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会研究的再认识： 工会效能研究的范式重构及层级测量框架*
张戌凡 赵曙明
内容提要 工会是劳资关系制度化处理的组织前提，也是维护劳动者权益的主要力量。嵌入在党—政府、工人、企业等多重关系中的中国基层工会，角色定位和效能表达并不具有内在一致性。现有的工会研究采用结构主义的分析框架，强调国家—党—工会之间的制度关系，而非论证工会—工人—组织关系的真实效能，中国工会组织体系存在科层式、嵌入性、分异化的内在特质，导致基层工会角色呈现“准垄断者”和“多重代言人”特征，工会效能的实证研究则出现“或有用、或无用”悖论。未来的工会效能研究应突破结构主义导向，转向对不同层级工会在具体管理实践和劳动过程中的量化研究。在范式上，立足于系统整合观，重构研究矩阵，探讨基层工会在多重主体关系中得以行动的空间和逻辑。在方法上，建立“工会效能”和“感知工会效能”的层级测量框架，以获得工会效能在本土语境中的真实表达。
关键词 中国工会 工会效能 劳资关系 劳动者权益 层级测量
作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之一，组建基层工会是中国政府扩大群众基础的政治利益诉求。习近平于2013年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强调：“工会要赢得职工群众信赖和支持，必须做好维护职工群众切身利益工作。”执政党对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目标的追求，推动了我国工会组织和会员数量呈现迅猛增长态势。截至2018年12月，全国已经建立工会基层组织近290万个，工会会员人数超3亿人，一个覆盖各类所有制企业，跨越城乡、地域差异的全产业工会网络化组织体系已逐渐形成。然而，中国基层工会的快速扩张却呈现出偏功利主义的导向，自上而下的基层工会组建方式并不总是得到广大工人群体的参与和认可①。员工常常将工会组织和管理者视为一体，并不认为工会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劳动关系中的权益诉求，导致工会在协调和调解劳动关系的具体实践运作过程中日渐式微。
近年来，中国工会运作模式及其效能研究逐渐进入国外劳动关系期刊的视野，以China union为关键词，在Web of Science等九大数据库搜索的结果显示：2010年以后中国工会的研究数量(共46篇)占据近三十年来中国工会研究数量(共84篇)的一半以上。然而，对中国工会的研究热度并不能掩盖其在理论发展和现实回应中的缺陷与不足。多数工会研究采用结构主义(或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侧重基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学科体系的政策分析②，更多的是对中国工会的功能模式的探讨。由于工会的职能定位存在着国家—社团的双重属性，呈现一种嵌入性团队的形态和特征③，工会效能及其与员工态度/行为以及组织绩效之间关系未能从员工—组织关系(employee-organization relationship，EOR)的研究框架中剥离出来，因此，基层工会在具体管理实践和劳动过程中的具体效能并不明确。
因此，如何将停留在政策或制度层面的工会功能分析下沉到企业管理和劳动过程中的工会效能的量化研究，是目前我国工会效能研究能否形成科学的研究范式，进而与西方工会研究共塑对话平台的瓶颈所在。由此出发，本文拟从中国基层工会的特征剖析和原因探讨入手，重构基层工会效能的研究范式，并尝试基于中国工会的分层体系，建立具体的跨层测量框架。
在各部总长任用部员的时候，由于并无规则可循，全凭总长意志，故而乱象丛生。之初，裁减人员风声先起，各部当差人员皆有不同程度恐慌。交通部裁减了一批告假人员，教育部、内务部、外交部、理财部等亦有为节财而裁减员额之风声，“其中恐慌尤以旗人及守旧派达最高之度，新人物尚能勉强自持，不呈露张皇之状况”。前清部员中旗人、守旧派及新人物面对裁减时各具不同心态，此况既符合人事更迭之际的常理又非常耐人寻味。
（四）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的行为侵犯了无过错配偶的配偶权。该学说认为，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的行为侵害了无过错方的配偶权。该学说所谓的配偶权，是指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的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所享有的作为权利和负有的不作为义务。配偶权包括了住所决定权、同居权、日常家事代理权、计划生育义务、忠诚义务等相对义务。配偶权相对于夫妻双方来讲是相对权，但对于婚姻关系以外的任何人也就是本文所讲的“第三人”来讲是绝对权。第三人不能干扰夫妻双方所享有的性权利和同居权利，否则即构成侵权。
悖论何以可能：“准垄断者”和“多重代言人”
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工会效能研究存在两个假说：垄断者(Monopoly Face)假说和代言人(Collective Face)假说。前者是指工会在劳动力市场中拥有垄断力量，强硬地就劳动报酬及工作条件与雇主议价；后者是指工会作为一个沟通渠道，扮演着第三方的中立角色，代表职工需求与雇主进行协商。立足于不同的角色身份和假说体系，工会的作用机制各不相同，产生的效应也自然不同。由于西方工会普遍呈现衰落趋势，因此“更多地研究工会如何在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下，特别是中国工会的真实机制”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然而，在独特社会经济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工会，其结构特征和运行机制与发达经济体的工会完全不同。由于中国工会身兼多重目标和复杂功能，除了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有效运行的“两个假说”以外，更多地肩负“国家—党”的代言人(State-party Voice)功能。因此，“两个假说”是否适用于中国工会的效能研究仍有待商榷。
