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都市规划：前店的规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大都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1997年7月1日，东方明珠香港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件大喜事，也是举世瞩目的重大历史事件。海内外炎黄子孙无不为之感到欢欣鼓舞。
香港作为自由贸易港、国际大都市，对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香港主权的回归，“一国两制”体制的实行，将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使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和世界经贸体系发生新的变化。
本期发表了有关香港城市规划、水资源特征及穗港澳都市连绵区等三篇论文。今后将陆续发表有关香港、香港与内地自然、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文章。中华民族百年历史沧桑荣辱得失需要总结，香港回归后新世纪的宏伟蓝图需要描绘。欢迎海内外学者参与研讨，加强学术交流，共同为中华民族的振兴繁荣贡献力量。
摘 要 香港和内地在劳动地域分工上被称为“前店后厂”模式。文章回顾了二战以后香港社会经济发展和规划的历史，通过香港大都市规划方案，展望未来，重点研究了分散的空间发展战略规划的原因，并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进行解释和对比，认为跨界发展的大都市规划是实现香港空间合理化的一种战略。
关键词 香港 大都市规划 分散 规划
分 类 中图法 K928.5
1 前言
二战以后，香港呈现了持续和惊人的发展。伴随着人口的迅速增加，1948年完成的阿伯克龙比规划（Abercrombie Plan）指导着城市的空间扩展。他强调远离城市中心的扩展形式，由此形成了分散规划的基础。通过直接将新居民点布置在郊区和乡村地区（新界），城市地区的过份拥挤和土地稀缺问题得到了缓解。从50年代早期开始，致力于将城市中的新居民点布局在新界的新城规划方案，渐渐地作为发展的蓝图为城市规划者所采纳。
8个新城和350多万人口被分散到了这个大都市的边缘区，经过30多年的分散规划，政府基本上改变了已往的规划实践，1988年公布的大都市规划（Metroplan ）方案就是针对大规模综合性的城市更新和城市中心重建的一种战略规划。
这种规划思路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呢？本文旨在追溯和探索这种迅速的空间发展战略规划的理论依据。
在研究这样一种战略规划的根本转变的可能原因之前，我们必须把作为发展机制的规划放到近年来香港发展的环境之中。由于香港本身就是一个全球城市，因而其发展首先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联。它的成长就是它对变化的全球市场和国际关系的反应的意愿性、灵活性和可适应性的结果。香港在国际经济中生存与繁荣，规划在确保这个大都市满足国际生产的要求等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城市、城市间以及城市与跨国经济间的政治经济环境对城市的空间发展起关键的作用。香港经济的持续发展要求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也产生了内部和外部的政治反应，这些反应是需要加以调整和控制的。由于经济发展是超越一切的城市的主要功能，因此为了确保和维持发展，就需要寻找适应政治和经济变化所需要的特殊的空间反应。特别是对于一个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城市而言，其发展越来越与跨国的决策过程联系在一起。随着大都市的人们收入的增加，城市社区和社会上多数人关注的焦点也逐渐转移到诸如政治参与等非经济的话题上来。为了确保发展和控制城市的空间形态，作为政府政策的一部分，城市规划就不得不既考虑国外的生产要求，又有利于国内社会冲突的协调。这些可以从逻辑上帮助解释香港规划实践的根本转变的原因。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表明香港将从英国管辖下转变为由中国恢复行使主权。1997香港回归大陆将是一个极大地影响其发展的政治事件，它给制定空间发展战略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最重要的是将香港的未来划分成两个阶段：（1）现在至1997年作为英国管辖的城市；（2）1997年以后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既然任何重大的空间发展都将经历这两个特殊的政治阶段，那么如何保持规划的连续性，使其能服务于两种政治制度下的经济发展就变得至关重要。
本文首先将回顾二战以后香港的发展和规划的历史，从大都市规划方案入手，讨论制定空间发展战略规划的原因，并且在更广的政治经济基础之上进行规划方案的解释和对比。由于考虑跨国经济和政治变化，大都市规划将用于指导谨慎的城市发展。
2 发展过程和规划反应
