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常态与变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常态论文,变数论文,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各种文学门类中，散文恐怕是最具边缘性、最不受重视、最缺乏研究的文体。大家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散文没有自己成熟的理论，因循守旧和缺乏创新也使之乏善可陈。甚而至于有人全面否定散文的成就，曾一度提出“散文消亡”的论调。这些看法不是没有道理，但存在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其最突出之点就是概念化、机械化和片面化地理解散文，即总是以“变”的眼光来苛求散文，忽略了“常态”之于散文的重要性，更无视散文的本性。其实，散文固然需要不断的变化与创新，但如果没有“不变”作为基础，没有“常态”的内质作为风骨，任何的花样翻新之“变”都是靠不住的，甚至会成为一种猎奇、玄耀和喧嚣。散文与其他文体一样，在“变数”中都需要保持绵延不绝的“常态”，只是比较而言，散文的“不变”因子和特征更为明显，它的稳定性更应加以注意罢了。
一、“变”与“不变”
“变”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坚定信念和向度，因为中国古人早就在《周易》中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①进化论的文化观更是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非常强调“变”的重要性。可以说，进化之路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这从速度的神话中可以得到证明：由步行到以马代步是如此，从马车到汽车、飞机是如此，现在电脑信息时代突飞猛进更是如此。像地下隧道之挖掘，人类文化确实如《大学》所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但是，“不变”又是另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这在中国文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五四”开始的中国近现代文化和文学就走入了这样的误区，即片面地理解“变”与“不变”的关系。对于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激进派来说，他们竟提出“不读中国书”、“打倒儒道”、“废除汉字”和“换种换血”的观点；对于保守派像辜鸿铭等人来说，他们甚至将专制和三寸金莲奉为国粹，由此可见，他们在“变”与“不变”关系中的迷失！后来的“破四旧，立四新”也基本沿袭了“激进派”的理路，到了新时期这一观念有增无减，于是“变”成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核心标准和价值判断，于是“先锋文学”、“新生代”、“新散文”等各种“求变”的样式应运而生！我们甚至不论作品的好坏优劣，只要是“新”的、“年轻”的，也就是进步和发展的，于是“新新”和“后后”的名目不绝如缕。我们失去了“常态”的杠杆，更失去了“变”与“常”的辩证关系坐标，于是，对文学、文化上的迷失、误读、错判也就在所难免！
据载，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韦莲司女士虽是教授之女，但衣饰穿着以破旧不变著称，变之者视之为反常，而她却以每日不停的更换者为不正常，并说：“彼诚不自知其多变，而徒怪吾之不变耳。”对于胡适盛赞中国知识界之善于接受新思想，韦莲司则不以为然，并指出：不轻易接受新思想未必是短处，容易接受新思想也未必是长处。一人不轻言变革倒是信仰坚定之表示。对此，胡适深以为然，并由此赞叹韦氏有思想、有识力和有魅力。他说：“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惟一人耳。”“女士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项背。”③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化和文学惟“变”是从，并简单甚至不加思考地视“不变”为落后保守、愚蠢无知以及反动腐朽的代名词，实是一种误解和错误。就如同一块磁石，“变”的文化和文学招人耳目，而“不变”的文化和文学则受到冷落，以至于遭到嘲弄和唾弃。如果打一个不太恰切的比喻，“变”为行进之船，而“不变”则为载舟之水，我们往往更注意前者，却忽视、无视和抛弃了后者。
二、散文的“常态”