(一)具有“溢出效应”的准垄断者
西方国家工会的“垄断面孔”主要体现为工会对会员工资和福利水平的影响效应上。作为一种“寻租”组织，工会通过垄断权力将员工工资提高到竞争性工资水平之上。基于西方工会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工会成员与非工会会员之间的工资差距显著，不同行业、群体、职业和地区的工会工资效应也存在差别。
与西方工会作为劳动者垄断组织不同，中国工会的本质是一种国家机关，垄断者假说必须建立在“党—政府”的权力体系和架构之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的规定，中华全国总工会(All-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简称全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级地方工会和产业工会的领导机关。因此，除了受组织高层管理层的管理外，企业基层工会还听命于上一级地方工会组织和中华总工会。在这种独特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环境中，如果没有国家和党的行政权力支持，工会的生存会受到管理层强有力的抵制和威胁。同时，行政权力也是中国工会可以用于发挥效能的重要资本来源⑤，工会的垄断者身份来自于行政垄断力量，在行业劳动报酬差距扩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不仅为会员提供服务，也为整个组织内的员工提供服务⑥。魏下海等人基于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证实了设立工会的企业职工平均工资高于未设立工会的企业。⑦杨继东等人⑧采用同一套数据，剔除了工作时间的影响，也证实了上述结论，但私营企业职工的得益要小于国有企业。
中国工会效能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准垄断”的角色特征，对非会员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因行政性的垄断效应导致的行业差距，而非是否入会的门槛差异。张原和陈建奇⑨通过分析全国经济普查的行业资料数据发现，工会并未对劳动报酬产生显著影响。赵德余⑩发现工会组织在企业内部的影响力薄弱，无法决定职工工资的水平。由于中国基层工会的组建并非来自于会员的自由选择，工会也无权组织员工罢工，特别是在私营企业，工会很难维护工人权益。
(二)“国家—党—工人”的多重代言人
西方国家工会的“代言人”假说主要体现为工会对会员劳工权益的保护上。当工人遭遇工作场所冲突、劳动权益被侵犯时，他们有两种处理办法：“退出”(Exit，罢工、辞职或被免职)和“协商”(Voice，与管理层谈判)。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原子化”的工人必须自发组织起来，才能对抗资方，获得与管理层平等谈判、讨价还价的资格和能力。而由于交易成本和劳动合同的不完整性，“退出”并不是重新签订劳务合同的最有效方式。尤其当劳动力市场未能突破刘易斯模型达至供求平衡的状态时，劳动者“用脚投票”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同时也会干扰企业的正常运行，降低企业运作效率。因此，以往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均强调了工会作为员工集体代言人的身份和作用，对于劳资双方而言，通过工会解决工作场所的问题，本身是一个较为有效率的选择。
根据《中国工会章程(修正案)》总则：“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是会员和职工利益的代表。”因此，作为联系国家—党和工人之间的传送带，中国工会的核心职能体现为所承担的双重政治任务，即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两个维护”)，理论上扮演着第三方的角色。具体体现在：一方面，作为执政党领导下的工人群众组织，工会将“国家—党”意志自上而下、有效地传递到工作场所，动员工人进行生产劳动；最高层的劳动政策制定者也能通过各层级工会组织了解劳工需求，保护工人权益。另一方面，企业基层工会具有代表其成员与管理层集体协商的法理价值，代表员工与管理层讨价还价、调解劳资纠纷、监督工作条件和实施劳动法、为员工提供各种服务和福利、促进技术创新和员工培训，并参与公司治理和政策制定。
基层工会的代表性并不源于有组织的劳动力，而是源于其官方的制度地位，因此，基层工会在维护职工具体权益的同时，必须服务国家整体利益。同时工会主席的设立不是由员工选举而是由上一级工会组织任命；基层工会的运转经费来源于企业预算而非会员，导致基层工会在与管理层进行集体谈判时无法展示强硬的一面。虽然在制度层面取得了职工权益的代言人资格，但会员构成会受到民意授权不充分的现实考验，工会角色游走于“党委想的、政府抓的、职工需要做的”夹缝之中，并没有太大的自由空间
。
(三)具有“矛盾效应”的悖论者
中国工会的效能表达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中国工会对非会员具有溢出效应，其垄断职能主要体现在提供惠及全民(或地方或单位)的公共服务、福利和社会责任。义乌模式
