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劳动密集型产业淡出与产业“空洞化”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论文,劳动密集型论文,台湾论文,空洞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04)08-0104-05
一、产业空洞化的由来及在台湾的讨论
产业空洞化，又称空心化，主要是指一国和地区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工业部门大量向国外转移并在国外完成全部生产过程，而留在国内工业部门减少，形成“外实中虚”的局面，或者造成经济结构的脱工业化和服务化。通常在产业梯度转移时，新的主导产业尚未形成，而旧的产业已失去存在基础时会发生。这主要是由于固定资产和技术结构等产业供给能力通常滞后于技术进步和新兴产业变动速度，这里既有资产专用性因素的制约，也有人力资源学习适应过程的难度，还有技术创新积累的问题。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只要有产业结构的调整，尤其在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的重大时期，通常都会出现一定程度上产业空洞化现象，并由此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在台湾，岛内学术界对有关台湾产业空洞化的研究最早是在1987年由姚明嘉发表的《台湾产业空洞化》引起的。他根据台湾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台湾外汇的开放、进口管制的放宽，以及环保和劳工意识的高涨等经济环境的变动，使得岛内某些失去竞争力的制造业关门、转行或避祸岛外而担心岛内出现竞争力空洞化。随着台湾岛内生产经营成本的逐年上涨和投资环境的持续恶化，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外移，越来越多的学者陆续投入对产业空洞化的研究。1988年蔡宗羲教授发表《提高国际竞争力才能阻止产业空洞化—由先进国家经验谈起》，把产业空洞化认为是制造业就业绝对量与相对量均呈减少的状态。苏显扬教授和陈添枝教授(1988)将产业空洞化定义为反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并认为产业空洞化必须具备下列两个条件：第一，国内制造业在国民生产中的比重必须下降。第二，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必须相对的下降，因而减弱其国际竞争力。该产业空洞化的定义和发生要件，成了日后岛内学者检验台湾产业空洞化的重要指标。谢宽裕(1999)从对外投资净额、失业率、制造业产值在GDP的比重这三个指标进行研宄后，认为台湾从1996年起因为这三项指标皆为负值而产生了产业空洞化，并且他把1996年起产业空洞化归责为台湾产业过度转移到中国大陆造成的。
2000年5月陈水扁上台后，在亚洲地区经济不断复苏的同时，台湾经济特别是传统产业由于岛内投资环境急剧恶化而陷入困境，部分高新技术产业也开始大量外移，尤其是中国大陆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热点地区，产业空洞化问题又成了争论议题。台湾当局有关机构和部分人士片面扩大了产业外移的负面影响，认为在内地生产的台商，挟其较低成本的优势，回过头来打击留在岛内的厂商。而且，台湾产品在国际上的市场会被内地产品取代；内地原来需要由台湾供应的原材料、中间产品，也会被内地产品代替。从而宣称，21世纪台湾制造业面临技术密集产业大量出走的“新产业空洞化”危机。
可见，台湾基本上将产业空洞化视为负面的经济现象。总结起来，他们对产业空洞化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以下观点：一种认为由于生产基地向海外转移对岛内的雇佣状况及技术水平造成了影响；另一种认为伴随着生产基地的海外转移岛内仅剩下了服务业，弱化了岛内经济；还有一种认为在高附加值产品生产基地的海外转移和研发基地的海外转移这一大背景下，会引起支柱产业流向海外。
二、产业外移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和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
产业外移并不一定会产生负面影响。向海外转移生产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是任何发达经济体的必由之路。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的发展促使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与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是由产业资本追逐利润的本质决定的。
台湾的产业结构演变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过程也是借助发达国家产业向外梯度转移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台湾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外移是建立在产业内移基础之上的。首先借助外国产业内移岛内，再经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扩张而迅速发展起来，即先有外国产业的内移，带动台湾产业的发展，而后才有台湾产业的外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也只有在产业内移带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在生产经营比较优势消失后才开始向外寻求生存发展空间。