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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语言的纪录符号，是社会交际的工具，它在使用过程中，有时为了让人看得清楚，一丝不苟地写得很工整，有时为了提高效率，简笔省形，写得很潦草。文字的性质决定了每一种字体都具有正体与草体两种形式。草体比较随意，没有固定写法，多一笔，少一笔，笔画的轻与重，结构的长与扁，可以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所以它始终在不断地量变。而正体则法度森严，规矩束缚较大，所以变化缓慢，只有当草体发展到一定阶段（与前一种正体相比，点画和结构都根本不同了）的时候，才在它的基础上加以整饬厘定，逐渐发展为新的正体。新正体确立之后，不仅肯定了草体的演变，而且将新正体在整饬时所夸张强化的某些形式特征反馈傍草体，促使它向更新的方向发展。汉字字体中无论篆书、分书，还是楷书，都各有各的草体，而且它们都是在正体与草体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过程中不断变化发展的。
根据这个道理，我们要全面研究分书的产生和发展历史，就应当从正体与草体两方面入手。
一 从简牍帛书看分书的产生
根据帛书材料分析，分书的萌芽可以上溯到马王堆帛书中写于秦汉之交的《五十二病方》（参见本书作品九四），其书法横画平正舒展，排列整齐，略有波磔，竖画也常向左右两侧挑出，字形化圆为方，转折处多断开后重新起笔，作方折的内
之状。马王堆帛书中的汉初作品反映了这一变化过程。《战国纵横家书》（参见本书作品九七）。写于公元前一九五年左右，在《五十二病方》的基础上，主要横画的收笔都下顿蓄力，然后略向右上挑出，形成波势，左右斜下的笔画也长而婉曲，挑法更明显了，用笔的跃动感和某些笔画形式已接近分书。
《阴阳五行》乙篇书写年代略晚于《战国纵横家书》，它的书法有两种风格，其中一种非常注重线条的修饰，长长短短，收收放放，每个字基本上都有一笔颀长而又波磔分明的笔画，表现了当时人们追求线条变化的强烈愿望。
《老子》乙本（参见本书作品一○○）写于公元前一九四到公元前一八○年之间。其书法横画排列整齐，主要长横超出结体宽度，用力按顿后挑出，已具备蚕头雁尾的雏形，结体扁平，使横画更加显目，左右斜出的竖画尽量压缩长度，向横裹挑出，粗而有力，字与字之间的空白也不像以前那么拥挤，疏疏朗朗，而且字距大于行距，类似分书章法。字形更加简略，如《老子》甲本的
等字写作“大天子建”，这一切都标志着分书特征已经基本形成。
再以简牍材料分析，马王堆三号汉墓中的《十问》，写于汉文帝十二年（前一六八）之前，强调横画，排列整齐，起收笔处略有蚕头雁尾的波磔，结体平正，竖画向左右两边斜出，粗而且长，极富装饰味，如果字形再扁一些的话，就与帛书《老子》乙本非常相似了。三号墓中的《遣策》（图一）写于汉文帝十三年，字形比《十问》更加强调和夸张左右斜出的波磔之笔。马王堆一号汉墓中的《遣策》估计写于文景之交，绝对年代在前一七五至前一四五年之间，书风与三号墓《遣策》相比，稍偏规整严谨，最大的区别是特别夸饰字体的左半部分，横画钉头鼠尾，左斜笔又长又粗，比右斜笔显眼得多。
一九七三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的三座汉墓中出土大批竹简，总数达四百多枚，其中八号墓出土竹简一七五枚，九号墓出土竹简八十枚、木牍三枚，十号墓出土竹简一七○多枚、木牍六枚。这批简牍的总字数约三二○○多字。三座墓一个紧挨一个，棺槨形制和随葬器物的花纹基本相同，当属于同一个时期，不会相距很远。据九号墓木牍所记“十六年”，考定为汉文帝十六年（前一六四），据十号墓牍所记“四年”，考定为汉景帝四年（前一五三），这批墓葬的年代大约为文景时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九号墓公文木牍（图二），它的书法与马王堆简书一脉相承，但明显地更加分书化了，每个字基本上都有一笔非常非常舒展的线条，凡横画的蚕头雁尾一波三折，凡竖画的则夸张左右逸出的挑法，既粗又长，极有装饰意味，横竖撇捺点等各种笔画形式已基本形成。