的创新之处在于它提供了国家(公务机构)和社会(服务需求方)之间的整合机制，实践上为社会化维权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渠道，在学理上夯实了中国工会“准垄断者”的角色定位。第二，工会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型组织的基本构成之一，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中国工会的代言人身份也体现在《中国工会章程》总则中，“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会员和职工利益的代表”。作为一个具有科层制结构、代表国家行使维护社会秩序行政职能的群众组织，工会具有向产业工人传递“国家—党”政策意图的传送带职能。
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基层工会与用工单位之间存在着很强的依附关系
，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作为政府部门在生产单位的派出结构的属性”并未发生改变。工会虽然扮演着第三方协调者的法定角色，但工会实践的活动空间高度依赖于所在单位的管理层，代表工人与资方(管理层)集体谈判、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缺乏集体行动的合法性基础。对劳工权益的保护既不通过集体谈判也不通过集体合同和意见表达，而是形成一种类似“田间稻草人”的机制，基层工会只保障劳动者的“生存型”劳动权益，但是对于提升工资等“增长型”劳动权益缺乏显著作用，更多地体现一种安抚性质
，它们并不会公开支持员工或管理层，立场是尽量调和矛盾，说服、引导基层单位代表接受企业行政领导的意见。因此，工会效能并不具有内在一致性，在角色认知和行动方案上，因层级不同形成悖论的矛盾效应，既垄断又不垄断，既发声又不发声。
悖论何以形成：工会效能的研究谬误
在西方工业化历史上，工会一直是阶级利益组织化的基本单位。然而，市场经济转型带来的劳资力量对比转换、全球化经济网格化格局下后发国家工人群体不断分化、工会组建渠道和方式的单一性，导致官方性质的工会组织生存空间愈发狭窄，陷入组织资源流失的“合法化困境”。因此，工会只有从关心人的潜力和成就以及实现人力资源最优化的社会机构(即雇员的组织)角度出发，重新思考自己的功能，才能避免被边缘化的地位。长期以来，学者对社会主义国家工会性质和职能的研究，均采用古典二元论
和国家组合主义的分析框架，承认工会具有国家和社团的双重属性。但这一研究框架存在两个关键问题：第一，基础假设偏离导致工会研究脱离现实情境。古典二元论和国家组合主义框架均假定工会力量来自于工人的联合(associational power)。事实上，中国工会尤其是基层工会采用的是“组建”(set up)而非“组织”(organize)
，无法获得“工会—工人(员工)”或组织关系的真实效应(real effect)。第二，研究过多地从制度主义或结构主义视角出发，强调“国家—党”与工会之间的关系，而忽视了组织管理科学的研究视角，即缺少探讨和验证工会与企业(管理层)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科层制导致简化谬误
所谓简化谬误(Reductionism fallacy)，是指用某类特别的、狭窄的概念来分析和解释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基层工会效能的悖论——形式上极为强大、实质上工会表达和维护效果弱、民众认可程度低(如纸壳工会、影子工会等)的形成，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华总工会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组织架构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关系复杂化、劳动者多元利益无法整合所导致。尤其是工会职能中代表劳动者的维权职能，上层工会的宏观行动并不能有效地落实到基层工会的微观行动，系统中的“瓶颈”直接决定了整个系统的效能。然而，既有文献大多脱离了对中国工会组织架构的分析，或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从基层工会的具体运作逻辑出发，或采用截面数据从工会化(unionization)与一系列结果变量之间关系的验证，探讨工会的有效性，均可能落入简化谬误的窠臼。
取2份相同质量的微胶囊粉末,分别加入相同体积的无水乙醇,搅拌均匀后放入超声仪超声3 h使微胶囊外壁破裂。静置,提取上清液,放入GC-MS(7890A/5975C)对包埋前的精油和包埋后样品进行成分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作为“国家—党”联系工人的重要传送带，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总)自上而下的科层式组织架构，是中国特色劳动关系(或称为“铁饭碗”)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组织领导模式上来看，全总基于产业和地方相结合的原则，在各产业中分别建立全国性和地方性产业工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市、县的地方总工会，分别是当地产业工会和地方工会的领导机关，每一级工会组织受同级共产党委员会和上级工会的双重领导，并以同级共产党委员会领导为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劳动人口结构以及劳动关系的变革，通过整合精简全总职能部门、工作重心下沉以提高基层工会的代表性等方式，总工会科层式的组织架构出现松动。尤其当工会的新角色(外资企业中的工会)和新职能(维权和维稳的角色冲突)出现，总工会的战略和结构特征变得不那么一致。但由于体制惯性和改革动能的滞后性，目前中国工会的组织架构很难突破“国家—党”影响的临界点。全总自上而下的科层制运作方式不会在短期内消失，中国工会社会行为更多地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管理理念和实践体系之中。因此，在分析中国工会效应时，需要兼顾工会组织架构“松动且固定”的矛盾属性，采用分层数据采集的方法，尤其是雇主—雇员匹配数据，以获取中国工会效能的合理推论。