不论我们承认与否，“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都是一个分水岭，即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包括思想、观念、方法、语言等诸方面。换言之，这是一次结构性变革，以西方的价值观取代中国的价值观为其主旨，由此我们也看到了全方位的文化和文学革命。从“变”的角度看，这无疑应该给予高度的评价和赞美，但从中国经验、中国立场和中国语境看，它未必不是一种遗憾。因为如果将诗歌、小说、戏剧的“西方性”去除，它们还能保留多少“中国”特色？比较而言，散文可能是众多文体中最传统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
与其他文体的“日新月异”不同，中国现当代散文显得少变、陈旧、落后，除了鲁迅的《野草》、梁遇春的《春醪集》等外，更多的作品是以传统的面目出现的，选题、结构、情感、景致、哲思、趣味等都是如此！像周作人的书话散文与明清小品有非常内在的联系，俞平伯的《燕知草》、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和孙犁的《芸斋琐谈》与中国传统文人血脉相通。到了新时期，我们仍能从汪曾祺、张中行、季羡林、琦君、张晓风、贾平凹、冯骥才、董桥、林清玄、张炜、铁凝、张抗抗、肖凤、迟子建、郑云云、苇岸、鲍尔吉·原野、彭程、马力、楚楚等人的散文中，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流风遗韵。更为重要的是，诗歌、小说等文体很少遵循传统，而是以令人目眩的“变招”或“变脸”推陈出新，然而散文创作则多以传统角色示人，“不变”的姿态常跃然纸上。如用白描手法写亲情、爱情、友情，这是中国古代也是现当代散文的一个固定模式，这在小说和戏剧中是不可想象的，但它们却都可成为感人肺腑的经典作品，成为“不变”之中的弥久常新！如林非的《离别》与朱自清的《背影》相比、阎纲的《我吻女儿的额头》与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相比，在主题、手法上实没有多少创新，但却同样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又如朱自清的《给亡妇》、梁实秋的《槐园梦忆》与巴金的《怀念萧珊》在主题和手法上也颇为类同，但它们都是抒写夫妻真情的经典。最典型的是朱自清和俞平伯同游、同题的散文创作，于是有了二人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这样的美文双璧！按一般人的理解，以同一题目写同一内容，且在艺术手法和审美趣味上也极为相似，这是文学创作之大忌，更难以成为经典名篇；然而，在散文领域却成为一个事实和一段文坛佳话。如果真要探讨原因，我认为文化和文学有其“常性”是不可忽略的，而散文又是其中最靠近“常态”的文体！这种散文的“常态”表现在有强烈内在的真情实感、有博大仁慈的天地情怀、有高尚纯粹的人生境界等。
如果从更深的层次看，“常态”更接近散文的本性。诗歌、小说和戏剧也可以有“不变”的因素，但它们毕竟以“变”见长；而散文则不然，它的本性和最高境界是自然、本色、平淡与自由，是如生活和作家一样的见人见性的文体。所以林语堂曾在《本色之美》中说：“文人稍有高见者，都看不起堆砌辞藻，都渐趋平淡，以平淡为文学最高佳境；平淡而有奇思妙起足以运用之，便成天地间至文。”也是在此意义上，散文是一种边缘文体、散步文体、老人文体、业余文体，是一种作家无法遮掩自己的“文如其人”文体。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现代散文家可以不是小说家、诗人或戏剧家，但几乎每个小说家、诗人和戏剧家都写散文，而且他们的散文多不是像小说等文体那样在“创作”的情势下写成，而是一种“余事”，所以比其他文体要平易自然得多！以往，学界总是以此批评散文落伍、陈旧、散漫，殊不知站在创作心理学和“不变”的角度观之，这何尝又不是一种“所得”呢？至少从中国经验的角度来审视，现当代散文可能比诗歌、小说、戏剧等文体更多地保留了中国文化的血脉与精神！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文坛对于散文的“不变”非常不满，于是求“变”之声不绝如缕，如黄浩提出散文走的是一条下坡路，是失魂落魄了；④又如祝勇、周晓枫、张锐锋等“新散文”倡导者对传统散文一概否定，公然表示要彻底“决裂”，周晓枫甚至说“真正最优秀的写作者来自对过去作品和标准的背叛。可能过去吸收的东西给你的不是营养，而是成为你的负担，所以今天要做的恰恰是要回避过去的教育”。⑤他们的忧患和尝试是值得肯定的，但观念、观点、立足点和基本判断却是错误，也是无知和莫名其妙的！当散文家眼中只有“变数”而没有“常态”时，这样的结论就不足为奇了。
三、散文的“变数”
