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儿童福祉——基于社会学视角的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祉论文,述评论文,社会学论文,视角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5)05-0159-13 一、研究背景与概况 “中国梦”离不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与人民幸福”①。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并在关于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部分谈到“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②。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指出，儿童③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是国家人力资源的重要储备，必须大力提升儿童福利水平，提高儿童整体素质，促进儿童健康发展。但是目前在推动社会治理的大背景下，城乡差异、贫困、教育资源分配等方面的问题凸显。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些都反映了儿童个体所处社会环境中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其自身发展与幸福的资源多寡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儿童发展与儿童福利的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国际竞争力。西方社会学界曾经忽略了儿童的重要性，但是随着建构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叙事视角的兴起，对儿童的社会学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儿童不仅仅是成人社会与文化的消费者，同时也是社会建构的积极参与者(Corsaro，2014)。 什么是儿童福祉(well-being)？《说文》中，祉，即是“福”的意思。而汉语中的福，包含了幸福、快乐、福利、福气等意义④。在社会科学领域，幸福的含义主要借鉴了西方对于“well-being”的研究，有学者把well-being翻译为幸福⑤；也有学者将well-being翻译为福祉⑥。在儿童研究领域，笔者更倾向于译为福祉一词，包含幸福与福利的双重概念。生活质量与生活价值反映了福祉中的个体或群体的幸福状态，而福利则是促使幸福状态获得与保持的重要支撑。它既表达了一种对生活相对长久稳定的令人满意的幸福状态，一个从人们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中产生的动态的过程(Bradshaw et.al，2011)，又包含了社会所能够提供的以及个体或群体能够获得的保障其幸福状态的福利。儿童的特点决定了其幸福的内涵有别于独立的成人个体，其生活的状态与质量不仅受个人特质的影响，还更多地取决于照顾者以及儿童成长所处的各种环境，包括家庭、学校、社区以及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因此，儿童幸福与儿童福利更加密不可分。本文将从儿童幸福、儿童福利两个方面来反映儿童福祉的全貌。与儿童福祉有关的内容相对纷繁复杂，包括主要照顾者(比如母亲)的幸福、儿童健康、教育获得与教育参与、亲子与同伴关系、主观体验、问题行为等多方面的内容(Lau & Li，2011)。 首先，我们需要厘清影响儿童福祉的重要因素以及这些因素是怎样影响着儿童的幸福与福利的。社会学视角下，我们更加关注社会资源与社会关系对儿童的影响。作为一个可以链接个体与环境的社会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社会资本”自然受到越来越多的儿童领域研究者的关注。科尔曼(Coleman，1988)、普特南(Putnam，1993；1995)以及布迪厄(Bourdieu，1986)等学者从不同角度解释与定义了社会资本(Foley & Edwards，1999)。普特南从政治学视角出发，把社会资本定义为包含有信任、公民参与和强烈社区印记的、合作与互惠的社会网络。这个社会网络既包括家庭、朋友与社区邻里，还包括工作场所、社交场所、宗教场所、公民组织以及网络虚拟社区等(Putnam，1993)。欧洲的社会学家布迪厄受到涂尔干的微观视角与马克思的宏观社会学视角的影响，把社会资本定义为通过群体成员交换的积累，互相服从与成员的同质性来提供相互支持，从而获得有价值的资源的社会关系(Bourdieu，1986)。同时，社会资本也可能转化为经济资本或文化资本(Portes & Vickstrom，2011)。科尔曼则沿袭了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与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功能主义传统，主张应以功能来定义社会资本，认为社会资本是从社会结构中产生的，能够通过合作行为带来资源。他强调社会关系在行动中的重要性，指出社会资本有三种重要组成形式，分别是：责任与期望、信息渠道与社会规范，并强调社会结构的封闭性对社会资本的促进作用(Coleman，1988)。林南给出了社会资本的操作化定义，即“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Lin，2001)。 尽管不同学者对社会资本这一复杂概念的定义还存在差异，但对社会资本的首要共识是一致的：认为其是由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中的各种嵌入式资源构成，它可以随时间累积起来，在需要的时候调动出来以确保目标的达成(Bian，2008)。可见，社会资本的概念总是离不开社交、社会网络与社会支持、信任与互惠以及社区与公民参与等内容。社会资本也可分为结构社会资本与认知社会资本两大类：结构社会资本是客观的、可测量的部分，比如家庭结构、兄妹数目、朋友数量与类型等；认知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关系中共享的规则、价值观、信仰、信任与态度等主观认知因素(Grootaert & Van Bastelaer，2002)。社会资本连结个体行为这一微观因素与具体宏观社会结构，把个人与社会关系、社会互动、社会网络与社区因素联系在一起。从宏观层面上看，基于信任与互惠的社会网络可以产生良好的社会结果，比如提高福利水平、教育水平与公共健康水平(Helliwell & Putnam，2004)。从微观层面，可以提升个体的身心健康水平和幸福感。 介于社会资本的上述特性，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者开始探索如何将社会资本概念应用于儿童研究来增加儿童福祉。针对社会资本与儿童福祉有关的研究，一直呈现增长趋势。