(二)分异化导致层次谬误
所谓层次谬误(Ecological fallacy)，是指在社会研究中，研究者用一种集群的分析单位收集资料，而用非集群的分析单位作结论的现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全总是中国唯一的官方认定的工会组织。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出于工会自身内部改革与外部市场经济的需要，工会的组织模式和形态特征开始发生变化和分异。对于工会效能(职能)的研究并不适合将中华总工会视为一个整体组织。在探讨工会真实效能时，如果脱离了对外部环境、企业类型、工会组建模式等要素的具体分析，容易陷入层次谬误的陷阱。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地方政府角色经历了两次主要转型。第一次转型发生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时期，完成了从全能型政府向市场型政府的转变，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主要由市场化带来的绩效驱动。在唯GDP导向的排名绩效压力下，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地方绩效最大化和自身政绩显性化，在处理企业—员工关系时，主动地向创造利益价值更多的企业方靠拢，甚至不惜牺牲员工的基本权益，以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行(如，不因劳动冲突而导致停产、减产等事件发生)。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调整，中央政府意识到绩效驱动型政府所造成的种种弊端会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开始推行从市场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角色不再是市场主导者，相反逐步从直接参与市场活动中撤出，转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地方政府也逐步意识到只有通过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服务，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与合法性。在处理企业—员工关系时，执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价值要求地方政府在劳资关系中必须扮演一种中立的第三方的角色，甚至更多地向劳工这一相对弱势的群体靠拢。
疫病是草莓的一种土壤病害，在连续栽培多年的地方容易发生，且有发病加重的趋势，现已成为草莓烂果的重要原因之一。主要在接近收获期的植株上发病，引起褐变、硬化或腐败，湿度高时，产生白色绵毛状物，成熟的果实发软或变为僵果。病原主要是草莓疫霉菌，目前对草莓疫病的防治药剂有甲霜灵缓释颗粒剂和拮抗放线菌生物制剂，但未曾大规模应用于生产实践上[7-8]。
表 1中国工会组建模式：基于战略选择视角 所谓学究谬误(scholastic fallacy)源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将逻辑的事物错当成事物的逻辑”，即把研究者为解释实践所建构的理论模型倒置为实践的真正根由。长期以来，规范性研究或政策性研究一直主导着工会研究的主流。与西方国家工会作为一个具有独立利益主体的组织形态不同，中国工会的双重角色定位决定了我国企业工会并不以维护员工权益为单一目标。作为一个不具有清晰边界的嵌入性团队，基层工会为了实现维权、建设、参与、教育职能，平衡劳资双方的利益，经常需要突破边界与政府、企业和员工等利益相关者进行有效的竞合行动以获取资源和帮助 笔者对美国学的理解是，这是一门以跨学科理论与方法为特色，重点考察美国文化价值观、重要思想或文化模式在美国历史与现实相应议题上的作用范式、影响途径的人文社会科学。美国学者做美国学是为了传承与发展、反思与批评美国文化价值观和美国文明特性，中国学者做美国学是为了深度解读美国文化，深刻评析美国文明，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服务于国家对外战略需求。 执政党和政府必须对合法性资源进行整合利用和优化配置。合法性资源经过执政党的加工处理，输出价值体系、经济发展、社会福利、民主自由等资源产品，从而深化合法性资源利用的广度和深度 如前所述，因工会效能的研究视角各异，加之基层工会身兼数重“悖论身份”的复杂性，导致在回答中国工会到底有没有用时，各方得出的结论相互矛盾，争论不休。为了探索社会主义国家工会建设的制度优势，首先需要分析嵌入在国家、党、政府、工人、企业等多重关系中的工会的组织形态和效能表达，这是增强工会研究“理论自信”的关键所在 1.党—工人关系的内生性 根据带通仿真结果,需要设计一款截止频率在6 GHz,并且在9 GHz处抑制超过25 dB的低通滤波器。