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汉文文献中有关马可#183;波罗来华的最早记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波罗论文,汉文论文,清末论文,文献论文,马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华的问题，一直是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中国人是何时介绍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的呢？早在1929年5 月《东方杂志》的第26卷第10期所刊向达《元代马可·波罗诸外国人所见之杭州》一文中，就考证出中国最早介绍《马可·波罗游记》的文章为，同治十三年三月（1874年4月）映堂居士在《中西闻见录》第21 号上发表的《元代西人入中国述》。直到80年代余雄士著的《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和《中世纪大旅行家马可·波罗》（中国旅游出版社1988年）两书，仍在沿用此说。1990年李长林在《世界史研究动态》第10期上发表了《国人研究与介绍〈马可·波罗游记〉始于何时？》一文，指出在映堂居士的《元代西人入中国述》一文发表前两个多月，《申报》同治癸酉（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1874年1 月30日）第264号上， 刊载有求知子写的《询意国马君事》一文（注：应为《申报》第542号，李长林文误作第264号；也许因为李长林文中所引《询意国马君事》一文转录自蔡尔康编《纪闻类编》卷11，经笔者核对发现李长林文所录与《申报》原文略有出入。），已介绍过马可·波罗，并认为这是中国最早介绍马可·波罗的文章。李长林的发现较之向达的考证提前了两个多月。1874年成了马可·波罗最早在中国介绍的一个重要年份，见载于各种文献，顾卫民所撰《中国的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1874—1990年）》一文，把1874年作为中国介绍马可·波罗的一个开端。该文收入中国国际文化书院编《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马可·波罗》，由商务印书馆1995年出版。在该书附录的1874至1990年的55篇有关中国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的论著目录中， 收录清末的介绍文章共4篇，而其中3篇又是1910年问世的，换言之，整个19 世纪汉文文献中有关马可·波罗记述只有1874年映堂居士的那一篇（注：中国国际文化书院编：《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马可·波罗》，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1874年是否是中国人介绍马可·波罗的开端呢？整个19世纪汉文文献还有其他有关马可·波罗的记述吗？近两年来笔者在对清末汉文文献进行探寻中，陆续发现了有关马可·波罗记述的新资料，此将其揭出，以求教于马可·波罗问题的研究者。
一
根据黄时鉴的研究，《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rnMonthly Magazine）丁酉（1837）五月号上刊有《欧罗巴列国之民寻新地论》一文，文中提到了汉至元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贸易往来，称“元兴初年间，意大里国有二商贾，赴于北京，其人聪明，能通五艺。所以忽必烈帝厚待之，奉龙恩归国。其人细详中国之事，令西洋人仰而异之”（注：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编记传》，中华书局1997 年版， 第234页。）。 黄时鉴认为该文作者是在说威尼斯探险家马可·波罗及其著名的旅行记。该刊创刊于1833年8月1日的广州，1834、1835年曾两度中断，1836年全年未出，1837年复刊，约停刊于1838年底。该刊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段：前一时段是从癸巳年（1833）六月到乙未年（1835）六月号，在广州出版，编纂者是郭实猎（K.F.A.Gutzlaff,1803—1851 ）。后一时段是从丁酉（1837）年正月复刊到戊戌年（1838）底，迁到新加坡出刊，编纂者是中国益智会。
也许有的学者会不同意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这一条没有马可·波罗大名的记述，看作是这位著名旅行家最早被介绍的例证。那么下面笔者举出两条材料，将雄辩地证明早在19世纪50年代，马可·波罗的名字及其事迹已出现在汉文文献中。