对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2002年至今文献的统计显示，截至2015年3月，以社会资本与well-being为主题词的研究论文共有438篇，其中2002年只有5篇，而2013年增长为75篇，呈逐年增长趋势。从研究方向上来看，社会学方向有65篇，社会工作方向有22篇，共占20%；其他相关研究分散在公共管理、心理学、教育学等领域。在这些研究中，以社会资本、福祉与儿童作为主题词的论文共70篇，以社会学与社会工作领域最多(共27篇)，其他分散在家庭研究、公共健康、心理学等领域，也呈现了比较快速的增长。从数据上也不难看出，社会资本与儿童福祉为主题的研究也是社会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 相对于西方的研究，国内近十多年来社会资本研究也硕果颇丰，对于中国社会资本研究的发展历程，张文宏(2011a，2011b)进行了深入总结与述评，他概括了中国社会资本的几个主要研究领域，包括：(1)从职业地位获得方面进行的研究(如，边燕杰、张文宏，2001)，这些研究具体可细分为对精英群体、弱势群体(如下岗工人、农民工)等特定人群的地位获得研究；(2)从社会分层角度对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进行的研究；(3)对中国城乡居民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4)从组织这一中观层面对企业与家庭社会资本的分析研究；(5)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中信任与关系的研究以及对社会资本的消极作用的分析探讨。此外，近年来也有一些对社会资本测量方法的研究探讨(尉建文、赵延东，2011；赵延东、罗家德，2005)以及政治学视角下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如，刘春荣，2007；陈捷、卢春龙，2009)。更重要的是，目前已经有学者开始探讨各类“资本”对儿童青少年群体的影响。如刘志民、高耀(2011)对江苏省高校大学生的实证研究显示家庭资本促进了子女高等教育的数量与质量。他们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优势家庭通过资源排斥与文化传递将家庭资本优势转化为教育机会优势，助其子女获得高等教育优势，从而获得就业优势，最终使得优势阶层得到代际传递与固化。而郑磊(2013)则对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中的子女性别差异与教育获得进行了讨论分析。此外，也有学者开始探讨社会资本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柯力，2009；汪明亮等，2010)。 纵观近30年来的国内社会资本研究，对社会资本与幸福关系的探讨为数甚少，尤其是针对社会资本与儿童福祉关系的研究在国内几乎是空白。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中，2002—2014年期间，以社会资本、幸福或福祉为关键词的文章只有8篇，并且研究对象均非儿童青少年⑦。国内缺乏社会资本与儿童福祉研究的这一现状与国际趋势有很大落差，需要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社会资本与儿童福祉研究文献进行细致梳理与回顾，在对社会资本与儿童福祉简析的基础上，着重分析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儿童福利与儿童幸福，旨在厘清社会资本理论在儿童福祉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探讨以往研究存在的局限性，从而为国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二、社会资本概念在儿童领域的延伸 布迪厄是把资本概念引入社会学的代表之一。他在对儿童的学习成绩与家庭教育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他认为儿童通过家庭继承的文化资本能够更好地解释学业的成功(Swartz，1997)⑧。而家庭对儿童文化资本的投资，既包含了家庭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的转化，也反映了家庭社会资本的存量多寡。文化资本在家庭的代际传递过程中需要依赖社会资本。布迪厄(1985)⑨在关于高等教育获得的研究中，就反映了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对儿童的综合作用。家庭出身或家庭所处的社会阶层，对高等教育的获得及后续的就业都有极大影响。处于精英阶层的家庭其对外扩展的资源更多，对教育的投入更大，其后代更具竞争优势。 真正把社会资本的概念应用于儿童的社会学家是科尔曼。其在早期研究中就发现青少年在社会参与、加入团体等方面很容易被同伴影响；而比起家长与老师，他们更容易接受来自同伴群体的批评。他开始用社会资本理论来解释儿童青少年与家庭内外的关系(Morrow，1999)。科尔曼(Coleman，1988)分析了社会资本对高中生辍学的影响，他把儿童的社会资本分为家庭内的社会资本与家庭外的社会资本两类。家庭内的社会资本是“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其他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强调父母投资在子女身上的时间、努力、资源与能量”。科尔曼认为正是通过社会资本，才能把家庭中的人力资本进行代际传递，如果家庭内的社会资本不足，子女就难以从父母的人力资本中获益。家庭内的社会资本提供给儿童青少年接触成人的人力资本的机会，有利于儿童的社会化。科尔曼主要从结构方面测量家庭社会资本，比如家庭类别(单亲家庭还是核心家庭)、子女数量、父母工作状况、亲子沟通互动频率等。他认为家庭中成年成员的缺失或接触的减少意味着家庭内社会资本的结构性缺失。因此，科尔曼认为单亲家庭或双职工家庭由于父母不能给予儿童足够的关注，因此是缺乏社会资本的。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也是如此(比如众多的子女会减少每一个儿童个体的社会资本)。此外，儿童嵌入青少年社团的程度以及父母与同辈朋友的关系等都可能影响到儿童的家庭社会资本。科尔曼的理论成果极大地促进了关于儿童家庭社会资本的研究，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结构与数量已经不能很好地代表家庭社会资本，学者们开始更加关注家庭关系的质量与认知(Morrow，1999)，比如子女对家庭关系的认知、亲子沟通互动的质量等。 家庭外的社会资本(exterior social capital)，主要指社区社会资本，指的是父母以及儿童自身在社区中拥有的与儿童相关的社会关系，以及父母与组织机构(比如学校)或社区的关系，其中家庭与社区关系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社区社会资本体现了家庭的互动以及与社区的关系，包括了与社区居民、儿童社会化组织(比如学校)的关系。