通过MATLAB低通设计程序仿真得出低通模型的物理尺寸,并在HFSS中搭建相应模型,进行仿真调试。其模型及仿真结果如图5所示。 《中国共产党章程》将党的性质定义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由一个阶级的最先进的成员组成的党，党员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一个小规模的领导群体，必须依靠其他派出机构或群众组织来联系广大的群众，才能维持对社会各个部门的领导与控制。工会就是一个这样的群众组织 新起点教学单词时我采用“自然拼读法”去教授，将每一个音素都教读清楚。分音素教 bag,/b/-/b/-/bi：/,/æ/-/æ/-/eɪ/,/g/-/g/-/dʒi：/,/æ/-/æ/-/bæg/。经过一个学期的反复拼读，几乎所有孩子已经能做到见辅音字母即可立马发出其相应音素。这是音标教学成功的第一步，也是良好的开端。 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党执政的基本条件。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经历了从意识形态到领袖魅力继而向统治绩效转化的演变历程，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支撑着执政合法性的基石。然而，经济运行具有周期性，如果政党的合法性只是建立在政绩上，一旦经济增长进入下降周期，就可能会严重动摇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在严峻的劳动关系形势下,特别是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的推行和实施，中国进入劳动关系风险积聚期和群体性事件的高危期，导致寄托于经济增长的合法性来源并不稳定，也不可持续。而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要求的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是加剧合法化困境并导致合法化危机的唯一原因。 3)高时间分辨率的GPS资料可以获得大气可降水量实时变化的信息,大气可降水量的快速增加与较大的偏离平均值对这次暴雨过程有较好的指示作用。此次暴雨过程中可降水量的变化能反映区域水汽辐合辐散的变化,降水与否及降水量大小不仅取决于大气中水汽含量的多少,更重要的是受到大气的动力和热力条件的影响,水汽辐合的强弱具有关键作用,这对实时监测暴雨的发生和发展有重要作用。 具体到“员工—组织关系”的研究时，中国工会的嵌入性特征导致“组织”和“工会”对员工的态度和行为以及组织绩效的影响研究始终处于较为模糊的状态，工会在具体管理实践和劳动过程中的效能并不明确 3.政府—企业关系的持续性 事实上，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导致劳资矛盾频发，倒逼现有工会组织模式出现分化倾向。党、政府、企业、工人等各方力量基于不同的战略选择视角(Strategic Choice Perspective)，在理论上对工会职能提出新要求，在实践上做出工会组建的新判断和新选择，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工会组建模式：全国总工会发起组建模式、工会联合会(协会)模式和基于区域—行业的谈判模式。考虑到不同的外部环境和雇主(管理层)态度，不同工会组建模式的战略形式、组建过程、实践职能各不相同，工会的组织结果(如工会权力和工会效能)也完全不同(表1)。因此，对于工会效能的研究如果仍然停留在“铁板一块”的中华总工会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上，而脱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分类研究，将无法揭示和挖掘中国基层工会的真实效能。 再精明强干的政府，都必须依靠地方政府的角色转型与其他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成长，才能保证一个大国的正常运行与稳定发展。在劳动关系日益复杂、劳资冲突频发、新生代员工对劳动权益保护要求升级的今天，即使一个再全能型的政府，也不能介入到企业的微观管理过程之中，而员工维权也不能靠“一时、一地、一人”的运动型模式，必须依靠诸如工会这一社会内源生产机制的承接和合作，将维权的方式、渠道、内容平等化、制度化、常态化。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角色与代表工人阶级群体的工会组织存在内在一致的利益关系。以全总为例，人民政府如国家劳动行政部门、国资监管部门的官员，同时兼任着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副主席。因此，各级工会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确保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2.党—政府关系的合法性 4.工人—企业关系的协调性 长期以来，企业基层工会的角色定位和职能表达是“管理层—员工”的中间人和平衡器。作为工人结成的重要利益联盟之一，工会给予员工一种内部成员的身份归属感，同时也提供财力或精神娱乐方面的工具性支持，工会也是员工解决压力性事件时的重要信息来源。独特的政治体制赋予了中国工会兼顾性话语的职能，也是其基本法定职责所在。正是由于中国工会的依靠力量并不单纯来源于会员自发形成的凝聚力，相反它可以依托国家—党的力量，借助网格化、科层式的制度安排，上可以直达中央，下可以深入企业，充分发挥信息传递机制的作用，其制度体系和组织架构具有较强的抗风险性和稳定性。