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欧洲关于古典世界历史的学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世界历史论文,古典论文,学术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到18世纪,文艺复兴时代奠定的以教授古典语言、学习古典文献为基础的教育制度开始结出丰硕的果实。该时期的思想家和学者,包括大部分作家,多能希腊语和拉丁语兼通,熟悉古典文献。欧洲的文化与思想,也因此具有浓厚的古典韵味。思想和文化中浓郁的古典氛围,既是古典学知识和学术研究发展的结果,也给古典学研究以有力的推动。正因如此,西方学术界对18世纪欧洲古典学术的进展给予相当重视。桑兹和维拉莫威兹比较详尽地介绍过该时期古典学研究的情况;①海特和奥吉尔维讨论了古典传统在文学领域中的影响,并涉及古典研究与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的关系。②一般的史学史著作也会涉及吉本、孟德斯鸠等对启蒙史学的贡献。不过桑兹和维拉莫威兹的兴趣主要是古典文献学的历史,忽略了许多研究古典世界历史的重要学者和成果;海特和奥吉尔维的兴趣是古典文学。奥吉尔维几乎没有涉及18世纪英国有关古典世界的史学;海特仅讨论了吉本,且重点是文体而非史学。③一般有关史学史的著述多从西方史学的一般发展状况入手,古史研究的进展难以进入学者们的视线。例外的是莫米利亚诺,其《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中,有两篇涉及18世纪的古史研究进展。④与19世纪专业史学产生后古史研究取得的成就比较,18世纪的古史研究成果似乎不够专业,成就也难说突出。然而我们不应忘记,19世纪史学的专业化及其成就,很大程度上是18世纪史学发展的结果,而近代史学的突破,最初主要也出现在古典世界历史领域。⑤17-18世纪的政治史和思想史,到处都充斥着对古代希腊和罗马历史的讨论。⑥因此,对18世纪古史研究的梳理,不仅有助于丰富18世纪历史变迁和史学发展的一般图景,对理解19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也不无益处。本文希望从古典学术和史学发展的角度,对18世纪欧洲有关古典世界的史学做初步的介绍和评述,偶尔涉及17世纪。
一、古典文献学及其辅助学科的发展
借用博尔加的说法,到1650年,古典遗产已经构成了欧洲思想中即使不是最重要、至少也是重要的一份遗产。⑦但在这个时期,古典遗产影响西方的方式发生了某些变化。如果说在文艺复兴时代人们强调的是创造性的模仿,以及在此基础上偶有突破,到18世纪,人们继续摘引古代言论、制度和经历,为当时的政治理论、政治运动提供支持,但大多是为他们已有的想法提供权威的论证。德国对希腊的推崇,是因为新兴的德国知识界对于自己的思想还不够自信,需要一个令人尊敬的先例。温克尔曼的著作之所以引起轰动,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提供了可供模仿的样板。⑧该时期发生的所谓古今文化优劣之争,表明对古典文化的崇拜虽然大有人在,但进步的观念逐渐占据主流。不过即使是进步派,也不能不承认,古代是其文化中的重要成分。⑨无论古典世界如何作用于近代,社会对古典学的需要,推动了该时期古典研究的发展和进步。
校勘古典文献是该时期古典研究最为重要的成就。在15-16世纪已有的基础上,欧洲学者们继续对古典文献进行深入研究、校勘和出版,几乎所有的古典作家,从最早的《荷马史诗》,到拜占庭时代的《苏伊达斯词典》和《罗马民法大全》,都有新的校勘版本问世。有些重要的作家还有多个高质量的校勘版本。以荷兰为例,该时期先后经校订出版的古典作品包括几乎所有的古典作家。⑩奥吉尔维称,在18世纪的英国,“几乎没有一个古典作家没有一个令人尊敬的版本,让他已写的和表现的意思能清晰地呈现给读者”。(11)至于奥维德与贺拉斯著作的现代译本,数量尤其众多。(12)
校勘技术在这个时期获得较大发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学者约翰·本特利。在所谓“书籍之战”中,交战的一方可以称为古代派,另一方为现代派。古代派宣称古代的文化成就高不可及,今人只有模仿的资格。作为证据,他们提到了所谓“法拉里斯的书信”和《伊索寓言》。“我所知道的两篇最古老的散文……是《伊索寓言》和‘法拉里斯的书信’……关于法拉里斯,所有时代都公认是那个方面最伟大的大师,因此我认为他的书信,比我看过的任何其他作品都更加优雅、富有精神与智慧和天才的力量。”(13)可是,本特利根据历史学、文献学和文学背景,指出“它们是用错误的希腊方言写成的。它们所提到的人和城市,在真正的法拉里斯死后的200多年里,仍然保持繁荣,而书信中的引文,来自要比这个西西里僭主晚几百年的诗人”。文章的风格,“一点都不强劲、生动、华丽,反而虚假和浅薄”。所以,书信的作者不过是个书呆子,与那个手执宝剑、统帅百万臣民的僭主根本不协调。(14)作为例证,本特利指出,书信中提到的芬提亚城,是在这位僭主死后近300年才建立的;另外一个城市阿拉萨虽然建立时间稍早,但也是在法拉里斯死后的140年左右才建立。书信中出现的那个科林斯陶工,则生活在僭主死后的120年左右。书信中所说的墨西拿城此前的名字是赞克列,在僭主死后60年才改名墨西拿。本特利还证明,法拉里斯统治的阿格里真特为多利安人城邦,理应使用多利安人方言,可是这封书信使用的居然是阿提卡方言。“如果把这些东西综合起来,我应该说它们不过是一堆常识的拼凑,缺乏来自行动和环境的生命和精神。”(15)这种将历史、文学、地理、语言等知识融于一体,兼及文风和作者背景来校勘古代文献的方法,给古典文献学的发展以有力的推动,有助于人们更加准确地认识古代世界。