科尔曼与霍夫(Coleman & Hoffer，1987)指出，社区社会资本可以由四种成分构成，分别是社会支持网络(父母嵌入社会支持网络的程度越深，能够获得的信息、资源与朋友邻里对日常生活的支持更多，与学校的关系更好，这些都对子女发展产生好的效果。常用的变量有母亲亲密朋友的数量以及拜访朋友的次数等)、社区组织的公民参与程度(父母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质量与数量，地方群体的志愿者，地方组织中的积极成员，参加社会会议解决社区问题，组织邻居解决邻里与社区问题，与地方官员进行对话与沟通)、信任与安全(考察父母对所在社区以及社区居民的信任程度)、宗教参与度(degree of religiosity，参与社区宗教活动的程度)。 科尔曼把学校这一依托于社区的组织也纳入社区社会资本的范畴。但是学校也是家庭外儿童成长的重要场所，往往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因此，科尔曼之后的学者们开始更多地采用生态学视角，把社会资本置于不同的系统层次去分析，由此也可以进一步把家庭外的社会资本进行细分，将学校社会资本分离出来。学校社会资本往往包含了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家长与学校的关系、学校活动参与等指标的数量与质量(Wright & Fitzpatrick，2006)。 儿童领域研究者在科尔曼等学者有关社会资本理论的开创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在相应研究中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与定义。比如，莫罗(Morrow，1999)曾建议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获得人力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实践过程。约翰逊(Johnson，1999)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父母将自身经济与人力资本传递给子女的渠道。弗斯坦伯格(Furstenberg，2005)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由分享社会规则与成员集体意识而创造出的对社会良好意志的存储。总体上，截至目前，社会资本在儿童领域的概念构建与应用仍是学者们讨论的一个主题。 三、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儿童福祉 由于社会资本概念的复杂性，其与儿童福祉关系研究的视角与内容也在发展变化之中。早期研究多把焦点放在家庭社会资本上(如，Coleman & Hoffer，1987；Teachman，Paasch & Carver，1997)，主要集中于探讨家庭结构以及家庭内关系。因为儿童出生于什么样的家庭是最初决定其获得何样资源的首因，不同的家庭拥有资源的不平等，影响着父母对儿童的投资选择与数量。伴随着儿童的成长，家庭内部的资源不平等也会扩展到其他社会情境，比如学校与社区(Parcel，Dufur & Zito，2010)。因此，晚近的研究开始关注家庭外社会资本，多集中在学校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资本两个层面(如，Caughy，O'Campo & Muntaner，2003；Kohen，Leventhal，Dahinten & Mclntosh，2008等)。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比如Furstenberg & Hughes，1995；Morrow，1999)指出社会资本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传统的科尔曼式的对社会资本结构与数量的测量方法(比如父母的数量、兄弟姐妹的数量、去教堂的频率，等等)太过片面，忽视了社会资本的其他维度，如反映社会资本质量与心理认知的维度——信任。总体上，迄今为止社会资本与儿童福祉的关系研究经历了两个转变：一是从家庭内社会资本对儿童福祉的研究拓展到家庭外社会资本，尤其是社区社会资本对儿童福祉影响的研究；二是从对社会资本结构与数量的研究扩展到对社会关系质量的研究上。基于此，本部分通过分析论述家庭内社会资本、家庭外社会资本与儿童幸福或福利的关系来回答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儿童福祉这一关键问题。 (一)家庭内社会资本与儿童福祉 对于家庭社会资本与儿童福祉的研究，一般着眼在微观层次的儿童幸福层面。艾莱特(Allatt，1993)对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研究发现，父母鼓励孩子“负责任，努力工作，争取成功，社会竞争，建立关键的社会网络”。家长们也会运用自身的社会网络来使儿童受益。他们会教导子女如何运用社会资本，并且如何创建自己的社会资本。一般来讲，高社会资本家庭养育的孩子总体上更幸福，身心健康的程度更高，教育获得与就业更好(Morrow，1999；Ferguson，2006)。从教育获得方面来看，家庭收入的减少，与随之而来的父母的绝望，都会增加子女挣钱与离家的压力以及父母对子女投资的压力，从而导致家庭中下一代的社会资本减少，最终减少子女接受更高等教育的机会。可见，父母人力资本与经济资本的累积可以通过家庭社会资本传递给孩子。社会资本提供了一种代际传递渠道，使得父母的行为与家庭的规范可以传递给下一代。因此，社会资本可以成为链接家庭人力资本、经济资本与儿童幸福的非常重要的中介变量。 儿童所拥有的家庭社会资本体现了家庭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而这一关系由多方面构成，并嵌入父母的个人资源与父母为子女构建的家庭环境中。弗格森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总结了构成家庭社会资本的五种成分，分别是：家庭结构(比如单亲家庭vs.双亲家庭、父亲角色是否缺失、双职工vs.单职工家庭)，亲子关系质量(每周父母辅导孩子家庭作业的频次、每周父母与儿童共同活动的次数、每周父母口头鼓励孩子的次数、家庭中的子女个数——多子女家庭的父母对每个孩子的注意相对少)，成人对儿童的关注(母亲在儿童学业上的激励、父母对儿童需要的同理心、父母对儿童学校活动的卷入情况、父母对儿童学校成绩的合理期望)，父母对儿童活动的监管(父母参加学校家长会的次数、父母对子女朋友的知晓度、父母对子女朋友父母的知晓度)以及家庭交换与支持的扩展(住在家中的亲戚数量、子女外出拜访亲戚的次数、与亲戚的往来)(Ferguson，2006)。这五种成分中，后面四种都是对家庭社会资本质量的体现。 对家庭结构的研究已经证实，双亲家庭要比父母缺失的家庭更有利于儿童的成长(Ferguson，2006)。并且，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反映家庭社会资本质量的变量可能要比反映家庭社会资本数量的变量更好地预测儿童幸福。下述列举的一些研究将具体展现家庭社会资本要素，尤其是体现关系质量的社会资本因素如何影响着儿童的幸福。