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手记(连载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己的论文,手记论文,句子论文,白鹿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之十一 我的剥离
我后来才找到一个基本恰当的词儿——剥离，用以表述进入上世纪80年代我所发生的精神和心灵体验。
先从一件铸成我人生刻骨铭心记忆的事说起。准确无误记得是刚刚过罢1982年春节，我所供职的灞桥区抽调一批干部分派到各个公社(即乡或镇)，协助并督促落实中共中央1982年一号文件。用一句话概括文件精神，就是分田到户。区上限定大约三个月的时间，必须实现把土地分配到农户手中，自然还有农具、耕牛等。我和一位年龄相仿的水利干部被划为一个工作组，派驻渭河边一个既种小麦棉花又栽水稻和莲藕的公社。我俩骑着自行车载着铺盖卷赶到公社时，被告知公社机关办公房偏紧，就把我俩安排到距离不远的一个业已人去房空的下乡知青住过的院子里。我把铺盖卷摊开在知青睡过的床铺上，接着生着了火炉。返回西安的男女知青们留下的这个阔大空旷更显冷清的大院，现在又有淡淡的灰色烟气从屋顶上冒出来，我俩反倒庆幸难得占有这样宽敞的一方空间。
我和同来的水利干部跟着公社干部，从早到晚骑着自行车奔跑在公社所辖的三十多个大小村子里，或是开社员大会宣讲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或是召开有社员代表参加的干部会，研究土地、耕畜和农具的分配方案和办法，再召开社员大会征求意见，补充完善之后再实施。这个过程里牵涉每一家每个人的直接利益，七嘴八舌乃至面红耳赤甚至破口动粗，几乎每个村子都难以避免。我倒也不烦，十年的农村基层工作对于这种现象早已司空见惯，不说经验，起码不会惊诧也不会慌乱失措了，颇能耐心地调解矛盾，把分田到户的工作逐步推开并落到实处。几乎每天都是一大早出门，深夜才回到那个悄无声息的原知青大院，还盘算着工作进度，能不能在棉花播种水稻插秧之前把土地分到农户手中，农时不待人，不能耽搁一料庄稼收成。
有一天深夜，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从一个村子往驻地赶(水利干部请假)，早春夜晚的乡野寒气冷飕飕的，莲池里铺天盖地的蛙鸣却宣示着春天。我突然想到了我崇拜的柳青，还有记不清读过多少遍的《创业史》，惊诧得差点从自行车上翻跌下来，索性推着自行车在田间土路上行走。一个太大的惊叹号横在我的心里，我现在在渭河边的乡村里早出晚归所做的事，正好和30年前柳青在终南山下的长安乡村所做的事构成一个反动。上世纪50年代初，柳青举家从北京迁回陕西，把家安到长安农村，他以县委副书记的身份，直接参与刚刚兴起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走村串户，宣传实行农业集体化是共同富裕的道路，教育农民放弃单家独户的生产方式，把一家一户的土地挖掉界石和隔梁归垅合并，把独槽单养的耕畜牛、骡牵到集体的大槽上去饲养。近30年后的1982年春天，我在距他当年所在的长安不过50公里的渭河边上，把生产队集体的大片耕地，按照地质的优劣划分等级，再按人头分给一家一户。我看着那些刚刚分得或宽或窄或大或小一绺一块土地的农民，当即动手在地头栽下界石，再用铁耙刨成隔梁，大片待耕待播的棉田里，不出一晌功夫，便堆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湿土埂梁。我在看见第一个村子分地栽界石刨隔梁的那一刻，心头有一句未涌出口的话，建立并巩固了近30年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彻底瓦解。我刚才走出的村子，是把生产队集体饲养的以牛为主的耕畜分配给农民个人去饲养的第一家，因为农户多耕畜少，无法公平分配，便采用抓阄碰运气的办法倒消解了意见。看着那些抓阄得手的农民一个跟一个走进饲养室，从大槽的横梁上解下母牛或犍牛的缰绳牵出饲养场大门，走进东头或西头的村巷，我的心头又涌出一句未出口的慨叹，无论最初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无论后来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彻底解体，又恢复到1953年之前单家独户种庄稼过生活的乡村秩序……，我在这个清冷的春天的乡村深夜里，想到了柳青和《创业史》，不是偶然兴之所至，而是必然要面对的生活课题。