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台湾岛内经营环境恶化及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包括发展中国家廉价产品的冲击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加入WTO所带来的贸易环境的改变，以外销为主的台湾劳动密集型产业因生产成本高涨、技术更新落后、筹资不易而被迫向海外转移。其根源就在于岛内外交困的经营环境根本上动摇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根基。而企业之所以把生产基地转移至海外，原因就在于希望在相对优势的基础上争取企业的最大利润，同时也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出路。如果要人为阻止这种现象的出现，往往会导致企业经济福利的下降。所以台湾在向“后工业化社会过度的结构性变化”过程中，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的“萧条与空心（洞）化是由经济社会不可逆转的趋势引起的”（驮田井，1996）。日本学者刘庆瑞著(1999)通过对台湾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和制造业生产率进行研究后发现，台湾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外移以来并没有出现所谓的产业空洞化问题。
三、质疑“台湾产业外移大陆导致产业空洞化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经济以出口导向型的纺织，食品、鞋业、家电、自行车、运动器材等消费品工业为主体，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80年代后期，由于生产经营成本的上升，这些劳动密集型工业在台湾已无利可图，不得不向岛外低生产成本地区迁移，其中相当部分转移到祖国大陆。80至90年代，台湾在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的同时，在海外学成回岛的高技术人才的协助下，完成了产业升级。目前，台湾的产业升级过度集中在电子产业与资讯产业，集中在计算机外围设备、电脑、芯片设计与加工等IT产业的硬件产品上，世纪之交，台湾居前十位的产业中，电子产业就占了一半以上的份额。其实，台湾产业面临的困境主要是由于在经济结构调整时，只顾扶持高科技的电子产业，只向高科技产业提供优惠政策，完全放弃了对传统产业的辅导，没有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没有为能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留下高附加值部分的生存空间，从而造成目前较为单一的产业结构。21世纪初随着“网络经济”的破灭，面对台湾高度集中的IT产业更陷入困境。如何开拓新经济成长点，台湾当局却束手无策，岛内不少人士就把这些问题归结于产业外移，尤其把这些经济问题归责为大量转移到大陆造成的，这就是所谓的“外移大陆论”。实际上，台湾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是难以避免的。岛内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并不能把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全部归结于产业外移。恰恰相反，倒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移有利地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发达国家产业升级经验表明，向海外转移夕阳产业，是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为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必经之途。台湾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是遵循产业资本运动规律，向具有低成本生产优势和有利的投资环境地区转移是产业结构的主动调整，其结果并非所谓的“空洞化”。发展中国家与台湾本岛在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与资源上的互补性及两地在生产成本、优惠政策上的差异是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的主要因素。
首先，从产业资本移出与流入额比较看，从1993年开始，台湾产业资本的外移数量开始超过注入，这正是祖国大陆大量的吸收台资的开始之时。尽管这样，台湾在1952年到1997年的45年间外资的注入量还大于外移量。根据“浴缸原理”，台湾的资本有进有出，但是台湾这个浴缸中水的总量还是净流入，并没有减少。如果把产业进一步分类并且用资本的净流入和净流出概念表示，可以看到净流入台湾的是电子、化学、机械、金属等技术密度高的产业，净流出的却是纺织、食品、成衣、皮革、造纸、橡胶等等技术密度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尽管从1991年起纺织、成衣、皮革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数量越来越多，但每年仍有不少外资流入，这些流入的外资又进一步提升了这类产业的技术层次，促进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升级。尽管电子工业等科技含量较高的产业也有所外移，但岛外资本流入和岛内流出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层次并不相同。台湾的产业结构正是在这种流入和流出中得到优化。因此，台湾非但没有发生产业空心化，而是近年来的产业结构正在优化。
