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北京传统文化的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论文,传统文化论文,试论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310(2002)01-0076-04
北京传统文化的特征可概括为兼容性、包融性、混溶性、集大成性、正统性、稳定性 。北京传统文化的上述特征是北京由燕国之都——中原王朝的北方军事重镇——帝都的 历史进程所决定的，也是北京传统文化由燕国地域文化(先秦)——幽州特别行政区文化 (秦至后唐)——京师社区文化(辽金元明清)的嬗变过程所决定的。现将诸特征试述如下 。
1 北京传统文化的兼容性
北京传统文化的兼容性是由于北京的初始文化——燕文化系多元文化所决定的。燕国 地跨华北大平原和塞上草原两个典型的地理大单元。在这广大的区域内不但有大平原、 大草原，也有太行山、燕山等山系，“广数百里”的延芳淀大湖区。不同的地形地貌自 然会产生不同的生态环境，在前工业社会里，生态环境也就决定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 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大平原 上的农耕文化；大草原上的游牧文化。燕国滨海地区的鱼盐之利和湖区的水乡经济也给 燕文化以重大的影响，燕文化是典型的多元民族文化。
燕国境内不但多种经济并存，而且多民族的人口并存。平原上生活着燕蓟先民的后裔 ；草原上游牧着东胡；燕山、军都山中栖息着山戎；滦河流域的孤竹、辽河流域的肃慎 均是燕国的属民。不同民族的人口，以自己传统的方式创造了不同的文化，燕文化亦是 典型的多元民族文化。
综上所述，燕国的地形地貌、生态环境、经济结构、人口构成均是多元的，这使得燕 文化也是多元的。多元文化能够长期并存的原因首先是燕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前工 业社会的两大主体经济——农耕经济、游牧经济能够以燕山为界长期并存；其他非主体 经济也能有所依托。其次，燕国多元的地形地貌和生态环境，使历史上不同时期以不同 途径进入燕地的人口，对燕地均能够产生一种“曾似相识”之感；均能对自己原地域的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进行“移植”，经济上的“移植”使得文化上的“保持”有了可靠 的基础。而历史上的北京地区是人口流动最频繁的地区，多次政治、军事上的巨变使得 人口产生“大换班”。长年定居在一定地域上的人口在地形地貌、生态环境的制约下创 造了自己的地域经济，在地域经济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地域文化。历史上北京地区的 人口不但是多元的，而且不断地“大换班”，每次“大换班”的人口都会在新的环境中 产生新的文化，从其自身来讲，这种新文化是传统文化在新环境中的“保持”和“变异 ”；从原有文化的角度来讲，上述文化不论是“闯进来的”还是被“迁进来的”，其存 在都是客观的，对“客观”的承认是明智的，也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具有传统优势的文 化，政治上、军事上占优势的文化，经济上占优势的文化，均有自己存在的基础或依托 ，均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被不同的文化所消化掉，但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化掉不同的文 化，于是就形成了多元文化的长期共存。共存的前提是没有能力消化掉对方，即便是失 去基础而又没有依托的相对落后的文化也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不可能一朝一夕 就被消化掉，也会在新的环境中存在一定的影响。于是各种文化就产生了一种必然的联 系，外在的联系是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制导作用；内在的联系是北京传统文化是在多 元地理环境、多元生产方式基础之上形成的多元文化，任何“闯入文化”、“迁入文化 ”均能有一种“曾似相识”之感。在这种情况下，“联系”也就发展为“组合”，组合 的基础是“兼容”。所谓“兼”就是客观上共同存在；所谓“容”就是主观上承认客观 的存在。“兼容”文化就像酒宴席上的拼盘，各自保留自己的特色，但又组合到一盘之 中。从整体上来看，“丰富多彩”颇能引人食欲；从个体上来看，色、香、味仍然各有 千秋。相对落后的文化和相对先进的文化能够长期共存，在兼容中占一席之地，是政治 、军事因素作用的结果。
