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经济再平衡：借鉴日本经验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中国经济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过去三十年里，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绩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瞩目的。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中国一直保持着高经济增长率。之后的经济改革也是确保经济高速增长所不可或缺的因素。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2007年以来，中国也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国。有人预测在未来的十年或二十年里，如果中国仍能保持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则其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然而，也有人担心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能维持太久，也有人主张不应一味追求高增长，因为会带来负面影响。由于中国经济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中国如何维持其经济增速，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是备受关注的。
中国的增长模式的特征主要表现于国内生产总值的需求结构。其主要是投资驱动，而这种“过度依赖”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会产生负面影响。如果中国不能调整其经济增长模式，最终形势将会很难控制。中国政府清楚地认识到转变其经济发展模式的必要性，并针对其实施了重要的政策措施。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措施的进展似乎都不足以从实质上调整增长模式。②对于中国来说，考虑到其所面临复杂形势以及当前经济体制下既得利益者可能出现的反对声音，要想顺利调整其增长模式并非易事。
让我们再来看看日本。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转变其增长模式。从投资驱动型经济转换为投资、消费和出口协调推动型经济。70年代，由于工人工资稳步上升，资本积累的速度放缓，而消费则继续迅速增加。这一转变为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的高速增长期后保持稳步的增长奠定了基础。正如Fukumoto et al.(2010)指出，一些基本数据，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城市人口的增长率，都表明了现在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与20世纪70年代初期之前或期间的日本具有类似之处。尽管很难将这两大经济体进行直接的对比，我们认为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的经验仍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在这一期间日本完成了其经济模式的大部分调整工作。③
考虑到这一点，本文尝试阐述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经验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此前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著作是Minami(1994)，他对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的日本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一个全面的比较分析。与他的研究相比，我们的研究更加具有当代性，也更加聚焦于经济再平衡这一问题。为了便于比较，本文中大部分分析是以数据为基础的，以便对日本和中国进行直接比较。虽然这项研究主要是讨论国内需求的再平衡问题(以下简称“国内再平衡”)，但我们还就国内再平衡是否会带来中国的“外部再平衡”(外部再平衡意味着庞大的经常项目顺差的减少)这一问题进行探讨。④
本文其他部分可归纳如下：第二节主要描述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并对中国为什么需要对其经济增长再平衡作出解释。第三节对日本20世纪70年代初的经济增长再平衡进行反思，主要讨论日本如何从主要以投资驱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一个由投资和消费驱动的更为平衡的增长模式。第四节指出日本过去经济增长再平衡的经验所具有的借鉴意义，进一步指出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和当今中国之间由于体制因素的原因而导致的重大差异，并对中国可采取的方式提出建议应对上述问题。
二、中国目前的增长模式以及再平衡的必要性
中国经济增长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国内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主导地位。在20世纪80年代，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以下简称“投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在30％上下波动(图1)。然而，邓小平1992年年初的“南巡讲话”大力推动了中国进行经济改革，同时也大力刺激了国内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⑤随后，投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呈上升趋势，2010年达到了46.2％。
一般来说，新兴国家在高速增长时期往往会有高的投资率，由于资本积累较少，资本回报率往往要高。同样，中国一直具有较高的资本回报率。然而，其他的新兴国家并没有经历如此高的投资率(见表1)。另一方面，个人消费占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以下简称“消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一直呈下降趋势，2010年为33.8％，是主要新兴国家中最低的。基于这些事实，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国想要维持其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将会越来越难。⑥
