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人”：生死攸关的谎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死攸关论文,克隆人论文,谎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自从一只叫“多莉”的小羊羔诞生以来，克隆技术及其产生的影响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人们从生物的、医学的、法律的、社会伦理的、人性的等多重角度述说评判。如果说克隆技术对人类社会及其生活的深远影响，在过去这些年来我们对它的认识多半只停留在观念与假想阶段的话，那么，五年后的今天，“克隆人”的诞生则使我们对克隆技术及其影响有了实实在在的感受。由此更加引起了全世界的普遍关注，［1997年，英国科学家威尔英特(I.wilmut)博士及其同事宣布“多莉羊”问世。2002年，被称为“邪教科学家”的布瓦耶瑟利(Brigtle Bossilier)宣称克隆人“夏娃”的诞生］。人们议论纷纷，说一千，道一万，这都集中体现了人类对自身命运的深刻关切。其实，与人有关的一切问题，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突现出来的、与人的生死存亡相关的问题都应置于人类的理性审视。本文就是从哲学的角度对克隆技术进行形上的探讨，以至不得不说，克隆技术是人类的生死大计，而这个大计其实是一个谎言，一个真实的、“生死攸关”的谎言。
1 人道悲歌
自人类诞生并有了自我意识以来，人及其生死之谜始终像一个巨大的梦魇困扰着我们。人类为此“上穷碧落下黄泉”，从“念天地之悠悠”转而“独怆然而涕下”。人们幻想着能如嫦娥奔月，能如天长，如地久。几多欢喜、几多哀愁，其中既寄托了我们最甜蜜的梦想，也隐藏着我们最深切的恐慌，
面对生死，有的人出于无知，毫不反省；有的人无可奈何地选择沉默，以逃避死亡事实及对死亡的恐惧；也有的人缺乏道德勇气，退缩或装作漠不关心，故意忘记自己是理性的形上的存在而逃避之；还有的人则自甘沉沦，流连于感性的物质世界，物欲横流，放弃做人的权力和思考。当然，也有大量的人，无论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艺术家、科学家还是平民百姓、贩夫走卒，都会自然而然地直面生死，思考生死。
生存抑或是死亡，始终是我们人类面临的二难抉择。而有生必有死的铁的事实，使我们无法逃脱最终必死的命运，这就是人类的生存悖论。对人来说，如果人纯然是天使，他是不会担心死亡；如果人纯然是一种普通的动物，也就不懂得恐惧死亡的。但人既非天使，亦非动物。天地万物间，惟人独特：人既是生理性的肉体，又拥有自我意识，因而，命中注定要直面死亡，这样的生存困境及其悖论就尖锐地凸现出来：一方面，人是万物之灵长，是社会经济动物，是文化符号的创造者。他的精神翱翔于天空，思索着原子、星空和无限；另一方面，人又属于自然，是必有一死的高等动物，也是可怜的“有朽”。如此彻底的二元分裂构成了人独特的荒诞命运，它是人类所遭受的最基本的、最深刻的压抑和痛苦，也是历来的哲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之一。
由于生与死是人生的两个相互规定、相互转化着的方面，因而，谈生即谈死，说死实乃谈生，其实质是一个赋予有限人生以永恒或无限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因而，归根到底是一个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历史上，孔子代表的儒家极力推崇“杀身成仁”、“死而不休”；老子讲“死而不亡”、声称“死而不亡者寿”。荀子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始终俱善，人道毕矣。”西方哲学讲，“一个没有死的意志就没有生的意志”（塞涅卡），“预谋死亡即预谋启由”（蒙太涅），主张“向死而在”、“向死的自由”（海德格尔），强调“哲学是死亡的练习”（柏拉图），“死亡是哲学灵感的守护神”（叔本华）。哲学家对死亡的思考更体现在对自己死亡的态度上。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弄瞎自己的眼睛后绝食而死；快乐论者伊壁鸠鲁坐在盛满温水的澡盆里手捧酒杯“幸福”地走了。道德论者苏格拉底为了善，饮鸩自杀，临终前还不忘嘱咐朋友替他还人一只公鸡。坚信世界无限的布鲁诺面对宗教裁判无所畏地高喊：“你们宣读判决比我听到判决更加颤抖”。而渴求永恒的叔本华要人在其墓碑上只刻上自己的名字。可以说，历史上的哲学大师们直面生死的超然态度和对死亡的深切领悟代表着人类对死亡的透彻思考，尽管看法不一，但他们共同地奏出了一曲人道悲歌。
2 拒斥死亡
如果说一切生物都本能地“贪”生“怕”死的话，那我们人类则更加自觉地“恋”生“畏”死。对生与死的悖论性的认识，使人类更加充分地体会到死亡使人的生存时间成为最稀缺的东西，使生命成为最宝贵的价值。由此激起了人类强烈的求生欲望和意志，去延缓生命，躲避死亡，抗拒死亡。为此，人类利用、创设一切有益于“生”的东西，如宗教、道德、爱、父母、家庭、权威、思想、艺术、科学等等，试图凭借他们的力量去营造某种“神化工程”(causa sui project)[1]，以此力争不朽，否定荒诞的命运。
