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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俄罗斯所从事的改革的目的之一在于迅速形成新的所有者阶级，并使之成为苏维埃之后的俄罗斯体制的坚实基础。大部分路程虽已走过，但改革者还没有达到这一目的。如果把俄罗斯商人或者“新俄罗斯人”当作一个已经形成的阶级来谈，似乎为时尚早。我们观察的只是俄罗斯社会新阶级形成的最初阶段，它团结起来并觉悟自己利益的开始。而且重要的是要弄清楚：在一个还没有根除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里企业主——资本家是怎样产生的？我们周围大规模的私营产业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建立起来的，且仍在建立着新阶级的产生给俄罗斯及其人民和经济带来了什么？这些问题以及与俄罗斯新的社会结构的建立相关的很多其他问题成为众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关注的焦点。俄罗斯又一次进行史无前例、规模宏大的社会试验：不是由数个世纪封建社会内部所形成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创造受其支配的官僚阶层，鼓励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们，而是指望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受过教育的思想家和官僚在极短的时期内帮助形成资产阶级和建立资本主义。
戈尔巴乔夫时代的生意人
不同于匈牙利和波罗的海地区不少重操旧业的前私有者或其子女，“新俄罗斯人”和旧俄罗斯的资产阶级没有任何关系。“新俄罗斯人”和非法生意、“影子经济”及黑市关系的界定较为复杂，因为后者在我们身边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且在“停滞”年代得到很大发展。私营企业合法化给他们提供了充分的可能。几乎所有经济罪犯都被大赦。他们现在以监牢和集中营的岁月而自豪，就如同革命者以沙皇的苦役岁月而自豪一样。但是影子经济的大亨们很少有人能适应合法生意的环境。急剧猖獗的有组织犯罪为他们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因此70年代影子人和90年代“新俄罗斯人”之间的继承性更多的是一个例外，而不是规则。
1987—1988年苏联开始产生第一批合法生意人和大规模的私营产业。《个体劳动法》使成千上万个小作坊产生并合法化，按马克思主义的表述，这就是小资产阶级。这时搞大买卖发大财的可能性最小。《合作社法》潜在的能量甚至连它的制定者都不曾意识到。私营者或国有企业建起成千上万个合作社，无数“记帐式”卢布通过合作社可以变为现金，外贸自由化开辟了签订大标的合同的可能。建立独立合作社的命令下面盖着苏联部长们或者甚至是总理雷日科夫的大印，很多人正是从那时起成为今日俄罗斯生意界的一员，第一次挣了数百万卢布和美元。他们甚至认为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工作比在叶利钦时代轻松。很多百万富翁承认1988—1989年是做生意的黄金岁月。企业家的天才，不严酷的竞争和需要的关系帮助了第一批大款。80年代末“梭子”贸易开始，成千上万的俄国公民涌向波兰、匈牙利和中国，因为当时他们还很难拿到去资本主义国家的签证，这些人把计算机、化妆品和服装运回国内。
共青团依靠党的支持开始在商界显示出不菲的能量，并且其经济能量始终相当大，但主要被用于遥远的建筑工程和生荒地。现在共青团开始公开获取利润，并为此而发挥出组织和纪律优势。“人们委托我成为百万富翁”——一些青年如是说。“共青团经济”这一术语也出现了。共青团组织积攒了越来越多的钱，建起了首批商业银行、贸易交易所和住宅建设合作社。然而，给青年企业家们带来主要利润的既不是梁赞州的砖厂，也不是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的人造大理石和纤维板。共青团生意人的优势在演艺、电子、旅游甚至赌博业，大部分高利润的国际贸易也通过他们开展起来。