2 北京传统文化的包融性
燕山南麓的华北大平原孕育了华夏的农耕文化和黄河文明；燕山北麓的漠南草原是天 苍苍野茫茫的牧场，系游牧文化理想的摇篮。两大地理“板块”上所承载的人口、政治 、经济、文化以燕山为分水岭互相接触、碰撞。在军事上农耕民族可以“出关北征”； 游牧民族可以“入主中原”。但游牧经济未能“南越燕山”在大平原上另树一帜；农耕 经济在明代中叶以前也未能“北渡燕山”在大草原上一展生机。所以依据军事、政治力 量跨越燕山的文化均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讲，殷文化的出土范围大 有不渡燕山之势；而依据政治，军事力量南越燕山的草原文化也都很快地包融在“采菊 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诗韵之中。并存的多元文化在兼容的过程中趋向包融的原 因可以归纳为两点：首先是北京传统文化虽然是多元的，但多元文化中毕竟有主体文化 ，而主体文化又系相对先进的黄河文明，在正常情况下，主体文化在诸文化中发挥主导 作用。其次是历史上的北京地区的人口虽然是多元的，但多元人口毕竟有主体人口，而 主体人口又系相对先进的人口，在正常情况下，主体人口在多元人口中能够发挥主导作 用。在主体人口、主体文化的制导下，并存的多元文化只能从兼容式发展走向包融式发 展。兼容式发展是在组合之中、共存之中的发展；包融式发展系融入式的发展，即非主 体文化融入主体文化中谋求发展。对于主体文化来说，“包融”是一种“吸收”，但“ 吸收”并不是“消化”；对非主体文化来说，“包融”是一种融入，融入后在主体文化 中仍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包融有些像酒宴席上的什锦火锅，也就是说各种非主体文化在 主体文化中“涮”了一下，经过了“热处理”后，色、香、味均附上了主体文化的主导 方向，但仍然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自我”。“包”就是“包含”；融就是“融合”。包 含不是包溶；融合不是溶解。
北京传统文化之中包融了大量的草原文化，草原文化长期包融而不混溶的原因可归纳 为两点：首先是游牧经济虽然未能“南越燕山”，但对地处燕山南麓的北京地区有强烈 的影响，草原文化有地理上的依托。其次是契丹族、蒙古族、女真族、满族的铁骑依次 南越燕山，并移鼎北京。草原铁骑成为了游牧文化的凭借和依托。也就是说游牧文化在 历史上的北京地区虽然没有经济基础但有政治靠山，故可以长期包融在主体文化之中， 包融而不混溶。
3 北京传统文化的混溶性
历史上北京地区的多元人口在多元的地理环境中所创造的多元文化在兼容式发展、包 融式发展的过程中，最终还是走上了混溶式发展的道路。所谓“混”就是“混合”；所 谓“溶”就是“溶解”。“混溶”就像把一块冰糖放入绍兴黄酒中加热，冰糖溶入酒中 自然是失去了自我，但黄酒也改变了原来的色、香、味。如果没有政治、军事、经济因 素的制约、制导，文化上的混溶是很迅速的。从北京史的角度来讲，契丹族、女真族、 蒙古族、满族的文化随军进入北京地区后，一直以兼容、包融的形式存在和发展。当这 些民族失去统治民族的地位后，其文化迅速地“汉化”，混溶到汉文化之中；北京地区 的汉文化也不断地“胡化”。“胡人”汉化，汉人“胡化”，胡汉互化是文化上的“混 溶”。元王朝把北方的汉族人、契丹族人、女真族人统称之为“汉人”，在政治上同归 属于第三个等级。契丹族人、女真族人被蒙古族人通称为“汉人”的原因无疑是这些人 “汉化”了。洪武元年，明北伐军兵出三关(今河北雄县、霸县一带)就“不封刀，逢人 则杀”，认为已经进入“鞑子界”，把历史上北京地区的“汉人”当成了“鞑子”，无 疑是这些人已经“胡化”。明初多次在北京地区“禁胡俗”，明王朝对蒙古族的政策是 “遣降人北返”，“禁胡俗”的对象当然不是蒙族人，而是混溶在北京文化中的“胡文 化”。
清廷移鼎北京后，八旗兵丁有半数以上驻防北京地区，北京的八旗称为京旗，是八旗 的主体和主导。有清一代260多年中，京旗文化以兼容、包融的形式存在和发展，兼而 不包，包而不溶。辛亥革命后京旗文化立即走上混溶式发展的道路，混溶的程度是20世 纪20年代满语在北京社会生活中消失，成为“古董”。80年代文学界产生了“京味即舍 味，舍味即旗味”之说。尽管这种说法是以点代面的一家之言，但它反映了“旗味”在 “京味”中的影响。
4 北京传统文化的集大成性
