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俄国左翼学者的思考和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左翼论文,学者论文,苏联解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联解体后，俄国国内的左派或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党派和学者，纷纷对存在70多年的苏联，和具有将近一个世纪历史的苏联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总结和反思，从中汲取教训。探讨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是一些长期从事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其中许多人并不属于任何党派。目前有几个较大的组织在组织这方面的研究和探讨：“社会主义取向学者协会”、“国际社会经济和政治学研究基金会”（“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学者”国际协会、“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联合会等等。它们组织过多次圆桌会议，对重大的理论问题展开讨论，如：“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迫切问题”，“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发展构想和这一政治流派的前景”，“当代社会发展构想：社会主义观”，“当代社会构想：自由主义观”，“改革：构想、实现、教训”学术讨论会，等等。《自由思想》、《选择》等杂志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左派力量的命运和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问题。出席这些讨论会的是持各种不同观点的学者，思想较为活跃，对某些问题的探讨也比较深入。但这些学者的探讨多数情况下是脱离运动的，多半是学者们在研讨会和报刊上的议论，甚至他们拟订的各种纲领，也不免是纸上谈兵。从所能得到的资料看，他们提出的观点大多数是个人的见解，有的有待作进一步的论证和阐述，有的有待实践的检验，有一些作者的观点比较一致，而在某些作者之间存在不同的甚至矛盾对立的看法，有些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甚至是错误的。作为动态跟踪，本文着重客观介绍各种观点，在可能的情况下对一些问题做力所能及的分析。
一、苏联的社会性质
在总结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在苏联失败教训的时候，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苏联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苏联本来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就不存在社会主义在苏联失败的问题，最多只是一个超级大国的崩溃而已。
最近几年来对苏联社会的性质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说法。如：亚细亚生产方式或国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政治贵族主义，过渡社会，或干脆就是极权社会。瓦斯连斯基称“国家封建主义”。政治学家韦特称“社会工业封建主义”。社会学家施卡拉坦称“极端的国家极权主义”。沙赫纳扎洛夫称“全面的思想极权制”。南斯拉夫的吉拉斯称“工业封建主义”。希腊的苏联学家科斯多利阿吉斯称“军管制”，即军阀统治。哲学家阿波温·叶盖杰斯认为是精英或“精英主义”的统治。
尽管说法繁多，但基本上是三种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但这种承认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苏联当作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予以维护的，如塔恰耶娃认为，斯大林消灭了整个寄生阶层——交易所经纪人、银行家、商人，总之吸血的经纪人。我们的先辈在那个年代建立了社会公正的社会。另一种是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为的是彻底否定它。其逻辑是社会主义本来就是罪孽，苏联的社会主义证实了这一点，如沙法列维奇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反人类和反人道的力量的体现。
第二种观点认为，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这里又存在不同的情况。一种认为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因此苏联的崩溃，并不说明社会主义的失败。至少苏联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因而苏联的失败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无关。哲学博士布坚科写道：不论是在我们国家，还是在欧洲其他国家实际上都不存在任何真正的社会主义。一个生产资料与劳动者脱离并被官僚攫为己有的社会，一个劳动者的权利和自由遭到践踏的社会，是没有任何理由被当作社会主义社会的，甚至不能叫做遭到歪曲变形的社会主义社会。
第三种观点是要对苏联社会进行重新评价，试图对苏联社会的性质另行定性定位，有人认为苏联既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而是一个独特的社会，可以名之为“超国家主义”或“国家主义”。关于这个说法，需略加介绍。
主张“超国家主义”者认为，苏联的社会经济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是同一种生产方式下的两种制度，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消灭封建主义的机构和实现工业化。