1989—1990年国家机关和经济机构的经营活动暂时还是隐蔽性的。很多经理获得了早先没有的独立性，企业部分地过渡到独立财政和经济核算，一些部委建起康采恩和托拉斯；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物资和技术供应委员会及商业机构改建为贸易大厦、合资企业和交易所；部门和地区的银行变成了商业银行。当时所有这一切被看作是市场经济道路上经济改革的一部分，但是由于缺少明确的思想和纲领，苏共领导人很难控制市场关系的自发力量。
80年代末小商人中很多人迫于贫穷和需要走上了这条道路，但也有不少人或是为了自我表现，或是因为其才能不为行政官僚体系认可。他们的兴趣和动机千差万别，财政“金字塔”的建构者谢尔盖·马夫罗季是一个完全有意识掠夺和欺骗千百万民众的人；而瓦季姆·图马诺夫则在卡累利阿和莫斯科所建的桥和路比国营单位既便宜又好，还保证了工人们的高工资和自己公司的高额利润——这就是1989—1991年俄罗斯商界众生相中的两个典型例子。
1992—1993年的“新俄罗斯人”
一些人把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之后国家所发生的变化称为“休克疗法”，另一些人称之为社会结构转型，第三种人则慷慨激昂地说这是资本主义革命在俄罗斯的胜利。不管怎么说，1992—1993年做生意的环境和商界精英自身都发生了真正的变化。民主派执掌政权、价格自由化和通胀螺旋的急速旋转立刻创造了大量使人们能迅速致富的可能性，很多人赶紧抓着了这些机遇。因为对美元需求的激增，在俄罗斯外汇的购买力比它在西方的购买力高出许多，因此按俄罗斯国内价格购买，而按国际价格卖出各种商品就能迅速带来巨额利润。在向西方出售石油、石油产品、金属，特别是有色金属和稀土金属、木材、化肥、毛皮和其他原料的买卖中占优势的是靠地位和关系弄到所需许可证和限额的俄罗斯公民。出口优惠促使短期内使个别人建起巨大产业。卡尔梅克族人基尔桑·伊柳姆京诺夫是一个年轻的总裁和大富翁，他靠卖石油和石油产品挣了千百万。当时出口生意中业务的性质不起主要作用，关系、信息和贿赂能解决一切。
获取贷款是致富的重要途径。国家向农业和重要的、有生命力的企业提供年息为10—25%的贷款，但资金常常不会很快落实到位。年通胀率达到2500—3000%时在其他部门“滚动”的这些贷款给“坐”在钱上的银行家带来了丰厚利润。再如可以拖欠二三个月给矿工、教师或军官们发工资就能获得可观的收入，以致于军队的财政工作人员也经不住诱惑。
不仅银行和银行家的财富在增长，银行数量也在剧增——按人口平均计算，俄罗斯银行数位居世界第一。后来数千家银行破产导致了无数存款户，而不是银行家自己的经济破产，银行家们早就把巨款投资到西方财政机构上了保险，或者购置了不动产。很多银行家和出口商不但能在以色列，而且能在其他国家拿到第二国籍，因为这些国家对于在该国拥有不动产和实业的富人们简化申办第二国籍的手续。
50年代西方刊物常谈及所谓的“管理者革命。”类似的但不同样的情形也开始在俄罗斯发生。仓促的以低价实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给经理和其他经济领导人提供了获取大“块”国家财产的可能。实施与企业实际领导人的意志和利益相背的私有化不仅是一件困难的事，而且常常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经理们不满足于高薪金，因而相当部分的股票被企业的领导们秘密分割。虽然这不是股票控制额，但只要碰上机遇哪怕是百分之几的股票都能把经理部变成企业的实际所有者。这里指的首先是早在改革年代就能适应新环境的那些经理们。人们所谈论的“上级任命的私有化”指的正是这些人。
私有化的结果不是把国家财产转给最有权利得到它的人，甚至不是转给能够为造福社会而最有效地利用它的人，而是转给了那些“充分准备占有它”的人。任何一个国家，当它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大概都不曾有过这种不寻常的形成新私有者阶级的方法。
关于俄罗斯“新阶级”形成的特点及其活动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经济学家、盖达尔的顾问之一阿·乌留卡耶夫兴奋地谈到俄罗斯众多大、小款的产生：“长时间里美国曾是一片乐土，在那里人们自己创造自己，过着阔气的生活。那里有最快的节奏，聚集着最大的产业；那里有最高度的个人自由、最广度的成功可能。现在这个黄金国在俄罗斯。这里跳动着最快的节奏、建设着最大的产业。所有志在成功、志在自由创造个人生活的人都被吸引到这里。因此，实践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及‘上帝喜爱勤快和富有的人”，而不是贫穷、孤独、残疾人的认识正在俄罗斯大地深入人心，并将很快跃居主导位置。”不清楚乌留卡耶夫指的是哪一个上帝，因为就像福音书里所说的那样：“骆驼穿过针眼儿比富人走进天堂容易些。”