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帕索与同事(Parcel & Menaghan，1993)利用1988年美国国家青年跟踪调查中的母亲与子女数据，对524名6—8岁的已婚家庭中的儿童的家庭社会资本与行为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指出，父母通过家庭社会资本(主要是亲子关系质量)对儿童的行为模式与社会规则的习得产生代际影响。同时母亲对儿童的良好管控与积极的家庭氛围会对学龄期子女的社会适应能力产生正向的影响，而儿童的良好社会适应能力是与儿童及其成年后的幸福密不可分的。与科尔曼(Coleman，1988)对母亲工作与儿童发展关系的观点不同，他们的研究认为并非全职工作的母亲，而是面临婚姻危机的兼职工作母亲对子女发展产生较大的不良影响。总之，他们对儿童社会资本的研究更加关注家庭关系中的质量因素。 随着单亲家庭与未婚生子现象越来越多，也有学者开始关注这些群体中的家庭社会资本对儿童幸福的影响，研究结果同样表明社会资本的质量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如，金等人(King et al.，2004)对美国国家青少年健康跟踪研究中的5377名非“常居”父亲⑩对子女生活的卷入程度与儿童幸福的研究发现，父亲对子女生活的卷入程度以及亲子关系质量是这类家庭儿童社会资本的非常重要的构成要素。尤其是白人家庭中父亲教育程度较低而又与子女分开居住的情况下，这类家庭中的青少年往往社会资本更加缺乏，从而可能导致生活质量的下降。此外，社会资本也会对儿童个体精神健康产生影响。有学者系统回顾了公共健康领域对社会资本与精神疾病的关系研究(De Silva et al.，2005)。他们的分析显示，从个体水平上看，认知社会资本与儿童精神疾病有显著的负相关，来自家庭成员的信任与关爱越多，儿童个体患精神疾病的可能性越低，从而促进儿童生活质量与幸福。 后续，帕索与其他两位同事(Dufur，Parcel & Mckune，2008；Parcel，Dufur & Zito，2010)又强调了家庭的功能对儿童福祉的重要性。他们指出社会不平等从儿童的早期就已经产生，儿童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就决定了一个人最初拥有的资源是什么样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个体最初从家庭获得怎样的投资。并且，他们也建议具体研究应该同时考虑家庭社会资本与学校社会资本对儿童的作用。这样就可以更好地控制、比较相关因素的影响，也可以进一步检测家庭与学校的相互作用。他们介绍了2004年的一个研究(Hoglund & Leadbeater，2004；转引自Parcel，Dufur & Zito，2010)，研究结果显示了学校社会资本与家庭资本之间有显著的交互作用，即亲社会的良好学校环境可以补偿家庭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缺失。 与国外研究状况不同的是，目前国内此类研究几近空白，为数不多的中国研究多来自于境外的中国学者。值得重视的是，由于文化特点以及国情的不同(如独生子女政策、户籍制度等)，中国与西方研究的结论，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着差异。相同之处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往往通过资源获得与社会网络关系的不平等而影响儿童青少年发展(Yan & Lam，2009)。更合适的一个例子源于刘嘉慧与李万新(Lau & Li，2011)的研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外的差异。他们对深圳1306名6年级小学生及其家长进行了有关家庭社会资本、学校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问卷调查。研究者把子女与父母的讨论交谈次数(比如健康、学校情况、交友情况、计划打算等)，亲子间的人际互动数量(读书、运动、外出活动等)作为家庭社会资本中的结构性因素，把子女感受到的亲子关系(比如父母是否理解我、是否关心我、信任我等)作为社会资本中的认知性因素。相关分析显示家庭社会资本变量与儿童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相关，回归方程分析进一步显示了社会资本中的认知性因素，也就是子女感受到的亲子关系质量能够显著影响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并且，通过对儿童性别、独生子女、户籍与居住地、家庭背景的差异比较发现，男孩子、独生子女、常驻居民(本地户籍及长期居住者)以及高学历与高收入家庭中的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比较密切。非独生子女家庭、流动人口家庭中儿童的师生关系、家长同学校的联系更密切。此外，调查显示父母更愿意把资源投给男孩子，独生子女获得的父母投资也较多。从这一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因为户籍制度以及独生子女政策等中国国情与文化，关于社会资本与儿童幸福的中国研究必然会有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结果与结论。 (二)家庭外社会资本与儿童福祉 社会资本与儿童福祉的研究发展历程经历着从家庭内向家庭外拓展的视角转变过程。家庭外社会资本主要以社区社会资本为主。弗格森(Ferguson，2006)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社区社会资本扩展为六类，在科尔曼与霍夫(Coleman & Hoffer，1987)对社区社会资本构成的解释基础上，又提出了学校质量(通过学生对学校质量的评价，发现学校质量与青年将来的社会经济地位成正相关)与社区质量(父母认为社区是否是养育孩子的安全地方、是否能提供孩子玩耍的安全地点、父母对社区内可能存在的社会失序的看法)两个社区社会资本变量。当然，在实际的量化研究操作中，往往会把社区资本进行细分，把学校社会资本从中剥离出来。弗斯坦伯格与同事(Furstenberg & Hughes，1995)的研究验证了学校质量与儿童青少年的福祉有很强的相关。优质的学校资源可以促进青少年成长中的社会经济产出，增加大学入学率、就业率，预防青少年未婚生育等。但是在预测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与行为问题上，学校社会资本可能要弱于家庭社会资本(Dufur，Parcel & McKune，2008)。 普特南(2000)在其著作《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一书中，专门有一个章节讲述社会资本在儿童教育与福利中的作用。他指出“社会资本能够阻止坏事情发生在好孩子身上”(P.343)。普特南笔下的社会资本，主要集中在社区层面，包含儿童照顾者(主要是母亲)嵌入的支持性社会网络、互惠的邻里关系、社区活动的参与，尤其是社区中非正式联系的频率以及社区或州水平上的社会信任。在美国，社会资本高的州，儿童整体福利状况更好。