二战以后，香港作为货物集散地重新崛起，并且服务于中国和外国之间的国际贸易。概观香港近来的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出口制造阶段：50年代早期，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 这个大都市不得不利用来自大陆新移民的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开始它的“出口制造阶段”，其产业部门主要集中在服装、电子和塑料玩具等行业。（2 ）信息服务阶段：在全球生产过程的兴起和香港在亚太地区发挥重要作用的背景下，70年代香港进入了“信息服务阶段”，并且迅速成为香港和海外企业的地区性总部的首选地和太平洋贸易的集散点，其产业发展的重点转向服务、金融和管理等部门。（3 ）国际商务阶段：到80年代，当香港本地的企业随着亚太经济，尤其随着在中国的投资和生产的分支机构的发展而成为跨国公司的总部时，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资本源源流入香港，中国大陆又重新对外开放，从而推动了香港进入“国际商务阶段”。如今，香港的经济虽然仍以贸易为主，但经济的多样化性日趋明显，其在全球经济中也越来越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Toylor andKwok，1989）。（4）政治转型阶段：90年代早期开始， 香港朝着1997年回归祖国迈进了“政治转型阶段”。当然这一阶段的许多方面还难以预测（So and Kwok，1995a，and 1995b）。众所周知， 香港作为大陆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尤其在国际经济领域内，已发生了明显的作用（ Sung，1991：164～173）。中国政府也保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由于香港经济对大陆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保持和强化现有的双边政治和经济关系对双方都十分有利。
从历史的角度看，香港城市发展性质趋向于国际化。由于香港经济完全依靠世界市场，香港就不得不经常对变化的国际环境作出反应，并与其保持一致。香港经济增长得益于企业家洞察力的敏锐、生产的灵活性和短期市场的调整。由于香港自然资源短缺，纵观其成长和发展的过程，其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三方面的优势——人力资源、天然港口和地理位置。在这样有限的资源条件下，香港发展的关键已变成：通过企业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现对国际市场的开拓。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模式下，港英政府采取强制性的发展顺序，对私营企业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政府当局总是欲使公共投资的成本最小化（Peebles,1988：63～67）。为此， 只有当私营部门证明其行为是经济可行而且是可持续之时，政府才会将必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到位。由于地形条件复杂和用于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投资有限，可发展的城市土地变得极为稀缺。在这些限制条件下，政府将如何通过规划来实现发展呢？
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出口制造阶段”，工业用地压力迫使郊区边缘对工业扩展敞开大门。按照阿伯克龙比的建议和英国的规划实践，香港迅速增加的人口进一步分散到新界的六个新城。空间分散发展和人口配置的一种手段就是将大部分大型的公共住宅计划布局在相对偏远的新城。因新城的交通联系和服务支持相对贫乏，所以工业继续保留在城市核心及其外围地区，由于工作岗位和社会服务仍然集中于市中心，工作和服务之间的通勤引起了交通阻塞，这样就迫切需要建设新的区域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网络。由于对政府投资和协作的更高要求，规划实践中的空间分散原则便逐渐建立起来， 而且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承认（Bristow：174～176）。
从70年代开始，“信息服务阶段”带来了中央商务区（CBD ）内高层办公室的蓬勃发展。针对城市土地的稀缺，政府将位于中央商务区的两个大的兵营迁移出去，从而稍微缓解了土地需求。通过大规模的港口的开拓——这种传统的获取城市土地的方式，进一步增加了新的城市土地。由于中央商务区人流汇聚，政府着手规划和建造了一个地下人流交换系统，用来连接城区和一些新城，以缓解每日的客流量。后来车流量与日俱增，按1948年阿伯克龙比规划，香港又建成了跨海隧道。为了方便国际生产，政府修建了一个国际集装箱码头。同时，香港还提高了机场的等级。虽然人口在继续向外扩散，但商务活动却保持集聚状态。基础设施必要的规划和投资成为香港发展中的重要因素（Taylor andKwok，1989）。
