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1世纪日本的国际化及其困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困惑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政治对立的淡化以及相互间经济、文化的影响、互补、渗透、依存的日益加强，全球一体化更为明显。在这种大趋势下“国际化”成为现代社会各国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为在21世纪占领有利的国际位置，日本提出以“国际化”为中心的“第三次远航”。
一
1968年，日本经济一举超过了英德，成为美苏之后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1981年又超过了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此后一直坐在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的交椅上。日本人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但日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一直处于较低下的地位。为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形象，80年代一开始，日本政界、学界响亮地提出“第三次远航”。这次“远航”的目标：面向21世纪，要从过去那种“在欧美土地上培育出来的优良技术引进、加以改造的”“模仿和追随的文明开化时代”，迈向“发挥独创性的播种、培育型技术”的“首创和领先的文明开拓时代”。实现“人为国际社会中的人，国为国际社会中的国”，“为国际社会作贡献”。一句话——实现日本的国际化。
所谓国际化，按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解释，“是指将迄今对外国人形成障碍的国内法律、习惯行为所构成的封闭体系，向外国人开放，并使日本人获得在外国从事活动的能力和自我革新上的努力”。（注：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编：《90年代日本的课题》（中译本），经济管理出版社1989年版，第509页。）
日本的“国际化”，说穿了是为日本的经济利益服务，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强大的巩固的国际地位，为日本的经济保驾护航；是维护日本海外庞大的既得经济利益，进一步促进日本海内外的经济发展；是“确立与经济实力相应的国际地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发展的当今，日本经济发展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日本的经济发展对国际社会的进步能起到促进作用。如果日本克服了本文后面所谈的各种困惑，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多为国际社会作贡献，日本的国际化无疑对世界政治的稳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都带来积极的作用，这无论对日本还是对世界，都是一件好事。
二
从80年代起，“国际化”提到了日本诸政策的重要日程。开始了国际化的远航，谋求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大国地位，并求得国际上的认可与支持。
首先，政治上，日本想要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地位，即建立“政治大国”的世界地位。
1983年7月30日， 中曾根首相指出：“要加强日本在自由世界和世界政治中的发言权，不仅要作为经济大国，而且要增加作为政治大国的比重。”1988年，竹下登首相又提出日本“对亚洲与世界的未来负有重大责任”。1994年夏，日本前防卫厅长官中西启介又提出：“既然是‘经济大国’，就要以‘政治大国’为目标”。“日本必须坚决走有发言分量的‘政治大国’道路”。（注：[日]《宝石》，1994年7月号，第206页。）
“政治大国”的主要内容是：以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作为后盾加大在政治上的影响，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其作用，增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 参与国际社会的重大决策。 1982 年中曾根内阁决定， 保有1000 海里的海上交通线的防卫能力； 1985年采用新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逐步扩大海军、空军的防卫力量；1987年突破了防卫经费支出不得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 %的限制；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内阁通过了海外派兵法（PKO）；同时， 把重点放在亚太地区，加强“ODA”（经济合作与政府间开发援助）， 扩大对该地区国家的援助。最近日本又提出“近海岸亚洲国家”的概念，认为相对于亚洲大陆国家而言，日、菲、马、印尼及台湾地区属于“近海岸国家或地区”，它们应该建立密切的关系。日本提出这种分化亚洲的概念，是为了冲淡亚洲国家对它的反感和警惕。外务省已表示支持，并用3年时间对此设想进行研究。日本的目的很明显， 是想填补冷战结束以来，美苏两国从亚太地区撤出后遗留下来的“势力真空”。