我从对《创业史》的喜欢到对柳青的真诚崇拜，除了《创业史》的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还有柳青独具个性的人格魅力之外，我后来意识到这本书和这个作家对我的生活判断都发生过最生动的影响，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是至关重要的影响。我生活在农村。我们那个小村子建立农业合作社的时候，我刚刚上中学。我看着父亲满脸不悦地拉着我家的黄牛送到临时作为饲养室的一孔大窑里，甚至对父亲有一种不以为然的情绪。我对刚刚成立的农业社洋溢着满心的新鲜感，常常跑到地头看聚拢在一块地里干活的男人和女人。我在中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本上学到了第一篇反映农业合作化的文学作品，就是李准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这篇小说的思想倾向既坚定又形象化，单家独户的小农生产方式的路再不能往下走了，那是一条苦难之路；应该走的是合作化的道路，这是使农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语文老师这样讲解这篇小说的主题意旨，我都接受了，充满了美好的向往。然而，真正对农业合作化的更切近个人情感的理解，却是一年后我读初中三年级和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创业史》在《延河》连载，我每月用家里给的买咸菜的钱到邮局买一本《延河》杂志，后来又买了全文刊载的《收获》。姑且不说这部小说对我这个文学爱好者在包括语言等艺术上的完全倾倒，单是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认识，《创业史》给我的既是启蒙也是深刻的影响。柳青揭示的几种极富代表性的农民家庭形态，和几个堪称典型的农民形象，不仅让我感受着不尽的阅读惊喜，重要的是在潜意识里铸成一种生活理念，农业集体化是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唯一选择。今天回想起来颇为有趣，我对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确立和坚信不疑，不是从理论开导发生，而是由李准的短篇小说尤其是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的学习和阅读而形成的。我后来走出学校进入社会才读到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大量批示和按语，更从理论上坚信不疑了，这是我对乡村和农民问题的看法形成的基本过程。
尤其是我在公社(即乡或镇)工作的10年时间里，不仅对集体化道路信奉不疑，而且不遗余力地做着最具体最切实的事。我在公社分管过卫生工作，每一个村子都建立起医疗站；我抓过养猪，落实毛泽东“关于养猪的一封信”的精神，实现了每户一头猪的要求；我同时还兼管蔬菜种植，保证上级分配给我们公社的城市区段的蔬菜供应；我常常被派驻到某个派性严重对立或干部撂挑子不干的村子，少则半月长则半年，化解矛盾恢复生产。我在公社工作的后两三年，干了三件较大的工程，一是贯通大半个公社的一条引灞水灌溉大渠，把旱地变成水浇地；再一个是利用夏收完秋播前的两个月时间，平整了800亩坡地，修建成保水保肥的台阶式平地；最后为我家乡的灞河修造了一条8华里长的河堤，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洪水泛滥淹田冲地的灾害，至今依然发挥着作用。我把30年前干过的一些事摆列出来，不会是为着自我显摆企图奖赏，即使有这想法也太晚了。