在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国际商务阶段”给空间规划引入了不同的概念。由于当地的企业家开始投资海外，本地工业，尤其是小规模的企业，在邻近华南地区建立了大量的分厂或分支机构（Kwok，1995），因此，与大陆相连的城市南北向交通渐渐变得重要起来。香港政府为了与大陆相互协调，改造了香港—广州电气化铁路。私营部门，因为这一地区正在兴办大量的分厂，则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地区提供气垫船服务而加入到区际交通中来。当地最喜欢冒险的企业家之一承担了连接香港和广州的高速公路的建设。随着跨界的工业生产的迁移，人力资源需求也从蓝领劳动力转向白领劳动力（Chan，1992）。为了满足增加劳动力并提高其技术水平和质量的需要，政府创建了一所新大学，并且扩大了现有的高等教育机构。面对香港国际金融和贸易发展的必然趋势，港英政府经过仔细研究，最终决定建造一个新的国际航空港，并且继续拓展集装箱码头。这二者都将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生命线。对香港国际城市的发展而言，必须建立香港与大陆以及更广阔的国际市场的双重的外部联系。
到90年代早期，“政治转型阶段”已经经历了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的一系列的争论和僵持，从而导致了1997年后香港在许多政治和制度前景上的不确定性。从经济上看，香港和大陆之间的生产过程——被称为“前店后厂”的模式，即以香港主管营销，广东致力于生产的跨国的生产体系已经成为跨国生产的固定模式。成功地利用大陆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提高了香港出口加工业的竞争优势。由于香港调整公共投资以增强其经济，它现在对大陆的依赖性也正在逐渐加强。大陆和香港之间劳动地域的空间分工是相当明显的，在香港（即前店）进行销售、设计和管理，而在大陆（即后厂）进行生产和组装。国际大都市香港提供资本、技术、机器设备和管理，而大陆提供劳动力和土地（Lu，1992）。由于这一分工体系保持了双方经济的增长，因而双方都从这一格局中得到好处。
在这种大陆和香港共生的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香港对大陆的发展起到了六个方面的作用：（1）香港刺激了大陆混合经济的发展；（2）香港对大陆的投资不但引入了新的金融资本，而且还带来了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3）香港成为大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力量；（4）香港促进大陆的经济由封闭转变为开放；（5 ）香港已经成为华南城市体系的中心城市；（6）香港对大陆的发展起到了另一个间接但重要的作用， 即作为大陆和台湾、中国和东南亚贸易的中介桥梁（Kwok，1995）。香港与大陆二者之间的联系对振兴这个大都市的经济和加快大陆城市化过程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前店后厂的合作关系给香港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提供了一条充满希望的新生道路。
展望1997年及更长远的未来，在区域的分散战略和外向发展之中，1988年大都市规划采用了一个向内集聚的方案（见图1）。 未来的政治转型阶段被视为国际商务阶段的经济扩展，因而规划就将城市更新与由于中央商务区的扩大而引起的内城土地改造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住宅和办公的混合体以及高容量的交通体系。这样也为大型的私营房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土地（Lands and Works Branch，1988a：10～27 ）。
然而，重要的是大都市规划提出了城市核心区大规模的扩展。以建成的中心城市为目标，规划采用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并且与现实的发展和规划原则相矛盾。其原因何在呢？这种转变在维持未来与大陆统一问题上难道是至关重要的吗？
3 规划的政治经济内涵
香港政府对于大都市规划作了一些规划方面的说明，其理由可概括为如下五方面：首先，分散和发展新城的规划思想是殖民统治和专业实践基础之上的英式规划的产物。制定新城政策和设计规划方案时，政府中的规划者无论是本地的还是移居国外的，都是在英国受的教育。这些专家掌握当时流行的规划理论和实践思想，并将这些分散的思想应用到了香港的规划中（Bristow，1991：12～13）。第二， 分散新城的规划费用昂贵，尤其在提供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方面。为了实施这一方案，每个新城都需要一整套的社会服务体系、基础设施和管理人员。随着新居民的到来，新城和城市核心区之间的联系与这二者本身之间的内部联系都需要经济、社会空间和制度服务的区际网络来支持。第三，人口增长的势头已明显减弱，因而持续的集中扩展的压力就减小了。1982年以后，因对大陆采取了严格的移民控制，移民减少了一半以上（Kwok， 1985）。由于经济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上对小家庭的偏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下降了。因此，人口增长率明显降低。第四，新城政策成功地分散了先前人口过密的内城，并将其转变为较低密度的城市中心，扩大的发展空间为中心城市的空间的重新组织带来了新的动力。在私营部门随意迁移之前，政府应抓住主动权重新安排土地利用方式，以便未来重新利用的土地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由此可看出，空间压力减小为城市核心区的重新发展提供了机会。最后，为了给城市老的核心区创造舒适宜人的环境，需要对衰落的现实环境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尤其是以前在城市土地的买卖和管理的操作中所忽略的公共用地和空地。只有政府实现了对土地配置的调控，才能调整和赋予完全缺失的社会空间（Lands and Works Branch，1988a：4～19）。