同时，作为一种国家法团组织，工会可以借助各种机会进行自我变革，更多地参与到官僚机构的行政事务和保护工人利益的行动中去。因此，通过借助市场和政府两股力量的辅助，工会能不断提高自我发展能力，掌握更强的话语权 基层工会的效能研究已日益呈现出学术化和专业化的趋势 读者们，去绘制一张记忆的地图。记忆许给你的是一个远景，它包括那些最为隐秘的信息和最为顺从的感情与感觉。我们的一切解释都来源于眼睛，因为人始自于眼睛，其他的都是些材料，它们没有回应能力又饶舌。我们通过眼睛观看，也通过眼睛来确认。我们有视觉的精明机警和当下的清晰透澈，但回忆却认为在我们说出之前的一切都是它给我们的。慢慢地就这样我们有了这样一种认识，即为我们所有的这个“这里”其实是记忆的一个花招，因为记忆有要追上别的更多的记忆的压力，即将来，因而它必须给自己一个定位。徐浡君将这两者都统一起来了，即过去和现在，也就是说，通过这两者他得到了未来。 然而，上述两条研究路径对工会效能的实证考量均建立在西方独立工会的前提假设和运作逻辑之上。因此，对社会主义国家工会的性质和职能的研究，如若仍然沿用古典二元论和国家组合主义的分析框架，容易致使中国工会的效能研究脱离现实情境。这也是目前对中国工会效应研究出现悖论的主要原因。与西方独立工会的运行机制不同，中国工会的组织架构、组建模式和组织形态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状态。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结构、内外部环境导致组建模式的分化、嵌入性结构导致的组织职能的跨界运行，均表明中国工会具有与西方成熟经济体国家工会完全不同的、更为复杂的层级结构。例如，全总有其独立的组织目标，通过自我激励机制复制和扩大其机构组织，以防止其他独立劳工组织的竞争；基层工会尤其是企业工会倾向于抵制工会化的扩张，担心代表“国家—党”权力机构的全总干涉企业日常管理，降低企业运行效率；而对于地方联合会或行业联合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地方政府的偏好是导致工会是否能够组建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全总与企业管理层协调与谈判期间，如果地方政府更关心本地经济增长并倾向于吸引低成本的企业，地方联合的工会组织将会支持企业抵制组建工会的要求；反之则会成为推动工会建设的重要支持力量。 工会作为群团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群众利益表达、利益吸纳、利益整合、利益协调、利益协商的有机平台，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效应，在当今国家治理改革中也是有力的支撑力量。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群团工作视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予以强化。加强对工会效能的研究，切实地反映了当下党、国家、社会对和谐社会建设的渴求，也是在本土化的中国情境下工会效能研究进一步发展和延伸的现实基础。因此，只有建立针对中国工会的组织架构，才能构建一套可操作的层次测量和跨层分析的研究框架。其中包括：第一，对工会化的测量应采用雇主—雇员匹配数据，构建包括“实际工会化”(actual unionization)和“感知工会化”(perceived unionization)的二元整合框架。“实际工会化”包括两个测量指标，即“是否建立工会”以及“工会能否改善雇佣关系”，“实际工会化”指标由资方(或管理层)填写。“感知工会化”则由劳方(工人或员工)填写，反映员工在劳资关系冲突发生时能否获得工会支持的看法或经验。这一指标涉及两个相互关联的测量，即员工对工会的认可(“是否建立了工会”)以及“我是不是工会成员”。第二，对自上而下建立的中国工会效能的测量，应考虑层级化的操作体系。由于各级工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据位置的不同，不同层级的工会实践和具体职能会有所差异。尽管现有工会实践量表有着较强的科学逻辑，但在题项内容方面存有不足。主要体现在题项的内容或过于抽象，或过于具体，未能实现工会效应的层级测量；缺乏中国工会情境下的测量量表。因此，应尽快建立一套针对中华总工会、地方或行业工会、基层(企业)工会的分类测量指标。新量表应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能够从多个维度、多个层级来测量不同类型的工会效应，并且在抽象性描述和具体性刻画之间保持平衡。 ⑦魏下海、董志强、黄玖立：《工会是否改善劳动收入份额？——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13年第8期。 ②崔勋、张义明、瞿皎姣：《劳动关系氛围和员工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的调节作用》，《南开管理评论》2012年第15期；魏下海、董志强、黄玖立：《工会是否改善劳动收入份额？——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13年第8期。 ③双重角色定位决定了我国企业工会不以维权为单一的目标驱动，并且不具有清晰的团队边界，属于典型的嵌入型团队(embedded team)，这意味着工会需要通过跨越部门与组织边界，与政府、企业和员工等主体(内部与外部)建立良好的沟通与互动，从而实现特定关系网络的高度嵌入。王永丽、郑婉玉：《双重角色定位下的工会跨界职能履行及作用效果分析》，《管理世界》2012年第10期。 ④Friedman E.,“Getting through the hard times together? Chinese workers and unions respond to the economic crisis”，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12, 4, pp.459～475. ⑤ ⑥ ①常凯：《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与政府劳工政策的完善》，《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中，紧密结合新的实践，继续推进理论创新，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新的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批改学生的作业，改正学生作业中的错误，评估作业的优劣等在英语教学中起着很大的作用。防错胜于改错，教师要仔细分析学生所犯的错误，采取科学的方法，借助相应的补充练习，以根除学生的错误。针对学生的错误来组织下一步的学习，这是英语教学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时采取多维作业评估，让学生在做中学，学中思，相互借鉴，共同进步。培养他们的自主性学习、研究性学习和创新能力。 ⑨张原、陈建奇：《工会与行业劳动报酬的剪刀差悖论: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经济评论》2010年第5期。 ⑧杨继东、杨其静：《工会、政治关联与工资决定——基于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世界经济文汇》2013年第2期。 ⑩赵德余：《工会组织在职工工资决定中的影响与作用:来自上海的经验》，《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3期。 腹泻时乳糖酶易受损，1岁以下立即改用无乳糖配方的腹泻奶粉。1岁以上辅食可以吃很多了，直接断奶和奶制品，几天不喝奶也没什么问题。 设计中声光报警装置由5 V有源蜂鸣器以及发光二极管组成。其中单片机P3.7口连接控制蜂鸣器，并使用1个NPN三极管进行电流放大，单片机通过改变三极管基极的电压实现对蜂鸣器的控制[6]。对于发光二极管电路，单片机的P2.0-P2.7口各自串联500 Ω的限流电阻来保证安全，防止元器件过载 [7]。工作时单片机根据震动传感器的反馈，分析车辆是否发生异常运动，从而决定声光报警的开启或关闭。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工会实践对员工工作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工具—情感的双路径研究”(项目号：7170207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创新导向的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研究”(项目号：71832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戌凡，1981年生，社会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副教授；赵曙明，1952年生，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陈如勇〕 标签：中国工会论文; 工会效能论文; 劳资关系论文; 劳动者权益论文; 层级测量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论文; 南京大学论文; 
(三)嵌入性导致学究谬误
。无论是基于工会的原初概念，即“工会者，乃工人一种继续存在之团体，为维持或改善其劳动生活状况而设者也”
，还是基于工会组织力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增强的现实情境，探讨工会—组织(企业/员工)关系均应成为工会效能研究的主体内容。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工会受自身性质特征与力量来源的影响，实际履行着两种性质的组织应该履行的职能，即“维稳”和“维权”。这种高度政治化的外部维权和社会化维权方式，对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工会是执政党和政府可以利用和控制的重要合法性资源之一，会更多地依靠工会来保持劳资关系的平稳，政府、企业和工会之间会形成一种三方法团主义的形式，工会从中也能获得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一定的自主权和活动空间。范式重构：工会效能研究的矩阵模型
，更是增强工会研究“道路自觉”的必经历程。鉴于此，本文基于系统整合观构建工会效能的矩阵模型，以对工会与多方关系的理论做一个系统性的梳理和总结。该矩阵以“政府—党”“工人—企业”两组关系为横轴，以“党—工人”“政府—企业”两组关系为交叉轴，将工会与多方主体的关系及解释划分为以下四组对应关系，并探讨工会在这四组关系中的角色特征以及可能存在的行动空间。
，在党与产业工人之间扮演传送带的角色。《中国工会章程(修正案)》总则也指出了中国工会的性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以往的研究夸大了工会与党之间的利益不一致性，它们往往把党对工会的要求(代表并反映职工群众的意愿和要求)理解为工会自身的要求，从而过分强调了工会在“两个维护”双重功能之间的张力和冲突。事实上，“党—工人”在利益诉求上具有天然的内生一致性，工人诉求的权益保障是执政党追求的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工会既是党用来控制社会正常运行的重要手段和工具，更是保证工人权益，实现社会和谐的执政合法性的关键。