中国经济需要再平衡这一说法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借鉴前人的研究，我们可以归纳指出以下情况，以表明为什么应该改变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
首先，目前的增长模式下，住户部门并没有从经济增长中充分获益。正如图2所示，城市人均家庭收入没有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样迅速上升(Aziz and Cui，2007)。虽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改善，但其并未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保持一致。
其次，目前的增长模式创造的城市就业机会比劳动密集型模式少。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已经使得中国的产业变得越来越趋向资本密集型。Kuijs and Wang(2006)指出，资本密集型产业比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务行业，创造的就业机会少。为了增加就业机会，发展服务业来支持消费增长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投资驱动型增长导致生产率增长放缓。Lardy(2007)认为，自90年代初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减速(这一问题在Kuijs and Wang(2006)的文章中谈到)至少可以部分归结为在几个重要产业(如钢铁产业)的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
第四，投资驱动型增长下，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对环境的破坏相当困难。中国已加大力度使经济更加节能和环保。然而，投资需要机器和设备，因此投资驱动型增长本质上会消耗更多的能源。⑦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其经济增长再平衡的必要性，并已实施一些相关措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年)宣布，中国必须调整其投资和消费的比重，合理控制投资规模，并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然而，实际上“十一五”规划期间，投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进一步上升，而消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则进一步下降。尽管可以认为2008年的汶川地震和全球金融危机等突发因素阻碍了中国的进步，为抵消这些事件的负面影响，中国政府通过增加公共投资发起了大规模的活动刺激经济。在短期内，为防止中国经济陷入萧条，这项措施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却导致了投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上升，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加失衡⑧。
因此，到今天为止，即使中国经济增长再平衡的必要性得到普遍承认，我们还没有看到其取得足够的进展。鉴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必须理解经济增长再平衡所需的调整过程。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分析日本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再平衡是十分有益的。
三、日本国内经济的再平衡
从1955年到1970年，日本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达到9.7％。与今天的中国相似，在此期间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大力的投资。投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呈上升趋势，而消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则呈下降趋势(图3)。然而，消费/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的下降趋势和投资/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的上升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上半叶明显止步。现在回想起来，很明显，20世纪70年代初是日本实现其再平衡的时期。
图3 日本的消费与投资(占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在日本经济再平衡过程中两个因素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首先是在国民收入中劳动份额的上升。图4表明，1970年至1975年劳动份额迅速增加，仅仅5年内的增加幅度达到10个百分点。劳动份额上升的起因是由于1973年至1974年的石油危机引发的通胀压力，从而导致工资增长。但这里的关键是，在此期间的劳动份额的上升趋势成为了永久性的而非暂时性的。
图4 日本的劳动份额
在高速增长时期，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实际工资水平降至劳动生产率以下，如刘易斯模型(Lewis，1954)所示。不过，Minami(1973)指出，20世纪60年代已经达到刘易斯转折点，由于剩余劳动力消失，实际工资上升的压力增加。在这种情况下，60年代中期后，工人有权获得其“公平份额”的意识增加，这一点可以从劳资纠纷的增加(图5)和工人谈判能力的增强中看出。因此，石油危机结束后难以抑制实际工资再次上涨，劳动份额的上升成为永久性趋势(Yoshikawa，1994)。在这一过程中，实际工资赶上生产率水平⑨，从而大大促进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加⑩，结果，消费/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下降的趋势也就得到了遏止。
