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中求进 协调发展——部分青年经济学家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家论文,协调发展论文,中求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7中国经济
1997年将是我国历史发展上的重要一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召开党的十五大,是举世瞩目的两件大事。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指出,今年总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当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必要的灵活性,做到稳中求进。中央强调,经济工作要做到四个结合:一是把总量控制与结构调整更好地结合起来;二是把宏观调控与微观搞活更好地结合起来;三是把深化改革与促进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四是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如何在新的一年里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记者日前专访了马建堂、刘伟、李晓西、牛仁亮、江小涓等几位在学术界比较活跃的青年经济学家。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孙明泉采写整理。
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的主题
马建堂博士(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司长、研究员):如果说八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是总量快速增加的话,从现在开始起的15年里,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就是结构问题,即主要是通过结构调整、结构升级和产业的高度化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为什么这么说呢?有这么几点理由:一是改革以来我国经济领域中的各个行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无论是从消费品的生产总量看,还是从生产资料的供给总量看,整个经济基本上已由过去的短缺经济转变为经济平衡。可以说,供给总量不足的矛盾得到了大大缓解,但结构问题始终没得到很好解决。二是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以兼并为主要形式的结构调整已经开始启动,只要引导得好,完全有可能在15年的时间里,初步实现我国产业的高度化、规模结构的合理化。
结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相当一部分行业的生产能力已超过了现时的需求。目前我们约有半数工业品的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在60%以下,最低的只有13.3%。另外一种情况是,虽然从总量上讲目前的生产能力还小于市场需求,但由于外资尤其是大的跨国公司的进入,使得我国内资产品的有效供给能力不足。换句话说,某个行业我们自己的生产能力加上外资进入的生产能力还有可能小于市场需求,但是我们国内企业有竞争能力的供给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行业的供给能力也许不一定过剩,但国内企业也可能存在着总量过剩的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如何推动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可持续发展,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搞好结构调整。
怎么推进结构调整呢?我认为首要的是解决好投资结构调整和重复建设问题。我们现在的很多企业一投产就亏损,原因之一是投资的行业结构不合理。人家上什么,自己也上什么,某个行业本来的生产能力已很大了,可是因地方利益等种种原因,还是要上马,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二是投资规模不合理。如汽车、炼油行业,许多企业的规模明显偏小,规模不经济。产品结构首先是由投资结构决定的,投资结构是源头,如果投资结构不合理,就会带来很多问题。所以要解决结构问题首先就要解决好投资的重复建设问题,解决投资规模不经济问题。
结构调整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生产能力超过市场需求的行业,大力推进企业组织结构调整,通过兼并破产来实现规模化,如纺织行业。不是说某个行业的生产能力过剩了,就是这个行业所有的企业都不需要再生产了,而是应通过改革的方式,资产重组的方式,优势企业兼并劣势企业的方式,有选择地关停一部分严重亏损企业的方式,使企业的组织结构得到调整。通过兼并破产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行业总量过剩问题,二是单个企业规模偏低问题。目前这方面的调整已有了很好的苗头,比如,长虹彩电生产厂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过去的结构调整多是由政府来推动的,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切身感到了本行业生产能力过剩问题,于是主动去调整。这是个非常好的发展趋势,政府要把握好这个趋势。
结构调整的再一个方面就是通过大力推动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来创造一些新的产品和新的行业。需求创造供给,但供给也能创造需求。在今后十五年,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对现有的结构进行调整,另一方面也要解决好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的问题。通过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来创造新的需求。现在一些老的企业存在着产品老化、技术老化、产品缺乏竞争力的情况,如果能大力推进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这些企业就可能获得新生。
实现宏观与微观的均衡
刘伟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我国1996年的宏观经济运行不错,但微观经济矛盾突出,这是我国经济运行特殊性的一个表现。
所谓微观经济矛盾突出,主要是指国有企业这一块。全社会约66%的资产是国有企业控制和运用的,另外城市中在国有企业就业的职工占整个就业职工总数的70%以上,同时国有企业又是国家财税的主体。因此,国有企业出现了困难就反映了整个微观经济的矛盾较为突出。由此就造成了我国经济中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宏观经济增长,而微观经济运行的矛盾突出。这本来不应该是个矛盾,因为宏观和微观二者虽然在行为方式和目标模式上有差别,但结果应该是和谐的。即是说宏观形势很好,微观经济形势也不应太差,微观很好,宏观也不会太差。可我们现在表现在结果上不一致。其原因就是上面说到的。这是中国经济的特殊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宏观调控和微观搞活相结合,我理解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探讨怎么解决这个矛盾。