其次，从外移厂商与本岛厂商之间的关系还仅仅是基于产品链的简单产业分工。目前，台湾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大陆的模式主要是台湾管理—大陆生产、台湾研发—大陆生产、台湾接单—大陆生产等两岸优势互补的模式，大陆是较单纯的生产加工地。由于多以台湾母厂为中心，在中国大陆设立生产据点、生产基地、组装加工基地并不会给台湾母厂造成实质性威胁。以台湾制鞋企业为例，从生产过程来看，67%既在台湾又在大陆生产的台资企业将高附加值的生产留在台湾，而仅有7.2%的该类企业在大陆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从营销和产品研发活动看，台资企业的接受订单、获取信息、产品开发、研制和试验以及销售活动都主要集中在台湾，仅有1/4左右的企业在大陆开展这些活动。又如台湾的自行车大厂多年来一直将中低档和中低价位的订单交给大陆厂生产，而高附加值的订单多留在台湾生产。即使是近年来台商对祖国大陆投资的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电子产业，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最先进技术多数依赖从台湾本岛进口的零部件以及技术，在大陆主要是从事加工、组装工作，仍停留在产品的下游阶段，赚取的是由简单劳动决定的低廉工资。
与此同时，尽管也有不少研发基地转移到了海外，但这些研究开发基地的目标是着眼于当地的市场，为开发出适合当地特点的产品而充分利用当地的优秀研究人才，这些组织不是为了替代台湾的研究开发基地，而是对其进行补充与完善。台湾很多企业目前正在进行一种努力，即在向岛外转移失去比较优势产业时，产品批量生产依靠海外，但在岛内也保留了若干个生产基地作为母体工厂，为以后在关闭岛内生产基地或失去了生产上的领先技术时，或在将来市场条件、技术条件发生变化后，能够重新生产做准备，这是企业自发采取的一项措施。除此之外，企业还以科技进步、生产更高附加值产品的方法来努力恢复自己的相对优势。因此，基于产业分工合作基础上的产业外移，不仅没有给台湾带来太多的不利影响，产业外移反而给台湾企业带来很多好处。台湾经济研究院通过对台湾产业外移研究后也认为，台商投资大陆，虽然造成岛内传统产业萎缩，产出减少，但资本所得和企业家所得增加，这些增加的资本是台湾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促进了高科技产业的加速成长。如同美国、日本、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一样，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明显提高了经济实力，提升了产业档次和技术水平。
四、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对台湾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分析
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带动了岛内产品出口。自1986年起，随着台湾劳动力密集产业比较优势消失、加工出口业者大批前往东南亚和中国大陆投资设厂，从而带动了出口增长。台湾把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可以获得双重国际行销的效果，即原本消失的制成品外销与新增的原物料、零配件外销。一方面由于东南亚和大陆虽具人工优势，但缺乏生产所需的外围工业，因此岛外厂被规划、定位为加工及装配基地，尤其海峡两岸更是处于垂直分工状态，原物料、零部件及机器设备可以大量供应大陆，抵消在欧美市场的衰退而保持整体外销的成长。因此，随着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出口规模也逐步增大。事实显示，台湾早期传统产业对外投资非但没有影响外贸成长，反而由于大量的采购而促使岛内零部件和原材料获得了成长动力，不论是对大陆还是对东南亚的出口在1990-1995年的出口成长率都超过20%，这与同期台湾产业外移规模基本一致。另一方面，由于台商在东南亚和中国大陆投资的目标市场主要不是台湾，而是延伸出去的美、欧等发达国家。通过向外转移生产基地，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国际市场竞争力，从而大大促进了对第三国的出口。
二是为台湾经济稳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在台湾实行产业升级时，曾为主导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陷入困境，如果不向外转移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大量淘汰，将以大量的负债破产倒闭及由此导致的银行坏帐增多，造成经济增长停滞甚至社会的混乱，使产业结构的调整要付出高昂的经济或社会成本。但由于祖国大陆以其相对低廉的土地、劳力成本和优惠的政策，为台商提供了广阔的投资天地，大量的台湾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大陆不仅继续发展，并大多获得了较高的投资回报。从而使这些在台湾行将破产的企业重获新生，确保了债务偿还和金融秩序的稳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台湾银行的坏帐比重不到4%，远低于东南亚和韩国14-20%的比重，当时金融机构能够稳定和正常经营原因即在于此。值得注意的是，战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在进行产业结构大调整和经济转型时，往往出现的失业率上升、相当一部份企业破产、经济增长停滞或衰退、民众生活水平下降，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等现象，但台湾在90年代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过程中并未出现这些明显现象。1990-1999年，台湾年均GDP增长6.41%；失业率从1.0%升至1.7%，其间年均仅为1.2%，维持了相当低且较为稳定的失业率；制造业平均月工资从22,048元台币涨33，686元台币，平均年涨6%左右；人均GNP从8,111美元增至13,248美元，年均增长5.87%；外贸出口从672.14亿美元增至1,215.91亿美元。与此同时，台湾逐渐形成了IT产业为主导产业的新型制造业结构，出口产品中高科技产品比重己达42.1%。台湾当局对此自诩为“奇迹”，就是主要得益于两岸关系的发展。