图5 日本劳资纠纷数量
图6 日本的资本回报率与资本成本
日本经济再平衡过程中第二个重要因素是资本回报率和资本成本之间的差异缩小。日本企业通常通过银行贷款筹资，资金成本近似于银行的贷款利率。图6的粗线表示采用Bai at al.(2006)的方法计算的投资回报率的推移。在高速增长时期，资本回报率高于20％。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它大幅下跌，再也没有回到先前的高水准。在一定程度上，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上述的劳动收入份额上升而引起的。然而，更基本上是由于资本生产率增长的放缓而引起的。这种放缓的原因有很多。在供应方面，赶超国外先进技术是在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而这一过程几乎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完成(Kosai，1986)。需求方面，城市地区的大规模人口流入带动的耐用品消费热潮，也随着城市化的结束而结束了(Yoshikawa，1995)。
由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金融自由化尚未完成，银行的贷款利率在20世纪70年代前一直受到高度管制，这一情况与今天的中国类似。资金回报率和银行贷款利率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一段时间的对比表明，后者远远低于前者。这说明在高速增长时期，低资本成本是投资热潮出现的关键原因之一。然而，石油危机期间的货币紧缩政策以及前面已提到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大大地缩小了20世纪70年代上半叶资本回报率和贷款利率之间的差异，这意味着这一期间资本成本迅速靠近资本回报。(11)结果，企业维持较高投资的热情大大地下降。
这种调整可以被看作是经济再平衡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如上文所述，劳动力成本的扭曲在20世纪70年代初已得到纠正。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资本成本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对企业来说资本成本会比劳动成本更便宜，从而就很难遏制企业想维持高水平投资的热情，这样也就很难会实现再平衡。
四、日本经验的借鉴意义和留意事项
(一)纠正要素成本扭曲
上一节中我们阐述了日本经济增长的再平衡过程，目的是为了强调两个因素的重要性：第一是劳动份额的上升；第二是资本回报率和资本成本之间差异的缩小。关键是，要实现再平衡，必须以一种协调的方式来解决劳动和资本的成本扭曲的问题。
我们相信，这样的论点同样可适用于当今的中国。图7表明，中国的劳动份额在过去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尤其是在2000年代中期以后。这可能是因为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图8)。然而，在2008年与2009年，实际工资增长似乎正要赶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由于这一变化的出现，中国的劳动份额已经在近几年开始呈上升趋势。
图7 中国的劳动份额
图8 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与实际工资
最近中国劳动份额上升的背景是什么呢？一个潜在因素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是否已经达到刘易斯转折点。在最近的文献中，该问题是极具争议性的。(12)由于分析所采用的数据或验证手法有很大不同，很难得出一个定论。此外，因为许多以前的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只到2000年代中期，从而更难判断转折点是否在2000年代下半叶达到。不过，Knight,Quheng,and Shi(2011)提出，由于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而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以后详述)，即使实际上刘易斯转折点尚未达到，但实际工资很可能存在上升的压力(尤其是在城市地区)。
实际工资增加的另一个背景因素是由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改革而引发的工人劳工权利意识的增强。自2008年1月《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劳资纷争的数量迅速上升。政府要求每个雇主与雇员签订合同，结果，2008年法院受理的劳资纷争达到70万起(图9)。2010年，地方政府提高最低工资从法律上约束雇主，劳资纷争再次大幅上升。过去支持雇主一方的工会开始在雇主和雇员之间扮演更重要的作用，让他们之间达成一致。
图9 中国劳动纠纷的数量
这些趋势与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的情况极为类似。基于日本的经验，中国应该看到工人运动顺利地推进实际工资的稳步增长，并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这将为消费/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的上升奠定基础。
另外，重要的一点是实际工资赶上劳动生产率时，资本成本应接近资本回报率。就中国来说，管制利率一直远远低于资本回报率(图10)。资本回报率和银行贷款利率之间的差异过去十年增大。低廉的资本成本是投资/国内生产总值比率在过去十年增加的原因之一。展望未来，如果中国不能缩小资本成本和资本回报率之间的差距，当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时，资本成本与劳动力成本相比将变得更加便宜，产业自然会变得更为资本密集型，而这与政府在其五年规划中宣布的目标是相悖的。
图10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与资本成本
(二)今日中国和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差异
