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制约因素和可能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制约因素论文,走向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美关系的历史表明，美国对华采取友善态度一般是在下述三种情况下发生：一是中国处于弱者的地位时，即构不成对美利益的威胁；二是中国在政治态度上追随美国时，即认为是朋友而非敌手；三是美在全球战略上有求于中国时，即具有战略共同利益。现在，第一、第二两种情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三种情况美国决策层时下尚在争论，尚不明朗，美国对华采取友善态度的历史条件很不充分。从现实看，美国对华政策中加重遏制因素已无可置疑，其基本的驱动力有三：①美国正把中国看成为最具潜在威胁的对手，认为它领导世界的全球利益正受到中国崛起的挑战；②由苏东剧变所激活的美国对外政策的理想主义传统，表现为意识形态的进攻性和“追穷寇”式的十字军讨伐；③挟天子以令诸侯，假敌国以拉住盟国的需要。关于美国对华战略中的遏制因素以及这一因素正在增强，在看法上争论不大，认识比较统一，可以作为我们研究未来中美关系的一个已知的前提。
美国对华政策的遏制因素有其利益驱动的内在根据，它不会放弃这一政策，我们对此也不抱幻想，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它推行这一战略的主观诉求会受到什么样的制约，有没有限度，限度在哪里？对这方面的判断目前还不很确定，认识也不一样，而这恰恰是应当着重加以探讨的。
美国对华遏制战略所受到的制约因素之一，是时代条件的变化。时代问题是关于国际形势的最高层次的判断，它从根本上规定着国际关系重大事件的面貌和走向。当前，中美关系的变化，从现象上看，与二战结束后美苏由联盟走向对抗的历史进程十分类似，但从本质上看，是有重大区别的，这就是时代条件不同了。近现代的中美关系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和苏美两霸争夺的历史大背景下发生的，战争与革命，结盟与对抗，是这个历史时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中美关系的好好坏坏（抗日战争的好，50、60年代的坏，70、80年代的好）是由这个时代的内容和特征所决定所制约的。美国在二战后，最终选择对苏也包括对华的冷战遏制战略，在政策的产生和制定上似乎是一个主观选择的过程，好像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实际上它在当时的发展轨迹已经被客观地决定了，有其历史的必然性，非人力所能为。（乔治·凯南的电报和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对此都说得很明确）今天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和平与发展何以取代冷战？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布热津斯基的共产主义“大失败论”，他只是抓住了历史大变动的现象而非本质。时代的发展之所以要结束冷战，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根本的原因是因为长期的冷战环境所造成的分裂和对抗的国际关系已经严重地脱离和落后于人类生产力向全球扩张的要求，严重地束缚了必需把地球作为一个统一的生产单位才能有效生产的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当代生产力的要求，以及与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全球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的成长与发展，所以，国际社会内在地发出了冲破这种在冷战环境下形成的旧模式、旧体制、旧格局的要求。这个历史的“绝对命令”在苏联表现为国家的解体，在中国表现为全面的改革与开放，在西方国家表现为结构性的深刻危机和变革，表现为西方联盟关系的松驰和欧、日自主意识的增强，在全球表现为柏林墙的倒塌，两极对抗局面的结束和国际经济政治区域化和全球一体化的迅猛扩展。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对抗让位于竞争，结盟让位于共处，竞争共处取代结盟对抗成为新的历史时代的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这样一个普遍的时代特征必然要影响和制约新时期中美关系的走向。美国处理新时期的中美关系若是脱不掉冷战对抗的窠臼，就会与时代的内在要求发生尖锐的冲突。试问，今天的时代还允许把一个12亿人口的巨大市场通过人为建立的遏制圈隔离和排除于国际社会之外吗？还允许在刚刚结束了欧洲的分裂局面后又制造一个亚洲的分裂局面吗？还允许美国一部分权势集团继续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重开一场对中国的冷战吗？还允许美国借反华旗帜（像当年借反苏旗帜）继续把欧日绑在他的战车上，听命于美国驱使吗？还允许在破除了美苏两极帝国模式后，又听凭美国一极统治世界吗？今天的时代不允许再出现一种持久的全面的对抗关系，这是对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第一个制约因素。