社会经济制度是由两个基本特征构成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只要这两个特征中有一个发生变化，就会改变制度。在同一种生产方式的框框内之所以会存在两种制度，是因为所有主不同，所有制形式不同。在人类历史上已经有过在同一种生产方式下存在两种社会经济制度：在古代有古典的奴隶制（西方）和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此两者是同一种生产方式：大商品的非机器的（家庭的）生产。区别仅在于所有制的形式：西方是生产资料的奴隶主私有制，而东方存在的是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换句话说，马克思所定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应当叫做“国家主义”或“超国家主义”。
与此类似，苏联和西方存在的也是同一种生产方式下的两种社会经济制度，西方的是资本主义，而苏联的是“超国家主义”。它们之间的不同点在于所有制：西方是资产阶级所有制，而苏联是国家所有制。
在“超国家主义”下，国家是所有主，而全体公民则变成为国家服务的雇佣工作者。这样，国家变成了攫取剩余产品的剥削者。但这种“超国家主义”具有几个优势：1.消除了对抗阶级。2.消除了竞争。3.可以借助于计划克服市场的自发性。4.可以把巨大的物质、人员和财政资源集中到一只手中（国家），在极端情况下可以保证制度具有极高的生存率（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
官僚是从“超国家主义”得到真正利益的惟一的社会阶层。官僚虽也是雇佣工作者，但他们又是管理者，是部分雇主。他们把国家看作自己的集体财产。这意味着官僚寄生在国家上，经常企图重新分配国家的部分收入，因而给整个社会，也给国家本身带来损害。如果官僚们发展到意识到本阶层利益，即成了自为的阶层，那么“国家对于失去自己的财产，对于官僚（管理者）变成所有主（资本家、官僚资产阶级）的危险是无能为力的。这在80～90年代之交的苏联已经看到了。
二、社会主义和所有制
关于所有制的议论是很多的。上述“超国家主义”仅仅是其中之一。按照传统理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这个标准看，对苏联时期社会主义实际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存在不同的评价。有人认为，苏联以国有制的形式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苏联应当算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人认为，苏联的国有制不等于社会所有制，实际上并不属于全体人民所有，而是官僚所有制的形式。也有人认为，所谓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是无主所有制，劳动者对这种所有制不感兴趣，因此缺乏生产积极性，等等。
目前俄有不少学者仍然认为，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或者这种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并不一定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下可以存在多种形式的所有制。1.应当区分剥削的私有制和劳动的（非剥削的）私有制。2.直接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是公有制本身，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所取得成就基础上产生的个人所有制，这些成就必然导致“扬弃”私有制和确立公有制。3.个人所有制可以是分散的私人所有制和由公有制派生出来的消费的（个人的）及生产的所有制。4.没有个人所有制，公有制就不可能得到发展。正是在新的基础上，在这种集体活动和个人劳动活动，而首先是智力活动相互补充的基础上，向个人所有制的回归，创造了形成“自由人”——“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斯拉温教授指出，《共产党宣言》谈到“消灭”私有制时，用的是Aufhebung， 本意是“扬弃”私有制，而不是简单地消灭它。
到20世纪下半叶，开始形成不同形式的劳动集体所有制。正是其潜力导致产生新形式的企业。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形成混合经济。混合经济是社会处于过渡状态的特点。
劳动集体（工人合作工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一个缺口”。这个缺口的实质是消除这些合作社里存在的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这就意味着消除雇佣劳动的条件。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成为“他们自己的资本家”。在劳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已经不是经典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但这还不是社会主义关系，因为劳动集体所有制不是同资本主义体系并行，而是在其内部实现的。但新的生产方式开始在资本主义内部诞生和发展。
列宁在新的条件下，通过对合作社的分析，进一步论证了劳动集体所有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对他来说，劳动合作制（用现代的术语说，劳动集体所有制）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也是“新的组织居民的原则”。由此得出根本性的结论：“文明的合作社”制度“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劳动集体所有制被列宁用来解释社会主义本质本身。
苏联的社会主义是早期的社会主义。其基础是指令性经济，或叫动员型经济。在动员型经济的基础上不可能实现从早期社会主义向较高形式社会主义的过渡。首先不能实现生产的社会化，即消灭雇佣劳动。实际上的生产社会化，是社会主义的主要要求。就生产的技术工艺而言，社会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乃是两种形式的工业社会。生产的实际社会化问题的本质是在整个经济体制中消除雇佣劳动。实现这种历史性改造的方法是在一个人身上把工作者的劳动和老板的劳动合为一体。
俄学者普遍认为，国家所有制不是社会所有制，必须对这种所有制进行必要的改造。
普列特尼可夫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所有制也是多种多样的。一些作者把直属的国家企业和自治的（人民的）国家企业做了区分。
第一种类型的特点是国家对生产资料的完全所有制和对产品的不完全所有制，即一定数量的产品、其货币等价物成了劳动集体所有制。在第二种类型下，国家只保留生产资料的“最高”所有者的职能，而生产资料转归劳动合作社“全权经营”。产品归劳动集体支配，是劳动集体的财产。国家不实行直接管理，而是通过劳动集体的自治机关的中介。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这两种形式的国家企业使人能同时兼为劳动者和老板，消灭雇佣劳动。
