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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的中国，历经磨难，终于在金秋十月，迎来了喜悦和欢笑，也给第三次被错打的邓小平带来了复出的曙光。
那一年，首先是哀曲不断。1月8日，人民热爱的好总理周恩来离开人世间；4月5日，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遭到血腥镇压；4月7日，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7月6日，人民敬重的老革命家朱德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24万人伤亡；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与世长逝。
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政治局多数同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即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消息一传出，举国上下即刻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从北京到各地纷纷举行盛大集会，庆祝粉碎“四人帮”。85岁的郭沫若在《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中兴奋地写道：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①]
这场斗争的胜利，标志着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但到1978年底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党的工作经历了两年徘徊。原因在哪里？困难在哪里？
这是因为，在怎样评价“文化大革命”，并进而怎样对待毛泽东的指示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上，党内外存在着明显的巨大的分歧，面临着极大的考验。
这也是对邓小平和华国锋这两个政治人物的巨大而又复杂的考验：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和结束前夜，两次受冤屈、被打倒，党和人民在这场灾难中蒙受的伤害和损失，在他的身上体现得十分充分，理所当然，他要带领人民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但这种否定和纠正又不能否定毛泽东思想及其主要的杰出代表者毛泽东。
——华国锋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毛泽东赞赏而又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有区别，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际被推上党政军最高领导地位，他要肯定和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但这种肯定和维护决不能变成肯定和维护毛泽东晚年错误，特别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
显然，这是一道难题。解开他们两人面临的难题，需要有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家的素养，即科学的思想路线、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无畏的政治胆略。没有这些素养，是难以经受这样巨大而又复杂的考验的。
历史业已证明，只有邓小平具备这些政治家的素养，能够承担起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时代重任。
邓小平在这场巨大而又复杂的考验面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了三个科学的结论：
一、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
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但是，这样的拨乱反正工作，遇到了严重的障碍。当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时候，华国锋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告诉了人们，如果不能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把拨乱反正引向深入；就不可能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在这种复杂的政治背景下，还处在被批判地位的邓小平，在1977年4月10日给中央写信说：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②]
这里，邓小平提出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提法，与那种简单地照抄照搬毛泽东片言只语的做法，即“两个凡是”的观点，划了一道界限。后来，他在和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他在给中央的信中写这句话，“是经过反复考虑的”。紧接着他又说：
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③]
同年5月24日，他同两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再次讲了这两段话，其核心思想就是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不能搞片言只语。
邓小平能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他长期在毛泽东培育下，对毛泽东思想有深刻的认识。
——1943年10月，邓小平担任北方局代理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领导了所属党组织的整风。11月10日，在北方局党校第8期开学时，他作了一个整风动员报告。在报告中，他同王稼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并认为这一思想在全党具有科学的指导作用。他说：“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④]
——1959年林彪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后，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面大旗，大搞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的一套，引起了邓小平的警觉。1960年3月25日，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他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专门就如何宣传毛泽东思想问题讲了话。他说：
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问题，我曾经在山东、天津谈过，后来在中央也议了。昨天在毛主席那里还谈了这个问题，他赞成这个意见：第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化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这种情况，不少报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按照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解，一个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回事。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面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⑤]
邓小平用“坚持”、“保卫”、“发展”这三个动词，阐述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在全党产生了长远的影响。1971年5月，周恩来曾经在一次讲话中说到，“继承”、“捍卫”、“发展”三个动词，还是邓小平提的；三个副词，“天才地”，加一个“创造性地”，又加一个“全面地”，是林彪搞的，毛泽东看到这三个副词，把它勾掉了。[⑥]
——60年代担任解放军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同林彪在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方针问题上发生了冲撞。林彪的学习方针即当年很有名的“二十一字方针”，即“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⑦]罗荣桓认为，带着问题学，就是要到“毛选”中找答案，这样提不适当。比如两口子吵架，发生了问题，如何到“毛选”中去找答案？还是应当学习立场、观点、方法。1961年4月30日，在军委常委会议讨论到“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提法时，罗荣桓当面向林彪提出：“应当是学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林彪听不进不同意见，粗暴地打断罗荣桓的发言，宣布散会。邓小平听到反映后，感到罗荣桓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要，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支持了罗荣桓的意见。到1975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他在插话中还讲到此事。
——1975年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领导整顿时，针对林彪、“四人帮”在学习毛泽东思想时搞的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倾向，邓小平说：
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林彪主张就学“老三篇”（后来加成“老五篇”），是割裂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都抛开呢？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现在相当多的学校学生不读书，这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⑧]