考古学和碑铭学的发展,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古典作品和古代世界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当时考古活动主要限于对地表文物的考察、绘图以及有关铭文、古物的收藏,遗址发掘很少。1675-1676年法国学者雅克·斯庞对帕台农神庙的绘图为我们保存了神庙尚基本完好时的状况。(16)蒙福孔10卷对开本的《古迹图鉴》包括了1000多幅插图,据说出版后两个月内销售一空。再版时他又增补了5卷。1721年伦敦出版的英文版共5大卷千余页,其中前几卷主要是古代的各种雕刻、瓶画以及有关的解释,第4-5卷则包含了很多历史学感兴趣的内容,包括军队和士兵的征集、装备、士兵的类型、营地、造船和海战技术,第5卷主要讨论死者,包括刑法,特别是古代处死罪犯的工具和方法等,可谓古代世界的百科全书。该书尤其值得肯定的地方,是它显示了那个时代博学的特点,对古代许多事物和制度的讨论相当具体和深入。(17)卡留斯对收藏古代艺术作品非常痴迷,出版过7卷对开本的《埃及、伊达拉里亚、希腊与罗马古迹》,其中也包括众多插图,特别是古代铸币的绘图。(18)锡耶纳的亚历桑德罗·多纳提1638年就出版了描述罗马城地理的著作;乔万尼·皮特罗·贝罗利绘制了罗马卡皮托林的平面图,并出版了古代诗人、哲学家、罗马皇帝的肖像、安东尼柱的雕刻,以及大批铸币、宝石的图版;R.法布雷提公布了罗马引水管和图拉真记功柱的雕刻。1782年在罗马城开始的考古发掘,可以视为对罗马城进行现代式发掘的先驱,其发掘过程和成果得到详尽记载。(19)英国的业余爱好者协会组织了多次前往意大利和希腊的学术考察,斯图尔特和内维特的《雅典古迹》、《爱奥尼亚古迹》等,都曾在英国风行一时。波特1697年出版的《希腊古迹》虽然晦涩难解,仍在1706年出了增订版。(20)
18世纪考古学的另一重要领域是对铭文的搜集和出版。乔万尼·巴提斯塔·多尼收藏的《古代铭文》于1731年经戈里编辑出版。戈里本人还出版了伊达拉里亚地区的希腊语和拉丁语铭文;莫雷利出版了有关论述铭文风格的著作。帕西阿尼公布了收藏在威尼斯博物馆的伯罗奔尼撒地区的希腊铭文,而且为有关铭文提供了批判性的解释。(21)英国学者塞尔登对对帕罗斯编年史的校勘具有重要价值。格罗伊特也出版过一部古代的铭文集。(22)大量铭文的出版,不仅为人们校订古典文献提供了更多的参照,而且许多铭文系古代国家颁布,与政治事件以及政治制度有着密切联系,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在校勘古代文献和搜罗考古文物的同时,18世纪的学者们所进行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编纂大型工具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法基奥拉提和佛切里尼。前者修订了当时流行的希腊语词典和拉丁语词典,后者几乎是凭一己之力,前后花了30多年时间(1718-1753),最终完成了12卷的《拉丁语大典》(Totius Latinitatis Lexicon)。该书几经修订,至今仍是西方最为权威的拉丁语工具书之一。(23)
二、法国的古史研究
尽管对18世纪的法国人来说,希腊历史是人类历史的微型版,经历过人类历史上的一切阶段,雅典也已经被描绘为商业、艺术之母,被比喻为伦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24)但法国人当时最为重视的,仍然是罗马的历史。启蒙派史学家中,孟德斯鸠写有《罗马盛衰原因论》,对罗马的扩张以及罗马衰亡的原因提出了有趣的见解。《论法的精神》中,有众多关于希腊和罗马政治、法律制度的讨论。伏尔泰、卢梭等人也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古代历史,卢梭甚至把古代共和国作为自己理想国家的蓝本。德博福尔写有关于罗马共和国政府的著作,罗马的宗教、职官、制度,罗马公民的组成、公民大会的类型、元老院的功能等,都在该书中得到一定程度讨论。虽然作者自称受到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的影响,但他对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仍持否定态度,认为平民在斗争中不知节制,造成了罗马政治的不稳定。(25)伏尔泰看重希腊人的天才,却抨击他们对政治领袖的迫害;他认为罗马人的祖先是一群盗贼,罗马人的爱国主义,是“将从其他民族掠夺来的东西带回分给所有的人,这便是强盗的道德。爱祖国就是残杀和掳掠其他人。但在共和国内部,却有着极伟大的道德”。至于罗马的灭亡,伏尔泰也有自己的立场,“历朝皇帝软弱无能,大臣官宦党同伐异,旧宗教对新宗教的仇恨,基督教的血腥内讧,神学论争取代了军事操练,颓唐怠惰取代了勇猛精神,成群僧侣取代了农夫和兵士;所有这一切,招致了蛮族入侵。这些蛮族无法战胜久经征战的共和国,却制服了在残暴、懦弱而虔诚敬神的皇帝统治下萎靡不振的罗马”。(26)这样看来,他与孟德斯鸠更像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把罗马的衰败,归因于专制统治以及基督教。