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朝故都，自元以后中国实现了更高层次的大统一，天崩地坼的大 动乱中，统一的格局也能岿然不动。统一王朝的首都文化自然会有集大成性。京师在政 治上号令四方，在文化上也就会影响四方；经济上九州一统贡京师，文化上自然也就会 九州文化聚京城；人口上京师人口来自全国各地，但为官、经商、参加科举考试后又返 还全国各地。在政治、经济、人口的辐凑、辐射过程中，自然会形成文化上的辐凑、辐 射，形成北京文化的集大成性。北京文化集大成性的核心是各种文化在北京认同。不论 是在政治制导下先组合后认同；还是在自然的接触中先认同后组合，北京均是各种文化 认同的温床，而且是较理想的温床。北京文化是在兼容、包融、混溶过程中形成的，有 不排斥外来文化的传统。北京文化是建立在京师政治、经济基础之上的文化，京师政治 、经济对各种文化的认同具有制约、制导作用。辐凑进京的各种文化浸淫在博大精深的 北京文化之中，迅速染上了京风、京韵、京味，使认同有了进一步的基础。在这种情况 下，各种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在北京实现了大认同。九州文化共同的形成 是中国永恒大统一的坚实基础，京师文化的集大成性则是九州文化共同体的一个缩影， 体现了九州文化共同体的亲合力、凝聚力、向心力。不论地区、民族，只要是中国人漫 步在北京街头，家乡的建筑、家乡的美食处处可见，乡音处处可闻。“进京如归”的感 觉决非虚语。一位飘流海外的藏族同胞目睹了北京的藏传佛教文化之后不胜激动，不胜 感慨，深恨深悔自己没有早谒北京，铸成了大错。从老藏胞的感慨中可以看出北京文化 的集大成性有多么巨大的影响力、感染力。北京文化具有集大成性，但北京文化绝不是 各种文化的排列和组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北京文化均有不同的主体文化、主导文化 。从表现形式上来看，北京文化的集大成性是建立在兼容性的基础之上；从实质内涵上 来看，北京传统文化的集大成性更是建立在包融性、混溶性的基础之上，没有博大精深 的包融性和混溶性的文化底蕴，是不可承载丰富多彩、气象万千的集大成性文化的。
5 北京文化的正统性
西欧封建社会里有“城市的空气都是新鲜的”之说，因为城市是代表新的生产力、生 产关系的工商业者的聚居地，是封建领主的对立面，各种新思想、新文化可以依托城市 谋求发展。中国城市绝大多数是在军事、政治中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城市”一词 中“城”的功效十分突出，“市”的功效完全服务于“城”。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包 围中，中国大多数城市在经济上是“消费中心”；在政治上是行政中心。北京是辽金元 明清的五朝故都，在“筑城以卫君”(《吴越春秋》)的建城思想指导下，北京是中国“ 城”的功效最突出的城市，“市”的存在只是为了给城中的居住者提供消费物资和生活 服务。元明清三朝京师的存在“一切仰仗东南”，“漕运不至则京城大饥”。京师经济 是建立在“聚敛贡京阙”的国策之上，京师的繁荣取决于封建王朝的政局能否相对稳定 。建立在京师经济基础之上的京师文化在京师政治的制约、制导下当然具有正统性、是 体现了道统、文统、学统、皇统的正宗传统文化。
京师文化的正统性亦取决于京师人口的构成。总括起来讲，京师人口可分为两大类， 即由皇室贵族、各级官吏、会试举人所组成的“主体阶层”和由各级商贾、各级服务人 员所组成的“附属阶层”。主体阶层的思想意识具有正统性，大部分人是正统的卫道士 ；附属阶层也承认正统，大部分人对正统“董道而行”。从总体上来讲，京城人口都不 会“离经叛道”。以道统而言，京官大多是科举正途出身，儒根甚深，以承袭孔子、孟 子、董仲舒、韩愈、二程、朱熹的道统为己任。以文统而言，“文以载道”，不但要载 万古不变的纲常之道，而且要为圣朝载道。载纲常之道系古文，载圣贤之道是时文。以 学统而言，京城之中的各级官学、书院均以“阐明圣道”和“承绪圣道”为学宗。京城 人口均是“吃皇上的饭”，对皇统绝对尊崇。“京旗”是清代北京的主体人口，直至辛 亥革命，“京旗”仍是皇统的尊崇者。
对于“正统”应以“一分为二”的原则对待。正统之中既有封建主义的糟粕，亦有应 该扬弃的合理内核和应该继承的优秀传统。如：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对时事、政治的 关心；对名节操守的执着；社稷至上的爱国主义情怀等等。但从总体上来讲，北京传统 文化之中的正统性使自己和先进地区的文化相比往往失去时代的先声。因为新的生产力 、生产关系，新的思潮很难在封建社会的核心城堡中产生。直到辛亥革命之后北京人口 构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相继在北京爆发，北京文化才焕然一新 ，呐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6 北京传统文化的稳定性