我只是想用这些做过的实际工作，证明我在认真地实践着“集体富裕”的理论信仰。这个时候的社会大背景是“文革”中后期，“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推行的农业政策，已经左到了不能再左的极端，生产发展受到致命性的制约和限制，即如我工作的公社里的条件甚好的一些村子，也发生农民口粮欠缺吃不到新麦上场的穷困地步。在这种生活环境里，不仅我，周围的不少干部都在窃窃私议，对农民的限制太死了，最典型也最可笑的一件事，农妇养鸡下蛋卖给公家供销社还是卖给个人，也属路线斗争。无论我无论周围的干部，议论只局限在某项具体政策的恰当与否，谁也不会发生对农业集体所有制的丝毫怀疑，甚至可以说，对自50年代中期完成的农业集体化体制的理性信奉，已经形成意识里的自然性习惯。我在中国行政建制最下边的一级政府机关人民公社(即乡或镇)里，工作的对象是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民，他们碗里的稀稠乃至有无，是我无法逃躲的永久性命题；我在他们眼里，是公家干部，他们村子里发生的问题和矛盾，找我是很顺当也很自然的事，包括把我堵在办公室要救济粮，分配数字不满足时，真的动火吵闹，根本不在乎甚至完全不知道我还喜欢写什么小说；我自己从来都是以公社干部姿态和心态和农民说话办事打交道，似乎没有发生过以作家的心态和姿态去体验和观察他们的生活。几十年后回看乃至审视在公社十年的生活，基本上还是专心致志尽心尽力为着集体化的乡村做着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事。尽管有“文革”动乱，有极左路线和极左政策导致的集体经济发展的困境以及破坏，然而对农村集体所有制和集体化道路，无论作为一个公社干部，无论作为一个业余文学写作者，从来也不曾发生过怀疑，分田到户的事不是不敢想，确凿是不可能也不会去想的事。
1982年春天的这个深夜，在渭河边的麦田棉田稻田和莲藕地交错着的乡村土路上，我刚刚看过农民从集体大槽上把耕畜牵回家去的全过程，昨天或前天，我看到集体的棉田被分割成一绺一块，栽上了个体农民的界石。这是两个带有示范性的化整为零的公平分配的举动，公社所辖的30多个生产大队所属的近百个生产队，将依此效法全面铺开分田分牛的工作。不出半月，一望无际的渭河平原上正在返青的麦田，等待翻耕的棉田和稻田，还有地方特产莲藕生长该当放水的池塘，都将被分割成一绺一块，栽上永久性界石或临时插一根标杆；同样不出半月，作为每个村子人气最旺的饲养场，将是牛去槽空门可罗雀。我想到柳青的同时就想到一个问题，柳青如果还健在，如果看到眼下分田地分耕畜的场景，将会作何感想？我甚至产生过也许是庸人自扰的耽心，当年身体力行推动农业合作化，又倾尽智慧和情感创造出被公认为史诗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柳青会不会在此情此景里伤心？尽管柳青逝世还不足4年，急骤变化着的生活现实不允许“如果”这种假想成立，无疑是永远也不可能获得答案的。我几乎同时意识到，其实这是自己正遭遇到的必须回答却回答不了的一个重大现实生活命题，无非是借助几十年一直崇拜着的柳青，使这个横在心头的问题暂得回避或转移。我心里很清楚这个问题的核心，作为一个农村题材写作的作者，你将怎样面对30年前“合作”30年后又分开的中国乡村的历史和现实？这个问题一时回答不出，事实是随后许久都在寻求起码使自己信服的答案，颇为不易。反倒是涌出这个问题的这一夜的这一刻，我的身份和思路，由一个行政干部转换为作家(尽管属业余创作)。在作为一个基层干部的时候，我毫不含糊地执行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切实按照区委区政府的具体实施方案办事，保证按照限定的时间，把集体所有的土地、耕畜和较大型的农具分配到一家一户；在我转换出写作者的另一重身份的时候，感到了沉重，也感到了自我的软弱和轻，这是面对这个正在发生着的生活的大命题时的真实感受。这种感受发生在1982年的早春的渭河边的乡野里，成为我人生历程中难以淡漠的新鲜记忆。