。对于一个基于实践情境的嵌入性组织，只有较为客观地理解和解释中国工会所处的结构位置以及扮演的角色，才能避免出现过于悬离现实状况的应然构想，才能提出恰当的政策建议，否则容易掉入“制度移植”或“理论套现实”的陷阱之中。因此，只有将管理实践和工会实践进行有效区分，再检验工会实践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才能获得工会实践的真实效应和内在运作机制，避免出现研究结论的“上帝句式”和学究谬误。
。层级测量：一个具体的研究框架
，基于制度主义(或结构主义)导向的抽象而概化的工会功能研究逐渐让位于对层级工会的具体效能的量化研究。然而，这种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第一，对工会效应的概念内涵和维度划分存在统一标准，基层工会在组织中的嵌入性职能并不能完全独立于雇佣关系而存在，工会时而有用、时而无用的悖论尚未得到充分解释。第二，工会实践的量表题项或过于抽象，或在具体描述现象之时维度较为单一，在设计和测量中存有漏洞，难以达成对不同层级、不同类型工会组织实践职能的综合把握。尤其是在中国情境下对工会效应的探讨，鲜有研究将工会实践作为一个整合构念，更多地停留在验证工会化(包括“是否建立工会”或“是否是工会成员”)与其他经济指标和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上。因此，在具体研究策略上，“工会有没有用”实际可操作化为两个问题。一是工会化的效能如何？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1)采用企业截面数据，检验工会化(或工会密度，union density)与多种经济指标(如，生产率、利润等)之间的关系；(2)采用雇主—雇员匹配数据，对比工会会员与非工会会员身份与多种劳动关系指标(如，工资、福利、工作时间等)之间的关系差异。二是工会实践(职能)的效用如何？现有文献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通过开发不同情境下工会实践量表，或将工会实践等同于工会的工具化手段；或将工会实践等同于工会承诺然后对其前因、结果及运行机制进行理论推演和数据检验。李力东：《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工会功能的研究述评》，《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5期。孙中伟、贺霞旭：《工会建设与外来工劳动权益保护——兼论一种“稻草人机制”》，《管理世界》2012年第12期。游正林：《60年来中国工会的三次大改革》，《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义乌模式”是一种以农民工为基础，工会组织特别是工会主席介入权力和利益的博弈的新型维权模式，工会在社会转型中承担了作为市场、社会权力和国家之间的博弈载体的使命，并在承担这一使命中完成了自身的转型。游正林：《制造认同的又一种模式——G公司协调劳资关系的基本经验》，《社会》2009年第1期。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工会被赋予了双重职能，即按照列宁主义描绘的“传输带”(transmission belt)图景，工会发挥着连接党和政府与工人之间的管道作用：工会自上而下代表国家的集体利益，传达指示，动员工人进行生产劳动；自下而上传递工人要求，保护工人权益。在这双重身份下，工会具有双重属性，工会既具有作为国家工具的国家属性，又具有作为工人组织的社团属性。公有制企业的工会其行政附属的地位并未改变，非公有制企业的工会则绝大多数是官方工会通过与企业管理层合作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许晓军、吴清军：《对中国工会性质特征与核心职能的学术辨析——基于国家体制框架内工会社会行为的视角》，《人文杂志》2011第5期。Liu M., “Union organizing in China: Still a monolithic labor movement?” International and Labor Relation Review , 2010, 1, pp.30～52.王永丽、郑婉玉：《双重角色定位下的工会跨界职能履行及作用效果分析》，《管理世界》2012年第10期。韦伯夫妇：《英国工会运动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1～132页。《王兆国在全总十五届七次执委会议上的讲话》，《工人日报》2013年3月1日。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45页。林尚立：《领导与执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的政治学分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1年第6期。Chan A., “Revolution or corporatism? Workers and trade unions in post-Mao China”，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93, 29, pp.31～61.吴建平、吴谦琦、邓雅丹：《近些年来中国工会研究的趋势与问题——对〈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1992～2011年)的内容分析》，《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