从普特南文中对社会资本构成的诠释，不难看出其主要从宏观视角把社会资本作为儿童福利指标之一，通过统计分析控制其他一系列儿童福利指数(包括婴儿死亡率、15—19岁青年人意外死亡比率、青少年生育率、高中辍学率、儿童贫困率等)，来回答社会资本对儿童成长有着怎样的影响，结果发现社会资本是仅次于贫穷对儿童生活状况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指标(11)。社会资本可以防止新生儿死亡，预防青少年辍学，避免儿童置身危险之中。他指出：“父母的社会资本……会惠及他们的下一代，就像孩子们从他们的父母的财力与人力资本中获益一样。社会资本对于那些财力较弱、教育资源较少的家庭而言，可能是最为关键的因素。”(P.346) 研究显示良好的社区社会资本(包括社会支持网络、社区参与、信任、社区质素等指标)可以促进儿童幸福。德·克拉克等人(De Clercq et al.，2012)通过对比利时2005—2006年的学龄儿童的健康行为调查，进行了社会资本与青少年健康的社会不平等研究，他们想要回答的问题是：在控制诸如性别、年龄、家庭影响或个人社会资本等其他个体变量的条件下，社区社会资本是否仍对青少年的健康与幸福起作用？他们总结了社会资本的两种不同的概念化方式：一种被他们称之为“社会凝聚”流派(“social cohesion” school)(12)，强调信任、规则与互助；另一种则是“社会网络”理论对社会资本的定义，更强调社会资本是嵌入个体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这个资源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社区集体层次上的。他们在自己的研究中结合了以上两种观点，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区集体层面上的社会联系(social connections)、社会声望与信任。他们把家庭与个人社会资本以及社区社会资本与社会经济地位等作为自变量，把青少年健康与幸福作为因变量，通过多层回归分析发现社区社会资本比个体社会资本能更有效地预测青少年健康与幸福，并且个体或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社区社会资本在预测儿童健康与幸福上存在交互作用。他们的研究结果说明了社区水平上人们可以用来分享的社会环境对健康的影响非常重要；更进一步，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健康水平正向的显著线性相关在社区社会资本高的社区中似乎消失了，这种社区社会资本的天花板效应也提示我们在福利政策的实施上要对低社会资本的区域进行倾斜。 此外，温克等人(Vyncke et al.，2013)对涉及社区社会资本、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青少年幸福和健康的8篇量化研究论文进行系统回顾分析，发现多数研究都是从社会凝聚力的角度来分析社会资本的，这些研究中的社会资本内容并不统一，包括社区和谐、集体效能感、社区组织参与度、非正式社会控制以及社区信任等方面。而儿童福祉的测量则包含了儿童精神健康、行为发展、认知能力、生活质量与满意度等方面。总体上来讲，这些研究揭示了社区社会资本尤其对于贫困社区中的儿童青少年的幸福与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同时，这些研究结果也基本上反映了社区社会资本既可以是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的中介变量，也可以是他们之间的调节变量。而之所以出现这样两种可能性，是因为对社区社会资本与儿童福祉的测量，不同研究采取了不同的操作化定义。 近十年的其他一些研究也支持了社区社会资本在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与儿童幸福之间可能的调节作用，社区社会资本会因处于不同经济地位的社区中而对儿童幸福产生不同影响。有学者把对社区的依附感(包括对邻居的了解度与对社区的整体觉知：是否拥有相同的价值观以及是否在社区中感觉良好)作为一种社会资本(Caughy，O'Campo & Muntaner，2003)。他们对非洲裔美国家庭的社区依附感与其学龄子女的行为问题的关系研究发现，在相对富裕的社区，父母与邻居相识少(即社区社会资本缺乏)的家庭中的儿童具有更多的诸如焦虑与抑郁等内隐行为问题，而在贫困社区则相反，缺乏社区社会资本反而可能成为儿童行为发展的一种保护因素。这一结论得到了后续研究的支持，欧弗与施耐德(Offer & Schneider，2007)指出来自贫困社区的家庭可能发展出与中产社区不同的策略来保护儿童青少年成长，比如给儿童更多的限制，让他们尽量待在家里，避免外界负面环境与不良少年群体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就此问题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结果与发达国家的研究结果也不一致。卡姆菲尔德(Camfield，2012)探讨了埃塞俄比亚贫困社区的社会资源、抗逆力与儿童幸福的关系。其研究指出，许多在埃塞俄比亚贫困社区工作的研究者会发现那里的孩子报告的幸福感水平较高，生活得愉快与满意。他们的解释为，对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社区，通过帮助儿童构建社会网络与拓展朋辈关系，使社区社会资本获得提升，从而使儿童获得更多的资源以弥补来自家庭的贫困，最终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与家庭社会资本的研究相同，为数不多的针对中国样本的研究多源于港台。这些研究也分别获得了与西方研究相同或不同的结果。在学校社会资本方面，刘嘉慧与李万新(Lau & Li，2011)的研究认为：结构性社会资本包括同伴关系(与同学分享、一起参加体育活动、一起学习等)，家长与学校的关系(比如参加家长会、各种活动等)；认知社会资本包括学生感受到的师生关系以及同伴关系。以儿童幸福感为因变量的多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社会资本与学校认知社会资本能够比较显著地预测儿童的幸福感。这一结果与西方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巫俏冰等人(Wu，Tsang & Ming，2012)对北京806名外来务工家庭的儿童精神健康与社区社会资本、家庭社会支持与家庭人力资本等变量之间关系的结构方程研究发现，社区社会资本通过家庭社会支持对儿童的精神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而家庭人力资本与家庭经济资本又通过影响儿童的社区社会资本来影响儿童的精神健康状况。他们的研究中用以下四个指标来衡量社区社会资本：分别是家长在社区中的朋友数量、朋友互访的频率、社区中的儿童青少年活动数量以及儿童自己在社区中拥有的朋友数量。与西方研究不同的是，他们的研究发现家庭经济资本对儿童的精神健康具有消极阻碍作用。这一结果反映了目前外来务工家庭的一种困境：父母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打工挣钱以期改善生活状况，但却往往因此丧失了与子女亲密互动的机会，从而忽略了对子女的心理与精神的照顾。