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布里曾写有《希腊史论》和《罗马史论》。在前一著作中,他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古代希腊历史的发展。他认为希腊人是个热爱自由的民族,一旦看到他人受到僭主的奴役,便感觉那好像是自己的耻辱,必欲推翻而后快。(27)希波战争之前,希腊历史的中心是斯巴达,它的政府是由莱库古创立的混合制。斯巴达的公餐制和对财富的鄙视,得到这位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同情。(28)雅典的民主政治不如斯巴达稳定。“因为民主是所有制度中最坏的,而它恰恰是雅典的制度。这个共和国不可能从它的官员那里得到任何好处,而人民,因为易遭欺骗和贿赂,又拥有属于他们的权力,于是修改了所有的命令,做出了相反的决定。”(29)他的《罗马史论》分为两部,第一部叙述从共和国到帝国的历史,第二部讨论罗马的军队及其军事制度。该书很受英译者推崇,认为“我们的作者的理性似乎到处都受到良好感觉的激发,那不仅仅是人类普通的知识。民事和军事政策,罗马人,以及他们的盟友和敌人,都得到了清晰的描绘;最后,伟大的政治家和将军们的形象,得到了这位大师的描绘”。(30)在有关罗马共和国政府的第一章中,马布里猛烈批评了君主制,认为它只适合那种人民已经彻底败坏、根本不需要爱国情感的国度。但民主政治更糟,近乎无政府状态。(31)关于古典罗马共和国的制度,他几乎全盘接受了波里比阿的看法,把它界定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众统治制的混合,拥有了所有这些政体的优点。对一贯强调共和国的美德乃是节俭的马布里来说,罗马的灭亡与外部财富的流入有直接关系。但罗马共和国之垮台,主要是人民对权力的滥用。(32)
德波夫在思想上属于法国启蒙运动的一派。他认为,希腊众多国家中,可能仅1/4对科学和艺术的进步有所贡献。对科学和艺术的关注,让他对斯巴达不抱好感。(33)他甚至认为,世人关于斯巴达的观念多有错误,“在古代的大陆上,再无任何民族比他们更贪婪,肮脏和不公。对他们背信弃义的畏惧,远超对他们勇敢的畏惧”。(34)雅典因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贡献,让德波夫有关希腊的哲学思考,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对雅典的思考。正是雅典抗击波斯和斯巴达,才保证了希腊人的自由。但雅典人并不好战。他援引伯里克利的例证,证明雅典人宁愿花钱购买和平。(35)他可能是现代第一个为所谓人民领袖辩护的人,说他们最初实际是财政专家,演说在雅典为必须。对于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政治家德摩斯提尼,他也不乏辩护之词。(36)总之,对德波夫来说,雅典是文明的象征。
法国的博学派史学有深厚根基,其代表是巴黎大学教授罗林。他的《罗马史》实际是罗马共和国的历史,从罗慕路斯建城一直写到阿克兴之战。另一重要著作《古代史》从古代埃及写到古代希腊。此外,他还撰有《亚历山大大帝传》。(37)如果把三本书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完整的从古代埃及到古代罗马共和国末年地中海世界的通史。他最主要的资料来自古代作家的记载,叙事大体平和。但他缺乏对史料必要的批判。尽管如此,他的著作在当时的英语世界仍产生重大影响。提列蒙有关教会最初6个世纪的历史,实际是罗马帝国的历史。(38)像罗林一样,他的书因为属于对古代资料的摘抄,也记载了不少荒诞不经之事。卡特罗和卢勒虽然在其6卷的《罗马史》前言中自称会对有关古代作家的记载进行比较,选择相对可信的部分,并对早期罗马的某些传统表示了怀疑,但他们仍然倾向于传统的叙事。不过他们也显示了博学派史学近代的一面。在序言中,他们详细介绍了有关罗马史的古代记载,并给出了倾向于采用李维而非波里比阿或迪奥尼修斯观点的原因,还利用部分铭文、雕刻和考古资料来补充文献的不足。(39)巴托罗米采用通俗手法,借小安那查西斯在希腊游历的经历,(40)详细介绍了古代希腊的历史、风俗和生活。虽然像博学派的史学一样,他们在史学方法上未必有多少创新,但对古代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英国古史研究的勃兴
18世纪英国出版了众多卓有影响的古史著作。在希腊史方面,首推托马斯·亨德的《希腊史》。该书可能是英国最早出版的英文本《希腊史》(此前似乎有一个拉丁文版本的《希腊史》,系摘抄希罗多德等古典作家而成(41))。它始自希腊的传说时代,止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在序言中,作者明确区分了传说时代和历史时期。他把奥林匹亚赛会的开始作为希腊比较可信的历史的开端。此前的时期,均属于传说(fabulous history),因此在这本近500页的书中,只占大约50页。在脚注中他提供了资料来源,在有关历史时期的叙述中,在页边提供了历史事件的年代。(42)他的这些做法,开创了英国近代希腊史写作的先声,其以奥林匹亚赛会为信史和传说分界线的做法,后来得到格罗特等人的遵从。戈德史密斯两卷的《希腊史》上起远古,下到亚历山大之死。像亨德一样,他对传统持怀疑态度,对于那些希望把神话理性化并从中抽出某些史实的努力,他认为那比神话更加容易欺骗读者。(43)所以,他只用少量篇幅介绍早期希腊的几个主要国家,第二章就奔到了斯巴达政体与莱库古的改革。第三章是雅典梭伦的改革及其希波战争之前的历史。该书的中心是古典时代,关于马其顿历史的叙述尤其详尽,第二卷几乎就是马其顿崛起的历史。