我后来梳理自己那一段至关致命的精神历程的时候，才发觉此事并非出自偶然。在截止到1982年早春下乡到渭河边之前的3年时间里，我发表的30多篇短篇小说和特写，一类是不涉及农村政策的秦地风情和人物；一类是对极左政策和不正之风伤害农民的揭露；还有一类写摆脱极左政策实行责任制管理的农村新人。尤其是三四个月前，我刚刚写成一篇报告文学《崛起》，是写一个年轻的党支部书记带领社员打翻身仗，把一个劳动日价值不过一毛的“烂杆儿”村，变成家家存款过万户户住上二层楼房的超级富裕村(就1981年的水准)，而且依他的某些极富个性化的生活细节，写了一组短篇小说。这就清楚不过地表明，不仅理念，包括情感，我都还倾注在集体经济上。我赞成开始实行的包括开放农村市场的新政策，也赞成体现按劳分配的包工包产管理办法，而且写了几个短篇小说。但是，我没有想到分田到户的无异于单干的大动作；尽管近一年来私下里有传闻说，安徽某地试行分田到户了，却不敢相信。仅仅在写过颂扬集体富裕带头人的报告文学之后三四个月，我却在渭河边的乡村里，督促着一个又一个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大队把土地、耕畜和农具分配到一家一户去经营，农民都明白这个所谓“责任制”的名称的实质，就是单家独户的“单干”。我着实感到措手不及。我不仅感受到理解这个突然出现的生活大命题的思想的软弱和轻，也切实感受到情感投向陷入漩流似的紊乱。我依多年干部的习惯，完成了在渭河边一个公社分田分耕畜分农具的任务，回到文化馆不久，写了短篇小说《霞光灿烂的早晨》。这是我唯一一篇直接切入这场重大生活变革的小说，尽管用了一个很阳光的篇名，评家和读者却感知到“一缕隐隐的留恋”。我写一个为生产队抚育了多年牲畜的老饲养员，在分掉牲畜牛去槽空的第一个黎明到来时的心理情感。在当时几乎一哇声的既揭露集体化弊端又赞颂“责任制”的作品中，我写的这个老饲养员恒老八，却流露出一缕留恋的情绪，就引发出不太被在意的侧目。我心里倒也踏实，在实行了近30年的农业集体化的中国乡村，仅我工作过10年的那个灞河边上的公社的大村小寨里，确凿有不少为社员尽心尽力的乡村干部，以及默默无闻的饲养员，他们把自己的心智和精力倾注到集体事业上，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费心竭力，到1982年春天必须按限定时间散伙，心理上远远不止一缕留恋。我在渭河边的村子里，接触那些自合作化伊始就当干部而依旧是挣工分的农民身份的男人和女人，不由得想到柳青笔下的梁生宝的生活原型王家斌，他们无非是没有遇合到某个作家才默默无闻，他们和我熟悉后，总是随口发出慨叹，30年前咱动员人家把牛合槽饲养，30年后咱又把牛分给人家拉回家去，你说咱30年倒是干了一场啥事嘛！我对他们并非一定要我回答的慨叹，感到的不纯粹属于写作者才有的软弱和轻。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很难把握他们的人生慨叹，仅仅只是把一丝一缕留恋的情绪体现在恒老八这个老饲养员身上，在我的文字里留下一笔印痕。他们的这种人生慨叹，不属于个人的私有情绪，而是生活发生重大转折时，无以数计曾为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村费心用力的一茬人的普遍心情，我也有。
我回到被调侃为“闲人店”的文化馆，却闲不下心来，在渭河边那些或大或小的村子里所经历的人和事，长久地横在我的心里，作为派出干部我完成了工作任务就行了，作为写作者面对农村的时候，我更深切地感到了思想的软弱和轻。
到这一年的秋收之后，我自家也分到了几亩土地，我请假回家给自家种麦子，我的角色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了。我的妻子和孩子属于农村户籍，分到了土地。我和几个热心的农民搭帮结伙为临时互助组，扶犁的扶犁，溜种子的溜种子，身强力壮却又欠着技术火候的我，便自告奋勇把皮绳搭到肩头去拽犁。因为耕牛太少，坡地里和河川里到处都是人在拽犁播种麦子，谁也不笑话谁。大约有七八天时间，我都是肩头挂着粗硬的皮绳，在坡地里和滩地上拽犁，直到把我家和搭伙互助几家的麦子种完，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当牛的体验。我拽着犁流着汗在田地里来回劳作的时候，偶尔会想到，中国还有没有那位作家也有拽犁的经历和体验，一个和牛一样拽犁种麦子的人，竟然还操心着农民命运这样的事，我不完全觉得滑稽，却切实感到可笑里的自卑。