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杰出人物研究室主任奥莉加·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在思考“新阶级”产生的特殊性时持比较平和的态度：“‘有权势’阶级或者被国家授权发展市场的大私有者构成了俄罗斯经济的基础。这种经济的功能缺乏‘搞钱’的所有可能性的平等。现代国家资本主义本身培养‘商人’，从自己内部产生了权势阶级。这是颇有成效的进程。第一，权势者个人对利润感兴趣；第二，‘权势者的生意’受到保障免予破产和各种纠纷，因而增加了平衡市场自发力量的因素；第三，新的经济精英是俄罗斯新暴发户们在‘金融寡头政治’道路上天然的遮蔽物，法律不是给这些人准备的。”
国家管理学院人文中心主任瓦季姆·科尔图诺夫对俄罗斯社会新阶级的评价不高：“当代俄罗斯‘实业界人士’是以自身为基础按剩余原则形成的。首先，这些人没有能力实施自己的智力财富，不能从事建设性、创造性的活动，因此被社会抛弃到精神和文化生活的表层。这或者是以前被上级任命的干部，按时出现在被私有化的企业周围，轻松地把自己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改变为货币心理学；这或者是公然的刑事犯罪分子，意识到在社会政治和法律不稳定的情况下以商贸幌子作掩盖活动最富成效且也很安全；这或者是又走过来的青年，没能好好地掌握学校的大纲，但却也不被思想过程的某些征兆所累……。‘新俄罗斯人’这一代和道德虚无主义、精神空虚及货币心理学结合在一起，其结果是和企业主活动幌子下寄生的生存方式结合在一起。因而完全符合规律：现代俄罗斯商人们财富的增长是以整个国家普遍的生产滑坡、居民贫困化、通货膨胀和经济崩溃为背景。”
著名政治家鲍里斯·费奥多罗夫尖锐批评了俄罗斯“新阶级”的培养方法：“你似乎参加了世纪最大的一次掠夺，也许甚至是整个人类史上最大的一次掠夺。听不见抗议，低着头唠叨：可不要再坏下去了！似乎一切都应该。慷慨的我们也很善良。”事实上，他只是把“新俄罗斯人”的这些特点和苏维埃教育的缺陷联系起来，而不是和他主持制定的苏联社会“体制转型”纲领的仓促性、非系统性和外行等特点相联系。
应该埋葬财富及其来源，因为它给众多“新俄罗斯人”带来了缺陷与恐惧的综合症。这种综合症常常和厚颜无耻及假斯文绞在一起。经济遭受破坏沦为赤贫的俄罗斯成为1992—1993年最大的资本输出国是不足为奇的，200—300亿美元流向西方国家，并且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现在。“新俄罗斯人”害怕向俄罗斯经济投资，他们不愿意把钱放入俄罗斯银行的帐户，认为在塞浦路斯、尼斯购买别墅或在意大利纵酒作乐比较好。
1994—1996年俄罗斯的商界精英
民主派人士为叶利钦开辟了一条通往政权的道路，保证了俄罗斯社会新阶级的迅速发展，他们当中只有部分人在1994—1996年保持了自己在政界或商界中的位置。今天在俄罗斯政界和商界中占优势的是和80年代党政及经济官员有着密切联系的那些人。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调查表明，1995年底之前叶利钦政府及其幕僚的75%由前苏联高级党、团、苏维埃及经济活动家构成，地方要员的82%和俄罗斯政府官员的74%由前苏联官员构成，俄罗斯商界精英的61%也出身于苏联官员。
俄罗斯现在已经建立了主要的企业家集团。按照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专家们通常把“煤气工业”巨头雷姆·维亚希列夫放在清单的首位。在一份50个最有影响的俄罗斯企业家的清单中，煤气、石油和能源部门1996年为5人，1997年为7人；银行业1996年为27人，1997年为26人；汽车业1996年为3人，1997年为4人；金刚石和黄金开采业为2人； 出口贸易为2人；广告、出版、演艺、空运、有色金属业各为1人；综合行业为3人，1997年为4人。
很难评估俄罗斯最富有人士的个人状况及其年收入，因为他们竭力掩盖相当大部分收入来逃税。俄罗斯计有1000人年利润为数百万美元，约1万人年利润为10到50万美元。商人们自己认为每月“搞”2至3 万美元的人算是“富人”。莫斯科人认为每月挣1 千美元左右就相当富有了。大部分俄罗斯的富人居住在首都。在外省每月挣500 美元就是高收入了。
