利润。此外，他还以此为对照说明了，中国双轨制改革之所以避免了激进改革所造成的产出滑坡，就是因为双轨制中保留了对国有部门的计划产量约束和计划价格约束。从国有部门对市场操纵和垄断势力的角度对改革后产出滑坡进行解释的经济学家还有罗斯（Ross,1994）和周惠中（Zhou,1994）。总结以上几项有代表性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几种解释虽然均言之成理，但也都存在着一些共同的不足，从而限制了理论的解释力。首先，这些理论主要都是从供给方面解释产出滑坡的，由此得到的一个推论是，激进改革后的产出滑坡都是由厂商的最优决策单方面决定的。其次，这几种解释都不同程度地依赖于企业能够有效地对价格实施控制这一假定条件，而这显然需要假定企业面临的是一个不充分竞争的市场结构，也就是说，这些模型希望以一个经济中有一定垄断特征的市场上的产出水平下降解释整个经济的产出滑坡，而这似乎并不足以说明一场大幅度的经济衰退的全部成因。于是我们想到从需求方面来寻找激进改革后产出滑坡的原因，并且使这一理论解释并不需要依赖于对于市场结构的过多分析，从而能够对以上几种理论解释作一点补充。在本文中我们将试图说明，激进改革的一个结果是收入分配格局的迅速变化，并导致社会总的消费需求下降。进一步地，本文认为激进改革后出现的产出滑坡可以部分地被看作是在特定制度背景下的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的经济萧条。
二、激进改革过程中收入分配格局的迅速变化
我们知道，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激进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能够调节供需达到均衡的价格体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体系是不合理的，从收入分配角度来看，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劳动者实行平均分配，人为地抹煞了不同劳动者对社会贡献的不同和人力资本含量的不同，从而也不能为社会劳动者提供努力工作的充分激励。因此，激进改革如果想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市场体制，发挥其对劳动者的激励功能，就必然导致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而且是迅速的变化。有资料表明，在采取激进改革方式的转轨经济国家中，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一点可以通过表一中各国基尼系数的迅速变化清楚地表现出来。
表一：激进改革国家的基尼系数变化
基尼系数
国家1987-88 1983
保加利亚 0.11 0.34
捷克共和国
0.08 0.27
波兰 0.05 0.30
斯洛文尼亚
0.04 0.28
俄罗斯
0.14-0.24① 0.48
①这里两个数据的计算机方法不同，具体请参见World Bnak,1996,P69.)
数据来源：World Bank，1996。
另有针对俄罗斯的数据表明，如果将居民按收入水平划分为五个组别的话，最高收入组别的收入在全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在1988年1993年间上升了约20%，而其他四个组别的相应份额同期分别下降了约5 %（World Bank,1996）。导致俄罗斯收入差距扩大， 贫困人口增加的直接原因是失业人口增加，而且失业救济水平又较低。（注：1992以后俄罗斯的失业率迅速上升，可参见Gommander and Yemtsov,1997。 ）如果将居民按收入水平划分为非常穷困、穷困、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组别的话，在非常穷困和穷困两个组别当中，失业的成年人所占的比重明显高于他们在总人数中所占的比重。
实际上，导致转轨经济国家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还应归结为经济体制的转轨本身。首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合理的平均分配的改变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在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劳动力资源开始借助于市场机制来配置，于是客观上必然改变原有体制下人为造成的不合理的平均分配现象。在转轨过程中，个人能力与素质对收入的决定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波兰，只受过很少正规教育的人贫困的可能性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贫困的可能性的9倍， 在罗马尼亚这一比率为5倍。
其次，转轨经济国家的经济政策也影响到收入差距的变化。例如在俄罗斯，改革前地区间的工业布局明显的不合理。在改革后，俄罗斯没有采取足够的政策来纠正这种工业布局的地区性不合理现象，也没有采取一些其他措施（如发展住房市场）来增进劳动力的流动，因此工业布局的不合理就在市场化改革后成为加剧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也使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1995年6月，俄罗斯20 %的富有地区（主要是一些资源丰富的地区和莫斯科地区）得到了总收入的44%，而20%的贫困地区（主要是北高加索地区和伏尔加地区的共和国）只得到了总收入的5%（World Bank，1996）。
第三，转轨过程中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促使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暴富群体。不可否认，在激进的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制度变革的速度较快，新生事物较多，客观上就造成了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于是不少人借法制不健全之机成了暴发户，这成为转轨经济中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特殊原因。这一点在俄罗斯突出地表出在私有化过程中不少人通过各种手段（包括非法手段）聚集了大量的私有财产，从而跻身于富人阶层。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转轨经济国家收入差距扩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以俄罗斯为代表的采取激进改革方式的国家，改革过程中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速度非常快。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人的实际收入水平上升了，而相当一部分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却下降了。