罗伯逊的《古希腊史》将希腊史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传说中的希腊到希波战争开始,第二个时期从希波战争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第三个时期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到亚历山大大帝之死;最后一个时期可谓希腊化世界的历史,到公元前146年罗马毁灭科林斯和征服希腊结束。作者是古代希腊人狂热的崇拜者。根据其序言所述,希腊人是被上天选中的民族,几乎所有的科学和艺术都由希腊人创造和发明,而且其完美程度无与伦比。希腊人在政治上和公共生活方面的成就,更值得现代人钦佩。但作者具有相当的历史批判精神,对古代希腊诗人的记载表示了恰当的怀疑。所以,他只在第一章中概要叙述了希腊历史时期的地理,从第二章开始进入历史时期的叙述。他的核心是古典时代,其中政治史,特别是政治制度成为作者关注的对象。文化史,尤其是文学、科学和艺术等方面的成就,在书中得到相当的重视。他还关注过希腊的经济问题,对财政有专门讨论。在这个意义上,这是近代第一部综合性的希腊史。(44)
斯坦严和格利斯都以政治观点保守著称。斯坦严的《希腊史》上起传说时代,下到腓力之死。(45)他回顾了资料和学术史,谈到了撰写希腊史的困难。第一卷叙事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相对简单,第二卷叙述从公元前404年到腓力之死共68年的历史,主要是斯巴达霸权的兴衰和马其顿崛起的历史。他将希腊的内战和覆亡归于希腊的政治体制,“在如此众多不同的政府和公民大会中,要避免混乱与不和几乎不可能。人民领袖以及其他灵巧且有心机的人利用机会煽风点火,以遂其私利,伤害公共利益”。(46)
格利斯是苏格兰王室御用史学家,其《古希腊史》曾经风行一时。(47)它上起希腊的远古时代,下到马其顿帝国在东方的崩溃。作者把主要的叙述限定在希腊人定居小亚细亚以后,多少显示了其相对理性的态度和对早期希腊传说的合理怀疑。政治军事史之外,该书还给予文化方面的发展以相当的重视。不过他保守的政治观在书的开头就有明显的表现。在给国王的献词中,我们读到这样的话:“希腊史暴露了民主政治那危险的骚乱,谴责了僭主的专制;通过描绘各类共和政府政策中无可救药的恶行,它将彰显因世袭国王的合法统治和制度良好的君主政治的稳定运作无尽的益处。因此,本书献给尊敬的陛下——世界上最自由国度的主权者,是再合适不过了。”随后是对国王统治下英国各类学问大发展的颂词。(48)就希腊而言,他公开批评雅典,将刚取得独立的美国与雅典比较,比较稳定的斯巴达受到他的推崇,“这种社会的政体达到了人性可以期望的最高境界和辉煌”。(49)
威廉·米特福德的《希腊史》是近代英国一系列大部头希腊史的开创者。在史学方法上,他基本拘泥传统,很少使用文献之外的资料。他严格按照时间给希腊历史分期;在内容上,他综合考虑了希腊的政治和经济,对奴隶制及其在希腊的作用有相当多的分析。他对传统抱有比较合理的怀疑,除利用神话和传说来说明希腊诸部落和城市的起源外,基本将它们排斥在正史之外。作为英国混合政体的推崇者,他对古代共和政治不抱好感。“对米特福德来说,希腊史是平衡的荷马式君主制衰退为各种形态的、不幸的共和国的故事,这些共和国的幸福,最终仅仅由于马其顿幸运的征服才得以幸存,后者拥有它自己的混合或平衡政体。”(50)
米特福德对斯巴达历史的解释具有相当的洞察力。仍然从其英国政体最为优秀的信念出发,他对斯巴达制度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他宣称莱库古改革的目标是国家第一,个人无足轻重,财产甚至生命都要服从国家的需要。其次,斯巴达的黑劳士制度是对人性最大的扭曲和压制。最后,黑劳士暴动的威胁,养育了斯巴达人的征服和指挥欲。(51)
米特福德心目中的马其顿是古代的英国。腓力二世的地位与18世纪英国国王的地位相似,“他任职的主要目标,像在英国政体中一样,是其王国和平的保护者,为达此目的,他被授予了第一军事指挥官和第一法官的权力。如同荷马描写的政府一样,他指挥军队,主持司法审判。但他根据确立的法律指挥和判决。他没有立法权,只能服从集合起来的人民;判决以及所有较重要的决定,取决于人民法庭;在法庭中,像我们那些拥有国王随从称号的祖先一样,国王亲自主持,但法庭作出判决”。所以,腓力是一个“人民之王”,并非专制君主。(52)
米特福德对民主政治的批评和对英国政体的推崇,让当时正受到改革派困扰的执政者和保守人士感到相当欣慰,他的著作出版后因此相当受欢迎。该书的主要观点曾作为标准看法进入不列颠百科全书。(53)
约翰·加斯特也希望从古代史这个智慧的宝库中,尤其是从希腊历史中汲取教训。他的基本结论是:幸福来自美德,痛苦源自恶行;行动与成功相联系,堕落则会加快衰落。(54)这本书的有趣之处,一是作者几乎完全根据自由的发展来给希腊历史分期,反映了18世纪英国人的独特视角。另一个则是作者选择的时间段,恰恰是他所说的自由逐渐被消灭的时期,即腓力死后到希腊被罗马征服。作者值得肯定的地方,一是详尽叙述了腓力之后到罗马征服之间希腊的历史,是近代第一部关于希腊化世界的希腊史,是德罗伊森名副其实的先驱者。此外,作者虽然对希腊人的内战颇有微词,但对罗马的侵略政策也多有谴责。