汉武帝以后的草体材料，主要为今甘肃内蒙古一带出土的西北汉简。它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一九八○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的《居延汉简甲乙编》，收简一○二○○枚，二是一九九四年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编纂的《居延新简——甲渠侯官》，所收简八四○九枚，三是一九九一年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纂的《敦煌汉简》，所收简二四八○枚，三部分简的总数为二一○八九枚，其中西汉简多于东汉简，西汉又以宣帝时为最多，根据纪年简排列，最早的为武帝元狩四年（前一二○），以后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孺子婴的都有，中间有新莽时期的简，东汉以后又有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顺帝，基本上连贯地反映了从武帝到汉末各个朝代的字体书风，它们是继马王堆简牍帛书之后，研究分书发展历史的重要资料。
武帝太始三年简（前九四，图三），征和五年简（前八八），元凤元年简（前八○），纵引的竖画开始压缩，左右舒展，挑法明显，演绎出撇捺的点画形式，字形也因此由长变扁，笔画变成横细竖粗的形式。在太始三年简中，我们已看到非常夸张的波势与挑法。
宣帝本始三年简（前七一），地节五年简（前六五），元康四年简（前六二），五凤元年简（前五七），被夸张地排叠起来的横画只有当两头超出字形宽度，不受上下笔画的挤迫之后，才能加粗，夸饰为蚕头雁尾，并且，左右飞扬的撇捺要取横势就得尽量展开。前面太始三年简在处理这两个方面时做得不够，线条横画不足，有些侷促，而这几枚简都没有这个毛病，波势挑法表现得非常舒逸完美。
宣帝五凤四年简（前五四），元帝初元三年简（前四六，图四），永光二年简（前四二），各种笔画粗细长短，对比强烈而且和谐，分书的所有特征都已具备而且被表现得十分夸张，这反映了当时书家对新字体的欣喜和好奇。汉成帝建始元年简（前三二），河北定县出土的西汉末期简书《儒家者言》（见作品七七），只要稍加整饬规范，就是成熟的分书了。
根据上述汉简的排列分析，分书的各种特征在汉宣帝时已全部产生，而且表现得相当娴熟了。与篆书相比，它完全属于一种新的字体，但是，它毕竟产生于民间，流行于民间，要得到上层社会的认可，被书法家接受，并进一步整饬定型，用最完美的形式出现在最重要的碑碣等场合，还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
二 从摩崖碑碣看分书的产生
秦代，从《石鼓文》到《泰山刻石》、《瑯琊台刻石》、《峄山碑》和《会稽刻石》，篆书正体的主要使用范围不是铜器而是摩崖碑碣。汉承秦制，情况也基本如此，我们要从正体方面去研究分书的起源问题，应当以石刻为主，同时兼顾些工整的铜器铭文。然而工整的铜器铭文极少，《平都犁斛》和《上林铜鉴》（前二一年）差强人意，石刻也屈指可数。早在宋代，欧阳修就说“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集古录》），尤袤也感叹说：“西汉石刻，自昔好古之士，固尝博采，竟不之见！”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西汉篆书作品，属于石刻的主要有《赵王上
刻石》（前一五八，见图五）、《鲁北陛刻石》（前一四九）、《霍去病墓刻石》（前一一七）、《杨
买山记》（前六八）、《五凤二年刻石》（前五六）、《麃孝禹刻石》（前二八），将这些作品按年代先后排列分析，最早的是《赵王上刻石》，有些线条还回环圆曲，篆书意味较浓。一百年后，《五凤二年刻石》字形趋简，横直相交，基本消除了篆书痕迹，这个过程标志着篆书在西汉日趋简约便捷，字形逐渐方正，转折处也由圆变方，与后来的分书比较接近了，只是点画仍然粗细一致，还未出现波折挑法而已。