其次，经济上，日本力图凭借其经济实力，急剧地向亚洲和全球转移生产基地，不断地提供巨额对外援助资金，以提高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在亚洲地区：（1）提出“环太平洋经济合作”的构想， 主张与环太平洋沿岸的新兴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确保它的海外原料产地和出口市场的投资场所。（2）建立“环日本海经济圈”， 提出开发图们江三角地带为世界自由贸易区，目的在于调动东北亚各国的积极性，带动东南亚，以亚洲为基地，建立起亚太势力范围，向世界舞台过渡。（3）发挥经济实力和高科技优势，积极向亚太地区投资， 企图建立以亚洲为中心的“日元圈”。为此，积极向亚洲各国提供大量的援助资金和直接投资。1989年，日本对东南亚各国的援助达44亿美元，在东南亚的直接投资为125亿美元，占其年度对外投资总额的1／4。 （注：许介鳞：《日本现代史》，三民书局1991年版，第324页。 ）日本通过民间直接投资、证券投资、海外经济合作、日本输出入银行的“日元贷款”、对外无偿援助以及频繁的经济贸易等活动，企图建立以亚洲为中心的“日元圈”。（4）乘东南亚经济危机之机， 日本提出：把东南亚建成一个“统一消费市场”的设想。这样，占有技术和出口优势的日本在世界经济和地区经济竞争中就拥有了巩固的后方基地。1998年东盟与对话国会议期间日本外相高村正彦在会见东盟外长时提出了这一设想。
在世界范围：80年代后期， 日本资金向海外展开了全面的出击。 1982年，日本的海外资产净额仅为250亿美元，1986年上升到1800 亿美元，1987年为2400亿美元。到1992年底，日本海外纯资产高达5136亿美元。从1986年到1991年，日本的海外投资创历史纪录，5 年时间总数高达4000亿美元。
《华尔街日报》1991年9月的一份统计报告指出：全球10 大银行中，日本占7家；全世界100家银行中，日本29家、德国12家、法国10家，美国和意大利各9家；全球保险公司前5名中日本占4家； 全球证券公司前4名全属日本；全球100家企业，日本占有34家；日本还拥有全球半数以上的机器人。
其三，文化上，日本政要多次提出要把日本建设成为一个文化大国，把日本文化传播于世界各国，扩大其影响。
一般来说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但由于地理、历史、习惯、心理素质等诸多原因，存在着与本国社会不协调的非开放因素。80年代，中曾根在《建设具有文化力的国际国家日本》一文中曾说过：如果我们“只停留在经济国际化，而不在文化、政治方面为世界作出贡献，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国际国家”。“过去，我们对吸收和消化外国文化，即对文化的‘接收’过于热心，而对文化的‘传播’所作的努力却很不充分”。“日本越是要成为国际国家，就越要思考……如何在世界上传播日本文化”。（注：[日]《自由民主》杂志，1986年3月号，第263页。）
1986年，日本文部省拨出巨资，设立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1991年外务省还制定出针对美、中、加、英、德、法、意、韩、俄等国的文化外交战略，同时还计划把东盟各国列为日本文化外交重点的国家。1994年日本“关于国际文化交流的恳谈会”向首相羽田孜提交的一份《新时代的国际文化交流》报告书声称：由于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日本在文化、学术方面作出贡献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要了，日本应通过文化交流进一步作出贡献。
其四，外交上，从历史的眼光看，日本在外交方面一直处于劣势状态。为改善这一状况，日本采取两方面措施：
一方面，利用经济实力提高政治地位，树立大国形象，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出面充当“热点”问题的调停者。例如，海湾战争中，美国出兵，日德出钱，形成美日德三体制。在柬埔寨问题上也是如此，从80年代出钱，为维持和平部队提供经费，给柬难民巨额捐款，到1992年直接派出维持和平部队。日本从1991年4月首次直接向海外派出扫雷艇以来， 至今日本以各种方式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员的维和部队达10多次，日本不再是“沉默的舰队”。另外，1990年7月休斯敦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 海部首相在一片制裁中国声中，力排众议，强调如果坚持孤立中国，将不利于亚洲以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并决定，日本将分阶段恢复总额为8200亿日元的第三次对华贷款。再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一开始，日本就表现出它的慷慨。当泰国金融危机一爆发，日本立即提供10亿美元的资金以维持泰铢的稳定。在泰国之后，日本几乎对于受金融风暴涉及的国家都送去了10亿美元。以后又向受“风暴”袭击的东南亚国家发放贷款，仅泰国7月份就得到40亿美元的贷款。 （注：李罗力主编：《金融风暴·东南亚金融危机透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这些做法其目的就是在国际舞台上尽量表现自己，使自己上升到仅次于美国的地位。