18世纪的英国正值殖民扩张时期,号称奥古斯都时代,罗马史,特别是共和国史受到注意,也在情理之中。近代英国世界性殖民帝国的建立,让英国人乐意认同于共和时代罗马的扩张;17世纪以来马基雅维利影响在英国的增强,混合政体的共和主义理论在英国的流行,内阁制度的形成,议会中的党派斗争,还有罗马因财富大量流入造成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以及商业对罗马自由的威胁,让英国人时常感到,他们的时代是罗马共和国的再现。
有了这个前提,英国人关心罗马史顺理成章。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该世纪的代表性作品。关于该书,学术界已经有众多介绍和评论,笔者只希望指出一点:吉本著作的出版和流行,固然与该书主题的选择、构思的精巧、独特的文风有关,(55)但与当时英国的文化与社会气候也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自17世纪末以来,英国已经出版了众多的罗马史,其中最早的当推辉格派史学家劳伦斯·埃查德的《罗马史》,其共和国部分就有五卷,(56)此后他又陆续推出关于帝国时代的著作,将其一直续写到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占,查理大帝的帝国和拜占庭帝国都被视为罗马帝国的延续。该书与罗林的《罗马史》都曾长期是英国罗马史的标准本。(57)霍克的《罗马史》(58)基础主要是文献,关注政治和军事,经济和文化几乎没有涉及。霍克同情社会下层,但主张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因此,他抨击罗马共和国的暴政,对格拉古兄弟改革寄予同情,认为元老贵族对土地的分配不公和霸占,引起了改革的发生。西塞罗等共和国的维护者遭到他猛烈批评,不把元老院放在眼里的恺撒让他情有独钟。作者甚至认为,如果恺撒能继续执政,会恢复罗马共和国的原则,给普通罗马人民带来幸福。他对恺撒不加区别的颂扬,(59)在后来的蒙森那里得到了回应。
戈德史密斯的《罗马史》也以传统的政治和军事为主线,共和国时代几乎就是罗马的扩张史,帝国时代则更像皇帝的家谱,从第一个皇帝恺撒一直写到第41任皇帝君士坦丁。有意思的是,他开篇就抨击古代人将自己与神灵联系起来、以掩盖祖先地位卑下的史实,但随后他有关罗马建城的叙述,仍然没有脱离维吉尔和李维的模式。他认为共和国到恺撒时已经灭亡,直接把恺撒作为第一个皇帝,而恺撒之所以要消灭共和国,是因为他炫目的能力和无尽的野心。帝国的覆亡,源自蛮族一系列的入侵和帝国的瓦解。这样看来,他的著作也并无多少创新,不过是把古代作家的记载加以整理,部分神话加以抛弃。(60)
在18世纪出版的众多多卷本罗马史中,亚当·弗格森五卷的《罗马共和国的进程与终结》值得一提。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家,弗格森主张人类的制度会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而变迁,一个社会和时代的制度,只能适应那个时代,不可能被生搬硬套到其他的国家和社会中。但这并不妨碍他研究罗马历史,因为那个民族的政治经验和军事行动仍有可以借鉴之处。(61)该书的核心是共和国后期的历史,全书五卷,其中四卷叙述共和国后期的历史,特别是罗马内部冲突的历史。从第三卷开始,基本是恺撒到屋大维时代的历史。在有关帝制确立的讨论中,作者认为,罗马人民已经不具备统治帝国的能力;罗马的元老们也失去了他们祖先曾经具有的美德,贪婪不堪。因此,帝国需要一个主人。(62)共和国末期的罗马,由于已经转变成为一个大帝国,由于商业和经济的繁荣,早已不适合以共和国的形式存在。
所以,弗格森批评了共和国后期所有主张改革、与元老院对抗的人物,认为他们的行动全部不合时宜,对罗马的稳定和财产的安全造成了威胁。恺撒、屋大维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为幌子,干着夺取更大权力、奴役人民的勾当。恺撒煽起了派别情绪,庞培只是想把自己变成贵族认为不可缺少的人物。这里我们多少看到了当时英国政治状况的回响:自18世纪中期以来,英国激进派不断直接诉诸人民,向王室和掌权的辉格党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改革国会,削弱王室的权力,造成了巨大的声势。(63)弗格森显然担心,如果任由激进派继续活动,英国政体堪忧。
另一部值得一提的著作是科尼尔斯·米德尔顿的《西塞罗传》。作者之所以选择西塞罗,是因为罗马共和国给每个具有美德的人开辟了上升的道路。这些富有美德之人的行为,犹如荒原上的花朵,值得所有后人模仿。在作者看来,西塞罗正是个不懈地追求美德、热爱自由的人。同时,由于西塞罗的一生与共和国末年的历史紧密相连,他希望撰写一部西塞罗时代的历史,而不仅仅是西塞罗的传记。(64)于是我们看到,西塞罗成为罗马共和国后期为自由而战的英雄,不仅与喀提林、庞培、恺撒等一系列阴谋家、野心家战斗,还要与克洛狄乌斯一类无法无关的保民官及其所代表的暴民抗争。就像当时的英国首相沃尔波尔,既要与企图复辟斯图亚特王朝的旧势力战斗,又要面对鼓吹改革的激进派的冲击。(65)作为一个掌权的辉格党的史学家,米德尔顿的目的之一,是对抗当时正在英国兴起的改革潮流,为辉格党的宫廷政治辩护。(66)所以,他并不认为财富的流入、商业的发展、常备军的出现,成为共和国灭亡的原因;元老院的腐败,以及他们应当承担的任何责任,被轻轻略过,以免触发了当时英国人正因沃尔波尔政权的腐败而愤怒的神经。元老政治下平民的处境,以及士兵的土地问题,似乎从来没有进入作者的视线。相反,罗马共和国灭亡的责任,被全部推给了罗马人民以及他们的代表保民官,意图当然是警告英国那些正在鼓吹改革国会的独立辉格党人:一旦人民掌权,国家灭亡不远。(67)
