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巴黎国际大会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党宣言论文,巴黎论文,述评论文,周年论文,大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纪念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经典文献《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发表150周年，1998年5月13～16日，来自60多个国家的近1500名代表，在巴黎举行了隆重的国际纪念大会。代表中有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大学教师、报刊编辑记者、一些政治组织（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负责人以及一些进步组织的活动家。大会收到论文349篇，280名代表在大会上作了正式发言。这次会议规模宏大、议题广泛，引起了国内外理论界的极大关注。本文试对这次会议作一扼要述评。
一、巴黎国际大会议题述要
这次巴黎国际大会的议题共分四大专题，各大专题又分若干小专题。现把各大小专题的具体内容简介如下。
（一）《宣言》的历史：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该专题下分六个小专题：1.《宣言》的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2.《宣言》在马克思著作中的意义和地位；3.《宣言》的解读和工人运动的前途；4.1917年十月革命产生的制度与《宣言》；5.1968年学生运动对今天的影响；6.《宣言》与奴役性劳动的废除。各专题讨论会结束之后，还有两场总结性全会（下同），其主题分别是：1.《宣言》的历史意义；2.《宣言》及其继承者。
（二）《宣言》时代的社会现实与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问题。该专题下分七个小专题：1.《宣言》发表150周年之后的当今世界存在着什么样的阶级关系；2.社会分工在工业革命和现代技术革命中的变化；3.关于失业问题；4.关于城市问题；5.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化问题；6.关于民族问题；7.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两场总结性全会的主题是：1.阶级关系、剥削和统治问题；2.民族问题和世界化。
（三）对历史运动的总体理解。该专题下分七个小专题：1.历史是可理解的吗；2.经济能否理解为历史的动力；3.对“统治”、“权力”和“剥削”概念理解的困难以及对其进行变革的阻力；4.如何理解社会的“进步”；5.乌托邦和未来社会模式；6.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7.共产主义和个人。两场总结性全会的主题是：1.如何认识历史以改变历史；2.如何设计未来以实现未来。
（四）需要什么样的行动者去实现什么样的“革命”。该专题下分六个小专题：1.民主和革命的关系问题；2.需要什么样的国际主义；3.关于改革、革命与发展的关系问题；4.关于所有制问题；5.关于妇女解放与共产主义未来问题；6.关于政治组织与工人运动、社会运动的关系问题。两场总结性全会的主题是：1.国家、民主、所有制与革命权力的关系；2.需要什么样的行动者去实现什么样的社会变革。
上述各大小专题讨论结束之后，大会进行了总结性发言，并以此作为闭幕式。其主题是：建立什么样的普遍性；2.要赢得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二、巴黎国际大会理论问题综述
巴黎国际大会的议题非常广泛，内容十分丰富。如上所述，在总共四大专题26个小小专题以及各全会讨论的议题中，至少包含着二三十个理论问题，限于篇幅，我们把这些理论问题归纳为十个方面，下面分别作简要综述。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
对《宣言》、对马克思主义持肯定的高度评价，是这次大会与会者一致的态度，也是这次大会的主要基调。与会者认为，《宣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向全世界宣布了一个革命时代的到来，而且对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马克思世界协会”领导成员之一G·拉比卡在开幕式的讲话中指出：“《宣言》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向大会递交的几百篇论文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大会的论文至少可以说明两点：第一，要对革命进行重新思考；第二，马克思主义没有死亡，马克思仍然活着。”法国著名经济学家G·杜梅尼尔和列维在其论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对我们来说是理解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革的最好方法。”
当然，一些学者也对《宣言》中所谓“不足”、“矛盾”、“陈旧”的地方进行了讨论。例如，黎巴嫩学者卡里姆·莫卢埃就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解决方法、无产阶级专政等论点都已经显得过时，以致于不适合今天的社会现实。
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问题上，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马克思世界协会”领导成员之一T·安德烈阿尼认为，社会主义既不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革命阶段，也不是像《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是一个长期的、不确定的历史时代。他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是未来”，因为它不曾存在过。
还有的学者为未来社会主义提出了一系列方案。例如，莫卢埃认为，未来社会主义要具备下列条件：1.要具备现代化的、广泛的民主；2.要关注人类的生存环境；3.要关心青年一代的教育；4.要关心妇女事业。总之，要在精神和物质上奠定社会主义的基础。
（二）关于阶级关系、革命主体和无产阶级革命问题
许多学者指出，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现代社会与19世纪的社会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阶级关系、革命主体方面的变化。由此，也影响到革命的手段和方式等一系列问题。