由此可见，邓小平在1977年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不是偶然的。这是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刻认识，是他同林彪、“四人帮”的阴谋活动和恶劣学风进行长期斗争的科学总结，也是他针对毛泽东后的当代中国出现的“两个凡是”错误观点，所采取的正确态度。这就是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不是要维护毛泽东说过的每一句话、作出的每一个决定，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高举。其理由有两条：一是领袖的话是有一定的时间和地点的，即有针对性的。离开了这种针对性，就失去了他的论述的科学基础，就会把科学的真理变成僵硬的教条。二是领袖也是人，他的话难免也会因种种局限性而存在着某些不足，甚至错误的东西，不能盲目迷信。对此，邓小平说得很清楚：
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⑨]
所以，他反复强调，不能够搞“两个凡是”，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至于个别的论断中有这样那样的失误，都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科学的体系，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那种教条主义式的、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高举；只有这样的高举，才是真高举。
二、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
同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相联系的，就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对领袖人物功过是非的评价，历来是一个敏感而又重大的问题。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作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导致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思想混乱，在有的国家甚至出现了否定马列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风波。在毛泽东后的当代中国，如何评价毛泽东，绝非像评价一般的历史人物那样，是个纯学术的问题，而是一个同现实政治紧密相关的，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
事实就是如此，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极为复杂的情况：一方面，华国锋推行的“两个凡是”方针阻碍了拨乱反正的深入展开；另一方面，在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中，出现了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进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比如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打出大幅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等反动思想。
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邓小平，从拨乱反正一开始，就提出“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多次反对对他本人的一些不适当不科学的评价，经常教育我们正确理解人民与领导人或领袖的关系。”[⑩]这就是说，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不搞个人崇拜，也不允许任何人丑化和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
首先，邓小平强调，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1978年12月13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他论述了毛泽东的三大历史功勋：一是领导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二是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三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邓小平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11)]1980年8月在接受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时，他又一次这样说：
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12)]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这一高度肯定的评价，反映了中国革命历史的真实面貌，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包括一大批历经沧桑的老战士的心声。在拨乱反正的年代里，笔者曾经听到过一个传闻，说一个老干部家庭内部，儿子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老子的株连吃了不少苦头，不理解老子为什么还要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同老子殴气斗嘴，而老子则气愤地对儿子说：“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现在还不会胜利，我也不会活到今天，哪里还会有你？”那位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迫害，但解放出来后并未因此而否定毛泽东，还站在历史的高度，从大局出发，教育儿子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确实难能可贵。这个传闻，笔者没有核对过，但相信它是真实的。中国确实有千千万万这样的老干部。最典型的莫过于邓小平了。他们是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武器的先进分子，尊重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13)]
同时，邓小平强调，对毛泽东的评价，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它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1979年3月底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针对拨乱反正中出现的错误思潮，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在论及如何评价毛泽东这一重大政治问题时，他说了一段十分深刻的话：
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这正如马克思的情况一样。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时候说，现代无产阶级只是依赖马克思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的解放条件。这难道是说个人创造了历史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作神。[(14)]
确实，毛泽东长期来处在党的最高领导地位上，是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历史造就的这种地位，决定了毛泽东的活动，除了极小一部分纯属个人性质的活动外，都是领导党进行的事业和活动。参加这一活动的，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还有党中央领导集体、党和党所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因此，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毛泽东，必定会涉及到肯定还是否定党中央领导集体、党和党所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的问题。我们许多缺乏政治经验的人不懂得这一深刻的道理，而一些试图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则深知其中的奥妙。他们力图通过丑化、诽谤、诋毁毛泽东个人，来否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
这样说，并非是要回避毛泽东的缺点和失误，而是为了更好地尊重历史，包括更科学地说明毛泽东的缺点和失误，更科学地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对此讲得十分清楚：
毛泽东同志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犯了“左”的错误，最“左”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他生前自己也承认有错误，他说过，我死后如果能够得到三分错误、七分功劳的评价就满意了。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到一九五七年，三十六年内他做的好事了不起，是他领导我们取得了革命胜利。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如何评价党的历史这个问题，我们有，你们也有。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15)]
如果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说的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事实，那么，“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说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者评价伟大历史人物时必须注意的重大政治问题。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坚持了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性和政治性的统一，既体现了他对毛泽东的无比尊重，更体现了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和优秀的政治品格，展现了一代伟人的风采。
