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偶标准：五十年变迁及其原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十年论文,原因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择偶标准是男女选择结婚对象的条件或要求。在以往社会，婚姻并非是个人的私事，选择谁与自己终生相伴，也不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喜好和意志，而更多地受家庭制度、社会价值和风俗习惯的制约。择偶也因此成为家庭社会学倍受重视的研究课题。
从西方的经典文献看，被更多地引用和为实证研究所支持的择偶理论，并非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或温奇的“需求互补”理论，而是“同类匹配”、“资源交换”和“择偶梯度”理论。
“同类匹配”即人们总是倾向于选择与自己的年龄、居住地、教育、种族、宗教、社会阶级以及价值观、角色认同等相近或类似的异性为配偶（马温，1918；古德，1986；凯特等，1976；约翰逊等，1984）。“资源交换论”在择偶领域的解释是，人们为某一特定的异性所吸引，是由其所能提供的资源决定的，假如某人的某一资源不足，可以更多地提供另一资源作为补偿，如在包办婚姻中，劳动力、彩礼和新娘的价格是最常见的交换。容颜姣好也可以被用来交换诸如社会经济地位、爱和关心以及自我牺牲等其他资源；在国外，黑人男子则可以其社会地位与白人女子的种族优势交换（沃勒，1951:160-164；奈，1979，戴维斯，1941）。“择偶梯度”即男性倾向于选择社会地位相当或较低的女性，而女性往往更多地要求配偶的受教育程度、职业阶层和薪金收入与自己相当或高于自己，也就是婚姻配对的“男高女低”模式。尽管从社会经济地位看，男性一般在婚姻中处于优势地位，然而，女性的资源还包括肤色、长相、体型、相对年龄以及持家能力等，这使一些女性可以她们的美貌换取男性的家世、成就或向上流动的潜力（莱斯利，1982；泰勒等，1976；小埃尔德，1969）。
从社会变迁的视角考察，不少研究显示，随着女性受教育和就业比例的上升，男女受教育程度的差异缩小，当事人对配偶的智力和教育要求可提高，女性赚钱的经济能力对男性也日趋重要，男女择偶标准的差别日趋消失；当事人择偶时从以物质需求的互相补充、支持、辅助为主，转向以个人吸引力及相互满意程度为主，而家庭背景、种族，贞节等已不再重要（海曼等，1975；奥本海默，1988；梅尔，1991）。有研究证实，人们对物质性标准的重视程度与其社会经济地位呈负相关，黑人比白人更重视物质性标准，但对精神性标准的重视程度则无人种差异（麦尔顿等，1976）。也有资料显示，男性有注重女方的相貌而忽视持家能力如烹调能力的趋向以及女性在择偶时更挑剔等（霍伊特等，1981；贝瑞斯等，1986）。
西方关于择偶的研究至少已有80年的历史，众多文献揭示了择偶的社会制度、性别差异及其历史变迁，并形成了多种理论体系。那么，中国有关的研究进展如何，半个世纪来的择偶标准变迁有何特点，影响其变迁的主要社会原因何在，本文将对此作深入研究和分析。
一、研究回顾
中国自70年代末社会学研究恢复以来，婚姻家庭课题也成为热门，其中关于择偶标准的研究虽起步较晚，成果也相对较少，但不时有择偶方面的调查报告和趋势推测的文章发表。一些实证报告在不同程度上验证了西方学者的“同类匹配”、“资源交换”和“择偶梯度”理论（尽管其中的大多数研究缺乏理论准备或验证自觉），这说明当今社会仍普遍通行门当户对或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男性更偏爱容貌姣好、温柔贤惠、善操家务的异性为偶，女性则较关注对方的学历、职业和才能，“郎才女貌”的传统择偶标准仍在现代社会起主导作用（费涓洪等，1995；沈崇麟等，1987；潘允康，1987；刘炳福，1996；徐安琪，1997）。其次，从社会变迁导致的择偶趋势上看，显示相同研究结果的有：青年人在择偶时较少关注对方的家庭背景而更重视对方的个人素质；文化程度较高者对配偶的教育背景也更看重；青年人、文化或职业层次较高者（包括父亲文化或职业层次较高的被访者）考虑感情因素的概率更高些（李银河，1989；秦季飞，1995；吴雪莹等，1997；刘炳福，1996；杨善华，1988）。