我们已经指出了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国内经济再平衡中的两个关键因素。然而，在考虑中国经济如何实现再平衡之问题时，我们也应承认两国之间存在的一些差异。这些差异包括人口动态、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国际资本流量等。其中，我们应该特别关注的是中国存在着独特的体制性因素，使得其消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降低。虽然我们基本上认为日本的再均衡是由市场机制驱动的，但是中国要充分平衡其经济增长的话，解决这些体制性问题也是十分必要的。下面，我们将谈到两个这样的问题。
(1)教育、医保、住房和养老金方面的公共开支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中国现在的投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比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要高得多。我们相信这一差异部分是由于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实施的体制改革所造成的。国有企业(SOEs)的改革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时有大批的国有企业员工下岗。国有企业支付员工住房、教育、医疗保健和养老金的负担大幅下降，劳动份额也相应地开始下降。与此同时，由于下岗职工开支少，还有因为工人需要节省开支用于未来在住房、教育、医疗保健和养老金等方面的开销，所以消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出现下降。Chamon and Prasad(2010)发现，国有企业改革后，由于教育、医疗保健和住房开支成为家庭的新负担，家庭储蓄率呈现上升趋势。因此，为了提高劳动份额从而提高消费，仅仅加强工人的谈判能力有可能是不够的。政府还应扩大对住房、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的公共开支，并对公共养老金实行可持续的改革。
(2)户口登记制度和政府土地收购制度
在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许多农民工在城市地区成家立业。这一趋势推动了城市地区的消费。此外，市区附近农村的农民通过将土地卖给房地产开发商获得了一笔数目可观的收入。通过这些方式，城市化的进程显著地增加了日本家庭的收入，也刺激了消费的强劲增长。然而，中国城市化在这方面与日本极为不同，因为城市化并没有使得家庭的财富大大增加。导致这一结果的关键因素是中国特有的户口登记制度以及政府的土地购买制度。
严格的户口登记制度使得中国的农村移民在其居住的城市很少能享受到教育、医疗保健和养老金方面的公共支持。因此，只有极少数农村移民能够在城市地区定居，并创建家庭。Huang(2010)发现，中国的城市化大大提高了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但也可能增强了他们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因为他们在城市获得的公共支持是相当有限的。(13)
此外，在政府的土地购买制度下，目前的城市化进程给农村家庭带来的好处有限。地方政府往往以接近土地农业生产值的成本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通过房地产开发获得收入，然后以市区的价格销售给房地产开发商。因此，城市化对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好处超过其给农民带来的益处。
改革户口登记制度和政府土地购买制度，将使家庭收入和消费增长更加积极。
五、结语
本文探讨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如何实现其经济增长模式的再平衡。文章指出劳动份额的上升以及资本回报率和资本成本之间差异的缩小这两点是日本经济增长再平衡得以实现的关键因素，表明为实现再平衡，应以协调的方式纠正要素成本(劳动力成本和资本成本)的扭曲。我们认为这一结论可适用于中国目前的情况。
如果判断认为有必要进行经济发展模式的再平衡，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应该在何时采取行动。在这一点上，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日本的经验表明，当增长潜力开始减速时自然会发生再平衡，因此等增长速度开始下降时再对其经济进行再平衡也为时未晚。事实上，根据预测中国的城市化步伐将会逐步放慢，中国的劳动力将在未来某一时点停止增加而开始减少，这些变化必将使中国的增长潜力减速。
但是，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模式的再平衡宜早不宜迟。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过度依赖投资驱动，因此在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后再改变其增长模式，可能会为时已晚。与1970年的日本和当下其他新兴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远远要低，而其投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则又要高得多。日本之所以能够较为顺利地实现其增长模式的再平衡，是因为其对投资的依赖程度比中国更为温和。来看中国的情况，考虑到其投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过高，它可能会很难像日本那样顺利地实现增长模式的再平衡。但如果维持目前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进行再平衡的话可能会容易得多，这样做可以防止目前的增长模式导致的负面效应(如就业增长较慢)变得越来越严重而难以应对。
中国政府似乎也已认识到再平衡的迫切性。(14)2011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中指出，在未来五年中，中国需要从实质上转变其经济发展模式，使得消费、投资和出口共同维持经济的协调增长。中国将其年均经济增长目标从7.5％(2006－2010年)降至7％(2011－2015年)，并指出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都需要得到明显地改善。(15)
尽管很多人仍优先考虑经济增长的速度而非质量，但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将会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促进其再平衡的实现。
注释：