三、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问题
对苏联的解体、苏共的垮台在俄学者中存在不同的评价和看法。有人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失败和危机，有人认为这是苏联实际执行的体制的危机，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危机。
1.社会主义危机还是苏联模式的危机
佩列古多大认为，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危机，即社会主义在发挥作为日益增强的国家的作用之化身时表现出的危机。他认为，世界上只存在国家社会主义。萨马尔斯卡娅认为，事实上崩溃的是实现了某些社会主义思想因素和把对社会主义的某种解释当作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家。以苏联体制崩溃的事实来对社会主义的命运做结论是不恰当的。布兹加林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是体制的失败。苏联集中了这一体制的深刻矛盾和缺陷。B.A.梅德维杰夫认为，遭到失败的是极权的官僚主义的社会模式，这种模式不是体现，而是歪曲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并把它的那些基本原则推向反面。社会主义危机不是由于社会主义发展本身造成的，而首先是由于世界上整个文明性质的变化造成的，这些变化是与工业化时代潜力的耗尽，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相联系的。西方能适应新文明的条件和要求，而自称社会主义的社会却没有能力进行类似的自我改造和适应。
2.苏联失败的原因
对于苏联的解体，学者们普遍反对从帝国主义的阴谋，从戈尔巴乔夫所进行的改革本身，从党内出现叛徒去寻找原因。俄学者指出的苏联失败的原因综合起来有如下几点。
（1）脱离人民、压制人民。苏共有意培养人民不去关心政治， 竭力把工人变成只会机械执行没有自己意志的群众。它压制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任何政治独立性的表现。苏共组织变成了国家机构，在其活动的最后阶段完全脱离了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已经感觉不到它是自己的党。人们不会奋起捍卫已经不再信仰的思想和价值观。（2 ）建在“铁幕”后的苏联社会缺乏民主设施与传统，缺乏经济竞争和意识形态竞争的保护机制。它不允许异端和反对派，粗暴地抵制任何批评，对上级机关的批评往往被看作是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社会主义，以镇压手段来保证政治上的无菌性。结果社会逐渐丧失了对各种疾病的免疫力。（3 ）苏联的社会主义没有能真正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在非常时期结束之后本应及时地从动员型的社会主义转入正常发展轨道，转入在其自身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的轨道。但它没有实现这种转变。最后形成了极权的、技术官僚的、 官僚化的社会主义。（4）不能满足不同的社会心理需求。这是一种比较新的视角。社会主义诀别了对抗的社会经济的阶级结构，满足不同社会心理类型的人的需求被提到了首位。有学者指出，存在不同心理类型的人：①道德基础不同的人，如利他主义者、合理的利己主义者和自我中心主义者；②创造才能不同的人，如发明家、创造性的执行者和普通的执行者；③组织倾向不同的人，如天生的首领，天生的民主管理型的人（“平权主义者”）和服从命令的人。资本主义能够根据不同的心理类型，为社会2／3的人创造相对稳定的合适的工作和生存条件。但苏联的社会主义却没有能满足大家的期待：①它企图使利他主义行为成为共同的准则，这个企图破产了。其自身的基本原则——按劳分配的原则没有得到实现。这一切不能不破坏对社会制度本身公正性的信念。②发明家和创造性的执行者的才能只有一小部分得到运用。以参与政治生活、生产、地方自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创造的无限空间，受到集中管理和军营式的生活的压制。③天生的首领和“平权主义者”多数在不民主的制度下苟延残喘，只有顺从的“俯首听命者”认为这种制度是正常的。这是苏联社会主义下半期的社会心理状态，它使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优越性和潜能发挥不出来。（5 ）社会主义必须立足于劳动和生产的社会化的基础之上。有一种片面的观念——认为社会化仅仅是使生产资料成为合作的、国家的或者全民的。社会化的规律并不要求把国有化或者没收作为自身的目的。它要求逐步发展机器技术，而当前则是控制论技术、信息技术，使生产集中化，最后才会形成社会所有制和相应的分配形式。苏联共产党人忘记技术—工艺社会化、组织—技术社会化的必要性。结果是，苏联的敌人掌握了前两步，而苏联几十年来只抓住第三步，认为公有制，并且是官僚集中化的公有制会自动工作。现在尝到了苦果。社会的基础应当建立在当代技术和生产组织的原则上。而苏联的社会体系在半个多世纪里把国民经济建立在社会主义前的技术之上，约5000万工人，其中40%是在没有前途的手工劳动的工业之中工作（60%的工人在建筑业，75～80%在农业）。（6 ）苏联社会形成了“诺民”体制， 或叫官僚体制。管理者摆脱了社会的监督， 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老爷，组成了自私自利的官僚阶层。现在俄国通常把他们叫做“诺民”（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即“上级圈定的列入干部名录的官员”一词的音译）。它利用自己支配人民（似乎是“国家的”）财产的权利寄生在社会上。这样就形成了官僚极权社会主义。苏联垮台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及时（60年代）取消这种体制，这些官员拒绝以“各人按能力劳动，按劳动成果获得收入”的原则去取代“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没有形成人民政权：“诺民”阶级不会自愿地放弃政权，并把政权转交给人民。这促使苏共和苏维埃政权蜕化、产生和加强资产阶级。（7）领导的愚昧无知，不学无术。马克思认为， “不学无术（或译作“愚昧无知”。——引注）是一股魔力，因而我们担心它还会造成更多的悲剧。”有学者以马克思的上述论断为依据，指出列宁一直致力于同落后、不学无术、愚昧、不文明做斗争。但斯大林开始了向愚昧无知倒退，他取消新经济政策，回到“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经济核算及其他经济原则都不复存在，自然资源以非劳动创造为借口而不作估计，学校不再讲授经济学知识，经济学课程在整个增长率系统被取消。