继《东西洋每月统记传》之后，1853年英国伦敦会所属的英华书院出版了《遐迩贯珍》（Chinese Serial）月刊，这是在香港出版的第一本定期中文刊物。《遐迩贯珍》刊载有不少关于西方各国政治制度、历史及人物的文章，如《英国政治制度》、《花旗国政治制度》、《英伦国史总略》、《少年华盛顿行略》、《佛国烈女若晏记略》等。1853年10月1日第3号刊出未署名的《西国通商溯源》一文，讲述了中西交通和中西互市的历史，其中特别提到了马可·波罗的来华：“溯前三百至六百年间，泰西国所遣东来之众，皆有陆路抵中土。盖其时尚未知有过岌水道之通径，当日抵中土首出著名之人，名马歌·坡罗，泰西各国皆称之为游行开荒之祖。乃威泥西（今译威尼斯——引者）人，自其父与兄，生长贵族，因欲一睹东土民物山川，遂措巨舶，满载货物启程。途中复几经水行陆运，间关东迈，阅三载，值一使臣，往聘蒙古朝，遂与偕行。其蒙古即后之莅中国，创辟元朝，号至元者也。即抵其都，蒙古主待之甚厚。及返，又使使者偕行，往询罗马法王起居，并祈遣人诣彼土宣扬教法，训迪众生。迨归途历三载，道次而使臣殂逝，更越二载，复诣元都，并携同前所祈遣之人以行，而幼马歌·坡罗亦与偕行。马歌·坡罗抵元，元帝授以官禄。十余年间，屡任要职显秩。旋返本国，随将身所阅历，笔之于书，记述成帙，当时阅者，多以为诞，未之信也。迄今稽之，始知凡所记载，均非夸谬。”（注：《遐迩贯珍》1853年10月1 日第3号。）这是笔者迄今所见到的最早、 最详细的有关马可·波罗来华的中文记述。该文不仅谈到了马可·波罗在华的活动，还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马可·波罗游记》诞生前后的史实，这是中国最早的有关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的较为详细的一个介绍。
1853 —1854 年由墨海书馆出版的《地理全志》（UniversalGeography）的初版是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1822 —1900）编译的一部地理学百科全书。该书卷1地质论，卷2地势论， 卷3水论，卷4气论，卷5光论，卷6草木总论，卷7生物总论，卷8 人类总论，卷9地文论，卷10地史论。卷10地史论分上、中、下三节， 这是一篇西方地理学的简史。该卷第二节的叙述起自罗马帝国的分裂，迄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其中有关于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的介绍和评价：“欧罗巴君因心怀忧惧，爰遣使臣至于东州。此时民之往其地者，欲广见闻。亦有射利之徒，思购奇货，始学技艺，蒙古人待之甚厚，与之财而赐之宠，使之擅名誉焉。其中有特出者，威内萨人波罗·马可，彼启行在耶稣之后一千二百七十一年，其时世祖（忽必烈）据有华夏，始称元代。使臣在京都，世祖召见，优加赏赉，拜爵于朝，使臣于是服华服，循华俗，效华言。世祖屡遣之他邦，宠任特深，不过三年，荐升封疆大吏。后波罗·马可欲退，世祖不许，马可乃微服隐行，私离中土。从印度群岛、印度洋、波斯湾、德比孙、君士但丁而行，后至威内萨，计其往返，约二十四年，为耶稣后一千二百九十五年。后著一书，备述闻见，士民观之，无不称异，乃更从之以探外邦形势，彼所稽考数地，近时始有人诣之，以察其言之是否。至其地而所见所闻，与书符合。……马可亦论中国之名省城，又论黄河、扬子江，及舟楫市镇，民居稠密，俗异风殊，勤于贸易，制造磁器之局，生盐之石，纸银蚕丝香麝孔雀等物；又言中国南洋及信风南朔，煤可燔炙。于其时欧邦人未知之也。独茶尚未论及，彼尝论香料芬芳之品，大约茶亦在其中。”（注：慕维廉：《地理全志》下篇卷10“地史论”上，墨海书馆1854年版，第12页。）文中的马可·波罗名字是按中国人的习惯，姓氏在前，名字在后，尽管按今天的习惯马可·波罗名字被倒写了，但译名中四个字却与今天的译名已经完全一样了。
《地理全志》的下册出版在1854年，按出版的时间来看，这段记述见之汉文文献的时间较《遐迩贯珍》稍晚，但较之1874年1月30 日《申报》等542号上刊出的求知子的《询意国马君事》一文， 要早了整整20年。在讨论到中亚的帕米尔高原的自然现象时，该书还提到《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记述得到了后一地理学家和探险家的印证：“彼（指马可·波罗——引者）云：中亚西亚巴米耳高原，燃火光不炎耀，色与常异，以之燔炙，亦逊他处。今普鲁士有名士曰洪波的，名于地理，尝涉高岭，精察之而知其言之不谬。缘地甚高，天空之气殊轻也。马可亦云，此原为天下最高只区，揆其形势，据两高山之间有一河，水甚清洌，其源出于大湖，其地生草肥美，甲于他处。瘦畜食之，十日体即丰盾，此水乃阿母河也，发源大湖即西利格湖。英之将士乌德，在耶稣后一千八百三十八年，历险至之，而证马可所言。”（注：慕维廉：《地理全志》下篇卷10“地史论”上，第13页。）书中提到的“洪波的”，既当时仍在世的近代地理学奠基人洪堡（1769—1859年），这很可能是中文文献中第一次出现的这位德国地理学大师的名字与事迹。
二