另一方面，积极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讨论对伊拉克的制裁问题，日本无权出席会议，事后美国却要日本出130亿美元支持安理会的决议。 日本与国际社会的重大决策无缘，却要承担决议执行的重大责任，刺激了日本，使日本加大了进军常任理事国的决心和步伐。1992年，日本外相渡边美智雄在联合国一次会议上公开挑明：“日本不想仅仅充当一个按时付钱的角色”，“首要任务是要获得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这个时刻来临了”。这年7月， 日本宫泽首相在与美国总统布什会谈时也公开摆明：“我认为日本有资格出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注： 新华社东京1992年7月2日电。）同时，日本外务省还专门拟定了“战略白皮书”，定于1995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前夕实现这一目标。
为此，日本早就进行三方面工作：（1）尽可能留在安理会内。 日本通过大量的工作终于成为联合国成员国中进入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次数最多的国家，以便长期留在安理会内。（2 ）继续做工作要求取消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该宪章第53条、第107 条规定：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同盟国为敌之国家再次发动侵略，联合国成员国无需经安理会批准即可使用武力予以制止）。这一条款界定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地位，限制了日本作为平等国家在国际上活动的自由，更与追求国际化的目标格格不入。多年来日本一直做工作力图取消此条款，但至今仍未达到目的。（3）力争进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达此目的，从1992 年起，日本就已成为联合国中交纳经费的大户，所交经费占联合国经费总数的12.45%，比英、法、 中三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交纳的经费总数还多，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紧接着日本就抛出“金权政治”的论调，1993年7 月日本外务省联合国局局长高宏真洋在接见德国《柏林日报》记者时竟说：“在联合国中谁出钱谁就应有决定权，日本人应该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因为东京交纳会费最慷慨。”尽管如此，迄今为止联合国的184个成员国中，只有40个国家表示支持。可见它的形象仍然不好， “常任理事国”之事短期内仍办不到。
三
就日本目前的状况来看，实现“国际化”并非易事，至少还得过三关。
第一，“亚洲关”。任何一个国家要实现国际化，第一步必须解决好与本洲内国家间的关系，即地区化问题。这一关过不了就谈不上国际化。这里日本有两个问题要解决：
（1）侵略形象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日本给亚洲各国造成严重的灾难，其阴影仍笼罩在亚洲上空。不是几句道歉可以解决的，何况日本总是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对侵略与共荣，战败与终战，个人反省与政府态度，甚至连慰安妇等问题都不敢正视。日本每年七八月份，总理大臣还率领内阁大员们去参拜供奉东条英机等二战战犯的靖国神社。1995年代表日本政府意志的《以历史为教训重申和平决心的决议》（战后50周年决议），其态度之暧昧，就连在日本国内都遭到反对，《朝日新闻》指责该决议“无论如何算不上合格”，是一个“为自己脸上抹黑的国会决议”，将会受到世界各国的“耻笑”，这是一份不合格的答卷。
如果把德日两国在二战问题上的认罪态度比较起来更能说明问题。统一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70年代初在波兰华沙犹太人区纪念碑前跪下谢罪；阿登纳总理主张承担发动侵略战争的全部责任；统一后，战后50周年前夕科尔总理也跪在以色列一座德国受害者纪念碑前表示悔过。就战争赔偿而言， 德国对纳粹受害者已赔偿了650 亿美元， 预计到2030年德国将赔偿850亿美元。而日本到目前为止仅向亚太地区11 个受害国共赔偿60亿美元，只占日本战死者遗族抚恤金的1／57， 可见两国反差之大。
部分右翼势力的活动更是令人发指，如1996年10月部分右翼分子提出，把“期望实现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写进某政党的竞选纲领中。接着同年11月该党又提出，应该早日实现让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等要人参拜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的言行遭到日本国民的反对，文学评论家本多胜一认为：“以文部省为代表的体制主流不承认侵略，煞费苦心地不让国民知道加害的实态，连南京大屠杀这样典型的大事件，日本至今也没有搬上荧屏。”（注：[日]本多胜一：《大江健三郎的人生》，每日新闻社，第135页。）所以，至今日本的“侵略形象”问题仍然没解决好。