正体字从篆书到分书的发展，经过两个阶段。一是结体由圆转变为方折，字形由颀长变为扁平，笔画上将回环缭绕的线条切割成一段一段的横的和竖的短线。二是在短线的基础上加以粗细变化，产生出横竖撇捺点等各种形状不同的笔画。第一阶段在西汉方广无波势的汉篆中已基本完成，因此进入东汉，分书的发展着重于点画形式的突破，当时，在简牍帛书的草体中，分书特征基本形成，横竖撇捺点等各种形态不一的点画以及一波三折、蚕头雁尾等写法已经非常娴熟，这些成就为方广无波势的汉篆正体字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借鉴。于是，经过书法家们努力，汉篆吸取简牍帛书的笔画形式，一段一段的横的竖的短线逐渐演变为不同形态的点画，其具体过程如下：
《开通褒斜道刻石》书于公元六二年，有波势，有挑法，但线条粗细均匀，无点画形式区别。
《汉侍
里父老僮买田约束石券》（见图六）书于七七年，线条两头略粗于中间，具备蚕头雁尾的雏形，用笔加强了提按动作，挑法逐渐明显。
《嵩山太室石阙》书于一一八年，横平竖直，左右对称，字形工稳，大小接近，分书的结体形式已经非常妥贴。
《北海相景君碑》（见图七）书于一四三年，虽然有些字笔势纵引，字形略长，还有篆书意味，但结体工稳匀称，蚕头雁尾，一波三折，装饰性很强，分书已基本成熟。
《礼器碑》书于一五六年，篆书痕迹荡然无存，各种分书特征极为夸张，精纯娴熟，已为分书的典型极则。
这个过程表明，东汉开始，方广无波势的篆书在隶书影响下，整整花了一百年时间的努力，笔划才由线条变成点画，结体更加方扁，章法也开始变成字距开阔行距紧凑的样式，发展成为典型的分书。桓灵以后，分书名碑相继建置，《孔宙碑》、《衡方碑》、《史晨碑》、《西岳华山庙碑》、《曹全碑》、《西狭颂》等等，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分书终於成为新的正体字，取代篆书而风行天下。
三 分书成熟缓慢的原因
前面，我们从草体与正体两个方面回顾了分书的整个发展过程，发现石刻正体的成熟要比简牍帛书的草体慢了很大一截。从帛书看，在汉文帝时代（前一七九——一四一年），分书的结体和章法已初具规模。从简牍看，在宣帝时代已经一波三折，蚕头雁尾，产生出横竖撇捺点等各种形式的点画。但是在刻石上，这种分书的点画结体和章法特征却一直要到桓帝初（公元一四七年）才经过整饬而走向成熟。正体的发展落后于草体竟达二百多年之久！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从理论上说，正体的发展演变总是落后于草体，这是因为草体比较随意，因实用需要而不断简化字形，因人们审美观念的更易而不断改变点画和结构的形式，它总是在很敏感地追时代变迁，随人情推移，处于因循损益的量变之中，而正体字因为带有标准的含义，所以形式上比较保守，容易僵化和凝固。而且，由于它在宫廷庙堂等重要场合使用，记录的是下级对上级，生人对神灵的内容，虔敬的心情会迫使书写者采用公认的标准字体和形式，而且越古老就越显得具有正统和郑重其事的意味，例如，同样是正体字的碑刻，因为碑额题字在感觉上要比碑文更重要，所以历史上有许多楷书碑刻，常常用分书或篆书写碑额，分书碑刻则用篆书写碑额。重要内容的书写字体比不重要或次重要的更加古老。这种心理习惯势必要影响人们对新正体的认识和接受。
正体字的发展演变落后于草体，这是理所当然的。但落后达二百年之久，却是分书发展期的特点，它包含了深刻的社会原因。
第一，王莽复古改制政策的影响。西汉是篆书的蜕变期，尽避发展缓慢，但到西汉末期，石刻篆书的结体逐渐方正，转白处由圆变方，回环缭绕的线条也被切割成一段一段横的或竖的短线，已经面临分书的发展期了。但是新莽居摄以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推行了一系列复古政策，这对书法界影响很大。许慎《说文解字叙》云：“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又云西汉初期的汉律规定，“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汉承秦制，所试“八体”即秦书之八体。但是到了王莽时代，情况发生变化，《说文解字叙》云：新莽时有六书，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书，四曰佐书，五曰缪篆，六曰鸟虫书，秦书八体被改为六书。比较八体与六书的区别，我们发现改动的核心内容是保守与复古。秦书八体但曰大篆，不言古文，照段玉裁等人的意见，“古文在大篆中也”，这说明秦代给字体取名以今摄古，表现了厚今薄迸的政策，而王莽时代，“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古文特别得到重视，因此成为“六书”之一，而且还把古文中的异体字也专门列作一书，名曰“奇字”，这反映了当时人对古代字体书风的崇仰程度。从厚今薄迸变为厚古薄今的风气表现在创作上，《张掖都尉