强制命令、肆意妄为、平均主义、惩罚镇压、官僚主义以及其他灾难开始在经济领域占统治地位。国内形成了违反经济规律的局面：价格按成本确定，不考虑利润，浪费机制开始运行。经济杠杆由进步的强大动力变成了阻力，而这更强化了对经济的不重视。甚至“经济”这一术语也不作科学解释，而被等同于经营本身。赫鲁晓夫企图把苏共从政党变成经济机关，限制接受人文知识分子的代表入党，结果在70～80年代领导国家、对社会主义的命运负责的是具体行业的专家，他们不懂得下一步向何处走。戈尔巴乔夫文化浅薄，有外省局限性而又傲慢。叶利钦主义是集不学无术之大成。叶利钦缺乏教育，有病态的虚荣，贪图权势。现在俄国左翼运动也沾染了不学无术的病毒，如庸俗地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寻章摘句地使用列宁的个别著作，简单化地利用从列宁那里胡乱摘引来的口号，等等。（8）跟不上世界科技革命的步伐。 造成社会主义危机的深层根源是在这一事实背后所隐藏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适应向新的文明过渡的条件中所遇到的矛盾和困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具有关键意义的是节约时间的规律，也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其根源是科学技术革命。而苏联忽视了科技革命，也没有能找到新的依靠力量。实际上，社会存在另一种力量，这就是发明者和合理化工作者。这种力量使美国和日本变得强大，它们取胜靠的不是市场，而是创造潜力。
四、社会主义和后工业社会
俄国的一些学者在探讨社会主义问题时摆脱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如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许多学者转而从工业社会的发展去观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他们认为，苏联社会主义之所以垮台，主要是因为不能根据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当代的科技发展，使自己适应后工业社会的要求，俄共三大通过的纲领在总结苏联失败的教训和确定未来的任务时，实际上就是以后工业社会作为基本点的。
1.列宁主义是工业化时代的社会主义形式
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共同点是对平等的追求。资本主义以市场（通过货币使各种商品和劳动均等）和民主制（所有的人作为选民是平等的）确立了平等。而社会主义提出了更深刻的平等方案（方案之一就是通过财产公有化）。寻求比自由民主更深刻的形式，构成了工业时代许多社会主义流派的主流，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和苏联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无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西方社会民主主义，都是工业时代的社会主义形式。这两种社会主义即使发展到相互对立的时候，仍保留着基本的相似之处。两者有4 个共同的基本特征：（1）把工业进步看作生产的不断扩大和克服社会不平等、 贫困、 失业的必要条件。（2）把无产阶级看作负有特殊历史使命的阶级、社会进步的体现者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基础。直到50～60年代才有所变化：西方社会主义政党感到有必要以“白领工人”来扩大选民群，而苏共则宣布自己为全民党。（3）承认国家在组织与调控生产和分配、 实行涉及广大社会阶层的保护主义方面的巨大作用。西欧出现了“社会国家”，苏联建立了发达的社会保障体制。（4 ）相信社会主义是替代资本主义并同它相对立的特殊社会形态。1959年哥德斯堡代表大会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纲领，才放弃了通过同资本主义决裂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
两者也存在差别。一战和俄国两次革命期间，考茨基、希法亭、伯恩斯坦已经看到资本主义有巨大的潜力，能够通过股份公司、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等适应大工业生产的条件。列宁与此相反，他认为德国已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
社会民主党人拒绝实行激进的改造，而把自己的努力集中于社会保护领域。列宁认为既然竞争让位于资本主义垄断，接着就不可避免地让位于社会主义。
可以把列宁主义看作一种适合于农业国条件的、新的（有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形式。列宁主义包含两个方面：（1）它是世界落后地区工业化的意识形态；（2）它包含一个最激进的反资本主义改造方案。确定俄国改造方向的不是资本主义本身，而是技术革命，它将导致后工业社会的建立，它既可以用资本主义的方法，也可以用社会主义的方法。工业时代已经显示了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在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相互渗透。
2.后工业社会和社会主义
联系到后工业社会的出现，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作为运动和意识形态面临着巨大的转折。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向工业社会主义提出了挑战，使社会主义形成体系的最一般的原则遭到怀疑，这包括：（1 ）生产增长是无止境的，使一切都服从于生产的论点。工业的发展对地球生存构成了威胁，必须以质量的发展、对生态的考虑、对信息技术和自动化的广泛利用，而不是以数量的增长，作为生产存在的必要的新形式。 （2）社会领域发生了变化。传统工人阶级的数量在缩减，新的生产只需要人数不多的高度熟练的工人，这是新的高收入的精英，他们的社会利益往往具有后物质主义的性质。大部分新的工作位置是服务部门创造的，劳动者的基本群众主要从事服务行业，他们从事的是非创造性的、低熟练程度的、不稳定的劳动。他们不能承担领导社会的使命。在后工业社会里，只有精英劳动才能构成追求在生产、政治、社会精神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承担者。（3）新的时代使“社会”国家遭到有力的打击。 这一过程在西欧国家和俄国是相同的。