美国对华遏制战略所受到的制约之二是多极化格局的制约。仅就当今世界的两个重点地区而言，美国在欧洲遇到的是重新统一的德国和力挽颓势、不甘沦为二流国家、又存在着巨大发展潜力的俄国；在亚洲是在经济上崛起的中国和正在走向政治大国的日本；美国在这两个地区还同时遇到统一的欧洲和自主意识越来越强的亚洲国家的挑战。再加上美国在欧亚的领导权本来就缺乏地缘意义上的合法性，美国可以是北美的当然主人，但对欧洲和亚洲来说并不具有天然的领导资格，只是一个喧宾夺主的角色。因而，美国要建立单极世界的图谋与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就形成了一个冲突。“一超多强”不能仅仅看成是对当前多极状态的力量关系的描述，就其实质而言，它更是对多极趋势的矛盾关系的揭示，这就是“一超面临多强的挑战”，“一超处于矛盾的中心位置”。在当前的多极格局中，哪一个国家是矛盾的焦点，这个问题非搞清楚不可。毛主席在世时，就反复琢磨美苏争夺的重点问题，究竟在欧洲还是在亚洲？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对我国安全形势判断的对错。也关系到是否上西方将“祸水东推”的当的问题。现在的问题与那时相类似，明明是美国同世界诸强都存在着矛盾，它却偏偏要把矛盾的注意力引到中国身上来。在一超多强的矛盾中，美国的世界领导权面临着众多的对手。这就是基辛格讲的：“冷战结束开创了一个某些观察家称之为‘单极’或‘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但实际上美国并不比在冷战初期更能单方面地支配全球议事日程。美国比10年前更具有压倒性优势，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力量也更扩散了，因此，美国使用实力改变世界其余部分的能力实际上是下降了。”多极世界造成了美国不可能执行一项全力以赴的对华遏制战略；它要力避“两败俱伤”和“一伤一亡”的局面再度出现，让其他力量搭便车，继续渔翁得利。
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制约之三是它的传统地缘战略利益。防止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出现一个势力强大的国家，危及美国的世界霸权，是美国贯彻始终的地缘战略利益。“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美国是无比辽阔、资源和人口远超过美国的欧亚大板块海岸之外的一个岛屿。在欧亚大陆的任何一半——欧洲或亚洲——出现一个占据支配地位的大国是一个构成对美国的战略威胁的明显标志，无论有没有冷战都是一样。”它昔日对苏联的遏制政策，今天对中国的遏制政策，都是源于对美国的这一地缘战略传统的考虑。应当说，二战后，美国的对苏冷战遏制战略是取得了相当成效的。第一，它分化了中苏同盟；第二，它最终逼垮了苏联。当然，它付出的代价也是够沉重的了（朝战、越战的失败，大规模军备竞赛的消耗，经济实力上被欧、日的赶超）。但不管怎么说，在美国人看来，他们的冷战遏制战略是取得了巨大成功的。美国现在遏制中国还是沿着这个思路走，本意是防止中国取代苏联占据这个地缘位置，同时又要进一步削弱俄国，防止俄国东山再起，以巩固它所取得的地缘战略成果。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有北约东扩，才有台海危机。但在这样两个方面都不允许它做得太过分，逼得过紧。因为外部压力越大，中俄在战略上的接近就越深。俄共如果上台，中俄战略接近的态势对美国就更具威胁。它会顾虑中美对抗会不会推动中俄事实上的战略结盟，重演1949年的历史，那样，美国花费40多年获得的地缘战略优势不就化为乌有了吗？美国不会算不过这个账。基辛格问道：“美国是否负担得起孤立俄罗斯与中国的代价，是否负担得起只是因为其自身的好恶便宁可将中俄两国推向恢复中苏同盟关系的代价？”