信》和《嘉量铭》等作品都类似秦篆，明显带有复古倾向，西汉末期正体字的发展势头被王莽时代的复古政策遏制了。
第二，古文经学的影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牢笼思想，实行焚书坑儒政策，先秦典籍烧的烧，毁的毁，其中有一部分被人冒死匿藏起来，到汉初，这种政策有所改变，惠帝刘盈在即位的第四年（前一九一），下诏明令“除挟书律”，到汉文帝时，又派晁错向当时还活着的秦博士伏生学习先秦典籍《尚书》，并根据伏生口诵，用当时流行的“今文”（即马王堆帛书一类带有分书意味的隶书草体）记录下来，后来称之为今文经。这期间，秦始皇时被人匿藏起来的用先秦古文抄写的经典也逐渐开始发见，尤其是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欲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这些用先秦古文抄写的经典后被称为古文经，与伏生等人口传下来的今文经有许多差异，于是酿成一场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争论本来是学术之争，但由于汉武帝时置博士，立官学，经学与仕途紧密结合在一起了，于是就演变为带有政治意义的斗争。搞古文经的人要学古文字，搞今文经的人为要论辩，也必须学古文字。古文字遂成为当时文人学士立身处世所必备的基础知识。扬雄、刘歆、许慎等名垂史册的大学问家无一不是通晓古文字的。《汉书》中的《平帝纪》和《王莽传》都记载了他们在位时曾下诏徵天下通知小学《尔雅》、《史篇》者，并且很快“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可见古文字学盛行之一斑。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重视古文字，研究古文字，同时书写古文字，结果，势必对分书的成熟发展构成阻力。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自东汉中后期开始逐渐融合。郑玄曾入太学攻读今文《易》和《公羊》学，又从张恭祖学古文《尚书》、《周礼》和《左传》等，从马融学古文经。最后，他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融两汉今文经与古文经为一体，基本结束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论争。从此以后，篆体古文的经典较少被人注意，郑玄注的隶定之本得以广泛流传。人们在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草体抄写经典的同时，对隶书加以修饰和规范，促进其分书因素的增长和进一步完善，最后，得到社会上层对它的普遍承认，在石刻正体中大量吸收，将它推向成熟。东汉灵帝熹平四年（一七五），蔡邕等建议正定经本文字，刻了《诗》、《尚书》、《周易》等经典共四十六块石碑，立于太学，这是古代典籍经过古文学与今文学论争之后的定本，同时也是分书字体成熟的标准楷模。
附一 关于王次仲创八分说
书法史上，王次仲一直被认为是“饰隶为八分”，在隶书基础上创造出八分书体的代表书家，人们研究隶书和八分时都会论及王次仲，但就是这样一位重要的人物在史籍中却云山雾罩，只是一个幻影。
八分字体从产生到成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它的点画和结体特征首先产生于草体之中，溯其源头，可以一直追到秦汉之交时的简牍帛书，但因为前人见不及此，因此就把程邈整理古代草体创为隶书之时作为分书的起点。以后，在东汉章帝建初年间（公元七六——八三），隶书中的分书特征被正体字吸收并表现于碑刻之上，《汉侍里父老僮买田约束石券》（公元七七）为始作俑者，点画开始有波磔，有粗细顿挫和轻重抑扬的变化，到桓灵时代（一四七——一八八）走向成熟。八分字体的历史可分三个阶段：秦朝的滥觞，东汉章帝时的发展和桓、灵帝时的成熟。