如何搞好宏观调控和微观搞活的结合?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问题要解决。一是在宏观经济均衡与微观发展速度两个目标之间找到一个很好的均衡点。最根本的措施就是要加快企业改革。现在宏观和微观之间出现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整个宏观经济的不均衡。不均衡包括总量上的不均衡,即国民经济在供给和需求总量上出现了质的和量的失衡。就短期而言,总量均衡和经济增长问题哪个更重要,人们看法不尽统一。我认为,均衡是相对的,增长是绝对的。考虑均衡是宏观上政府要做的事,不是微观运行主体的主要任务。微观经济主体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增长。要实现二者之间的相对均衡,就要在宏观的均衡与微观的速度两个目标之间找到一个很好的均衡点,找到统一。如何在企业的分散性与宏观的均衡要求二者之间建立均衡关系?最根本的措施是加快企业改革。只有企业真正面向市场,有市场的硬约束,才不会单纯地追求没有效益的速度。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速度才有可能统一于效益,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宏观调控才可能有效。
第二个方面的举措是要切切实实地把地方政府的行为引导到中央的宏观调控目标上来。地方政府的行为对国家的宏观调控是否有力至关重要。现在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一是地方政府行为对中央宏观调控目标的扭曲。如经济速度的控制,中央提出“九五”期间全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要控制在8%左右。但现在全国30个省市,通过各地的人大立法提出的地方发展规划中,只有一个省是定在8%的,定在8%—9%的也只有一个省,其它的28个省市自治区都定在9%以上,甚至还有超过10%的。这样国家8%的宏观调控目标就被地方政府的行为给瓦解了。另一方面的扭曲是地方政府行为对企业行为的扭曲。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多了,企业就把一些责任转嫁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最后只好把压力再转嫁给中央政府。如就业压力、通货膨胀、财政赤字等等。这就给中央的宏观调控增加了难度。因此要使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切切实实地把地方政府的行为引导到中央的宏观调控目标上来。
最后一个举措是提高宏观调控的质量和宏观体制服务的范围。目前的宏观调控体制还没有覆盖整个社会,主要还是针对微观中的国有企业,而对非国有和非公有的企业则调控乏力。今后要深化体制改革,完善政策服务范围,解决对各类经济行为主体的有效监督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将宏观调控精神更好地贯彻落实下去。
把改革同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李晓西博士(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副司长、研究员):1996年我国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宏观调控收到明显成效,这是大家公认的。但也要看到,在经济生活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如结构性矛盾突出,需要进一步优化;不少项目的投资效益令人担忧,需要提高;农业虽然丰收,但农业基础脆弱的状况仍有待根本改变;国有企业生产经营中困难很大,经济效益有待提高;社会保障制度正在建立,很多方面又捉襟见肘,需要进一步完善。经济生活中诸多问题,是一些深层次矛盾的反映,即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矛盾,加快发展经济与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资源配置上的矛盾,发展中国家向工业化、信息化社会发展中解决产业结构、就业等重大问题上的矛盾的反映。
经济发展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着条件。多年来,经济学界一直在讨论宽松条件还是不宽松条件更有利于经济改革的问题。这其实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即经济发展对改革的影响问题。为使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更好的环境,我们也需要在发展方面做好几件大事:继续把加强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增加农业投入,加强水利建设,实现农工贸一体化,推广先进适用的技术,争取今年有更好的收成,农民收入有新的提高;积极培育和扶持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继续加强基础产业发展的同时,积极促进支柱产业的发展和振兴;进一步落实中央关于支持中西部发展的各项政策,逐步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的需要,努力提高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的水平,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坚持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政策,加强管理,兴利除弊,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时,经济的发展将会对改革提出要求,也会使改革获得更有利的条件。
为促进经济发展,就必须深化改革。比如,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增长,不仅需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还应继续深化农村改革,特别是流通体制改革;要大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不仅要提高资金和技术的投入,争创名牌,转变增长方式,还要坚持国有企业改革方向,以改革为动力,实现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要解决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不仅是靠行政法规调整,更重要的是改革投资体制,形成自负盈亏的投资主体,强化法人投资和银行信贷风险责任;为保持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不仅要坚持和改进行之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还应进一步进行宏观管理体系的整体改革,解决政企之间、管理部门之间、管理方式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使宏观管理更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发展对外贸易和提高引进外资水平,坚持扩大开放,不仅需要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外贸、外汇、外经和外资管理体制。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创造有利的体制条件。