四、结论
与19世纪比较,17-18世纪欧洲的古史研究存在重要的缺陷。人们对古典文献的迷信态度尚未彻底破除,不少著述实际是对古代文献的摘编,甚至一些荒诞不经的神话,也不同程度地被作为信史。在古典文献中,以希腊史为例,由于普鲁塔克的道德训诫更适合当时的口味,让其在史料来源中占据了远较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更加突出的地位。(68)考古学和碑铭学刚刚萌芽,无论是考古还是碑铭资料,其中都不乏伪作,却缺乏识别技术。与之相应,考古和碑铭资料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就历史研究的内容来说,人们关注的主要是政治和军事史,经济和文化史很少进入古史学家的视野。近代商业与工业的发展以及它们对近代早期政治发展的“负面”作用,让古史学家们格外关注奢侈、腐败及其对古代世界美德的侵蚀。古代世界的衰落问题,具体地说,是雅典民主政治的衰落和罗马共和国的灭亡,吸引着众多学者的注意,造成古希腊史很大程度上是雅典和斯巴达的自由、民主衰落的历史,罗马史则几乎都集中在共和国时期,关心的也是共和政治如何逐步受到侵蚀,自由怎样衰退的问题。个别涉及罗马帝国时代历史的,除吉本等少数例外,大多变成尼禄等专制暴君的批判书。
尽管如此,18世纪欧洲的古史研究仍取得了若干重要的进展,并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在此前十分薄弱的基础上,18世纪的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和法国人,(69)写出了大量的希腊史和罗马史,填补了众多的空白领域。格罗特有关古代希腊史只能从古代第一届奥林匹亚赛会开始的观点,德罗伊森的希腊化史研究,都可以在18世纪的著作中找到先驱。米特福德对奴隶制等问题的强调和批判,对奢侈和腐败的重视,表明社会和经济史已经受到某种程度的注意。19世纪的史学家们所讨论的绝大多数问题,大多在18世纪已经有所涉及。(70)因此,18世纪欧洲在希腊和罗马史领域的成就,成为19世纪西方古史研究的先声。其次,在资料整理和史学方法上,启蒙时代的英国和法国学者取得了不少重要进展。尽管相信古代传说的学者不在少数,但仍有相当多的学者抛弃了古代的神话,部分学者对古典时代流传下来的文献产生了健康的怀疑态度。本特利对古典文献的校勘,考古学和碑铭学的进展,都为19世纪古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最后,学者们经世致用的精神,给后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当时出版的几乎所有著作,都宣称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具有重要的鉴戒价值,古代共和国的衰亡,成为近代应当警戒的镜子。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不过是最受欢迎和引人注目的“衰亡史”罢了。麦迪逊、亚当斯和汉密尔顿等人,无论是在制宪会议上,还是在后来批准宪法的过程中,都广泛参照过古代历史。(71)法国革命中的不少革命家,也都熟知并在实际政治中运用古代历史的知识。(72)英国的思想家们,无论是支持共和政体,还是为当时英国的制度辩护,也都不同程度地搬用古代历史。18世纪对希腊民主与共和政治的关注,罗马史中共和国史,特别是共和国向帝国过渡的历史的一枝独秀,深刻地反映了欧洲人的历史兴趣。(73)在这个意义上,18世纪乃是古代历史研究对现实政治产生最直接影响的时代。
注释:
①John Edwin Sandys,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Vol.Ⅱ,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08,pp.278 ff.; 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陈恒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
②Gilbert Highet,The Classical Tradition:Greek and Roman Influences on Western Literatur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9,pp.219-354; R.M.Ogilvie,Latin and Greek:A History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Classics on English Life from 1600 to 1918,2[nd] impression,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4,pp.1-73.