三是实现了市场多元化，减轻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自20世纪60年代台湾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以来，美国一直是台湾的最大的出口市场，台湾对美国的出口依存度曾在1984年高达48%，并由于生产成本和汇率的优势，从对美贸易中获取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对美国的依赖性是战后台湾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80年代后随着美国贸易逆差的迅速增长，“新保护主义”又在美国悄然兴起，对美贸易依赖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都受到了较大冲击，台湾自然成为首当其冲的对象。而对大陆的投资，不仅实现了市场多元化，而且每年赚取的大量贸易顺差，还减轻了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据“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研究结果显示，台湾出口到祖国大陆每增加1元，可直接和间接诱发台湾各产业增加产值2元左右，就充分说明了两岸经贸合作对台湾经济增长的贡献。台湾在两岸贸易中一直享有顺差且连年增加，据统计，自1992年开始，台湾对大陆的顺差开始超过台湾对全球的顺差，大陆从1992年起便取代美国跃居台湾第一顺差来源地。累计1991年至2000年，台湾从大陆赚取了1200亿美元的顺差，超过台湾的外汇存底。这还未包括从香港赚取的顺差。仅1998年台湾对香港的贸易顺差就超过200亿美元。而1991年至1999年经台湾核准的对大陆投资金额仅有145亿美元，还不及1999年台湾一年从大陆赚取的顺差。可见，两岸贸易对台湾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外汇储备做出了巨大贡献。台湾《经济日报》1998年1月14日在题为“台海两岸因素在抗拒金融风暴中的角色”的社论中坦承：“台湾若没有对大陆的贸易出超，外汇存底未必如此丰厚，抗拒外来金融风暴的能力也因而不能不打折扣”。
四是产业西移大陆在促进了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台湾产业升级与科技进步。台湾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社会经济转型期，极不容易在短期内升级为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大批台湾劳动密集型企业投资大陆，厂商不仅可以利用大陆廉价的劳工与土地继续生产传统产品，延续产品生命周期，另一方面，留在台湾的工厂可以集中精力进行商品研究设计与开发，提高产业科技竞争力。中小企业产品结构科技含量和层次的提高就离不开两岸经贸合作与交流。与1986年相比，台湾中小企业的行业结构变化显著，传统行业中特别是存在环境污染的行业营业额下降明显，如塑胶制品业、造纸、印刷品及印刷出版业分别从1986年的19.95%和8.17%降到1997年的8.07%和5.24%，分别下降了56%和35%。此外，台湾90年代后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更离不开大陆的市场和人才。十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台湾产业投资大陆大大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
五、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与台湾的失业问题
失业问题一直是产业空洞化的研究重点和主要评判指标。很多学者常把近年来台湾失业率增加的原因归结为产业外移，这是不辩证的，产业外移并不必然会造成失业率大幅度提高。
首先，在产业转移过程中，随着台湾传统制造业逐渐萎缩，由于受资产专用性原则的限制，原来从事传统产业的就业者因由于年龄、教育程度及专业技能的限制，以及由于台湾服务业的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年提高，人们多不愿意从事重体力、高强度的传统职业等就业观念改变所造成的失业，这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根据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原理，随着产业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技术构成为基础的活劳动所推动的物化劳动的量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科技进步、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而产生的结构性失业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不论是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中国大陆，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结构性失业问题。与产业结构变化相适应，台湾就业人口的变化符合配第—克拉克规律，即由新兴工业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中，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迅速转移，除了农业就业人口的比重继续呈下降趋势之外，工业就业人口所占比重亦呈逐年递减之势。在就业结构变化过程中，台湾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也是难以避免的。