西方的报刊杂志不加掩饰地赞叹俄罗斯商界最富有、最重要的活动家。一份颇有影响的美国杂志写道：“俄罗斯‘盗窃国家财产的男爵们’就像他们的美国先辈们一样，什么也不创造，什么也不建设，与其说他们是工业家，不如说是资本家，他们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方法重组现有的企业结构。”
“新阶级”的生活方式
几乎任何一个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资本家在贫穷的俄罗斯都不显夸自己的财富。他们更多的是不得不操心自己的安全和保卫。夜间俱乐部和赌场、高档餐厅和芬兰式蒸汽浴的光顾者基本上是那些未能进入第一个一千最富有者之列的人。所有达到一定档次的人必然购买“梅塞德斯——500”或“梅塞德斯——600”，仅莫斯科地区1992—1996年购买的这些汽车就比整个西欧10年所购买的要多。在莫斯科“新俄罗斯人”每月购置了几千座豪华住宅。
近几年莫斯科近郊建起了专为“新俄罗斯人”的红砖堡垒式建筑，其他各州也在进行规模稍小的这种建设；更多的钱被用于购置国外的不动产，西班牙和美国，塞浦路斯和葡萄牙，希腊和法国最受欢迎，瑞士和英格兰，意大利和加拿大，德国和奥地利也颇受青睐。在西方他们不仅经营房地产，而且还购买有价证券。俄罗斯商人投资数十亿美元购买美国和德国银行的股票。仅1994年他们出国旅游的费用约70亿美元，也就是说比199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给俄罗斯的借款还多。据专家们评估，大款们用于个人消费的总支出为450亿美元， 比俄罗斯用于国防和军队一年的开支还多若干倍。
商人们自己估计，1995—1996年俄罗斯创利最大的是贸易，特别是原料、外汇、电子和不动产贸易；银行金融业位居第二；国家公务员位居第三，即使高级公务员的工资也不很高（相对于西方标准）；经纪活动位居第四；偷盗位居第五。令人奇怪的是，俄罗斯商人和西方商人都把偷盗划分为不同种类。体面的商人很少去买一件偷来的毛皮大衣或汽车，但偷来的博物馆珍品、圣像、俄罗斯和西方大师的名画、珍藏文本却很容易卖掉。成车皮购买从工厂仓库里偷来的有色金属或钻透石油输管搞来的石油时，谁都不会受良心的谴责；不动产位居第六，社会服务业位居第七；只有位居第八位的日用品生产构成了健康经济的基础。生产日用品的企业几乎没有特别富的人，就财富和政治影响而言他们不是俄罗斯商界第二或者甚至第三层的成员，尽管通常所说的民族资本的主要部分恰恰集中在这里。他们与逃税的生意人相比困难得多。他们中很多人能在商海漂浮中立稳脚根，只是因为他们销售的是自己的产品，并把生产、广告和贸易结合起来。这些人很少被称作“新俄罗斯人”。“新俄罗斯人”这一术语若干年前被用以赞扬人，但今天听起来就已经有了蔑视的意味。
几点结论
始于1991年底的加速培养新的企业家阶级的试验以不太成功告终，新的企业家阶级还没有形成，它形成的过程刚开始，这过程对国家和社会很痛苦。假如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表述，那么俄罗斯大、中、小资产阶级仍然是“自在阶级”。这个阶级无论按社会地位、收入和工作方法，还是按利益都分裂为几个阶层和集团。最自私、最寄生的集团仍在起表率作用，他们以社会的苦痛和困难发财，加重了经济的病症，其高收入不能增强国家的实力，反而损害了国内市场的利益。
今天大款们的主要收入正以每年二三十亿美元的速度“流”向西方。俄罗斯怎么也打破不了恶性循环：经济滑坡时，俄罗斯仍然是西方国家的输血者，因而内外债都加重；政府加大税收的同时，降低了国产货的竞争能力，从而削弱了国家预算的税收基础，结果蕴藏了普遍破产的危机。
在《俄罗斯观察家》杂志召集的关于“新俄罗斯人”的“圆桌会议”上，人们想起了“泰坦尼克”号巨轮的命运。讨论的参加者阿纳托利·乌特金说：“‘新俄罗斯人’所做的一切无法唤起对他们未来的信心。缺乏社会责任感及对爱国主义的变态反应戕害了他们……。他们没有思想，如此发财致富不能成为社会理想。”按照阿·乌特金的观点，俄罗斯的“泰坦尼克”号已在沉没。一些乘客跳到救生艇上，指望到达他国的岸边；另一些人则沉没在冰冷的水中。只有习惯于被称为“新俄罗斯人”的那些人没有如临深渊的感觉。
正产生的俄罗斯“新阶级”的黑暗面，不仅表现为它的很多代表所固有的社会利己主义和缺乏责任感，还表现在他们与犯罪组织的密切联系及犯罪活动。1994年应用政策研究所关于“新百万富翁”的调查表明，受访者中40%的人做过非法生意，22.5 %的人受过刑事责任追究，25%的人仍与犯罪集团有联系。
〔译自俄国《自由思想》199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