美国对华遏制战略所受到的制约之四就是亚太问题。亚太正在成长为世界经济政治的一个新的中心，不说超过或取代欧洲，至少与其并驾齐驱。亚太的崛起，东方的复兴，使世界政治将要出现两个重心，国际关系将有两个支点：欧洲文明和亚太文明；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21世纪意味着什么？21世纪就是太平洋世纪。传统的地缘政治理念在这个新现实面前需要修改：这就是谁掌握了亚太，谁才能够在世界上占据最有利的地位。美国在亚太的利益系于两点：（1 ）这一新兴地区的领导权不能失于他人之手；（2 ）这一地区业已形成的繁荣稳定的局面必须保持，其巨大的发展机会不容丢失。就第一点即亚太的主导权而言，美国面临的是两个对手。它既需要挟日抑中，也需要借中抑日。今天的日美安保关系与冷战时期的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美国的用心之一是借此继续拴住日本，继续把日本置于从属的位置；而日本的用意也有转移美国对它的注意力，麻痹美国的对日警觉，借中美对抗达到同时牵制两个对手进而坐大自己的目的。这就使美国在推行对华遏制政策时不得不留一手，就是防止日本从中利用。就美国利益的第二点即保持亚太的繁荣稳定，不丢失巨大的发展机会而言，美国若采取与中国全面对抗的政策恰恰对它是不利的。太平洋东西两岸的这两个大国，就好比端着这盆水的两个提耳，这两个提耳如果是倾斜的，不能保持平衡，太平洋就难保太平。再则，中国目前是西太平洋地区最具份量最有前景的国家之一，丢失了中国，就等于丢失了东亚1/2的人口和1/3的地域，这将给美国在亚太的经济利益带来严重损失，并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可乘之机。
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制约之五是美中之间在战略上客观存在的共同利益。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经济上互有需要。 冷战后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上升为该国最重要的战略利益，使经济因素在当代国际关系和一国对外政策中的份量加重。诚如袁明所说的：“由于冷战后世界各国都努力推行经济第一、发展第一的战略，经济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广度与深度介入国际政治。”经济利益、经济安全大大提高了美中关系在各自战略棋盘上的份量。美国未来在经济上和商业上的霸权，有赖于它在以信息技术为龙头的高科技产业领域中的优势地位，而它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国际上梯级产业分工和巨大市场容量的支撑，而中国的经济规模、发展层次、产业化方向、市场前景和与美国经济的互补程度，都堪称是美国在这方面最为理想的合作伙伴；（2 ）在维持国际力量均衡方面，美国需要借助中国来平衡其他的大国力量；（3 ）在保持亚太的稳定和合作势头方面，中国是个举足轻重的因素；（4 ）在解决与西方和美国利益相关的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上需要得到中国的积极配合（例如国际禁毒、抵制伊斯兰激进势力的蔓延和威胁、防止核扩散、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协调等等）。这些共同利益的战略性和不可替代性，使求同的一面对立异的一面产生着制约作用。
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制约之六是美国的国内问题。美国在国际上推行霸权和干涉主义的出发点是“美国特殊论”，即认为美国是上帝选定的领导世界的国家，它具有无可匹敌的美德和无可匹敌的实力。今天我们考察中美关系，对美国的实力进行恰如其分的估计是至关重要的。从冷静估量国际形势和确定对美政策、不搞盲动和冒险的角度看，我们应承认冷战后美国力量仍然是最强的；但要研究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制约因素、并寻求打破它的方略，就要破除美国“无比强大”的神话。美国强不强、强到什么程度，恐怕还是美国人自己最了解。冷战后，美国孤立主义思潮的再度兴起是不是就有对美国国力考量的原因；海湾战争和波黑战争是两面镜子，从里面既能看到美国力量依然强大的画面，也能看到它对外干涉力不从心的另一面。尤其是在波黑，美国实际上表现得非常怯懦。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些有战略眼光的美国策士都劝告其政府不要过高估计美国今天在世界上的行动能力。布氏在展望21世纪的国际秩序时，认为会出现全球大失控的局面，立论的基础就是对美国继续控制世界的能力信心不足。用他的话讲，美国既成不了全球警察，也当不成全球银行家，道德家也做不成。他在书中一气列了美国社会面临的20个难题，甚至于预言美国的社会分裂和暴力活动有可能在未来发展成为城市游击战。可见其对美国国内深层问题的感触之深切。美国的对外行动能力越来越受到它的国内问题的牵制，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美国政府的“扩展战略”报告，最后的一段结论性的文字耐人寻味：“冷战时期清楚而实在的危险使美国人民能认清在国家安全上做出承诺和付出代价的必要性。而今天动员公众支持国家安全的优先权则显得远为复杂和艰难。……在‘扩展战略’包括的所有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是，政府应当向国家说明什么是我们的安全利益和目标，以便谋求公众和国会对这些目标和投资的尽可能广泛的支持。”这段文字清楚地反映了冷战后美国向外扩张的冲动所受到的国内限制，也是美国在对华政策上不得不谨慎从事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