其次，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造成台湾结构性失业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并不一定都与产业外移有关。即使是没有向外转移而留在岛内的企业也会由于产业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造成失业。留在岛内的企业将由于竞争优势的消失而面临更多的歇业、破产，造成的失业问题将更加突出。恰恰相反，向外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巨大的贸易顺差而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外移企业不仅以盈利方式回流资金，而且以购买各种原材料和各种零部件的方式强化了岛内企业活力和生存力，投资带动出口，为岛内增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台民众社会福利、劳工和工薪人员薪资也相应提升。据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估算，仅1994年的两岸的贸易规模增加的就业人口就约达104万人，占当时台湾总就业人口的11.7%。正是由于产业外移，使很多失去优势的企业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从而减缓了失业问题，否则台湾的失业问题还会更严重。
第三，发达国家和台湾20世纪90年代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调整的历史表明，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过程中的失业问题并不明显。历史上，美国、日本、香港等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失业现象。近20年来，台湾产业结构调整一直在进行，但劳工失业问题从未像现在这样严重。在80-90年代台湾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过程中，还一度出现初级劳动力短缺现象。更何况，实证研究证明，服务业取代工业的发展，与工业取代农业的发展一样，是有助于降低失业率的。可见台湾失业问题另有其因。
陈水扁施政以来，2000年失业率上升至5.17%，创50年来历史记录。台湾岛内某些人再次疾呼“产业空洞化”，片面把产业困境和经济发展中的失业问题归结于产业外移，归贵为台商到内地投资所至，主要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
一是片面扩大了台商对大陆的投资对大陆经济的正面效应。不可否认，两岸的经贸交流和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祖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如台商投资大陆为祖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了一定提供资金、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对祖国大陆某些局部地区尤其是台商投资集中的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并为祖国大陆增加了一定的就业机会。但两岸经济合作是相互促进、互补互利的。如今，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世界各大公司争先涌入内地，而台商不去内地投资，就等于放弃了许多机会。
二是事实证明，台湾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出路。如同台湾当局多次鼓吹“南向政策”，但台商仍偏爱大陆，也是由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决定的。论及投资战略，台商用自己的行动证明，除了到内地投资外，恐怕没有什么更好的出路。产业资本追逐利润的本质是不可逆挡的。
三是台湾当局对产业外移采取双重标准更说明产业政策带有政治目的。21世纪，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台湾经济却不断陷入低谷，尤其是民进党执政以来，鼓吹产业空洞化或把产业空洞化归结为产业转移大陆造成主要是为“戒急用忍”政策和阻碍两岸“三通”找借口。当局提出的“经济统战”或“拼经济”的想法，跟随少数国家鼓吹“大陆威胁论”或“中国威胁论”都有政治目的和深层原因。
总之，台湾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的外移是其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增长的伴生现象，内部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处于产品生命衰退阶段的产业转移出去，以腾出更大的发展空间给新的产业；只要有新的产业正在生长，旧产业的外移不会导致台湾发生产业空心化的现象。台湾当局的重点应在于通过积极改善两岸关系，改善投资环境，为吸引外资和增强民间投资信心，并加大对优势产业的投资力度和科技创新扶持力度，不断提高传统产业的自动化、现代化、信息化水平，提升产业层次，增加就业机会，而不是阻碍岛内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向外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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