三、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最难的地方在于如何评价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邓小平最初讲要“实事求是”，后来加了一个要“恰如其分”。[(16)]这就是说，要评价好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必须恰当、有分寸，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为此，他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为澄清一系列模糊认识，达到全党思想的统一，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17)]由于“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堪称“史无前例”，因此在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时，许多人义愤填膺，对毛泽东说了许多过头的话。邓小平对此十分警惕，明确指出“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18)]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邓小平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对“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中毛泽东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的问题，从性质上划了一道大界限。这就是说，林彪、“四人帮”是要利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背着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犯罪活动，他们是两个反革命集团。毛泽东犯的则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理论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左”倾错误观点，明显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组织上，他重用了林彪、江青等人，致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但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主观上“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19)]就是在他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纠正和制止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他亲自领导的；阻止江青反革命集团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也是他的重要部署。此外，“文化大革命”中，对外一些正确的政策的制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保存，国家没有分裂，社会主义建设仍在进行，等等，都同毛泽东的作用分不开。邓小平说过：“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20)]邓小平在毛泽东和林彪、“四人帮”之间划上这么一道大界限，是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因而是正确的，是能说服人的，这为全党统一思想起了重大的作用。
——“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21)]邓小平不仅指出了毛泽东晚年错误同林彪、“四人帮”在性质上的区别，而且具体地、历史地分析了毛泽东在各个时期的功过及其比重。他有根有据地客观公正地指出：从1921年建党到1957年，36年内毛泽东做的好事了不起，是他领导我们取得了革命胜利；建国后17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因此，总起来说，毛泽东的一生，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22)]邓小平认为，在分析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工作中发生的一些错误时，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他还诚恳地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23)]“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24)]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邓小平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勇于承担责任的革命气概。为了说服大家接受这一观点，他还说过：“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但是，不能回避‘我们’，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取得教训。这是从中央领导角度上说的，地方上没有责任。我和陈云同志那时是政治局常委，起码我们两个负有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要承担一些责任。合不合乎实际？也合乎实际。这样站得住脚，益处大。”[(25)]在邓小平的说服下，全党统一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26)]为了正确评价毛泽东，分析他的晚年错误，同时更好地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邓小平不仅强调要集体承担错误的责任，而且强调要看到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犯错误，有着复杂而又深刻的原因。他说：“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27)]“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28)]后来，在思考和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时候，邓小平据此说了一段重要的话：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够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29)]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党中央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作了这样一个评价：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邓小平和党中央关于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这一客观、全面而又深刻的科学评价，解决了拨乱反正中一个极为复杂的难题，使党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维护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从而维护了党的团结和政局的稳定，为党领导各族人民在拨乱反正后进行全面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如果再联系一下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境遇，他们那里没有邓小平这样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没有能够经受住总结历史经验、评价历史人物的严峻考验，从否定斯大林开始否定各国党的历史，最后导致政局剧变，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值得庆幸和自豪：我们有毛泽东这样具有开天辟地雄才大略的伟大领袖，又有邓小平这样具有求实精神和领导艺术的毛泽东事业的杰出接班人，因此我们不仅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创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而且能摆脱贫穷和愚昧的束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责任编辑注：本文作者的《历史：毛泽东论邓小平》一文见本专题1997年第3期4～11页。
*本文系李君如同志书稿《毛泽东与毛泽东后的当代中国》的“引论”第三节，“引论”第二节“历史：毛泽东论邓小平”已载登在本刊今年第1期，请读者参阅该文的题注。--编者
注释:
①载1976年11月1日《解放军报》。
②③⑧⑨⑩(11)(12)(13)(14)(16)(17)(18)(19)(21)(22)(23)(24)925)(26)(27)(28)(29)《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39、36—37、38—39、43、148、345、148、172—173、309、344、301—302、149、344、296、296、308、309、297、297、308—309、333页。
④⑤《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88、283页。
⑥林彪长期都宣传“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九大党章时，毛泽东两次圈去新党章草案上写的这句话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
⑦林彪：《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1961年1月。
(15)(2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1—272、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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