结论：
（1）冷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处在深刻的矛盾之中。 这种深刻的矛盾性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战略对抗和战略合作的因素并存，两个方面都不是虚构的，都有存在的理由。两个方面都关系到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利益，既不能割舍，又不能相互取代；二是美国对华推行的加强遏制的既定战略与这种战略所受到的多方面的和强有力的制约。这种深刻的矛盾性决定了美国不可能执行一项全面的或是全力以赴的对华遏制战略。美国对华政策两重性的特点带有长期的和根本的规定性。美国今后对华政策的成败就要看它是否能在这两重性中间把握住平衡。
（2）由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难选择， 再加之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意见分歧和在两国关系中不断冒出来的问题，因而，平衡很难把握。美国对华政策将有一长段摇摆的过程。大选前不可能稳定下来，大选后，如果是共和党人上台，摇摆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从对华战略的具体实施情况来看，是遏制和接触并用，初期遏制的成份要重一些，经过一段碰壁和挫折后，很可能最终定位于接触战略上来，即一项包容遏制战略的两面战略。
（3 ）美国对华政策的矛盾性植根于美国领导世界的霸权野心和当今时代潮流以及多极化格局的冲突。美国若不收敛它咄咄逼人的现行政策，是没有出路的。美国适应新时期的国际战略的最佳选择应当是放弃它的帝国统治模式战略，转而采取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均势战略。但这就等于承认了美国的相对衰落。要使美国接受这一点，目前它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还要有一个过程。
（4）目前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 包括中美关系出现挑战因素增多的局面，是中国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是原有的力量格局正在被打破、新兴力量崛起必然要引起的国际社会的反应，“每当一个具有中国这种潜力的国家取得强国地位的时候，一个调整和紧张时期总是随之而来。”〔1〕从总体看，它并非是由于对方政策的主观选择所造成的， 而是中国发展进程中必然要发生的、不可回避的压力。“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要每年增长8%，虽然比80年代低，但在21世纪20 年代末也将接近美国。远远在此之前，中国的政治与军事阴影就将笼罩亚洲并影响其他大国的谋划，无论中国的政策多么克制都是一样。”〔2〕因此， 中华崛起的进程理应包括外部遏制因素增多和打破这种国际压力的外交努力。没有这样的局面出现，反倒是不正常的。不可以设想，中国国力一天天强大，而世界大国和中国的周边国家会安之若素，并用一种欢迎和赞许的态度来接受这一现实。因此，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压力和比较严峻的形势，正是中华崛起于世界的表现，是一个有着积极意义的象征，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力量日益强大的一种承认。而不应当看得过于消极，包括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中国崛起于世界舞台是遏制不住的，美国不甘心直面这一现实，因而必然会有一个较量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中国一步一步打破遏制，美国一步一步取消遏制的过程。
注释：
〔1〕基辛格：《华盛顿邮报》1996年3月31日。
〔2〕基辛格：“重新思考世界新秩序”，《战略与管理》1994 年第3期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