总之，后工业社会要求深刻改变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它使社会主义者关于工业进步是人类走向物质丰富和普遍幸福的道路、关于社会保障政策、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信仰成为问题。但是在新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仍将继续保留。
老的社会主义已经认识到了经济发展服从质量标准的必要性，不过它还没有达到把整个自然界包括进去的地步。它按照绝对否定市场经济的精神提出解决办法，这就是使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接近于“宗法制家庭”框架内的经济，即带有少量交换因素的自然经济。社会民主党人摆脱了这种观念，提出了混合经济的思想。后工业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应该以这种思想为出发点。
从根本上讲，后工业社会将使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在后工业社会中占据中心位置的不再是物质生产，而是人的全面发展。在那里人的异化将被完全消除，人和自然的和谐将成为事实，劳动将成为人的自然需要，社会将普遍实行自治，国家将消亡。这不是“民族社会”，而是全球一体化的国际社会，是全人类的解放。而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它是人类借助科技革命的成果努力摆脱科技革命带来的困境的必然的和惟一的结果。一些学者得出结论说，所谓社会主义就是人类当前的状况向上述后工业社会的过渡。
3.知识经济和知识（智力）所有制
有一种观点认为，要真正实现同时兼劳动者和老板于一身的要求，必须把生产方式建立在知识经济的基础之上。亚·塔拉索夫教授认为，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知识成了新的生产力。只有知识才能满足马克思对新的社会形态的要求，能满足马克思向公有制提出的要求，即它同时也是个人所有的。马克思早在1857～1859年就意识到，正是知识应当成为未来社会的直接生产力。
工业生产方式必然是商品化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必须是非商品化的。物质产品在交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变成商品，只有知识不是商品。商品在交换（出售）时由一个所有者割让，转到另一个所有者手中，知识在交换（出售）时成为购买者的“财产”，但并不脱离出售者。因此，基于知识的生产方式是一种能够消除脱离（割让）的生产方式，这样知识实质上就成了人类的公共财产。人类全部知识的99.95%是人人都可以获得的。“信息社会”是向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社会迈出的一步。
社会主义所捍卫的是“每个人对所有制的权利”，当然，不是对任何形式的一切所有制的权利。正是社会所有制才是每个人的所有制。现代生产中这种普遍的劳动条件首先是科学所提供的知识。知识是现实的社会化的主要对象。从更广义上说，社会所有制是对整个文化、社会精神财富的所有制，社会精神财富是很难私有化的。科学、文化就其本性而言属于每个人，又为全体所共有。但是，只有当它们成为生产劳动的条件、成为整个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的时候，才能实现社会化。因此，社会所有制只适合这样一种生产类型，它被马克思叫作“科学”的生产类型（区别于机器、工厂生产），今天我们称之为“后工业型”、“信息型”等等。
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个人电脑和互联网时代出现之后，才出现一种能够实现基于知识的生产方式的物质载体。个人电脑就是这样的劳动工具和生产手段，它可以同时是个人财产和公有财产（如世界互联网所展示的）。在自己的电脑上工作的学者、作家、建筑师、音乐家、模型工都依靠互联网和数据库。另一方面，这些互联网和数据库如果不被利用也就毫无价值。全面电脑化和信息化使直接民主成为可能。人人拥有电脑可以使社会全体成员参加重要决定的制订、通过及其贯彻执行。
知识成为基本生产力以后，必然会消灭工业生产方式。自动化、机器人化和电脑化无需我们所知道的那种形式的工厂，它们的本性是力求“小型化”，非集中化。经济上的非集中化应能导致政治上的非集中化（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看作自治公社的联合体）。最后，自动化和电脑化将排挤工业劳动，使工作者转向高智力的创造劳动。在高智力创造劳动中将克服异化。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革命。为此应当形成世界经济机制，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但直到今天才形成真正的世界市场，既拥有全部民族典型特点，也遍及全球的市场。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必然推动世界政治一体化。与此同时，粗放发展道路结束后，资本主义不得不走集约化的道路。这会促使知识分子形成群众性的社会阶级——智力劳动工作者阶级。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革命的主体应当在社会制度之外出现。不是奴隶消灭奴隶制，不是农民消灭封建主义。有学者认为，从这种方法论得出的结论应当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主体不是资本主义体制内的无产阶级，而应当是学者，或广一些，知识分子。智力劳动工作者阶级是新的知识分子，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同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直接联系着的新阶级，它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在未来的革命中知识分子的盟友是全体雇佣工作者（包括产业无产阶级）。
4.更换社会主义范式的必要性
一些学者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必须更换社会主义观念范式，这指的是改变整个观念，直至改变观念的哲学基础。即使迫于生态问题，也需要一个现代的，形式和内容崭新的、能对当代世界及其前景提出社会主义认识的社会主义观。