由于激进改革国家的经济体制轨轨过程纷纷伴有较高水平的通货膨胀，因此一部分人的实际收入水平下降被高通货膨胀下的名义收入水平增长所掩盖了。以1991年为例，前苏联日用消费品和劳务价格一年内增长了140 %，同年阿尔巴尼亚通货膨胀率达600%，保加利亚为500%，罗马尼亚为280%左右，波兰为71%，捷克斯洛伐克为57.9%。另一方面， 职工名义工资增长远远低于通胀率，在有些国家还采取了限制工资增长的收入政策，于是职工的实际工资购买力普遍下降。（注：参见《世界经济年鉴199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又如，在俄罗斯1994年物价水平上升了3.2倍，而同期平均工资水平仅翻了一番， 最低工资仅增加了1.4倍。1995年，俄罗斯实际的人均货币收入下降了13.8%， 从而引起了低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显著增加（Rimashevskaya,1997）。收入分配格局的迅速变化意味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几乎等于将既定的社会总收入重新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全社会总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重新分配的结果是，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水平的下降而上升，但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却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而下降。总起来看，最终的结果是全社会总的消费需求下降。在下文中，我们将用模型化的方式证明，在社会总产出水平既定的情况下，社会分配格局迅速变化的结果是，社会总产出水平将与穷人收入水平的变化方向相同。所以可以说，俄罗斯等采取了激进改革方式的国家所出现的产出下降部分地可以由凯恩斯式的有效需求不足来加以解释。
三、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对产出水平的影响：模型与事实
为了证明在上文中作出的推论，我们假定社会中仅存在穷人和富人两个消费者（或者说两个阶层），其消费需求分别为C[,1]和C[,2]。假定全社会的总产出水平为Y，投资（I）和净出口（M）为外生变量。 于是根据凯恩斯的收入决定模型，我们就有下面这样一个等式：
Y＝C[,1]+C[,2]+I+M ①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两个消费者的消费函数。假定两者的消费函数是相同的，即：
C[,1]＝c（Y[,i]）＝a+bY[,i]＝a+b（Y[,i]）Y[,i] （i－1，2） ②
其中，a表示不随收入变化的消费。 由于一般都认为转轨经济在改革前是短缺经济。因此a 这部分消费应当既包括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消费，又包括一些需求受到制约的消费（这部分消费在不可控制的配额机制下也是不能随着收入在一定区间内的变化而变化的）。边际消费倾向b本身又是收入（Y[,i]）的函数，即b＝b（Y[,i]）（i＝1，2）。
我们知道，一般来说消费函数满足c′＞0和c″＜0的性质，也就是说，消费需求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长，但增长的速度是逐渐下降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个式子：
现在我们再假定社会总收入等于社会总产出，并且社会总收入是在两个消费者之间分配的，那么就有Y[,2]＝Y－Y[,1]， 这样就可以将社会总产出用下面这个等式来表示：
运用隐函数求导法则，我们可以得到下式：
现在我们需要判断上式的符号。由于边际消费倾函数有b＜1和b′＜0（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性质，于是上式的分母显然为负。 在分子中，由于c′＝b′（Y[,i]）·Y[,i]+b（Y[,i]）＞0，（i＝1，2），且c″＜0，Y[,2][,2]＝Y－Y[,1]＞Y[,1]，我们有b′（Y[,1]·Y[,1]+b（Y[,1] ）－[b′（Y[,2]·Y[,2]+b（Y[,2]）]＞0，这样我们就可以判断⑥式分子的符号为正，因此整个式子的符号也为正。
我们由上面这个模型所得出的⑥式的经济学含义是很明确的。也就是说，假定既定的社会总收入是在穷人和富人间重新分配的，那么，社会总产出的变化趋势就一定是与穷人实际收入水平的变化同方向。由于在激进改革过程中收入差距迅速拉开，导致穷人收入水平下降，其消费需求也相应下降。虽然富人的收入水平上升，其消费需求也相应上升，但总起来看，由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大，其消费需求下降幅度较大，社会总需求水平仍是下降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企业就不得不缩减产量，避免由产品需求不足而带来的损失。从这一结论出发，激进改革国家连续几年的产出滑坡就可以被部分看作总需求水平下降后社会总产出向新的均衡水平调整的过程。俄罗斯在改革后出现的情况可以为我们的理论分析提供一个例证。在俄罗斯，1991年的改革导致人民生活水平急剧降低，零售价格增长了25倍，而人民的实际货币收入才增加9倍。 这样就促使俄罗斯人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大部分收入必须用于吃饭，对工业品的需求则大大减少。
以上我们分析的是既定的社会总收入在穷人和富人之间重新分配所导致的社会总产出变化。作为分析的起点，我们假定没有其他外生的因素导致总产出的变化，所以影响社会总需求变化的主要是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和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实际上，即使收入分配格局保持不变（穷人和富人在社会总收入中占有的份额不变），也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会导致社会总产出水平下降。在前苏联、东欧的一些激进改革国家普遍出现了政治动荡、经济体制混乱无序的局面。同时，前苏联、东欧各国之间长期以来较为稳定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也突然间瓦解，各国间的贸易大幅度下降。这些都成了各国产出水平下降的直接诱因。（注：参见1992—1994各年《世界经济年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投资水平也有所下降，例如，俄罗斯在1991年住房建设只相当于1956年的水平，基本建设投资下降了35%（阿巴尔金，1994）。这些收入分配以外的因素所引起的产出水平急剧下降也会导致社会总收入水平和社会总需求水平下降，并引起社会总产出进一步向更低的新的均衡水平调整，从而表现为连续几年的产出滑坡。但我们认为，这些收入分配以外的因素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从经济学的逻辑来看，激进改革本身并不直接对应着政治、经济体制的混乱和出口水平的剧减。而收入分配格局的迅速变化却必定是与激进改革相伴随的，因为激进改革的本意就是希望在短时间内迅速纠正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体系的不合理现象，从而导致产品价格，要素价格、劳动力价格都向更为合理的方向复归，最终表现为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从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如此。因此，从一般理论的角度出发，我们完全有理由重点考察收入分配格局迅速变化对产出水平的影响，而忽略一些其他的因素。