总之,我们要全面认识和从整体上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使之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发展要稳中求进,改革也要稳中求进。这不仅对今年的经济进一步发展有利,对作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和迎接党的十五大召开也同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江小涓博士(中国社科院国际投资研究中心秘书长):改革开放以来,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各方面的影响日益增强。然而,我们也应看到,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我国利用外资中也产生了一些需要认真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一是跨国公司选择我国行业排头兵企业进行控股性的合资,取消了原有企业的技术开发机构,利用跨国公司本部研究开发机构提供技术,导致国内技术开发能力下降。二是相当一部分跨国公司要求合资企业使用它们的品牌,使国内原有名牌退出市场。三是在某些重要行业里,国内主要大企业基本上已合资,较大比例的市场由外方控股的合资企业占有或即将由它们占有。四是合资对国内一些优势企业造成冲击。目前我国正处在产业重组的有利时期,一部分行业有望通过优胜劣汰的生产集中过程,使优势企业的规模、市场份额和技术水平再上新台阶。然而,近两年,一些竞争力差、几近被淘汰的企业靠引进外资,较快地扩大生产能力和进行产品与技术的更新,反而使一些未合资的国内优势企业处境困难,打断了正在进行的产业重组过程。
提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问题,着眼点并不是应不应该继续利用外资,而是如何更好地利用外资。目前,全球范围内对跨国投资的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对外资的吸引力来之不易,今后我国经济进一步国际化、市场化和产业结构及技术水平升级,都需要继续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这个大的方针不应改变。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推动体制改革和改善投资环境,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在这个前提下,需要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按照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总目标,调整和改进利用外资的政策和工作。
一是尽快制定、落实有约束力和可操作的外资导向政策。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技术水平、不同出口比例的合资企业应在外资股比、进入条件、市场份额等方面制定不同的政策。
二是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工作的全面和全程管理。我国吸引外资工作中一直存在着重引进、轻管理的问题。在合资时外方所做的承诺在以后的生产经营中是否兑现并无专门机构负责;在审批阶段适用的规模限制与权限划分,在以后的增资扩股过程中也无约束力。类似这些立项之后的重视、监督、服务问题,是我国目前吸收外资中的薄弱环节,这方面的工作要尽快跟上。
三是保持市场的竞争性。在一些行业中,跨国公司的行为从单个企业的控股开始向控制市场发展,少数行业和地区出现了跨国公司之间通过串谋确定价格、划分市场等不正当行为。对此,要及早制定对策,尽快制定反垄断法,保持市场的竞争活力。
四是增加引资透明度。合资中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及其它中方利益受损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引资过程中缺乏透明度和竞争机制造成的。今后应尽可能使引资条件公开化,采用招标的方式选择合资者。
五是平等对待国内外的投资者。在合资过程中,相当一部分合资企业都将债务和退休人员这两项包袱留给老企业,冗员问题采取一次性补偿措施。这样处置是必要的,外国投资者没有责任解决我们的历史遗留问题。问题在于,只把有利条件和优惠政策给外国投资者,对国内企业是不公平的。今后利用外资政策应与国内企业相互间合资、合作、兼并、收购时的政策相一致,使国内外企业具有平等的竞争机会。
全面推进再就业工程
牛仁亮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能否解决好社会就业矛盾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第一,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压力尤为紧迫;第二,城市劳动力的高参与率(即全体城市人口中进入工作岗位的人数比例),发达国家平均为40%左右,而我国则高达60%以上;第三,经济改革中,企业开始以效益为选择劳动力的尺度,企业冗员面临失业危险;四是经济发展中,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以及产品结构调整,使一部分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从而使一部分劳动力处于“特殊失业”状态。这个问题不解决,将制约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要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有机结合,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缓解就业矛盾,首先应破除传统观念,走出认识上的误区。“消灭失业”是不现实的。
与此同时,还要从五个方面全面推进再就业工程。一是利用税收杠杆,推动离岗人员再就业。众所周知,离岗人员基本困难之一,就是找不到新的工作。而新工作对就业者的基本要求是,劳动者创造的收入不仅要包含其工资,还至少要包含资金利息和税收。只要离岗人员在新工作中创造的收入能抵平其工资和所分摊的资金利息,那么,从整个宏观经济上看,与他不就业相比,还是为社会多增加了净收入。因此,应该考虑离岗人员进入新企业(不论其进入任何类型的企业),社会可按该企业吸收离岗人员数量的一定比例减免税收。这种减免可称之为“再就业贡献减免税”。二是整合工农比较利益,减轻农村对城市就业的压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形成有若干原因,其中之一就在于城市工作有较高的工资报酬。与此同时,也由于城市工业比农业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所以,我们应该一方面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逐步整合工农业劳动者的比较利益,另一方面,应利用各地政府组织帮助和引导农业作业工业化,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从而增强农业自身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进而减轻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城市就业的压力。三是实行多种层次的就业制度,降低劳动力参与率。例如对一部分劳动者实行不完全的工作周制度;对育龄妇女实行阶段就业制度。四是重新界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本替代标准。应该从宏观角度给出资本替代劳动力的标准,即选择是否替代时,要把被分离出来的劳动者的失业保险金纳入替代成本中。最后,解决再就业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发展经济。这也是为什么要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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