图1 都会计划的三个模式
Fig.1 Three alternatives of Metroplan Hong Kong
大都市规划就是用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毫无疑问，规划存在着真正和合理的原因，尽管这些原因就短期和对香港而言是至关重要，但由于规划决策只是依据香港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而忽视了未来与大陆的统一。仔细分析一下，这些规划依据不尽合理，而且比它们表面上所显示的更为矛盾。
尽管核心区的人口密度已明显降低，但仍然高于新城。虽然未来核心区的人口增长数量很少，但为了容纳这些人而重新发展核心区必然会提高其人口密度。同样，核心区的交通拥挤仍然很严重，内城的更新只会使其更紧张。因此，规划只会恶化其意欲去缓解的现有的人口和交通问题。
从现有的区际生产联系和1997年回归大陆的长远观点看，与大陆不可避免的交通联系对香港的未来发展将是绝对必要的。新界上贯通大多数社区的南北交通走廊，将服务和便利于分散的居民点，这些居民点上居住了约200多万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35%。 交通走廊满足了高峰时刻的交通量，并将满足进一步分散的需要。因此，建设新界上的基础设施将势在必行。
关于过时的规划概念和过多的资本投资的争议是无意义的。60年代实施新城政策时，分散规划所需的大笔启动资金和“新城所带来的不便”（new twon blues）在英国尤其在专家之中已是尽人皆知的事了。尽管人所共知用于分散发展的最初的大量投资在短期内实际上是没有效果的，然而这并未使精打细算的政府放弃分散化的行动。人们普遍认为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新居民点不断成长，资本的不充分利用率将会降低。80年代后期的新城发展已达到了成熟阶段，为有效增长的社会投资做好了准备。而且分散的基础设施已建成就位，计划中持续的投资因不可逆转的南北跨区的工业发展而势在必行。大都市规划实施之时似乎正是获得25年前采用规划政策而得的收益之时，此时降低新城政策的重要性，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似乎都是阻碍其达到既定目标。
对规划政策的改变所作的规划方面的解释是模棱两可的，而且还忽视了发展和政治的因素。实际上，规划被视为香港孤立的实践，脱离了与其紧密相联的国际发展，也脱离了与政治的相互作用，而后者是规划过程的一部分并且自80年代早期经历了一些重大的制度的变迁。要理解城市更新方法，应从别处寻找主要原因。更确切地说，要解释香港近来的发展，必须从极大地影响了这个大都市空间发展的国际环境来探讨。同时，应该研究不断变化的政治制度，其形成了扩展的地域结构。而且，由于这些内外因素不是单独而是交互发生作用，因此它们之间的动力机制和相互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香港的规划最终考虑到了这些在空间形态上体现出来的关于发展的错综复杂的诸多因素。
随着香港经济等级的提高，其劳动力等级也在提高。受儒家思想影响，人们注重教育，力求获取新的知识和技能，特别是那些能带来经济收益的知识和技能。香港政府逐渐增加教育的投资，近来教育支出占了政府开支的最大比重。由于供需双方的状况都令人满意，香港的劳动力稳步从蓝领阶层转变为白领阶层（Kwok ad Au，1986）。由于1982年以后对大陆移民实行严格控制，低技能的劳动力的供应已大为减少。手工劳动力来源的短缺和当地人口结构的变化的共同作用，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在香港已不再有利可图，因而都转移到了劳动力资源丰富且工资较低的大陆地区。香港企业已积攒了足够的资本，有可能在香港以外投资并设立分部。如今香港的企业以国际企业的总部为主，其劳动力也相应地转变成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二战以后，海外在香港有不少外国直接投资（DFI）， 而且持续至今。而香港对大陆和许多东南亚国家而言也是外部直接投资的来源。因此，香港成为大陆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伙伴。对大陆的未来而言，香港可以帮助其打开国际市场，并且便利于输送技术。由于大量在澳大利亚和北美的香港移民而形成的汇款流和商业联系将会增大这种国际资本流和技术流。家族成员和朋友之间的强有力的“同乡会”（NativePlace Association）通过香港， 从经济上和文化上联系华南和太平洋地区。在跨国发展中，香港自然而然地承担着新的角色——中国重要的经济通道与信息和通讯的国际节点。
除了经济增长以外，保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当然也是规划的一个主要目标，但更重要的，它是国际和香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回顾香港近期的历史，除了1967年由于大陆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发生的政治动乱以外，政治运动极为少见，暴力性的示威也没有过，长期成功地保持了政治上的和平，为国际生产和商务活动提供了有利的环境。由于香港民间社会唯一接近政治过程的途径是通过政府任命的非官方人士，因而这个城市的人们实际上没有参与政府决策过程中的活动，也不存在政府和民间社会之间大量的明显的交流途径。在这样的制度框架内，是如何实现所需的稳定呢？