早期的人类凭借古老的“灵魂”和“万物有灵”的意识，以原始的宗教、神话的形式拒斥死亡。“对原始人的思维来说，要想象自然死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2]。许多原始部落认为，人原本是不死的，人的死亡只是由于手持不死赠品的使者传错了神的旨意所致。另有许多原始部落执着地相信“死人活着”，人死后，他依然以幽灵的形式活着，甚至还可再生。实际上，原始的宗教神话关心的，与其说是死亡，毋宁说是不死，神话就是关于不死的信仰。正如卡西尔所说：“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神话可以被解释为就是对死亡现象的坚定而顽强的否定”[3]。到了系统宗教，人的不死性维系于一个最高的万能的“神”，这个神就是造物主。它高于尘世，却决定人间的生死祸福。人由神创造，死后又归于神。这样，人的生和死便与神联系在一起，人的不死性在神那里找到了寄托，人与神统一起来了。人由此为自己建构起一个自足的意义世界，惶恐不安的心灵得到了安顿。由于人只有在死后才能升到极乐世界与神同在，结果，“死”这一原本恐惧的宿命反到成为形上的、神圣的乃至令人神往的事情，世俗的尘世生存仅仅是暂时的假象或幻想，只有死后才能得到永生，死后的灵魂的存在才是本真的。于是，生与死各自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在此观念上，人们往往把人生看成是一部苦难史，把死视为对苦难人生的解脱，从而导致厌生悦死，渴望死亡。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神学正是这样来诱导世人的。从圣·奥古斯都、托马斯·阿奎那到马丁·路德，无不劝告人们：只有信仰万能的上帝，人们才能得到救赎、复活，才能获得永恒，与神同在。至于说当代滋生的各种邪教，也无一不是借助灵魂不死、进入天国享受极乐世界来诱惑世人，由此造成了大量的人间血案。
如果说种种宗教神话以不死的信仰来拒斥死亡的话，那中国的儒家传统文化则另辟蹊径，以人格道德的力量和英雄主义的功业，成功地建构了另一个安顿人生意义的世界。儒家宗师孔子虽敬天命、畏鬼神，但更看重日用人伦。孔子有“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之说。在世俗生活中，任何人有所来，有所养。也就是说，一个人要由父母所养，兄弟姐妹关照，父母又由父母所生，子女又要生育子女。于是，围绕着每个人形成了种种家庭的、亲戚的、血缘的、宗族的乃至民族国家的关系。这样，个人的生死也就成为家族绵延的一部分，个人的生命意义维系于家族的兴旺发达，个人的荣辱成败也会载入其绵延不绝的宗族历史画卷之中。因此，儒家特别强调人与人之间、人与族之间的“孝悌”、“仁爱”，个人则要安己修身。此外，儒家还特别讲究丧葬嫁娶等风俗礼仪，特别是重视祭祀祖先。通过这种形式，人人都可以活在他的子孙的记忆中，受到后人的怀念而获得不朽。其实，无论那种方式，都是将个人的生命转化为或融入宗族、国家大生命之中，其价值和理想追求就是《左传》中所说的“三不朽”即“立功、立德、立名”，也就是人生在世，要建立超群出众的品德，成就影响极大的事业和写出万代留传的名言。这三不朽尽管层次不同，但顺序不能乱，而作为记载功德的语言文字是人们记忆他们的最重要的手段。所以，立德、立功在某种意义上必须依靠立育才能成立。尤其是记述功业的史书，如果没有《左传》《国语》《史记》等所立之言，孔孟、秦皇、汉武所立之功将被淹没无闻了。所以，儒家特别重视记载功德的史书。文天祥自信“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三不朽实际上表达了儒家追求“修治齐平”、“内圣外王”、修身养性与兼济天下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和理想，也成为历史上多少志士仁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朽追求的基本方式。而那种“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死亡超越实质上就是儒家传统所追求的青史留名式的不朽之道。
极度重视自然生命的老庄，从道法自然的角度，突破了儒家宗族、族类的视域而达于天地自然，认为人的生死统一应顾乎自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死相化，归根返元，与道合一，由此成仙永生。这种自然主义的生死观与儒家重视自然血统的思想有契合之处，可互相补充。佛教虽以生死轮回的痛苦来否定入世，却倡导人应积极修炼，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论证不生不死、没有轮回的涅槃境界即成佛。佛教传入中国后，又被儒家所重构，产生出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让人在尘世生活中，破除执迷，超脱生死的烦恼。