总体上，针对国内的学校与社区社会资本与儿童幸福的关系研究反映出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国文化背景的重要性，这也使我们进一步看到了开展中国相应研究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四、儿童社会资本研究局限性 通过对现有社会资本与儿童幸福相关文献的细致梳理，我们不难发现目前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社会资本”概念界定与测量仍存争议 张文宏(2003)指出，社会资本研究中的争论主要存在于概念界定、测量方法与分析层次三方面。这些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延伸进入与此相关的儿童青少年研究领域。 首先，如何将社会资本概念更好地应用于儿童青少年发展与福利政策领域？在社会资本理论的界定与操作化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探讨。莫罗(Morrow，1999)就指出现有的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定义在有关儿童幸福研究的经验使用上会出现一定的问题，目前社会资本的概念与理解还需要经过更小心仔细的评析与实证支持，才能进行社会政策的应用。 以科尔曼为代表的以往研究，只注重社会资本的结构性特征，多是对社会资本数量的研究。比如，科尔曼与霍夫(Coleman & Hoffer，1987)在家庭社会资本对儿童青少年教育产出影响的研究中，把家庭社会资本定义为亲子之间的关系以及父母为孩子所付出的时间与努力。缇驰曼等人(Teachman，Paasch & Carver，1996)把社会资本定义为儿童与父母及学校互动的频密程度。润安等人(Runyan et al.，1998)在对社会资本与儿童行为发展的研究中，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与社区、家庭关系中的收益。另一些是注重对社会资本的认知要素的研究，比如斯蒂文森(Stevenson，1998)在社会支持与情绪发展的研究中，把家庭社会资本定义为青少年感知到的从家庭获得的社会与情绪的支持，而社区社会资本为青少年感知到的社区支持。 可见随着对早期研究的反思，学者们开始重视社会资本的心理与认知成分。莫罗(Morrow，2000)把影响儿童青少年健康与幸福的社会资本定义为信任、支持、公民参与、社区认同等。科菲等人(Caughy，O'Campo & Muntaner，2003)在对贫困、社会资本与儿童精神健康的研究中，把社会资本的操作化定义为对社区的依附感。科亨等人(Kohen，Leventhal，Dahinten & Mclntosh，2008)在社区与青少年行为的关系研究中，把社区凝聚力与和谐定义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一些研究只针对家庭社会资本(如，Coleman & Hoffer，1987；Teachman，Paasch & Carver，1997(13))；一些研究则关注社区社会资本(如，Caughy，O'Campo & Muntaner，2003；Kohen，Leventhal，Dahinten & Mclntosh，2008等)；而另外一些研究两者兼顾(Johnson，1999(14)；Teachman，Paasch & Carver，1996；Stevenson，1998；Lau & Li，2011(15)等)。 通过前面对文献的梳理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儿童研究中的社会资本的概念理解与定义并不统一，这也源于社会资本概念本身的复杂。社会资本首先可以从家庭与家庭外两方面进行区分，还可以着眼在社会资本的结构、数量、功能与社会关系质量、社区参与质量等一类或几类指标中。在具体研究中关于社会资本概念化与操作化的多样性，不可避免会影响到社会资本与儿童幸福关系实证研究的可验证性。当然，有学者尝试建立一套统一的社会资本测量工具，如欧尼克斯与布林(Onyx & Bullen，2000；转引自Ferguson，2006)的社会资本指数量表，用社区参与、社会代理(social agency)、信任、社区联系(neighborhood connectedness)、家庭与同伴关系、生活价值、工作联系以及对分歧的包容度(tolerance of diversity)8个指标来反映社会资本概念。但是这些社会资本指标并没有获得学界广泛的认可，同行仍然会根据自己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与研究的目的来自行设定测量指标。因此，从长远看，如何把社会资本这一复杂概念进行细致分类并达成学界共识，仍是一个非常艰巨而重要的任务。 (二)缺乏“儿童”视角的研究 尽管学者们对于社会资本的探讨有不同意见，但是大部分研究者都没能探索儿童作为社会行动者怎样影响其自身的环境。也就是说，以往的研究多从父母的视角，而非儿童本身的视角来看儿童的幸福。大部分研究的中心在儿童的父母，多强调父母的作用，而儿童的参与与自主决策以及子女与父母的互动对儿童社会资本与幸福的影响都没有很好地研究过。换句话说，以往研究中的自变量主要是父母与家庭因素，而儿童自身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参与等指标并没有囊括进来。莫罗(Morrow，1999)就曾指出，美国的研究比较重视家庭结构效应，更多的是去考察父母对儿童未来幸福的投资能力，而比较少关注儿童对父母的影响，儿童对自己社会资本的协商以及儿童给予父母的支持。实际上，从儿童社会学的建构主义视角出发，越来越强调儿童参与对社会的贡献，他们才是童年期与他们自己的社会的建构者(Corsaro，2014)。 2005年，学者本—艾兰(Ben-Arieh，2005)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儿童在哪里？儿童对他们自己的福祉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他指出，重视社会资本与儿童福祉研究中的儿童主体性是儿童权利的体现，代表着肯定童年是儿童自己的而非“成人”赋予的意义，儿童对自己的主观感受需要受到重视。这就需要儿童从研究设计、信息与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到结果的应用都真正地参与进来。 基于这样的理念，近年来把儿童作为两者关系中的真正主角的研究有所增多，如斯坦顿—塞拉泽(Stanton-Salazar，2011)的研究表明，儿童青少年个体可以自主地去发展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伙伴关系、师生关系等)，并在互动过程中建立信任，从而来扩展自己的社会资本。金与施奈德(Kim & Schneider，2013)对青少年教育获得的研究发现，不是父母提供足够的资源就可以，而是父母与青少年的教育目标与行动要一致，才能更好地促进青少年学业的选择。此外，Offer & Schneider(2007)更指出儿童青少年可以对父母构建社会资本起作用。他们的研究发现父母可以通过自己的子女来认识更多的社区邻居，子女可以成为父母建立社会网络的一种动机。由此可见，在分析社会资本与儿童青少年幸福关系的研究中，今后不能忽略儿童青少年自身的作用。