一般的理论和实践对规划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很好的探索和认识。就人口分布而言，分散的空间方式证明在分离劳动阶级和防止持不同政见者之间的基本联盟方面很有作用。这是一种有效的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机制，已被西方的大型私营公司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所采用。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香港所采用的分散的战略得到了同时进行的公共住房计划的帮助，后者是将居民随机地安置到不同的住宅上去。1953年以来，将近50%的人口通过公共部门逐渐定居下来，其中包括香港大部分的中低收入家庭。在新城开发的早期阶段，新建邻里中居民之间的陌生和疏远，使社团和政治运动难以产生。政府住房部门作为居民住房的协调者，支持了在公共房产部门内组织起来的互助委员会的成立。这个委员会提供了民间社会和政府之间的交流，并起到了住房空间上的社会协调作用。这样通过个人的住房管理的方式保持了政府和居民之间紧密的联系，由此可获取社区信息，消除社会上的不满，同时避免爆发阶级运动。
80年代早期的两个事件逐渐地改变了政治制度，而后者最终影响了大都市规划的形成。首先在1982年成立了选区委员会。这个城市被分成19个选区，其选举代表参加包括立法委员会——最高的政策制定机构在内的各种政府的协会。通过实行有限的代表政治，逐渐提高了民主参与的程度。这种基本的制度的变化也改变了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的方式。以地理和居民的单元作为政治基础，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居民的团结和阶级利益，极大地改变了地域—政治的结构。由于所有外围选区和大多数的城市选区是以产业工人和小商人为主体，其利益就成为选举代表们的政治目标和纲领。政治制度反映了工业社会的利益。
其次在1984年，住房部门决定提高私人参与提供和管理公共住房的程度，主要是认为收入已上升到了可以减少公共补贴的水平。另一个有力的观点认为政策方向的变化将会进一步刺激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私营部门。此外，私营部门的参与会增加竞争，从而提高住房质量，增加多样性。这实际上是逐渐将低收入的住宅私有化并一步一步转变为私营市场的过程。低收入住宅的私有化将会削弱互助委员会作为准政治手段的功能，进一步沟通劳动阶级政治利益与选区委员会的关系。以上两个事件的相互作用，不仅根本改变了这个大都市的政治，而且对空间发展的方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随着香港步入“国际商务阶段”，出现了业务、商业和专门的利益，并且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为了促进这个大都市的跨国发展，提高跨国部门的权利和优惠待遇，必须对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加以保护。大多数政府官员和选区委员会的成员提倡并且保护跨国经济的特权，尽管这些选区委员会成员的主体地位还没有受到威胁，但在选出的代表增加时，他们的权力就会削弱，除非选民的利益发生了变化，情况才会有所不同。
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集中在几个城市选区内。随着白领阶层人口在绝对量上和相对量上的增加，政府必须满足他们对住宅的不断增长的需求。由于交通拥挤，他们的住宅应选址于靠近其办公所在地的中央商务区附近。因他们能够支付较高的租金，在能改善环境和社会设施的条件下，这些住宅单元就可以由私营开发商在城市的核心地区兴建，而且把高收入居民扩展到内城内其他的城市选区，也会有助于将他们阶层的利益更多地分配到政治选区中。即使不能肯定1997年后政治结构的情况，大都市规划也会从空间上加强业务、商业和专业利益。他们对跨国发展的一致决心和责任都将保证、保持和支撑香港这个前店的经济的未来。相应地，白领阶层潜在的政治上的集中程度和商业部门的保护程度都将有所提高，从而保证更大范围内的政治平衡，并支持持续的跨国发展。正如大都市规划所提出的（见图1），进一步开拓港口， 大规模的更新发展，改善社会空间，兴建内城区新的办公区中心和新的高收入住宅区都将会有助于实现这些目的。
4 跨国发展的空间合理化
由于1997年香港回归大陆而造成的未来的不确定性，引起了资金和人力资源的外流。每年移居北美和澳大利亚的移民估计保持在60000 人左右。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作为现有发展模式中最重要的劳动力的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这样就需要迅速培养白领劳动力来弥补外流人口，如前面所论述的，港府已决定对高等教育大幅度地增加资金。在上面的统计中包括了那些出去了又回来的人，而他们一旦有合法的居留权就会回来，所以人力资源的实际流失比意料中为少，而且对经济也没有消极作用。如果前景良好，经济发展也健康，向外移民将会停止，更多的人会返回并定居下来（Skeldon，1994）。