“马克思世界协会”主席、法共中央委员帕里斯·科昂－赛亚特认为：科技革命和信息革命使得劳动的内容、劳动的方式和组织以及物质劳动和智力劳动、生产劳动和非智力劳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之间的界线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革命主体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今天来说，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生态运动、和平运动等等都可视为革命的力量。巴西甘庇纳斯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嘉图·安图纳斯也指出，自70年代中期以来的几十年间，工人运动陷入了相当困难的境地，甚至陷入了“危机”。这场危机是科技革命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一系列新变化而引起的。这些新变化给工人运动带来的后果首先是传统产业工人人数迅速减少、劳动不稳定性增大、工人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工人队伍被割裂分化、工人阶级力量被削弱。
针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许多学者探讨了革命的问题。如法国学者让·洛基尼认为：“今天应当从宪法和法律角度规定革命这个字眼，现代革命主旨应该是使一切人获得人权和自由，而不仅仅是使穷人获得幸福生活。”持类似这种观点的人也不少。
（三）关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苏东剧变原因与教训问题
俄国科学院比较政治研究院欧也尼·普里马克认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有两点失误：一是抛弃了1917年列宁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所达成的协议，没有与这些反对派共享政权；二是过快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也是苏联剧变的原因。法国学者狄科·约瑟福认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催化剂，它鼓舞殖民地人民奋起打碎帝国主义锁链。但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清除掉专制制度的基础。约瑟福还认为，布尔什维克政权并未真正推翻沙俄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总之，不少学者对苏东剧变的原因教训主要归结为：1.政权内缺少真正广泛的民主；2.政权内部滋生了官僚主义；3.纯社会主义经济搞早了。
不少学者指出：“尽管苏联集团解体了，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运动并没有死亡”；社会主义的失败在人类史上只是一个短暂的时期，十月革命的思想必将在生长过社会主义的沃土上开出胜于资本主义的花朵来。
（四）关于民主与革命的问题
关于民主与革命的关系问题也是学者们讨论较多的议题。法国学者J·戴克西埃指出，在《宣言》中，马克思并没有把共产主义和民主这两个问题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民主的问题完全是放在不显眼的位置。但他们并不是完全不谈这个问题，《宣言》的第四部分仍明显地谈到了民主的问题，谈到了要与全世界的民主政党结成天然盟友。墨西哥学者P·G·卡沙诺瓦认为，“民主”这个概念今天应当重新定义，要建构一种多元意识形态（宗教的、政治的、文化的）的民主的新方案。他指出，我们既不应忘记《宣言》中的为人民的自由而斗争的思想遗产，也不应忘记由于缺乏人民的民主而造成过去的失败的教训。
还有的学者认为，要巩固民主，就应把民主扩大到生活活动的各个方面，同时必须确保人的全面自由，并根据各国人民的觉悟和历史条件选择民主方式。科昂－塞亚特认为，“获得民主”不仅仅是工人革命的第一步，而且是社会主义运动中战胜资本主义制度的关键。乌拉圭学者尼·舒瓦兹总结了90年代以来南美洲“圣保罗论坛”（主要是南美共产党和其他左翼党派参加）关于民主的主要见解：1.政治民主是各国人民历史性的胜利，是数十年斗争的宝贵果实；2.通过代表机构和直接参与民主方式的结合深化民主，并把革命斗争与社会斗争结合起来；3.民主是不断创造新权利的手段。总之，“为民主而斗争也就是为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理想而斗争”。强调民主与革命二者的统一，这是与会者较为一致的观点。
（五）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的问题
苏东剧变后，国际上有不少人谈论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的关系问题。这次巴黎大会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的社会主义是重复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错误，所以“20世纪的社会主义并不完全是科学的”。例如，巴西学者孔德尔特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空想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取得很大成功，但是他们提出的无国家社会、自由的劳动选择、取消司法等观点，都是乌托邦的思想。另一种观点（以科昂－赛亚特为首）则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论是依据社会现实制定出来的，150年来，他们的科学理论对各国的革命运动均显示出巨大的指导性意义，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此，不能因20世纪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而把马克思恩格斯说成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乌托邦主义”。
（六）关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从大会的发言和论文来看，国外学者主要把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与科技革命、信息革命联系起来。
首先，在可持续发展与科技革命、信息革命关系问题上，与会学者较多地讨论了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技术对于任何社会来说均被视为一种进步的源泉，但随着信息革命的出现，整个社会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它既是经济现代化的因素，又是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因素。法国学者伊丰·基尼乌认为，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如生态问题）尚未显现出来，所以马克思尚把科学技术视为社会发展进步的因素，但今天生态问题已成巨大的挑战。因此，我们应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不能孤立地把技术的发展视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本身的进步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另外一种观点则把生态运动与左翼运动结合起来论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例如，法国学者胡塞特认为，人类全球范围内存在着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只有“红”（左翼运动）与“绿”（生态运动）结合起来，才能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问题在于，二者的政治目标不一致。