（2）邻里关系问题。 在国际化过程中怎样对待亚洲内国家间问题，也是日本没处理好的。自1885年福泽谕吉提出“脱亚论”以来，日本人的思维深处充满了“脱亚”意识。一百年后的1986年，日本国际评论家长谷川太郎在《再见了，亚洲》一书中，大肆贬低亚洲各国，说亚洲是个垃圾场，日本是建筑在垃圾场上的“高楼大厦”，两者差距太大，要与亚洲分手，再次提出“脱亚入欧”。它反映出日本国民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当然不可能与亚洲国家处理好邻里关系。
同时，亚洲国家对日本军事力量的增长和海外的军事活动（参与海湾排雷、加入联合国维和部队等）深表忧虑。尽管日本提出“重返亚洲”，但亚太各国对日本仍有较大防备心。
第二，“世界关”。日本要让世界承认其为“国际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至少有三点困难。
（1）政治声望问题。 战后至今日本在政治上一直处于依附于美国的“小伙计”地位，很少敢说个“不”字。冷战结束初期，日本认为上升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时候到了，当时海部首相提出了“必须以日美欧三极为主导来形成世界新秩序”的主张，但很快感到客观上不可能，于是又转而采取“美主日从”的政策。客观地说，日本在国际舞台上除了可以依仗经济实力炫耀外，政治上一直被世界所孤立，连为日本辩护的国家都没有。又由于日本对二战问题缺乏足够认识，因此，不仅亚洲甚至全世界在二战军事侵略的阴影下，对日本的经济出击，也容易产生“经济侵略”的思想，政治声望也就无从谈起。
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曾说过：“日本人是在各种各样的国际事件、地区纠纷、多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国际学术会议等一切场合只考虑自己，对别国的复杂问题或者感到损害于自己利益的问题极力回避”，所以，“世界对待日本的眼神是非常严厉的”。（注：[日]小林正雄：《宰相中曾根康弘》，伊势新闻社，1985年版， 第498 页。 ）如1990年11月日本《每日新闻》在对驻东京的108 个国家大使进行通信调查，赞成日本参加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只有4个国家。 可以说日本是典型的“经济巨人、政治矮子”的模型，在世人心目中日本人的形象远不如日本商品那样好。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地位低下，自然就削弱了其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
（2）极端心理问题。日本这个民族很特殊，极端心理特别明显。 凡是比它强的，都要想方设法学到手，在美国占领后，对美国文明崇拜得五体投地，自惭形秽，矮人三分。成为经济大国后，日本舆论又大力鼓吹，日本人具有独特的头脑，“血液纯洁”，“精神统一”等。凡是不如它的民族，就瞧不起你、歧视你，甚至侮辱你。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日本国际经济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触发了日本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以石原慎太郎等人撰写的“不”系列三部曲为标志，在日本社会掀起了一股摆脱美国控制争当国际大国的旋风。（注：即1989年石原慎太郎与盛田昭夫合著的《日本可以说“不”》、1990年石原慎太郎与渡边升一、小川和久合著的《日本还要说“不”》以及同年石原慎太郎与江滕淳合著的《日本坚决说“不”》这三本书。）正如赖肖尔所说：“在历史上，日本人对其他国家的态度犹如一个钟摆，摇摆于自卑感和优越感之间。”（注：[美]赖肖尔：《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革》，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40页。）
（3）岛国根性问题。通常来说岛国人由于与外界交往少， 视野狭小，对他人缺乏容忍力、心胸狭窄，只对同住的岛国居民认可。日本由于特殊恶劣的自然条件，孤独的地理环境，使之成为一方面渴求融入世界，善于吸收其他国家的先进文化。另一方面产生严重的排外性。比如在日留学生，80年代初只有0.8万人，1985年才达到1.2万人。而同期美国接纳的留学生33万人。在对留学生的待遇、住宿条件、奖学金供给等方面都较其他国家低，尤其是对亚洲国家的留学生，更是一种近乎歧视的态度。在与外部世界的人员交流上也显得很小家子气，1982年日本制定了《国立、公立大学外籍教师任用法》，规定外籍教师亦可同日本人一样被聘副教授、教授。但实际上到1985年全日本才聘用24人，而且各种待遇还“内外有别”。在“国际化”热潮中，日本政府和国民在这方面加大了力度。中曾根内阁时制定一个计划，到2000年，日本将接纳外国留学生人数增加到10万人，约占日本在校大学生的5%。 各高校按这一计划到1993年时有外国留学生52405人，首次超过5万人大关。文部省表示将提前完成这项计划。还有对待在日朝鲜人也是典型例子，现在日本有70～80万朝鲜人，由于日本政府种种限制取得日本国籍的人极少。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在日本已经是第三代、第四代了，不懂得朝鲜语言文字、不懂得朝鲜民族习惯，思维方式、行为特征、生活习惯完全日本化，简直融为了日本民族，但日本政府就是歧视他们，出国不发给护照，工作、学习都受歧视，生活也较为困难。日本人善为己谋在全世界都是出了名的，很多国家认为“日本人是利己主义者的集团”。