以儿童为中心，体现儿童自主性的研究虽然还不多，但它已经是将来儿童研究发展的趋势之一，后续需要开展更多儿童青少年视角下的研究，尤其是从儿童视角来考察家庭、学校与社区互动对儿童福祉的影响。 (三)需重视历史与文化差异 社会科学研究总是植根于一定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之下，因此我们不能忽略社会资本研究存在的历史与文化差异。早期科尔曼的经典研究即存在社会性别偏差，他认为家庭中母亲工作会给儿童发展，甚至社区带来负面影响(Coleman，1988)。虽然现在从全球范围来讲，全职或兼职母亲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但大部分研究仍然没有看到女性参与工作对创造与保持社会网络以及社会资本方面的贡献。此外，由于欧美家庭形态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单亲家庭与非婚家庭出现，这些家庭往往是母亲与子女常住一起，父亲的角色与传统家庭中的“顶梁柱”角色差别很大，他们当中很多人并不与自己的子女居住在一起。这需要研究者关注此类家庭中父亲角色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以便给相关儿童福利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因此，今后有关家庭社会资本研究应该更加综合地考虑不同形态家庭下，父亲与母亲在儿童幸福各领域所起的作用。 我们不难发现，已有研究多是以美国为核心的欧美研究，从早期对白人中产阶级家庭与社区的关注，逐渐扩展为越来越关注贫困社区与少数族裔特别是非洲裔家庭与社区的研究，但是关于亚裔家庭或亚洲文化圈，特别是中国文化下的社会资本与儿童幸福的研究少之又少。众所周知，以中国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亚洲文化多强调集体性、和谐与平衡，家庭层面多强调孝顺、纪律与权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社会转型，中国儿童青少年也面临着诸多发展困境，比如更多的竞争、学业与就业机会的不平等。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户籍政策与独生子女政策等与欧美差异很大。中国文化背景与崇尚个人主义的欧美文化也有极大的不同。因此，植根于欧美情境下的研究结论是否能够适用于中国文化下的儿童青少年研究，这些还有待中国学者开展更多的研究去检验。更重要地，中国文化背景下，社会资本与儿童青少年幸福的关系如何？与西方研究有哪些不同？需要中国学者开展更多的研究来给出答案。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把社会资本与儿童幸福关系的研究结论应用于中国儿童福利政策领域。 (四)忽略社会资本的“阴暗面” 目前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儿童青少年如何得益于社会资本的积累。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社会资本具有的“阴暗面”。鲍茨指出重视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要意识到事情都有两面，需要辩证看待。社区社会网络、社会控制与集体行为这些要素往往“好坏参半”。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对社会资本进行严谨的社会学分析，需要客观地看待问题(Portes，1998)。 普特南在其著作中就曾提到社会资本的阴暗面(16)，向我们描述了美国中产阶级社团活跃分子曾经的刻板角色：笨拙、小心眼、物质主义、势利、虚情假意等。这种角色上的刻板印象正反映了大众对社区社会资本的负面印象。普特南讨论了社会资本与自由及宽容之间是否存在冲突，他指出美国人在变得自由与宽容的同时社会资本却出现了下降。但是否团结的实现就必须牺牲自由与宽容呢？普特南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指出我们必须分析社会资本所在的社区性质，宗派社区中高度的社会资本会带来宽容度的降低，但是公民社区中社会资本与宽容自由并不矛盾。 与Portes(1998)的观点一致，Vyncke等人(2013)总结了四点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首先，群体内的强关系可能会造成群体的封闭性，导致新成员难以加入已有的网络，形成明显的“排外”。这种排外不利于群体的成长与发展。其次，社会资本以及相应的社会规范与社会控制可能会对群体成员提出过高的要求，使群体成员难以获得成功。再次，为了获取更高的社会资本，就需要对所属群体更加依从，因此可能会更大程度地限制个体自由。另外，在某些时候，为了获得社会资本，也可能会降低群体内规范，以便尽可能地保持群体内的成员规模。由此可见，对社会资本与儿童青少年幸福的关系研究，尤其是对家庭外社会资本的探讨，需要注意考察不同的社区组织类型中(尤其是一些儿童青少年的非法帮派组织、违法犯罪团伙等)，社会资本是否可能对儿童群体与社区参与造成负面影响。 五、总结与实践启示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家庭的人力资本与经济资本等往往通过家庭社会资本传递给儿童。也就是说，对于儿童来讲，人力资本往往需要通过社会资本来得到提升，并最终增进儿童的幸福与福利。同样，社区社会资本对促进儿童福祉也起着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普特南(Putnam，2000)指出，社区组织既具有聚集功能(把社区内拥有相同背景与爱好的个体聚集在一起)，又具有“桥梁”功能(确保大家共享有限的资源与信息)。社区社会资本对贫困儿童尤为重要，它不仅可以弥补儿童家庭社会资本的不足，更重要的是社会资源与社会网络的累积以及社会参与和信任关系可以更有效提升儿童幸福状态与福利水平。 我们知道，社会资本的概念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关于“资本”的论述。因此，国外儿童社会学领域对社会资本研究的重视，也促使欧美国家在儿童福利政策方面引入“资本”的概念，并在实践中重视对资本的“投资”(17)。丹麦社会福利研究者艾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2005)提出了“以儿童为中心的社会投资策略”，强调从婴幼儿时期提供的儿童照顾与服务更是一种投资，可以通过对儿童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累积在将来受益。这一策略的提出促使欧洲传统的“认为父母对儿童幸福负有完全的责任”的儿童福利政策范式逐渐被取代(Hubenthal & Ifland，2011)。 相比欧美长达百余年的儿童福利发展，我国的儿童福利体系建设历时尚短。2011年颁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明确提出要扩大儿童福利的范围，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强调以儿童需要为本、强化国家政府在保障方面的责任等(魏莉莉、董小苹，2012)。