北京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自从公元前1045年建城以来，在时间上没有间断过，空间上没 有改变过，时空上的稳定性使得北京不但历史进程的轨迹十分完整清晰，而且发展的方 向亦有稳定性，由燕国之都——中原王朝的北方军事重镇——首都的三个发展阶段层次 分明，从来没有发生过反复，这在古今中外的城市史上可以说是十分罕见的。北京在时 空上的稳定性、发展方向上的稳定性使得北京传统文化亦具有稳定性。北京传统文化的 稳定性，取决于她自身具有深厚的积淀和底蕴。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当然不会轻易地 发生质的变化和发展方向上的变化。北京传统文化在辐凑、辐射的形成过程中蕴含了各 种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外来文化中可供吸收的成分，也就是说北京传统文化在任何文 化的面前都具有泰然视之、岿然处之的底蕴。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都创造了自己的文化 体系，但唯我华夏文明于时间上没有间断过，于空间上没有改变过，北京传统文化集华 夏文明之大成，亦承袭了华夏文明的稳定性，一部北京文化史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的缩 写本。
北京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正统性亦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华夏之邦的道统、文统、学统 、皇统在封建社会里具有稳定性，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讲，对任何“正统”的否定 都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一个扬弃的过程。正因如此，北京现代文化在扬弃北京传统文 化的过程中亦存在着承袭北京传统文化的稳定性的问题，也就是承袭北京城市发展的方 向性，北京传统文化发展的方向性。历史验证了的方向性也就是历史的必然性。
上述北京传统文化的特征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关联的，可以说是互为条件、互为基 础、互为因果的。例而言之，兼容性是包融性、混溶性、集大成性的基础，但北京传统 文化的包融性、混溶性、集大成性又是外来文化能够在北京得到兼容性发展的重要条件 。正统性、稳定性可以说是互为因素，其原因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在铁牛犁耕的基 础上稳定地发展了两千多年，在其基础上与其相适应的儒家思想文化(正统)也就稳定地 发展了两千多年，直到新文化运动爆发才遇到了毫不妥协的正面挑战。在这两千多年中 ，正统性，稳定性不但互为因果，而且互为基础。正因如此，在稳定性和正统性的基础 之上才能形成集大成性。而兼容性、包融性、混溶性亦是集大成性能够形成的重要条件 ，亦可视之为集大成性的基础之一。
北京传统文化的六大特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铸就了北京传统文化的总体特征— —海纳百川，博大精深，正统所在，王气所钟。北京传统文化的特征，使得北京在意识 形态的领域中具有其他城市所无法取代的地位。在前工业社会里，尽管建都北京会造成 经济上的沉重压力，可是北京仍然成为了元、明、清三大统一王朝的不易之都。北京传 统文化也就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都城文化——京师社区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都北京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北京文 化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北京传统文化的特征也就是北京母体文化 的特征，亦可视之为北京文化的基因，从总体上来讲，北京文化的基因对新中国首都文 化的形成和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应该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发展。
收稿日期：2001-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