制定社会主义构想的基本方向是：（1）从结构论转向价值观。 （2）从“摧毁”论转向有机论。（3）从目的论的决定论转向对社会历史创造活动的非预先决定的不同方案的意识。把历史看作人们活动的产物，而不是由无个性的客观规律所预先决定的。这就需要重新思考衡量社会主义方案的社会哲学尺度。例如，把进步理解为直线上升的发展，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其次，还必须放弃革命救世论。关于社会和谐一致（它被用于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的观念也是天真的。冲突是无法消除的，应当寻找调节冲突的最有效的机制。（4 ）从对人类社会以及相应地对社会主义理解的完全单一性转向包容各种社会、文化、文明的多形态系统的观点；转向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不同类型（即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的观点。（5 ）对社会主义前景的认识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转向全球的角度。（6 ）从社会主义观念（及社会主义运动）的特殊性、排他性转向在思想和政治方面展开广泛的讨论，在哲学和政治意义上，这种讨论意味着各个社会政治力量、运动、思想流派的相互影响，意味着社会政治思想运动的建设性进程。
五、俄共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几个问题
在苏联解体的同时，苏联共产党也不复存在。在原苏联地区成立的各独立共和国内或者出现独立的共产党，或者在共产党的基础上建立不同类型的社会党。在俄罗斯联邦内则同时出现好几个共产党。其中人数最多的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号称有55万党员。经过几年的艰苦斗争，俄共度过了为生存而斗争的阶段，不仅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而且成为全国第一大党，国家杜马中的第一大党和最大的反对党，对俄国政局的发展发挥重大的影响。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成为惟一有实力同叶利钦竞争的力量。在短短的几年里能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是难能可贵的。俄共也面临众多难题。这就是队伍年龄老化，支持者队伍老化；党内意见分歧严重，无法取得统一；理论力量薄弱，对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还无力作出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结合的回答；俄国共产主义队伍处于分裂状态。俄共为解决这些难题做了不少工作，但仍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1.俄共总结历史教训中的两难处境
一个遭到重大挫折和失败的党，只有从失败中找到教训，才有复兴的希望。在俄共面前摆着严肃认真地总结苏联解体、苏共失败的经验教训问题。1995年1月俄共三大通过了新党纲， 其第二节是“俄国的历史教训和摆脱危机的途径”，用专门的一节来总结教训，这说明俄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认真对待了。
俄共是建立在前苏共的基础之上的，自认为是苏共的合法继承者。这就使它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它要从苏共那里有所继承，包括苏共的理论方针策略中正确的东西和好的传统，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同苏共的历史错误划清界限。对苏共的历史，俄共不能像其他党派那样认为一无是处，骂倒一切，而必须作出细致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纲领肯定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革命带来的一系列空前社会成果，它指出俄国的历史证实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观点。这个论点当然是无可争议的。在国家面临崩溃，大难临头之际无产阶级奋起革命，夺取政权，是理所当然的。问题是无产阶级在一个落后国家夺得政权后怎么办，采取什么办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追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俄共党肯定了苏联走过的发展道路，包括30年代开始提出的“赶超”任务，为国家工业化而加速农业集体化的措施，仅否定其强制性质和高度集中化。这里就出现问题了。首先，苏联提出的国家工业化的目标是同高度的集中和集权分不开的，是同超高速度分不开的。没有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根本不可能实现高速度的工业化，在目标和方法上，不可能分开来肯定一点而否定另一点。其次，农业集体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加速实行”或强制的问题。苏共在农民问题上的根本错误是违背了列宁关于通过流通领域的合作吸引农民自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指示。
另一方面，俄共党纲在肯定30年代“赶超”的同时，却又否定50～60年代提出的“赶超”任务。这种肯定和否定本身陷入了自我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上，在劳动生产率上必须赶上和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摆在社会主义面前的一个历史任务。只有这样才谈得上在自身基础上的发展。然而，这个任务直到苏联解体仍然没有完成。“赶超”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问题在于应当清楚，对于一个落后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决不是可以用一两个运动在短短的几年里所能做到的。其次，不应当简单地把赶超归结为几个数字指标的赶超，而应当是劳动生产率上的赶超，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在整个国力上赶超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纲领把当前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看作是“过时的生产力模式”，而不承认资本主义目前的发展可能性，在这个论点的背后所反映的实际上是对市场经济的否定观念。