之后每到礼拜天回家，放下自行车喝一口水，我便上坡下滩，把已经出苗显行的麦子看一看，这些大小不等的田块，属于我家。直到第二年春天麦苗返青，再到吐穗扬花，直到黄熟，田埂上被我踩成一条小径。指望着多收三五斗的我，还在继续着有关农民命运的难解的课题，还继续做着作家的梦，无论滑稽无论自卑都不能改变。我确凿记得，横在心头的那个生活大命题获得的转机，发生在夏收我家打完麦子的那个夜晚。无须赘述收割和脱粒的脱皮掉肉的辛苦，就在用土造的脱粒机打完麦子之后，我的新麦装了满满20袋，每袋按100斤算，竟有整数2000斤，妻子和孩子人均500斤，全年尽吃白面可以吃两年。这样令我几乎不敢相信的一大堆麦子，其实在村子里只算得中等水平的收成，那些精于作务而又勤劳的老庄稼把式，收成比我家好得多了。打麦场成为男女老少活动的中心，从早到晚洋溢着喜悦的气氛。即使不识字的人也会算这笔很简单的大账，今年一料麦子的收成，抵得上生产队3或4年分配的夏季口粮。这一夜我睡在打麦场上，装在袋子里的新麦明天要晾晒，看着身旁堆积的装满麦子的袋子，尽管很疲劳，我却睡不着。打麦场上堆着好多人家的粮袋，也是等待明天晾晒，我能听到熟悉的同样是守护自家麦子的乡党的说笑声。我已经忘记或者说不再纠缠自己是干部，是作家，还是一个农民的角色了，心头突然冒出一句再通俗不过的话，何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1982年末尾，我被调进陕西作家协会创作组，成为一个专业作家。1983年春夏之交，我受益于陕西省新出台的一部关爱知识分子文件的优惠政策，把妻子儿女的农村户籍转入西安。仅仅在半年时间内，我由一个行政干部转换为专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我的妻子儿女一夜之间由农民转换为城市居民，靠粮票到粮店买米面过日月，再不用操心天旱雨涝制约着的收成的丰歉了，真可谓好事迭着撂儿来了。
我后来才意识到这些好事发生时的某些生活玄机，在我从乡村基层干部转换为专业作家之前仅仅三两个月，生活驱使我在刚刚分给妻子儿女的田地里当了一回牛，把皮绳套在肩膀拽着犁播种麦子，满脸的汗水不断滴到脚下的土地上，获得了一次真实的体验，可以当作告别这块世代祖宗赖以生存的土地的虔诚的礼仪；尤其是在转换为专业作家这种社会角色的这年年头，给我到渭河边乡村工作的机会，这不是以往我已习惯的下乡，而是由我直接参与把集体所有的田地耕畜和农具分配到一家一户，把包括我在内的无以数计的干部苦心巴力巩固了近30年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完全解体，让我有了这种千载难逢的体制改革的感受和体验，把一个生活演变的大命题横在我的心头，迫使我理解，迫使我回答，没有任何回避的余地。这意味着一个残酷的现实，如果对这个大命题不能获得自己的独立理解，就不可能发生创作所至关重要的独特体验，我的乡村题材的创作就不可能获得进展。我和打麦场上的农民乡党一样守着自家麦袋子的那个晚上，和他们一样享受好收成的喜悦之外，对压迫着我一年多的那个生活大命题发生了转机，倒使我自己都很惊讶，在这样繁重的纯体力劳动的场合里，我依然继续着一个写作者的思考，而且在完全意料不及的打麦场的这个夜晚，获得了转机，毋宁说是我未来乡村题材创作的生机。我在慨叹不必在一棵树上吊死的时候，几乎同时想到“不论白猫黑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
仅仅只自种自收了一料麦子，因为妻子儿女的户籍转入城市，便把那几亩土地交回村委会，我不仅没有把家搬进城市，反倒从原来供职的区文化馆所在的灞桥镇搬回甚为偏僻的老家。不单是专业作家不用坐班，时间由自己安排支配，更重要的是出于我的也许特别的心理，想找一个清静甚至冷僻的环境，读我想读的书和非读不行的书，尤其是需要冷下心来，回嚼我亲身经历的生活，我刚刚跨过40岁，前20年作为学生所看见的乡村生活，以及后20年直接参与其中的乡村生活。我在亲身参与其中的20年里，有许多直接的感受和体验，现在跳出具体的生活位置，不再是以干部而是以作家的身份看取昨天的生活，更有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正在发生着的改革，需要坐下来回嚼。