第三，“金融危机关”。1997年7 月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像瘟疫一样，很快无情地将日本也卷了进来，至今还看不到谷底。
90年代初以来“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1991年为3.1%、1992年为0.4%、1993年为0.2%、1994年为0.4%、1995年为2.2%、1996年为3.6 %、 1997年竟出现0.7%的负增长。1998 年以来又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之中，利率下降至历史最低点（1995年6月日本央行将贴现率降至0.5%并维持至今），汇率动荡不息、持续贬值（1998年8月11日， 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147.60兑1美元的水平），资金大量外流；金融市场不稳， 股价下跌不止、信用丧失、企业破产、增长滑坡、消费缩减、失业率居高不下，1998年6月份完全失业率达4.3%；不良债权高筑（银行坏账总额高达100万亿日元，约合7600亿美元）、 银行倒闭（出现了北海道拓殖银行、德阳城市银行、三洋证券公司、山一证券公司等一系列金融机构的破产事件）、金融体系问题成堆。据专家预测，199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将出现1%的负增长，是“战后最严重的衰退”。 日本政局也出现问题，第二届桥本内阁提出的以金融改革为主要目标的“六大改革”还未能完全付诸实施，桥本本人就被这场危机拖垮了。
面向21世纪，日本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解决自身的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刺激经济的振兴。小渊一上台就面临三个严峻问题：如何使“振兴金融体系一揽子方案”获得通过；如何处理好减税；如何处理好财政改革。话又说回来，日本并不会因这次金融危机而一败涂地。除遭重创的金融业、建筑业外，其他行业，特别是制造业并没有受到太大损伤，在国际上仍有很强的竞争力，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盈利势头不会改变。日本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虽然抛出了200 多亿美元干预外汇市场，但还有2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8000亿美元的债权，光美国就欠日本3000多亿美元的国债。拥有的个人金融资产仍达1223万亿日元，人均近1000万日元。这些都是克服金融危机的良好条件。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内，日本能否闯过金融改革这一关，对日本政府和整个金融界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如果这个关口过不好，就谈不上发挥“振兴亚洲经济的火车头”作用。
针对日本国际化中的诸多困惑，日本官方和学术界都有颇多论述，提出解决的办法，也切中要害。1984年日本经济企划厅出版的《世界中的日本》一书就指出，今后日本应通过经济合作，促进世界经济的活力，抹去加在日本人身上的“封闭主义”、“经济动物”、“傲慢”的形象，为塑造新日本形象做出努力。日本政府于1988年5 月审定的《经济营运五年计划》中也指出：日本应在得到国际社会理解的同时，加深对异文化价值观及多样性的理解，采取文化上的宽容态度。日本学者泽田昭夫和门胁厚司合著的《日本人的国际化》一书中指出：国际化过程超越“狭隘的国家主义”及全球意识的培养，是解决日本国际化问题的关键。卓南生在《日本国际化的障碍》一书中指出：只有真诚、平等地与外国进行交流，才能真正国际化，否则日本将难以成为国际国家。
面向21世纪，日本在国际化方面的种种困惑，依日本目前的处境和能力，短期内不可能得到妥善解决。浙江行政学院方柏华先生通过深入研究，给美、日、德、俄、中五国90年代以来国际环境的基本状况打了一个分。笔者以为独到中肯，转摘如下表：
美国 日本 德国 俄国 中国
国际政治环境10 8 9 7 8
国际经济环境 9 8 7 2 5
国际安全环境 8 6 7 7 6
国际科技环境10 9 6 7 4
国际文化环境 9 6 6 7 9
国际地理环境10 3 8 9 8
小计 56404339 40
从上表可以看出日本的国际环境状况较差，仅处在第三档（第一档美国56分，第二档德国43分，第三档中国与日本40分）。这表明，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日本国际环境要迅速改善或超过其他国家还有相当的难度。
看来，日本在80年代刚刚挂起的国际化风帆，在本世纪末很难再度扬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