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关联、税务筹划战略与企业价值
——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陆海焕，朱乃平
（江苏大学 财经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摘 要： 采用我国沪深两市A股2013—2017年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深入研究政治关联、税务筹划战略与企业价值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政治关联程度越高的民营企业更倾向于实施税务筹划战略；进一步发现，税务筹划战略在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传导的作用，从而揭示出企业的税务筹划战略行为是政治关联影响公司价值的一个实现路径，为民营企业谋求发展提供新思路和技术支撑。
关键词： 政治关联；税务筹划战略；企业价值；中介效应
引言
在中国转型经济的背景下，通过与地方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企业可以最大限度地从政府手中获取多元化的经济资源，尽可能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由于高管政治关联这种内在的替代性机制，便于企业向政府“索取”更多的收益，因此引起了民营企业的广泛关注，纷纷以不同的方式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借政治关联之手来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本文将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政治关联、税务筹划战略与企业价值三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继续探讨税务筹划战略在政治关联影响企业价值的传导作用，为民营企业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谋求发展提供新思路和技术支撑。
记者25日从广东海事局获悉，11月22日至25日，广东海事局联合广西海事局开展北部湾海域巡航行动，维护海上交通安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政治关联与企业价值：基于直接效应
在我国转型经济的环境下，政府因拥有大量的经济资源而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企业想要最大限度地获得各种经济资源，以取得在市场竞争中的一席之地，那么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国内外许多学者也研究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能够从政府中获得诸多方面的收益如债务融资[1]、政府补助[2]、更低贷款利率和更长贷款期限[3]以及税收优惠[4]等，从而提升企业业绩。由于存在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可以得到政府在制度层面上的声誉担保，能够获取较多的经济资源与发展空间而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绩效[5]。焦捷等（2018）[6]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结论。因此，基于政治关联能给企业带来众多好处，那么追求价值最大化的民营企业自然有很强的动机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以提高公司的价值。由此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H1：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价值呈正相关关系。
（二）政治关联、税务筹划战略与企业价值：基于中介效应
对企业来说，纳税是一项义务，但公司往往为了减少经营成本，有着强烈进行税收筹划战略的动机，从而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那么，与政府建立的良好非正式关系真的可以为企业带来好处吗？罗党论等（2012）认为，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不仅能拓宽人际关系、获得社会资源，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作用[7]。因此，高管与政府建立紧密的联系，为企业和政府部门参与政治沟通和协调提供了方便[8]。在税收监管部门对企业的税收筹划行为进行调查时，具有政治地位的人可以利用与政府的合法联系，使得其实施税收筹划具有较低的潜在成本。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上市公司倾向于与政府建立关联，影响着企业的发展[9～10]。罗党论（2008）认为，企业与地方政府建立关联，不仅是对市场不完善的替代保护机制，而且还能给企业带来诸多政策资源和额外收益以提升企业价值[11]。由此提出本文的以下假设：
4.回归模型。本研究采用了多元回归分析法检验提出的假设，其中中介效应的检验借鉴较为科学的因果逐步回归法，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在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最终选取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存货密集度（Invent）、资本密集度（Capital）、无形资产比重（Intangible）、独立董事比例（Indirect）、股权集中度（First）、名义税率（Tax）、审计事务所（Big4）、企业年龄（Age）作为控制变量。
2.税务筹划战略。由于税务筹划利润在实践中是一种隐性收益，很难用具体的财务数据来衡量。因此只能用得到的数据来衡量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程度。首先，借鉴Desai和Dharmapala（2006）[12]、王永培和晏维龙（2014）[13]度量企业进行税务规避的方法，即会计-税收差异（BTD）=（税前会计利润—应纳税所得额）/期末总资产，其中应纳税所得额=（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企业名义所得税率。国内外学者基于此，还选用剔除盈余管理影响的会计-税收差异（DDBT）来进一步衡量企业避税程度，通过BTD对总应计进行回归，剔除会计-税收差异中受应计所影响产生的差异：
在进行回归分析前，本研究对模型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数据显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较小，且VIF值都小于10（限于篇幅未列出），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3.企业价值。本文选用托宾Q值（Tobinq）来衡量企业价值，其计算公式为：Tobinq=市场价值/（资产总额-无形资产净额-商誉净额）。
选取2017年6～9月在感染科接受诊治的HBV患者258例，其中男138例，女130例，年龄16～89岁(中位年龄49.5岁);根据标志物不同分为HBsAg携带组(n=182)及HBV DNA阳性组(n=76);另选取同期体检的100例健康人群作为对照组，其中男45例，女55例，年龄24～83岁(中位年龄54.5岁)。对照组入选标准:肝功能及肾功能正常，甲肝抗体、HBsAg、丙肝抗体、戊肝抗体、梅毒抗体、HIV抗体检测为阴性的人群。
1.政治关联。本文对政治关联的度量标准是若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曾经或目前在政府部门任职，或者曾经或目前当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则定义该公司具有政治关联，PC取1，否则为0。本文的政治关联数据是根据CSMAR数据库中记录上市公司的高管背景手工整理出来的。
H2：高管政治关联会显著提升企业价值，且这种正向作用有一部分是通过税务筹划战略得以实现的，即税务筹划战略在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的作用。
游泳过程中，上臂旋转外展时，水的阻力会对肩部造成很大的压力。一旦长时间保持不正确的泳姿，会让肩袖处于过度运动状态。几种泳姿比较起来，自由泳、蝶泳和仰泳比较容易出现游泳肩。比如自由泳时，在“拉水阶段”多使用胸肌、阔背肌等内旋转肌，而在“恢复阶段”则多使用三角肌、冈下肌等外旋转肌。通常来说，外旋转肌较薄弱，极容易损伤。而蛙泳的基本姿势确定了其肩部活动的范围较小，因此会好一些。