③Gilbert Highet,The Classical Tradition,pp.344-345,350-353,659-660.
④莫米利亚诺:《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冯洁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版,第69—104、145—178页; Amaldo Momigliano,“George Grote and the Study of Greek History”,in A.D.Momigliano,Studies on Modern Scholarship,Berkeley and Los Ang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pp.15-18。
⑤近代专业化的史学首先出现于德国,其代表是尼布尔和博克,两人都是古史学家。见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耿淡如译,卢继祖、高健校,谭英华校注,商务印书馆1989版,第92—128页。
⑥有关古典传统对该时期政治和思想的影响,特别请见Jennifer Tolbert Roberts,Athens on Trial:The Antidemocratic Tradition in Western Though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p.137-205; David J.Bederman,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Prevailing Wisdo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Carl J.Richard,The Founders and the Classics:Greece,Rome,and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⑦R.R.Bolgar,"Introduction",in R.R.Bolgar,ed.,Classical lnfluences on Western Thought AD 1650-187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p.2-10.
⑧R.R.Bolgar,"Introduction”,p.10.
⑨Joseph M.Levine,The Battle of the Books: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the Augustan Age,Ithae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 Gilbert Highet,The Classical Tradition,pp.261-288.
⑩John Edwin Sandys,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Vol.Ⅱ,pp.300-332,441-446.
(11)R.M.Ogilvie,Latin and Greek,pp.71-73,引文见第73页。
(12)R.M.Ogilvie,Latin and Greek,pp.12-13,46.
(13)Gilbert Highet,The Classical Tradition,p.283.
(14)Gilbert Highet,The Classical Tradition,p.284.
(15)Richard Bentley,A Dissertation upon the Epistles of Phalaris with an Answer to the Objections to the Honourable Charles Boyle,Esquire,London,1713(本文使用的17-18世纪的文献,除特别注明外,一般来自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 Online,因当时出版大多为私人事业,少有正规出版商,所以18世纪的文献一般只注出版地)。该书第一版出版于1697年,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当时炒得正热的古今之争。见John Edwin Sandys,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Vol.Ⅱ,p.404。
(16)John Edwin Sandys,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Vol.Ⅱ,p.299.
(17)Abbe Montfaucon,Antiquity Explained and Represented in Sculptures,5 vols,London,1721-1722.
(18)John Edwin Sandys,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Vol.Ⅱ,pp.387,391.
(19)John Edwin Sandys,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Vol.Ⅱ,pp.279-280,384.
(20)John Potter,Archaeologia Graeca,or the Antiquities of Greece,2 vols.,London,1706; John Edwin Sandys,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Vol.Ⅱ,p.356,431-432.
(21)John Edwin Sandys,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Vol.Ⅱ,pp.279,382.
(22)John Edwin Sandys,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Vol.Ⅱ,pp.342-343,359.
(23)John Edwin Sandys,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Vol.Ⅱ,pp.374-377.
(24)Pierre Vidal-Naquet,Politics Ancient and Modern,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Cambridge:Polity Press,1995,pp.86-88.
(25)M.de Beaufort,La Republique Romaine,ou Plan General de l'ancien Gouvernment de Rome,quoted from Appendix to the Monthly Review,vol.35(1766),pp.489-493.
(26)伏尔泰:《风俗论》上册,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12、216页。
(27)Abbe de Mably,Observations on the Greeks,2nd ed.,London,1776,p.10.
(28)Abbe de Mably,Observations on the Greeks,pp.22-28.
(29)Abbe de Mably,Observations on the Greeks,p.76.
(30)Abbe de Mably,Observations on the Romans,London,1751 ,advertisement.
(31)Abbe de Mably,Observations on the Romans,p.13.
(32)Abbe de Mably,Observations on the Romans,pp.16-42.
(33)Cornelius de Pauw,Philosophical Dissertations on the Greeks,(数据库未提供出版地和年代,该书法文版1788年在巴黎出版)Vol.1,pp.2-6.
(34)Cornelius de Pauw,Philosophical Dissertations on the Greeks,Vol.2,p.115.
(35)Cornelius de Pauw,Philosophical Dissertations on the Greeks,Vol.2,p.115.
(36)Cornelius de Pauw,Philosophical Dissertations on the Greeks,Vol.2,pp.115-140.
(37)Mr.Rollin,History of Rome:from the Foundation of Rome to the Battle of Actium,3[rd]ed.,10 vols.,London,1768 ;Mr.Rollin,The Ancient History of the Egyptians,Carthaginians,Assyrians,Babylonians,Medes and Persians ,Macedonians and Grecians ,8 vols.,London,1800; Mr.Rollin,The Life of Alexander the Great,King of Macedon,London,1796.
(38)Lewis-Sabastian Le Nain de Tillemont,Ecclesiastical Memoirs of the Six First Centuries,2 vols.,London,1733-1735.