李长林已经指出，中国人关注马可·波罗的研究可以上溯到近代第一个驻欧使臣郭嵩焘。他在使欧期间曾注意过欧洲的马可·波罗研究。早在光绪三年十一月初四（1877年12月8日）的日记中， 提到了往来希腊、埃及“掘土搜求古碑”的意大利人舍利曼告诉他：“元世初定中国，有意大利人马尔克波罗随世祖入中国，……居二十二年，至河南见犹太人传习摩西教，亦不详其所始。”他认为天主教在元代已肇其端，并“开近时罗马传教之先声”（注：郭嵩焘著、钟叔河等整理：《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391 页。 ）。 光绪四年三月初一（1878年4月3日），郭嵩焘出席英国新任外相的茶会上，结识了“马尔克波罗书”的注释者优诺，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马尔克波罗随元世祖入中国，为西洋人入中国之始。所记风土人情，西洋多不之信，优诺（今译玉尔）为加注释云。”以后，这位被郭嵩焘誉为“考求东方学问者”，还把自己注释的《马克波罗游历中国记》，送给了郭嵩焘（注：郭嵩焘著、钟叔河等整理：《伦敦与巴黎日记》，第524、830页。）。三月十二日（4月14日），英国探险家贝柏从云南赴印度， 贝柏有关云南的记录引起了英国学术界的重视，郭嵩焘认为：“元初马哥孛罗亦由印度通西域以达云南，人多疑其记录之非实，至是见贝柏所行游多与之比合，乃皆喜。”（注：郭嵩焘著、钟叔河等整理：《伦敦与巴黎日记》，第540页。）
值得指出的是，在晚清传教士编译的汉文文献中留下了不少有关马可·波罗来华的事迹的介绍与研究，曾受到过晚清学者的关注，而这一点却未能引起今天研究者的重视。
此举1885 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年）所撰《西学略述》一书为例。 该书分10卷，卷1训蒙，卷2方言，卷3教会，卷4文学，卷5理学，卷6史学，卷7格致，卷8经济，卷9工艺，卷10游览。卷10 的“游览”并非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旅游，而是西方历史上的地理探险。分航海遗闻、多禄某书、回人肇纪来华、波罗来华纪游、欧人西觅新地、游览直北来华水程、古革东游、欧人游览亚非利加全境等目。其中记述了古希腊时代的航海活动，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库克的环球航行等。在“波罗来华纪游”一条中写道：“当元世祖朝有意大利之威尼斯城商人波罗，同其一弟携诸宝石先驾船至希腊京都，由黑海行抵俄罗斯境界口岸，舍船登陆，至弗罗加河边城内售于元成吉思罕所分封嗣王处，获利甚厚，嗣偕其弟又沿里海北滨至薄哈拉地方，习土耳其人语，时遇成吉思罕孙波斯王胡拉古有，遣赴上都，奉书于世祖之使波罗兄弟，乃与使者偕行，至元二年抵上都入觐世祖，颇蒙优待，后世祖命其兄弟回国，往见罗马教皇，请巧匠百人偕来上都，以便使国人习其技艺。波罗与弟于至元六年始返故乡，计其离家出游使九年矣。有波罗去后遗生一子，名曰‘马哥’，始识若父与若叔父焉。惟时教皇告殂，请匠一举，祗可暂为罢论。波罗乃复与弟并子马哥遵路东回。至元十二年，三人偕抵上都入见世祖复命。时世祖极赏识马哥聪俊，后即常俾衔命使江南北及印度等处地方。迨拟嫔主于波斯王，时择奉主同行之臣，马哥与其父若叔实皆而选中，爰由闽之泉州登舟驶越印度，抵波斯海湾，闻波斯王已薨，复得世祖恼问，马哥乃与其父叔定议，辞主西归故土。元贞元元年始抵威尼斯城。马哥生平游历著有成书，初出时人争购率以先睹为快，故其书译有法、德、意三国之言语文字，以便欧洲人披阅，今犹有多人称道之者。”（注：艾约瑟：《西学略述》卷10，总税务司署1886年版，第123—124页。）这一段记述几乎全文被1902年鸿文印书局出版的《世界豪杰谈》杂论部分的《首通中国之巨人多禄某、瓦合白、亚不赛得、波罗传》所收录，表明艾约瑟有关马可·波罗的介绍与评价已受到了中国学者的注意。
三
马可·波罗学是一门跨国性的历史和地理学科，作为它的中心内容之一的中国部分与我国的历史和地理关系尤为密切。在中国马可·波罗史研究史上，笔者认为，中国人最早对马可·波罗的介绍的时间起码应从1874年提前21年，即以1853年10月《遐迩贯珍》第3 号所载《西国通商溯源》一文为开端，有关中国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的论著目录中，还应该填入慕维廉的《地理全志》、郭嵩焘的《伦敦和巴黎日记》和艾约瑟的《西学略述》。洪允息在给《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的译注中指出：马可·波罗在中国至少有过7个汉译名， 如最早的在1874年始用的“博罗玛格”、1910年始用的“马可孛罗”、1913年始用的“马可博罗”、1929年始用的“马哥孛罗”、1935年始用的“马哥波罗”和1936年始用的“马可波罗”（注：弗朗西丝·伍德（吴芳思）：《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笔者这里可以补充的汉译名有1853年的“马歌坡罗”、1854年的“波罗马可”、1874年的“马格博罗”、1877 年的“马尔克波罗”； 洪允息译注中1929年“马哥孛罗”的译名，在50年代前的郭嵩焘的日记中就已出现过，1878年郭嵩焘日记中还有过“马古波罗”、 “马克波罗”的异译名；1885年还有艾约瑟的“马哥波罗”，较之洪允息列出的1935年要早半个世纪。即使1936年始用的“马可波罗”四字，在80多年前的汉文文献中也已出现，只是名姓顺序前后有别。笔者目前对清末汉文文献的调查还相当的粗疏，特别是传教士译述的汉文文献还有待进一步发掘和清理，笔者列举《西学略述》中有关马可·波罗的记述，无非是为了说明在晚清传教士主译的大量汉文文献中还存在着不少有关马可·波罗的记述，还有待研究者去发现。只有在全面清理了这部分汉文文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马可·波罗学”，才可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