从以上的论述可知，历史上种种抗拒死亡、超脱死亡的方式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但大都是人类否定荒诞命运，力争不朽的防御机制和神化工程，是人类建构自身生活、确立自身意义的精神坐标和“安身立命”之所，以此为终极存在来安顿人的生死。这种终极存在或为生生不息的“神”、“宗族”、“天地”，或为无为而无不为的“道”，或为永生不灭的理想境界“涅槃”，都是人类的终极归宿和寄所。它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信念和理想，为人生确立意义和价值，为世界作出终极解释。
3 真实的谎言
如果说近代以前的人类由于其势力弱小须凭借宗教神话来抗拒死亡的话，那么，靠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人类则依靠科学来抗拒死亡。随着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取得的巨大世俗功效，人类生存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是人类的自我意识空前觉醒，人的主体性极大的提高和增强。生命的能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和释放，个体的主体意识更加坚强。因此，人们的目光不再紧盯着外层天国各路神仙或来世，而是投向人的现世生活，关注现实的生活怎么样更加富足、美好、完满，更加有质量，简洁地说，就是优生。这是人类在更加自觉地对自身“生”的确证与“死”的拒斥。
然而，与此现象相伴随的是，生命个体依旧很脆弱。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它使我们拥有了巨大的财富，创造了无比的能量，掌握了巨大的智慧，占有了无量的价值。一句话，它把人类的物质文明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同时，它所产生的现代化杀伤性武器也足以将人类毁灭多少次。目前，核战争、能源危机、粮食短缺、人满为患、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大规模失业、艾滋病、犯罪浪潮以及政治经济危机等各种难题正包围着我们，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竟使人类陷入了空前的全球性困境与深刻的生存危机之中。更为要害的是，现代人还处于一种深刻的人性危机之中。人类在反对神权、神性，反对禁欲主义和来世主义，反对专制、宣扬人性、重视世俗生活、颂扬自由和平的历史进程中，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把人性、人的解放单极化为人的自然本性的释放，把个体欲望的满足当作人生的惟一目的，使本来丰满、多样性的人异化为“单向度”的人。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下，人成了单纯的“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实质上就是“个人占有最大化”。在这种市场的引导和催化下，人的私欲不断膨胀、扩张，不断追名逐利，个体间的竞争日益激烈，相互间日趋疏远，最终人沦为欲望的奴隶，流连于感性的物质世界，物欲横流，丧失了自我和人性，活得庸俗而冷漠。在这种氛围中，人们倍感孤独和凄凉，人生的不确定性、偶然性更加突出，更加重了人生的虚幻感和漂泊感。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现代人拥有的知识越丰富、科技越发达，反而越觉得没有着落、越浮躁。从而更加害怕“死”的虚无，渴求生的长久。
问题是现代科学技术，诸如克隆技术真的能帮助我们拒斥死亡，达到长生不老？尽管许多人对此非常乐观，并且有人宣称已克隆出人了，我依然认为这是一个谎言，因为克隆技术有许多的缺陷和缺憾。这表现为：
其一，动物克隆技术的不完善性。简单讲，克隆技术是一种人工诱导的无性繁殖方式，成功率很低，这点“多莉”羊的实验已经证明了。在培育“多莉”的过程中，科学家采用了体细胞克隆技术，也就是从一只成年的绵羊身上提取体细胞，然后把这个体细胞的细胞核注入到另一只绵羊的已抽出细胞核的卵细胞中，再把这个新合成的卵细胞植入第三只绵羊的子宫内发育形成了“多莉羊”。其中，实验所用的重组卵子数是277个，绝大多数在胚胎阶段失败了，且产下的动物胎儿不是死胎就是畸形，成功率低，连威尔莫特也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文指出克隆技术不完善、不成熟。同时，克隆出的生物体存活时间短，会未老先衰。“多莉”已于2003年2月14日接受“安乐死”，享年6岁[4]。宣布这一消息的正是克隆出“多莉”的英国罗斯林研究所。该所负责人哈里·格里芬说，“多莉”患了老年羊常见病——严重肺炎，无法治愈而实施安乐死。这证实了科学界业已存在的共识：克隆动物在继承细胞供体动物遗传物质的同时，也继承了供体细胞的年龄。“多莉”的供体细胞来自一只6岁的成年羊，这样，“多莉”出生时同时具有两个年龄：自然年龄为0，但其细胞年龄已经是6岁。也就是说，6年后的今天，多莉实际上已是12岁了。这也再次证实了新陈代谢、生老病死乃自然法则。