(39)The Revd Fathers Catrou and Rouille,The Roman History with Notes,6 vols.,London,1728-1737.
(40)Abbe Barthelemy,Travels of Anacharsis the Younger in Greece,7 vols.,2[nd]ed.,London,1794; Earl of Hardwick,Athenian Letters,2 vols.,new ed.,London,1798; Pierre Vidal-Naquet,Politics Ancient and Modern,pp.9-15.
(41)该书的作者是翁波·埃米乌斯(Ubbo Emmius),见Thomas Hind,The History of Greece,London,1707,preface。
(42)Thomas Hind,The History of Greece,Karl Christ,Romische Geschichte und Deutschland Geschichteswissenschaft,Munich:C.H.Beck ,1982 ,p.24.
(43)Oliver Goldsmith,The Grecian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new edition,vol.I,London,1796,p.2.
(44)William Robertson,The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a new edition,Edinburgh,1790,p.91.
(45)Temple Stanyan,The Grecian History,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Death of Philip of Macedon,2 vols.,London,1774; Dub-lin,1775.
(46)Temple Stanyan,The Grecian History,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Death of Philip of Macedon,Vol.2,preface.
(47)John Gillies,The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Dublin,1786; John Gillies,The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3[rd]ed.,3 vols.,London,1792.
(48)John Gillies,The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Vol.1,dedication,p.iii.
(49)Quoted from Elizabeth Rawson,Spartan Tradition in European Thought,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91,p.356.
(50)Frank M.Turner,The Greek Heritage in Victorian Britain,p.195.
(51)William Mitford,History of Greece,3rd ed.,Vol.1,London,1795,pp.310-326.
(52)William Mitford,History of Greece,3[rd]ed.,Vol.7,London,1818,p.232.
(53)E.M.Wood,Peasant Citizen and Slave:the Foundation of Athenian Democracy,London:Verso,1986,pp.10-16; Frank M.Turner,The Greek Heritage in Victorian Britain,pp.204-209.
(54)John Gast,The History of Greece from the Accession of Philip of Macedon till Its Final Subjection to the Roman Power,London,1782.该书另一版为1797年巴塞尔的两卷本,但内容完全相同。
(55)吉本的著作号称《罗马帝国衰亡史》,但很难找到他有关衰亡一以贯之的解释。见Gilbert Highet,The Classical Tradition,pp.347-354。
(56)Laurence Echard,The Roman History,7[th]ed.,London,1713.戈德史密斯说埃查德的罗马史为四开本的5卷,“18世纪在线集成”数据库显示,共和国部分为5卷,加上罗马帝国部分,共14卷。
(57)第一版不知何时,作者约生于1670年,因此第一版应该不会早于1700年。
(58)N.Hooke,The Roman History from the Building of Rome to the Ruins of the Commonwealth,5[th]ed.,Dublin,1767.“18世纪在线集成”分为9卷。
(59)Hooke,The Roman History,iv,pp.249-250,quoted from Addison Ward,"Tory View of Roman History",in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1500-1900,Vol.4,No.3,Restoration and Eighteenth Century(Summer,1964),p.450.
(60)Oliver Goldsmith,The Roman History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City of Rome to the Destruction of the Western Empire,6[th]ed.,2 vols.,London,1789.
(61)Adam Ferguson,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Vol.1,new ed.,Edinburgh,1799,preface.
(62)Adam Ferguson,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Vol.5,new ed.,Edinburgh,1799,pp.74-77.
(63)如威尔克斯事件、约克事件等,见H.T.Dickinson,Liberty and Property:Political Ideolog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paperback ed.,London:Methuen & Co.Ltd.,1979,pp.210-215。
(64)Conyers Middleton,The History of the Life of Marcus Tullius Cicero,new edition,Vol.1 ,Basil,1790,dedication and preface.
(65)Conyers Middleton,The History of the Life of Marcus Tullius Cicero,new edition,Vol.1,preface,pp.xxvii-xxviii.
(66)当时人的评论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见Addison Ward,“Tory View of Roman History”,in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1500-1900,Vol.4,No.3,Restoration and Eighteenth Century(Summer,1964),p.435 and note 74.
(67)该书的订货人中,正执政的沃尔波尔赫然在目。参见Frank M.Turner,“British Politics and the Demise of the Roman Republic 1700-1939”,The Historica Journal,Vol.29,No.3(Sep.1986),pp.579-580。
(68)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第87页。
(69)在该时期的古典历史研究中,德国地位并不突出。虽然温克尔曼和席勒分别讨论过古代艺术和雅典、斯巴达政体,赫尔德和海纳分别在理论和方法上突破并为19世纪德国古史研究的勃兴奠定基础,但更多的人是把希腊作为文化和艺术摇篮对待。参见John Edwin Sandys,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Vol.3,pp.20-46;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第108—109页。
(70)Frank M.Turner,The Greek Heritage in Victorian Britain,pp.192-233.
(71)David J.Bederman,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Carl J.Richard,The Founders and the Classics 等对此有详尽讨论。
(72)Harold T.Parker,The Cult of Antiquit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aries,New York:Octagon Books Inc.,1965.
(73)Frank M.Turner,"British Politics and Demise of the Roman Republic",pp.57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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