我强调散文的“常态”并非否定散文需要变革，也不是对散文已有的变革视而不见，更不是死抱住传统不放；而是承认“变”不是惟一的，更不一定就是好的，它不能离开前提、坐标和限制而异想天开和单向度发展。这颇似车之有双轮、机之有双翼是一样的，也很像脚下的土地，接触面虽极有限却离不开厚土的支撑。还有一点，“变”不只是一种主观愿望，它需要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和瓜熟蒂落，如果过于追求目的性、表演性和形式感，那散文一定是收效甚微甚至于南辕北辙。
应该承认，与散文的“常态”相比，它的变革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传统的势力非常强大，并且根深蒂固！因此，努力于散文变革者都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像鲁迅将现代主义的手法用于散文创作，于是有了《野草》这样的经典之作诞生，直到今天我们还很难逾越它；余光中要割掉散文的辫子，将中西文化及其表现手法进行融通，其尝试也是难能可贵的；肖云儒的“形散神不散”影响颇大，对于散文的“破体”贡献很大，刘烨园、斯妤、海男、钟铭、赵玫、马莉等人试图增大散文的容量、密度、磁力，对于新时期现代主义散文的发展也是功不可没的；以余秋雨、李存葆、林非、王充闾、李国文、周涛、素素、韩小蕙、梅洁、祝勇、唐敏等为主的“大文化散文”改变了散文的时空，使其更自由放逸与纵横驰骋；史铁生、韩少功、南帆、周国平、筱敏、赵鑫珊、张清华等人的散文增加了思想的重量和哲学的意蕴，于是散文的风骨更加健朗；张锐锋、熊育群、周晓枫、蒋蓝、黑陶等人的散文比较敏感尖锐，代表着新感觉的风格，等等。这些变革汇成一股股潮流，改变着原有的散文“常态”，也增加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不过，如今散文之“变”也留下了明显的误区甚至陷阱，这就是看它与传统的关系如何？或者说与“常态”保持着怎样的关系？对于那些不弃传统，站在传统肩膀上推陈出新的作家来说，他们的创作就是坚实有力的；而对于那些无视、放弃、蔑视传统，甚至有些焦躁不安和狂妄自大的作家来说，其创作是每况愈下甚至逐渐呈异化之势，这是需要强调和指出的。我认为，当前创新散文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散漫无度”，是缺乏“节制”的放任自为，是所谓“个性”的狂轰乱炸，是“小我”和“自恋”的排放，是没有谦卑、敬畏和感恩之心，是缺乏平常心的燥热之情，是俗世的狭小情怀。因为“创新”一个箭头是积极进取的，另一个潜在的方向就是失了宁静之心，如果处理不好二者的关系极容易变形甚至变异。现在的所谓“新散文”就是陷落于此，是不理解散文本性和常态之妙的。
归根结蒂，散文要讲创新，没有“变化”就没有发展。但是，这个创新决非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它是离不开“不变”这一根基的。更准确地说，散文的变数存在于它与“不变”所形成的张力结构中。如林语堂的散文之“变”显然没有失去老庄、孔孟等的精神气质；又如即使如鲁迅写出了《野草》这样的创新之作，他也还有较为传统的《朝花夕拾》，并且就是在《野草》中也还有儒家的“铁肩担道义”和“我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如果只看到和追求散文的“变数”，而忽略和否定它的“常态”，尤其不顾二者的辩证性与互文性，只能使散文失去根本而走向狭隘浅薄，甚至会误入歧途和走火入魔。
常言道：“万变不离其宗。”我们不可轻言“创新”，更不可对“不变”采取不以为然的态度，而在散文创作中尤其应当如此！也是在此意义上，我认为散文的发展最重要的不是一味地追求创新，而是建立在作家的内外双修，即对天地自然、世界人生、生命本相、文化思想、文学艺术等的深入理解上，是努力锻造出能发出大光的心灵，这样写出的散文才会富有新意，也才能是美好的。钱穆在《晚学盲言》中曾表示：“中国文化以人生为本位，而天时在中国人心中，乃成为惊心动魄之唯一大事。所以中国人独能知常又知变，知变又知常。常与变融为一体。”⑥我想，理解了这一点，散文中的许多问题——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古与今、都市与乡村、自然与人、常态与变数——恐怕就容易解决了。
注释：
①孙星衍：《周易集解》下，上海书店，1990年，第625页。
②钱穆：《晚学盲言》（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0页。
③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2，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8、19页。
④黄浩：《当代中国散文：从中兴走向没路》，《文艺评论》1988年第1期。
⑤黄兆辉：《“新散文”：标新立异，还是文体革命？》，《南方都市报》2007年6月6日。
⑥钱穆：《晚学盲言》（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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