①本文的英文全版已发表在China & World Economy 2012年第1期。作者衷心感谢肥后雅博、木村武、小高新吾、冈嵜久实子、关根敏隆、渡边贤一郎和吴冰给予的宝贵意见。文章仅代表作者的个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日本银行的官方意见。
②在2011年4月15日博鳌亚洲论坛上的演讲中，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资源以及环境问题都为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而且我们的发展缺乏充分的平衡、协调和可持续性。”
③有些人可能认为，中国不应仿效日本，因为自从20世纪80年代的后半期，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的出现和破灭，以及其导致的随后经济的长期停滞。然而，正如Okina et al.(2001)指出，我们认为在日本引起20世纪80年代后期泡沫经济的要因是：(1)从80年代初展开的渐进式金融自由化所引起的商业银行积极行为；(2)在80年代后期被延续的金融放松等等，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经济再均衡没有关系。加之，在Fukumoto et al.(2010)的分析中指出，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与20世纪70年代(或更早)的日本而非80年代末的日本更为相似。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认为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验可以为中国最近面临的再平衡问题提供有益的见解。
④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并不是试图要对中国外部失衡问题的背景作出一个全面的分析(如汇率问题或金融市场的发展等)。相反，在第五节中，我们根据日本的经验简要分析国内再平衡和外部再平衡之间的关系。
⑤1992年1月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开始其著名的南巡之旅，视察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访问期间，他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加快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步伐，同时回避了对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
⑥He and Kuijs(2007)提出了一种增长预测，用以往经济增长的特点对2035年前的情况进行推断。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中国继续维持当前模式下的高速增长，在未来几十年投资率将需要增加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到60％。
⑦世界银行对中国的十一五规划中期报告(2008)指出，“如果不重新平衡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工业结构，中国削减20％能源的目标是不太可能实现的”。事实上，虽然中国政府出台了一些具体的产业措施，以减少能源消耗，但它并没有实现其设定的这一目标(实际能耗降低19.1％)。
⑧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根据2009年至2010年的形势判断，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进展微乎其微，实际上可能已经恶化(Wu，2011)。
⑨严格地说，在此期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由于研发相关的福利开支和工资支付的增加引起的(Inoue and Nishimura，2004)。换句话说，此期间劳动份额的上升在广泛意义上反映了劳动者就劳动条件的谈判能力的改善。
⑩的确，家庭收入的增加至少一部分是由于受到日本政府的战后政策的影响，这些政策旨在保护农业和农民(如农地改革和农产品价格支持)，然而却产生了严重的农业问题，如水稻生产过剩等。但在诸多产业劳动份额出现上升，特别是在制造业(Inoue and Nishimura，1994和Yoshikawa，1994)。因此我们判断，劳动份额的上升对日本家庭总收入的增加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11)Takeda(1985)根据借款人持有的存款估计实际银行贷款利率。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实际利率高于票面利率。而即使使用实际利率计算资本成本，20世纪70年代初资本回报率和资本成本之间的差异也呈迅速缩小趋势。
(12)通过对农村劳动力的各种统计数据进行调查，Cai and Wang(2008)认为当今的中国正接近转折点。使用六个省微观层面的工资数据，Zhang,Yang,and Wang(2010)指出中国已经在2003年到达转折点。相比之下，Minami and Ma(2010)通过比较中国的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和实际工资，指出转折点尚未达到(至少截至2000年代上半叶尚未达到)。虽然我们无法一一列举所有其他相关的研究，但最近的一些分析有Du and Wang(2010)、Wang(2010)和Garnaut(2010)。
(13)Huang的调查指出，2007年广州和深圳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储蓄率超过40％，比这两座城市的户口居民高得多，其储蓄率分别为16％和27％。
(14)2011年4月15日，胡锦涛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的演讲中指出：“在未来五年，中国将大力实施拉动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并将制定有效的机制，释放消费潜力。我们将确保消费、投资和出口共同协调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15)第十二个五年规划还规定：(1)劳动报酬应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2)家庭收入应增长7％；(3)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每年的增长应不小于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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