回嚼自己经历的生活，每有所得，且涨起某种新鲜到自鸣得意的心境，便形成一部小说，多是中篇，有新中国的阳光刚刚温暖乡村农舍的时候，一个极普通的人家发生的爱情悲剧的《康家小院》；有极左政策扭曲人性使人变形的《梆子老大》，还有直接面对“文革”的《地窖》等。直到回嚼出《蓝袍先生》并引发《白鹿原》的创作欲望，再经过两年构思四年写成，我最直接的自我感动，是对白鹿原北坡根下祖居老屋这个写作环境的选择，无疑最适宜我的回嚼。这十年的回嚼和写作，得益于上世纪80年代新思维新流派的启发和丰富，也得助于许多非文艺书籍的启迪和开通，前面几个话题已有涉及，不再细说。
后来总是回忆到原下老屋十年的写作生活，生出一个剥离的词，取代回嚼，似乎更切合我那十年的精神和心理过程。上世纪80年代初，我采访过一位搞农业试验的科技工作者，获得一个技术性词汇“分离”，是说种子提纯复壮过种中，淘汰劣种，选择优种，坚持数年，不断分化，直到取得一种优良而又稳定的植株的种子，才推广开去。我对生活的回嚼类似“分离”，却又不尽然，在于精神和思维的“分离”，不像植物种子劣汰优存那样一目了然，反复回嚼反复判断也未必都能获得一个明朗的选择；尤其是在这个回嚼过程中，对于昨日既有且稳定了不知多少年的理论、观念，且不说审视、判断和选择的艰难，即使作出了劣和优的判断和选择，而要把那个“劣”从心理和精神的习惯上荡涤出击，无异于在心理上进行一种剥刮腐肉的手术。我选用“剥离”这个词儿，更切合我的那一段写作生活。
这种精神和心理的剥离几乎没有间歇过。当胡耀邦总书记在中央会议上号召党的各级领导带头脱下中山装换上西装领带的时候，我看着电视荧屏上西装领带装备一新的胡耀邦的形象，脑海里自然浮出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一律中山装的画面，似乎意识到这不仅仅只是换一身装束；古时折柳送别的灞河桥头古镇上，逢着集日拥挤着的牵牛拉羊挑担推车卖货买货的男女农民之中，突然有三四个穿喇叭裤披长发的男孩女孩旁若无人地晃悠，竟然引发整条街道上的行人驻足观赏，惊呼怪物；无主题无人物无标点小说和朦胧诗在文坛引发的激烈争议，使我无端地和灞桥镇上第一次出现喇叭裤时的惊诧联系起来；我被朋友引去看扭摆舞，是在一个很小范围的隐蔽环境里，第一次看着绷紧屁股更绷紧胸部的妙龄女子疯狂扭摆肢体的时候，我的发胀的脑子里浮出“忠字舞”的场面；我看到县长给全县第一个“万元户”披红戴花的电视画面时，又一次想到吃着自带干粮为农业社换稻种的梁生宝和真人王家斌，还有柳青；当城市和乡村刚刚冒出一批富裕户，立即引发“造导弹的(收入)不如卖茶叶蛋的”惊呼，并波及到文坛“文人要不要下海”的争论……等等。这些接踵而来撞人耳眼的事，在我都发生着“剥离”的过程，首先冲击的是我意念里原有的那些“本本”，审视，判断，肯定与否定，淘汰与选择，剥离就不是轻易一句话了，常常牵动感情。以上不过是随意列举80年代发生的生活事象，我既不能看了听了权作不见不闻，甚至没有一件会轻易放过，曾经怀疑自己心胸是否太窄，有些毫不关涉自己的事又何必较真；又怀疑自己是不是因为既有的“本本”影响太深，剥离就显得太艰难，甚至痛苦。然而，无法改变。还有比这些生活事象更复杂也更严峻的课题，譬如怎样理解集体化30年的中国乡村，譬如如何理解1949年新中国之前的中国乡村，涉及到思想、文化、革命、传统与现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等。剥离这些大的命题上我原有的“本本”，注入新的更富活力的新理念，在我更艰难更痛苦。剥离的实质性意义，在于更新思想，思想决定着对生活的独特理解，思想力度制约着开掘生活素材的深度，也决定着感受生活的敏感度和体验的层次。我之所以注重思想，是中外优秀作品阅读的影响。
是80年代不断发生的精神和心理的剥离，使我的创作发展到《白鹿原》的萌发和完成。这个时期的整个生活背景是“思想解放”，在我是精神和心理剥离。
我记着，这种剥离初始发生于1982年早春，在渭河边一个深夜的乡村土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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