每个阶段都是一座里程碑，究竟哪一个可以作为创造意义上的标志？前人看法不一。因此，王次仲作为无可争议的八分字体的创造者也被当作不同阶段的人物。唐张怀瓘把王次仲创制八分定在秦代滥觞期，《书断》说：“案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南朝宋王愔把王次仲创制八分定在碑刻正体开始吸收隶书点画特征的东汉章帝建初时期，他说：“次仲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引自《书断》）。南朝萧子良则把王次仲创制八分定在东汉桓灵成熟期，他说：“灵帝时，王次仲饰隶为八分”（引自《书断》）。
分书的整个产生过程前后约三百五十年，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约二百七十年，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约八十年，人生有限，谁都不可能有如此长寿，这就使王次仲的生卒成了问题。面对这种尴尬，一些人不作深入研究，又不愿放弃英雄创造历史的观念，于是只能把英雄当作神仙，将王次仲说成是一位长生不老神通广大的仙人。《书断》引《序仙记》云：王次仲上谷人，少有异志，早年入学，屡有灵奇，年未弱冠，变仓颉书为今隶书，始皇时官务繁多，得次仲文简略，赴急疾之用，甚喜，遣使召之。三年不征，始皇大怒，制槛车送之于道，化为大鸟，出在槛外，翻然长引，至于西山，落二翮于山上，今为大翮山小翮山。山上立祠，水旱祈焉”。这种神话当然不能令人相信。事实上，王次仲可能是位对分书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在有关他的史料不足的情况下，我们明白了从隶书到分书发展的三个阶段之后，就可以把他看作是阶段性的标志。
附二 关于八分之名被隶书所取代
分书字形偏扁，点画的左右两边如八字分别相背之形，因此被称作“分书”，《说文解字》中“八”与“分”皆训“别也”，两字意义完全相同，因此又被叫做“八分”。
东汉桓灵时代的《史晨》、《乙瑛》，魏的《上尊号奏》、《受禅碑》蚕头雁尾，波磔分明，历来被称为分书的代表作品，《古文苑》卷十七中有魏词人牟准题“卫敬侯（觊）碑阴”一文，云“魏《大飨群臣上尊号奏》及《受禅碑》并金针八分书也。”传王右军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说：“又八分更有一波谓之隼尾波，即钟公《泰山铭》及《魏文帝受禅碑》中已有此体。”张怀瓘《书断》也说：“八分则有魏《受禅碑》。”唐玄宗所书《石台孝经》和《纪泰山铭》，字体与上述各碑相同，属于分书，因此玄宗以分书名家载入书法史册。唐窦蒙注《述书赋》云：“开元皇帝好图书，少工八分书及章草，殊异英特。”宋周越《古今书苑》云：“唐明皇工八分、章草，丰茂英特。”宋朱长文《续书断》评唐玄宗“少能八分正书，赐之臣工，勒之金石，不倦于勤，尚艺之至。”上述材料出自魏晋隋唐和北宋各个时期，说明那时分书的名实关系始终如一，皆指成熟于东汉，有燕尾波磔的正体。
分书的来源有两个，一是篆书正体，二是隶书草书，蔡邕的女儿蔡琰说：“臣父造八分时，割程邈隶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小篆二分，取八分”（引自北宋周越《古今书苑》）。也就是说分书的八成来自篆书，二成来自隶书，是在篆书与隶书的基础上融合而成的。这种成份分析是正确的，但比例说法有问题。王愔说王次仲“以隶草作楷法”，萧子良说“王次仲饰隶为八分”，事实上分书的主要成分来自隶书。由于这种血缘关系，后来就有人把分书叫做隶书。南宋时，高宗《翰墨志》云：“士人作字，有真、行、草、隶、篆五体。往往篆、隶自成一家，真、行、草自成一家者，以笔意不同。”这个隶就是八分。在封建社会，皇帝的看法是绝对权威，因此南宋以后，书法家都把以前的分书改称为隶书，陈槱的《负暄野录》强调指出：“隶书波磔皆长，而首尾加大。”此后，隶书之名取代分书，成为五大字体之一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了，而分书之名则逐渐消失。
（本文摘自《中国书法全集·秦汉简牍帛书》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