既然我们已经从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角度解释了激进改革国家的产出变化，那么从理论上来说，我们也应该能够解释在中国这样一个收入分配格局也在发生变化的转轨经济中，为什么没有出现产出的滑坡。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改革方式本身是激进的还是渐进的。在激进的改革方式下，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也是非常迅速的，因此改革过程相当于将既定的社会总收入水平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重新分配，其后所出现的情况便如本文模型分析所揭示的那样，会引发社会总需求的下降，并进而导致社会总产出向更低的均衡水平调整。而在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虽然也在扩大，但由于改革方式是渐进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也相对较慢。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在1988年时为0.382，到1995 年时为0.445（赵人伟、李实，1997）， 变化速度远远慢于表一所示的同期内激进改革国家基尼系数的变化速度。与此同时，改革后中国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保持了持续的快速增长，1981—1995年间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可以从表二中表现出来。再以1996年为例，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3%，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3.8%， 其中10%的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增长12.7%，实际增长3.6%， 使贫困面减少为4.2%，比上年减少0.2个百分点（杨宜勇等，1997）。此外，中国的投资水平和出口水平在改革过程中也保持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因此我们认为，在中国的渐进改革过程中，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也有降低社会总需求水平的作用，但由于收入格局变化的速度较慢，这一因素对产出水平的作用较弱。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投资水平、出口水平却都保持了稳定快速的增长，这些都是促进社会总需求增长的正面因素。总起来看，中国的渐进改革成功地避免了由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导致的社会总需求下降，从而也没有出现产出的滑坡现象。
表二：中国1981—1995年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
平均增长(%)
指标
1981-1991
1986-19911991-1995
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5.6 5.9 7.7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 3.7 4.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注：表中数据均按可比价格计算。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本文中的理论和模型分析，我们已经说明了在俄罗斯等采取激进改革方式的国家，产出水平的下降可以由收入分配格局的迅速变化，从而社会总需求水平的下降来解释。在达到新的均衡产出水平之前，社会总产出是持续下降的，之后则可能出现经济的正增长，因此激进改革国家产出变化的“J 型曲线”也可以近似地被理解为凯恩斯式经济周期的表现，只是在激进改革国家引起有效需求不足的深层次的体制背景与市场经济国家是不同的。根据我们的理论分析所推出的结论是，一些凯恩斯式的刺激需求的政策（特别是适度的收入转移政策）可能对于刺激激进改革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有所帮助。
我们对于激进改革中产出滑坡的原因的分析再一次证明了激进改革方式的缺陷，这一理论分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采取了渐进改革方式的国家来说也能够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启示。首先，由于在转轨经济中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其合理的一面，因此应该通过放慢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来减少其负面效应。此外，在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相当大，因此根据我们对激进改革国家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的分析，一些旨在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对于防止社会总需求下降，刺激产出增长也是有益的。这些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措施主要包括：1、 减少失业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加强对失业人员的技能培训，促使其顺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实现再就业；2、 采取一些政策措施缓解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促进劳动力地区间流动；3、加强法制建设， 控制非法收入的增长，尤其是要防止部分人借经济改革之机非法牟取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