（七）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化的问题
与会者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比较热烈。法国学者雅克·萨庇尔对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做了如下分析：1.资本主义经济首先是一种管理方式和劳动分工扩大化的方式，它由协作方式和占有方式双重特点所规定。2.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具有很强活力的体系。3.资本主义经济是建立在三个矛盾之上的，即资本主义经济是全球化的集体体系，但其动力原则是个人利益；资本主义经济是泛民族体系，但它通过民族资本主义的途经来实现；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普遍化的体系，但它却又与每个人建立商品协作关系。
埃及著名学者、“世界体系”理论家萨米尔·阿明深入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化的实质。他认为，世界化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新现象，世界性的商业交往活动大概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两千年前的“丝绸之路”就给非洲、亚洲和欧洲带来了商品、科学技术知识以及宗教信仰，给古代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当然，今天的世界化与那时有很大区别，过去世界化为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今天的世界化则是帝国主义的同义词。拉比卡在其论文中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化就是帝国主义扩张。
（八）关于民族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问题成了国际政治上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巴西政治学教授杜洛·维日瓦尼指出，《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这是说，工人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他还认为，民族至少有两个作用：第一，保障它自己的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幸福；第二，确保社会不受外族的破坏。资产阶级的世界性交往打破了民族藩篱，但无论是法国大革命的山岳派还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独立军，无论是普法战争中的巴黎公社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仍然要维护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因此，革命中的民族问题不能忽视。
法国学者罗热·马梯利也深入分析了“民族问题”。他认为：1.应当承认民族的存在。民族之所以能长期稳定存在，主要有以下五个决定的因素，即生产和交往的统一空间，稳定的法律原则，广阔的陆地国家，有主权的广泛的政治框架，共同的文化因素。2.民族共同体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民族是种族的共同体，它不是永远存在的，但它是历史上唯一的共同体形式。3.要用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民族及其制度和精神。
（九）关于妇女问题
关于妇女问题，有两场讨论会有所涉及：一是以“《宣言》与奴役性劳动的废除”为主题的讨论会；一是以“妇女解放与共产主义未来”为主题的讨论会。在前一场讨论会中，与会者认为，自《宣言》发表之后，经过150年的发展，奴隶制已被清除，但奴役性劳动却依然存在，其表现是广泛地使用童工和女工来进行剥削，以及妇女的超负荷的家务劳动。与会者指出：妇女与男人一样平等，但妇女在社会上工作完之后，回到家仍然继续工作，照顾丈夫和孩子并从事其他家务劳动，而且是无报酬的劳动，这就是奴役性劳动。这种现象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地区的一些国家中尤其严重。因此，在妇女解放的问题上需要进行更加深刻的革命。在后一场讨论会中，与会者主要讨论了妇女解放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美国学者查尔斯·布劳恩认为，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妇女的解放与工人解放同等重要。马克思的妇女解放理论超过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理论，但长期以来，妇女解放的理论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解放理论中占据重要的位置。黎巴嫩学者莫卢埃也指出：妇女事业在不少国家中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妇女的解放尚受到一些国家国内落后保守的制度和宗教的阻挠，因而尚需要同它们进行不懈的斗争。
（十）关于改革的问题
一些学者阐述了改革的性质问题，如巴西学者G·W·马萨多认为，人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懂得：改革也是革命的道路。要进行革命，不能把作为向革命过渡的形式——改革弃置一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均未否认过改革，他们均一致认为，革命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进行：即和平的方式和武装暴力的方式。
越南学者范汝昆指出，苏联东欧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失败之后，在革命运动处于被动的条件下，我们有许多事情要重新思考，我们要进行许多修正，以克服犯过的错误，这就需要改革。
不少学者对中国的改革事业十分关注，他们希望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获得成功。比利时学者罗兰·莱武对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作了分析。他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与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不同的经济改革。它一方面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实现毛泽东曾经提出的，到20世纪末要实现经济富强的计划。
与会者也谈到了市场社会主义以及市场与社会主义关系的问题。法国著名经济学家T·安德烈阿尼论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于：1.社会主义在改造商品关系的同时也应保留部分商品关系；2.“带有市场”的社会主义的基点是保留“生产价格”机制，这种机制以资本主义面目出现，但它将改变资本主义的结局；3.在市场社会主义时期内，将存在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