其二，“克隆人”的不真实性。正如“克隆羊之父”威尔莫特指出，“在细胞核克隆技术上的科学争论不能澄清时，试图去克隆人是危险的和不负责任的”[5]。试想一下，应用不成熟的克隆技术克隆出有缺陷的后代，这对人类来说，岂不是事与愿违，画蛇添足？即使是克隆出的健康人，其结果是否也同多莉一样，未老先衰、英年早逝？而邪教组织“雷尔教派”号称已克隆出婴儿，至今仍未通过科学手段得到证实。
其三，克隆人的不人道性。克隆技术使人类掌握了自我复制的能力，这对于治疗某些疾病、生理缺陷、不育症以及延长个体寿命无疑是件好事。但随之而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更加严重。首先，克隆人将对整个人类构成侵犯。如果克隆技术应用于人类自身的繁殖，将使人类进入一个人制造人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使人长生不老。因为克隆人死了，还可再克隆一个，再死再克隆。试想，如此下去，如果人人都不死，那么地球上人口爆炸，生活资源、生存空间的争夺不是更加激烈？有限的地球还会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可以说，克隆人的存在将对其他人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构成严重的侵犯。而更为要害的是对自然秩序的侵入。新陈代谢、有生有死这是宇宙的普遍法则。在这一法则的作用下，整个世界沿着有序的方向自然进化，维系着自然秩序的平衡。而克隆技术对生命的改造严重侵犯了自然秩序，破坏了整个世界的自然平衡。“生命的历史性被简单取消，摆脱了时空的限制”[6]，生命成为科学技术所操纵的对象，这将不仅彻底粉碎人类对生命的敬畏感，而更为现实的问题是，会造成生态破坏、基因库衰减、诱发新病源，使人类自身的生育能力、抵抗防御能力下降[7]。因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交叉受精和繁殖通常会产生更加强壮的样本，而“纯粹”血统的种类却会在漫长的过程中衰减。难道说经历亿万年的残酷竞争而优胜的人类将来只能走上人工生殖的道路？而一个由人制造的人类，一个没有死亡（当然也没有人出生）、没有新的活力注入、无新陈代谢的人类会是一个进化的、进步的人类？其次，克隆人本身在社会中会无所适从，这对克隆人也是不人道的。仅从人生观、价值观来看，“他”会遇到以下的难题：
难题之一：“谁能告诉我，我是谁？”“人是什么？”“我是谁？”象恶梦一样纠缠了人类几千年，至今都无法解脱。而克隆人的到来，将更是旧疑添新难。当他面对原型或供体，不禁会问；“那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人是我还是‘他’？是前‘我’还是‘我’？”“我又是谁？”“我如何界定？”克隆人的心灵将会被这些问题困扰，痛苦不堪。
难题二：人生何义？求生畏死本是人的天性，而自古以来，人皆有一死，并且人死不能复生。所以，生命的神圣性以及对生命的敬畏、对短暂生命的无限眷恋和珍爱、对生命崇高价值的不懈追求就成为人类积极作为的不竭源泉。可是，当克隆人面对着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时，他会问，这是轮回呢还是再生，抑或是永生？一旦克隆人认为自己命运不济，选择轻生，那又何妨！再克隆一次又如何？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呢。生（或再生）是如此的容易，死又何惜！世人所谓的生死大事对克隆人算得了什么？以这种淡然的态度对待人生和命运，他会有何作为？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此外，若全都是由克隆人组成的世界，那会是个什么样的世界？还能称得上是个有意义的人的世界吗？
由上所述，人类在追求长生不老的漫漫历史征途中，所创设的一切神化工程，无论是宗教、神话、史诗还是现代科学技术，都是事关人类的生死大计，也是抗拒死亡、否定荒诞命运的真实的谎言。这对于人类生活条件的改善、生活质量的提高、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尊崇无疑是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一旦这种追求违反了人的本性，伤害了人类情感，破坏了自然法则，给人类及其生活的世界带来灾难的话，这种长生不老的追求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于克隆技术，神学家、伦理学家伯拉德·哈林说得好：“基因技术应把注意力从现在转到未来，从医学关系中关注个人人格至上转到关注医学的社会共同责任和关注整个人类社会”[8]。
收稿日期：2003-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