苏联的解体显然是同苏共本身的错误分不开的。俄共党纲说得完全正确：“使苏联社会垮台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执政几十年的党的危机造成的。”然而，在正确命题下所作的分析却是值得怀疑的。党纲说，苏共内部历来就存在对立的无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民主的和官僚主义的倾向。十月革命后它们之间的斗争变得尖锐起来了。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由于人数众多和长期存在，“成了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把所有的错误都推给所谓小资产阶级，而完全避开无产阶级自身的问题，这同列宁比起来，是个退步。列宁在本世纪初已经指出了无产阶级本身蜕化的可能性，并发出过警告。
党纲指出，党内存在“两翼”，“两股潮流”，它们之间进行不间断的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形成了实际奉行的政治路线。然而在这两翼中到底谁代表正确，谁代表错误，纲领并没有具体地对一系列历史人物作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在整个苏联历史上，除列宁外，党纲仅仅肯定一个领袖——安德罗波夫。
俄共对一些人物的评价，反映了它所处的两难处境。它需要强调对苏共的继承性，但又想同过去的错误划清界限，因此就把过去的错误推给某些“叛徒坏蛋”。这种做法可以理解，但未必明智。一个严肃的党必须从过去的错误中正确吸取教训，避免以后重犯以往的错误。这里的困难是如何站在历史的高度，分清是非，作出合理的解释，求得广大群众的谅解，从而再次获得群众的拥护。
2.俄共关于知识分子的新提法
1996年1 月召开的俄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对知识分子的估计上作了重大的调整。大会通过的党纲规定：党的标志是“锤子、镰刀和书——象征城市、乡村、科学文化界劳动者的联盟”。这就是说俄共的社会支柱除了工人和农民，还加上了知识分子这个在当代社会中居重要地位的社会集团。把知识分子的地位明确写上党纲，除了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外，还有深层的原因，这就是处在目前科技革命的时代怎么评价知识分子的作用，归根结底，也就是怎么估计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俄共党纲写道：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劳动将越来越变成主要是智力劳动”。“在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城乡工人阶级正在发生变化，开始其质的和结构的更新。生产需要狭隘的专业化的工作者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现在生产越来越需要具有高深的技术知识和眼界广阔的高度熟练的劳动者。很大一部分工程技术分子在加入工人阶级的队伍。这些相应的过程形成现代工人阶级的先进队伍，它的核心。越来越多的新类型劳动者不断加入其队伍，其优秀品质的发展，将意味着社会阶级划分的逐渐消除”。
1996年1月12日俄共召开秘密的中央全会， 久加诺夫在会上对作为“未来代表”的“先进阶级”作了具体分析，他指出，这是“能以自己的活动为向工业化后社会过渡创造条件的劳动者。这个阶级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第一部分是指俗称技术人员的人。他们又可分为两种：一为物质、高技术和科学密集型的生产者，即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科学家、建筑师、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二为非物质产品，即保障生产系统和社会基础设施功能的软件生产者。在发达国家，这类劳动的产值已超过物质生产部门。这部分劳动者作为主导生产力，其活动是科学和他们本人的科学知识与自我发展。第二部分是指人文科学部门的劳动者，他们保障作为劳动和社会生产主体的人本身的再生产。这包括保育员、教师、使休息得到充实的服务人员、医生等等，现在正是通过他们的劳动实现主要的生产投资，对人和对个人发展的投资。所以他们完全可以称作生产者。”
久加诺夫得出的结论是：“工人阶级目前正经历深刻的质的和结构的更新阶段，在生产工人的成分中实际上加入了科学和工程技术知识分子。他们同高度熟练的工人阶层一起构成新的、先进的工人阶级核心，社会的突破和技术的突破在决定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这是“21世纪新的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3.“俄罗斯思想”和俄共的大俄罗斯主义
俄共是目前在俄国坚持社会主义的最大的一支有组织的队伍，在社会主义思想失去广大群众的情况下，俄共在设法制定出能为群众所接受的意识形态。为此，俄共提出一个论断：“俄罗斯思想”实质上就是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
在历史上，所谓“俄罗斯思想”是关于俄罗斯的世界历史使命的预言。其最早的含义是，在拜占庭——第二罗马崩溃之后，东正教的中心已从君士坦丁堡转到莫斯科，莫斯科是第三罗马，负有救世主的“世界使命”。
十月革命以后，莫斯科的“第三罗马”使命感并未消失，当时的苏俄一方面寄希望于西欧革命，另一方面又把莫斯科看作世界革命的基地，负有解放全世界的历史使命。这样，“第三罗马”的观念就在世界革命的口号下得到了发展。俄共在其纲领中所使用的“俄罗斯思想”一语就是东正教“第三罗马”，共产国际“世界革命”思想的继续。
不仅如此，“俄罗斯思想”还包含着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俄共党纲断言：“苏联是俄罗斯帝国的地缘政治的继承者”。所谓恢复苏联，是以俄罗斯帝国的地缘政治为出发点的。十月革命以后形成的苏联版图基本上是革命前的俄罗斯帝国的版图，在斯大林时期还有所扩大。俄国需要恢复苏联的版图，这是俄共的一个目标。为此，他们对沙俄向周边殖民扩展的历史作了美化。久加诺夫称：“我们地域的开发和新大陆不同。不是高举刀剑，而是举着十字架往前走的。带去的是语言、知识，而不是毁灭。因此自古就住这里的所有民族都留在俄国。把我国联结在一起的基础是俄罗斯人民。”这种说法显然违背了历史事实，继承了沙俄和苏联时期的传统说法。历代沙皇经过几世纪的征战，把小小的莫斯科公国扩展为庞大的俄罗斯帝国，同西方的殖民帝国一样，靠的同样是刀剑和枪炮。
4.分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