匈牙利学者塔马斯·克劳斯和苏珊·季米尔曼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他们认为，1951年，斯大林曾经把“市场”这个概念作为社会主义概念的一部分来解释，这就混淆了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概念和过渡时期的概念。这样，国家、政党、资本、市场等成了社会主义的基本范畴，社会主义逐渐成了资本主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以下两个原因已经遭到了失败：一是没有把私有制变为社会所有制；二是为地方和地区政权的利益而放弃了总体运动的利益，各种分散政权的行使方式代替了直接民主。
三、巴黎国际大会评价
纵观巴黎国际大会，我们认为它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这是一次马克思主义者团结的大会、胜利的盛会。这次巴黎国际大会的参加者绝大多数是世界各国左翼马克思主义者，从大会参加者的发言以及提供的论文来看，基本上没有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绝大多数代表都是从当今的社会现实出发、从最大多数的劳动者的利益出发、从保卫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阐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并提出理论上、实践上所碰到的各种问题。大会始终笼罩着团结友好的气氛，没有发生因政治歧见或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而引发争吵或抗议的现象。
第二，巴黎国际大会讨论的问题与实际息息相关。大会讨论的主题多数都是与实际密切相关、急需解决的问题。例如，新的阶级关系问题、世界性失业问题、资本主义世界化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社会主义运动的教训以及革命的手段、形式及其行动者的问题等等，都是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
第三，这次巴黎国际大会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因而具有多学科的特点。大会议题涉及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经济学以及环境生态学等学科。许多议题均是近年来在理论界中曾经提出过、讨论过的，许多论文的观点反映了上述各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前沿问题。
第四，这次大会的代表来自六十多个国家，许多学者都是本国或本地区学界权威性的人物。例如，法国的代表几乎囊括了该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最具权威性的人物，如L·塞夫、G·拉比卡、T·安德烈阿尼、J·戴克西埃、F·拉扎尔、G·杜梅尼尔等等都是闻名国内外的学者；又如埃及的萨米尔·阿明、英国的霍布斯·鲍姆、美国的奥尔曼、俄罗斯的布兹加林等等都是国际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
第五，巴黎国际大会的胜利举行，是近年国际上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升温的结果。众所周知，90年代初，苏东发生剧变，右翼资产阶级人士曾经狂呼“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一时间，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也曾出现“万花纷谢一时稀”的局面。但近年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研究又逐步升温，甚至出现前所未有的热烈现象。例如，近几年大型的马克思主义研讨会举行频繁：1995年9月在法国巴黎举行的“'95国际马克思大会”；1996年4月在美国纽约举行的“欢呼乌托邦：对社会主义的再展望”讨论会，6月在俄国莫斯科举行的“通向社会主义之路：改革还是革命，市场还是计划”国际讨论会，7月在英国举行的“'96马克思主义大会”；1997年10月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国际讨论会。而刚刚结束的这次国际大会也只是1998年一系列大型会议的序幕。据悉，1998年在美国的波士顿、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俄国的莫斯科、法国的巴黎（由《当今马克思》杂志组织三年一次的“国际马克思”例会）还有类似的国际讨论会。因此，巴黎国际大会的召开，不是偶然的。
对于巴黎国际大会，我们尚得出以下几点看法：第一，以法国共产党人为中坚所组织的这次大会主流是好的，从会议的气氛以及会议所取得的成效来看，都是十分令人鼓舞的。会议虽然未产生“声明”或“决议”之类的文件，但在会议组织者的促成以及许多国家代表倡议下所达成的建立世界性的马克思协会意向、大会结束时全场齐唱《国际歌》等等，都表达了人们继续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决心。第二，巴黎国际大会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感召力，它不仅不像右翼资产阶级人士所说的那样“已经死亡”，相反，它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是这样。例如，在这次大会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占绝大多数，其中尤以巴西、阿根廷、古巴、墨西哥和乌拉圭人数最多，仅巴西的代表就有80余名。第三，巴黎国际大会的影响是深远的。正如法国著名大报《世界报》撰文说：“巴黎国际大会的召开，使全世界都奏起了《共产党宣言》的乐章。”全世界人民必将在这威武雄壮的乐章中得到巨大的鼓舞。与会者中青年人为数不少，他们必将把这次大会的革命精神带到21世纪。
当然，这次大会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大会对目前现实存在的、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未予足够的重视。第二，由于人数太多，许多代表的意见得不到充分的表达和交流。事实上，这样超千人的大型讨论会，虽有利于向世人显示自己的强大阵容，但却不利于深入讨论理论问题。第三，巴黎国际大会的主旨不十分明确：到底是一次马克思主义者的纯学术性理论讨论会呢，还是一次与现实运动结合起来的国际性聚会呢？这两个主题在会上都不很突出，因而大大削弱了大会的影响力、战斗力。但尽管有以上不足，巴黎国际大会的成绩是主要的，它是新旧世纪之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事件，其影响也将是深远的；它所讨论、揭示出来的各种实践问题、理论问题对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将有很大的启发和推动作用，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WW高自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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