这些发展目标显示我们在儿童福利领域开始与国际接轨，为了达到目标，我国在儿童福祉的研究与实践领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总体上，通过对社会资本与儿童福祉两者关系研究成果的回顾与分析，可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开展国内同类研究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只有对中国本土情境下社会资本与儿童幸福的关系有更深入的了解，才能对中国儿童福利政策的制定给出更合适的建议与参考。 注释： ①②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第28，108—109页。 ③本文依据《儿童权利公约》，儿童年龄界定为0—8岁。 ④对“福”的解释可参考王铭铭：《幸福、自我权力和社会本体论：一个中国村落中福的概念》，《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1期。 ⑤对幸福的解释可参考邱海雄与李敢：《国外多元视野“幸福”观研析》，《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2期。 ⑥对福祉的解释可参考占少贵、王圣云、傅春：《福祉研究文献综述》，《广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 ⑦例如，裴志军通过对浙西农村350个家庭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家庭社会资本、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他把家庭社会资本分为四个维度：人际信任、制度信任、社会网络与共同愿景。其研究发现家庭社会资本对生活满意度与个体情感有不同程度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见裴志军：《家庭社会资本、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一个浙西农村的实证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10年第4期)。温晓亮、米健与朱立志对1990年至2007年间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量化分析，以信任有关的变量来代表社会资本，发现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相对其他变量(比如社会失范或相对收入)较弱。他们的这一研究结果与国外的大多数研究并不一致，作者也分析了导致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在于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差异(见温晓亮、米健、朱立志：《1990—2007年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财贸研究》2011年第3期)。吴丽、杨保杰与吴次芳的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的幸福感起着积极促进作用(见吴丽、杨保杰、吴次芳：《失地农民健康、幸福感与社会资本关系实证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9年第2期)。此外，风笑天与易松国关于城市居民家庭生活质量的指标与结构的研究中，也涉及社会资本相关内容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探讨(见风笑天、易松国：《城市居民家庭生活质量：指标及其结构》，《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4期)。 ⑧见[美]戴维·斯沃茨著，陶东风译：《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88—95页。 ⑨见[法]布迪厄与帕斯隆著，邢克超译：《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31页。 ⑩King等人(2004)研究中的非“常居”父亲，指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没有与儿童及儿童母亲一起生活的父亲。 (11)见[美]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著(本文翻译为普特南——作者注)，刘波、祝乃娟等人译：《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43—355页。 (12)关于社会凝聚力与社会资本及幸福的论述可以参考Carlo Klein 2013年发表在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上的文章，“Social Capital or Social Cohesion:What Matters For Subjective Well-being?” (13)该作者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父母将自身的经济与人力资本传递给子女的渠道。 (14)该作者在社会资本对青少年暴力的研究中，把家庭社会资本定义为与家庭的关系。而社区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的无组织程度以及对社区质量的知觉。 (15)在他们的研究中考察了家庭社会资本与学校社会资本，并把两者进一步依照结构性社会资本与认知性社会资本进行了细分。 (16)见[美]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著，刘波、祝乃娟等人译：《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第410—425页。 (17)在社会投资策略的影响下，以德国为例，其社会政策的核心从分配社会资源以获得社会平等逐渐过渡到通过投资人力资本以及扩大就业率来实现社会包容。因此，德国联邦政府在儿童福利政策上采用了新的“可持续家庭政策”(Sustainable Family Policy)，帮助那些没有足够资源的家庭与父母进行婴幼儿日常照顾(Hubenthal & Ifland，2011)。加拿大同样经历了儿童福利政策从家庭责任范式到社会投资范式的转变(Jenson，2004)，它通过国家儿童福利金(The National Child Benefit，NCB)的实施来确保贫困儿童得到良好的照顾。美国联邦政府1965年开始的启智(Head Start)项目也是基于“资本投资策略”下的旨在帮助儿童与家庭提升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政府干预项目(Conley，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