“印刷行业需要大量专业化人才。”丁旭光说，“老一辈仅仅是依靠历史的机遇与超负荷的勤劳才做到今天的，但未来的企业发展一定要有专业化的人才去把控。”印刷行业的人才需求是多层次的。过去印刷行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操作工人。但是现在，随着印刷行业的智能化发展，企业对基础的操作人员的需求减少。然而也正是因为智能化，行业开始大量需要高精尖的技术人员、研究人员，以及对行业有整体把控与洞见的管理决策人员。交谈中，丁旭光一次又一次地强调：“印刷业一定会持续地发展，只是出现了一个断层，迫切需要一批有专业化知识结构的、能够持续学习的年轻人接班。”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表2列出了各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首先，衡量政治关联的均值为36.40%，说明我国有不少民营企业积极与政府建立紧密的关联，政治关联是企业普遍存在的一个特征背景。其次，BTD的均值为-0.004，说明即使企业有强烈的动机进行税收筹划策略，但由于我国目前可抵扣费用的认定比较严格，因此还会维持应纳税所得额大于会计利润的现状。另外，在剔除盈余管理的影响后，DDBTD的均值发生了变化，且最小值与最大值的差异也有所减少。这说明，扣除应计利润后的DDBT对BTD起到了修正的效果，但我国民营企业进行税务筹划战略行为还是有明显差异的。企业价值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288和12.689，其标准差为2.291，这说明我国上市民营公司之间的企业价值水平仍有较大的区别。最后，从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结果来看，与前人的研究成果基本一致（见表1）。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以2013—2017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并对初始样本进行了如下筛选：一是剔除了金融行业以及样本期间ST或*ST的公司数据，二是剔除当前所得税费用小于0和税前利润小于0的样本。本文数据均来自于CSMAR数据库，其中高管政治背景的数据通过数据库提供的高管简历进行手工收集而获取，最终保留了3254个观测值。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续表
（二）多元回归分析
其中，TACCi，t表示应计利润总额，等于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的差额除以期末总资产；μi是固定效应，反映了样本期间公司的残差均值；εi，t则是t年残差与公司i的残差均值μi的偏离度。
表2的第三列列示了模型（3）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回归结果，数据显示政治关联在10%的置信水平上与企业价值是呈正相关关系的，假设一通过了验证，即表明中介效应的第一步检验得到验证并通过。表2的第二列给出了模型（4）政治关联对税务筹划战略影响的回归结果，数据显示在1%的置信水平上政治关联对税务筹划战略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政治关联有利于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战略行为。上述回归结果表明，中介效应的第二步检验得到验证并通过。
Z X Liu and M L Jiang contributed equally to this work. All authors commented on the manuscript.
表2 多元回归结果与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续表
比较模型（3）和模型（4）发现，两者的拟合优度分别为0.136和0.470，二者均有较好的解释力，而且当加入税务筹划战略变量后，模型（5）的拟合系数变大了，说明模型的解释能力有所提高。另外，虽然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的回归系数从0.113下降到0.104，但在模型（5）中，税务筹划战略与企业价值仍是正相关关系，也就是中介效应的第三步检验得到了验证，表明税收筹划战略在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的作用，假设二成立。最后，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均显著，表明这些变量起到很好的控制作用。
（三）稳健性检验
此外，我们还借鉴参考吴联生（2009）[14]和 Dyreng等（2010）[15]等的研究方法，选择了有效税率（ETR）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表中报告显示的回归结果与前文结论一致，限于篇幅未列示图表。
结论
本文对政治关联、税务筹划战略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相应的研究结论。首先，民营上市公司的政府背景会促使高管人员进行一系列的税收筹划战略行为，因为民营企业倾向于与政府部门建立良好关系，以便于与地方税务当局更好地协调和沟通，降低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成本和风险，取得税务当局对其税收筹划行为的良好态度；其次，由于企业进行筹划税收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税后利润，使财富仍保留在公司手中并未转移到外部，从而促进企业市场价值的提高；最后，政治关联借助税收筹划战略的“催化”和“桥梁”作用影响企业价值，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获得各种经济资源以及相关税收政策的信息，该机制可以为我国民营企业制定合理的公司治理机制和提升企业价值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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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Connection，Tax Planning Strategy and Corporate Value——Based 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ivate Listed Companies
LU Hai-huan，ZHU Nai-ping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Jiangsu University，Zhenjiang 212013，China）
Abstract： The data of private listed companies in A-shares of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markets from 2013 to 2017 were used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relations，tax planning strategy and corporate value.The study found that political connection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corporate value，and private enterprises with higher political relevance tend to conduct tax planning strategies；It is further found that the tax planning strategy plays a part in mediating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on corporate value.It reveals that the strategic planning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is an implementation path of political associations affecting the value of the company，and provides new ideas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to seek development.
Key words： political connection；tax planning strategy；corporate value；mediating effect
中图分类号： F27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291X（2019）30-0059-04
收稿日期： 2019-04-1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6YJA860015）；江苏大学第十七批大学生科研项目立项资助项目（17C064）
作者简介： 陆海焕（1994-），女，广东广州人，硕士研究生，从事税务筹划、投融资决策与评价研究；朱乃平（1974-），女，江苏盐城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从事税务筹划、投融资决策与评价研究。
[责任编辑 陈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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