俄共纲领设想分三个阶段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第一阶段是争取建立救国政府，其任务是消除“改革”的灾难性后果，制止生产下降，保证劳动者的基本的社会经济权利，促进原苏联各共和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一体化。第二阶段是过渡时期，恢复时期。劳动者将广泛地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社会主义的经营方式的主民间作用将越来越明显。第三阶段是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在符合最佳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要求的经济基础上，最终形成社会主义关系。生产公有制形式在经济中的统治地位将逐步确立”。
俄共纲领中关于第一阶段的任务，在其“最低纲领”中阐述得较为详尽，而对社会主义阶段到底要实施哪些措施，显得比较抽象。对俄共来说，这还不是当务之急，是可以理解的。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俄学者的反思和总结有如下明显的特点。
（1）由于不存在统一的共产主义政党和共产党政权， 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已摆脱了统一的模式的束缚，也没有了行政干预，可以发表各种各样的观点和看法，出现了自由探讨的局面。
（2）俄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呈现多样化趋势。对社会主义的阐述、 解释和议论已不限于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及消灭阶级等传统范畴，而是拓宽领域与视野，把社会主义放在俄国的历史传统、当前的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等多角度去考察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对于形成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于20世纪初的列宁主义，开始结合20世纪的实践，特别是20世纪末出现的许多变化了的形势，来回顾、反思、检讨、总结其成败得失，其中不乏一得之见。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开始趋于深化，但仅仅是个开始，仍然缺乏系统化。这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更新和现代化的一个契机，是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适应俄国现代发展，特别是适应21世纪要求的良好契机。
（3）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是俄国第一大党， 也是最大的宣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它经过多年的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它目前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国内的政治斗争，既无时间，也缺乏具有较深理论修养的理论家去总结历史教训，反思社会主义的理论得失，有些理论家如斯拉文由于观点分歧而退出了俄共。俄共三大通过的党纲对苏联和苏共历史做了总结，提出了新时期的任务，在某些问题上有所创新，如对知识分子的评价，但总的看来其总结和对理论问题的阐述仍显得粗糙，而且在许多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是非不清，甚至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鼓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
（4）在一些具体问题上， 占多数的观点是：①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的失败。②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某些原理和公式应当根据新的形势进行修正和补充。但对如何具体发展学者中意见不一，短期内也不会达成共识。③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应当是公有制为主，他们反对实行私有化，但承认私有制的存在，不少学者把马克思所说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同新出现的知识经济联系起来考察。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视点。④多数学者倾向于社会主义应当是计划经济，目前也有不少人主张把计划同市场结合起来的“中国做法”。对于社会主义可以是市场经济的提法怀疑不少，这也是他们争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⑤多数学者认为，俄国应当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但目前不应当直接搞社会主义，而应当争取建立“人民政权”，进行人民民主革命。⑥除极少数，普遍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和平的合法斗争，也反对在未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们承认多党制、议会制、三权分立等西方通行的制度。俄共把自己定位为“建设性的反对派”，指望通过议会斗争、民主选举、全民公决取得执政地位。但这条道路仍然困难重重。
（5）在原苏东地区， 俄国比较有可能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在俄国有一批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较有研究的学者，他们对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有切肤之痛，对过去社会主义的弊病有亲身感受，因此有可能从失败中作出较为符合实际的结论，有可能从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相形之下，中东欧国家则比较薄弱，这里许多人都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外来的东西，是苏联强加的，不符合本国国情的东西。当然这里也有一些学者由于较早感受到苏联模式的危害，早在苏联时期就开始探索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在剧变后左翼政党忙于政治斗争，从事这项工作的只剩下少数左翼学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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