香港在东南亚的曼谷、雅加达和吉隆坡等地均有投资，但大部分是在大陆。除了华南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积极欢迎的态度和香港邻近华南没有文化和语言的障碍的原因而外，80%以上香港当地的企业家经营的都是小企业，没有足够的资本投资于更远的地方。时间节省，生产合作方便，通讯联系和货物运输便利都是在大陆选址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香港—大陆的联系对香港的未来发展而言是极为重要的，前店后厂的体系对其未来发展而言也是关键性的。
现在香港已经成为大陆最大的外来投资者，大陆约60%的外资来源于此。香港投资主要集中在广东省，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香港对广东和大陆其他省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很大（Kwok and Ames， 1995：6～21）。 这种跨界生产的模式保持了香港和大陆之间的劳动分工，充分利用了各自的生产长处和优势。香港承担了国际市场开拓、融资、管理、产品设计和生产的组织，而大陆则提供土地和劳动力。这种联合企业的形式主要在出口生产中采用。这种体系同时带来了国际贸易、货物运输和人员的流动，从而打开了大陆经济开放的窗口。经济的成功使大陆相信与香港的跨界体系是充满活力的发展战略。“前店后厂”作为未来的发展模式被大陆所接受。因此，香港的信息部门可望得到进一步扩大，专业人才也有望增加。
另一方面，国外对香港的投资继续保持强劲势头，海外商社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驻香港的美国商会报告指出，对调查作出回答的企业有90%以上对未来的商业环境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Hong Kong Digest，1996，1∶3）。一个英国商会的调查表明，98%的英国公司希望留下来（Hong Kong Digest，1996，4∶2）。继英国、美国、日本和新加坡之后，香港是第五大外贸交易的中心（Hong Kong Digest，1995，10 ∶8）。由于良好的投资环境，许多企业都考虑在香港设立分部，作为将来进一步开拓大陆市场的桥头堡。至1997年后，它们在大陆的分部都将就位。对本地和外国企业家而言，香港在跨国发展上仍具有潜力。未来的跨国部门将在空间发展上起主导作用。前店不再是香港的专利，还将会扩大到海外企业。
大都市规划最初可能是为了节约和合理利用土地而构思的一个控制计划，它实际上指导了未来的土地利用和人口的发展。更重要的是，集中化政策的根本转变为迅速发展的跨国企业及其辅助部门的利益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表达上作了准备，并且服务于此。对于香港和国际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而言，这是合理且现实的解决办法。大都市规划决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土地利用计划，它将保证香港1997年之后沿着现有发展道路继续前进并实现空间的合理化。对香港未来实现与大陆统一的这一发展前景而言，香港大都市规划的确是一个展望未来的战略规划。
注释：
* 此文是参加1996年12月11日—15日在广州召开的关于中国乡村—城市转变和发展的国际大会而提交的论文，由顾朝林、胡秀红译成中文。
收稿日期：1997—01—30，收到修改稿日期：1997—03—14
PLANNING FOR QIANDIAN (FRONT SHOP):METROPLAN OF HONG KONG
Reginald Yin—Wang Kwok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University atManoa)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history of the post SecondWorld War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of Hong Kong, leading tothe emergence of the Metroplan.The official planning reasonsfor the radical spatial strategy are discussed and contrastedwith an explanation based on a broader political economy ofplanning.The Metroplan is then reviewed in regard to thetrans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litical change
as
theguarding developmental trends.
Key wordsHong Kong, Metroplan, decentralization,concentralization 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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