不同意见主要集中在对经济条件重视的趋势推测上，如有实证研究表明，生活环境越接近现代化，人们越看重浪漫爱情；年长者和职业层次较低者，在择偶时更关注对方的经济收入（李银河，1989）；也有研究证实，随着年代的推移，要求对方有住房和居住地为城市的比重上升，求实惠的倾向明显，权衡经济因素的递增（吴雪莹，1997；邹向华，1990）；还有学者指出，从表面上看青年人对配偶经济收入的考虑减少，但他们更关注的学历、职业、事业心、发展前途、学识及能力等因素，实际上是可以转化为经济、物质的潜能（杨善华，1988；田岚，1993；费涓洪等，1995）。
近20年经济研究的文献同时显示，关于择偶标准的研究还存在不少缺陷：(1)从研究对象看，对未婚样本的研究多而对已婚夫妇的研究少，未婚对象也往往以大学生为主体，但大学生群体不仅在文化层次上高于一般群体，而且不少人尚在十八九岁的年龄段，尚未进入选偶的实际操作阶段，况且他们一般又较晚结婚，对未来伴侣的选择往往过于理想化，因此，其择偶标准与一般人相比具有特殊性；其次，对征婚广告的研究多而对普通择偶者的研究少，征婚启事往往因男性多、文化、职业层次高、离婚及丧偶者比例大等而与一般样本相比存在偏差，加上现实生活中以征婚广告为媒介步入婚姻殿堂的比重甚低，如对上海等4地区3200对夫妻的抽样调查显示，由婚姻介绍所或征婚广告牵线成连理的夫妻不到0.1%（徐安琪，1997），因此，以征婚启事为样本的统计结果也与普通样本的考察结论具有不相一致的倾向（纪秋发，1995；田岚，1993；杜承尧，1995；张萍，1989；李银河，1989；弗劳拉·博通·白哈等，1992；张广群，1995；刘光权，1997）。(2)从研究方法看，采用概率抽样方法对不同年代男女当初择偶标准的实证研究少，而以方便采样方法对某单位、某群体未婚青年目前的择偶条件进行的调查、分析方法也大多停留在简单描述及双变量相关分析上，大多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和研究假设。(3)从择偶标准的指标体系看，不少研究按照政治教育分析框架，对择偶标准进行价值判断和阶级划分，如把门当户对、郎才女貌归结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择偶标准；把考虑对方的生理、经济条件视作“庸俗”、“不道德”、“错误”的择偶观，甚至与“西方资产阶级‘性解放’思潮”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潮”相联系；有的把注重学历文凭也归为“不健康的、消极的、基础不牢固的”（彭立荣等，1988；陈平，1984；程刚等，1985；郑芸珍，1986；邹向华，1990）；还有把“品德高尚”、“作风正派”、“刻苦学习”、“意志坚定”等带有政治印记的择偶条件列入指标体系（吴琼，1985；吴本雪，1987；刘炳福，1996）。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设计思路
本研究首先认为，婚姻是满足两性生理、物质和精神多元需求的行为，故择偶标准具有多重性、综合性，人们在择偶时不可能仅关注对方某一方面的条件，我们也不应对当事人的择偶取向作价值判断。尤其是中国式的婚姻既崇尚白头偕老，又倚重家庭本位、社会本位，选择配偶历来不是一个轻松的、纯属个人的自由选择，选偶失慎、夫妻失谐既影响当事人的前程和家庭的声誉，又被视作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这无疑加重了当事人及家庭的社会责任和心理压力。由于“门当户对”和“男高女低”的婚姻配对至今仍为社会通行的主流模式，当事人在择偶时关注对方的年龄、容貌、文化、职业、家庭背景等个人资源是否与自己相近类似也合情合理，考虑生理、经济条件与看重对方的人品个性也并非矛盾对立，因此，综合性、多侧面是我们设计择偶标准框架体系所遵循的原则。
其次，择偶是恋爱的前奏，双方的感情往往在恋爱互动中日渐滋生、加深，也就是说，爱情是恋爱互动的结果而并非是择偶的前提条件，故我们不打算把“爱情”变量列入择偶标准体系。此外，即使在择偶时重视对方容貌和物质基础的当事人，也未必与浪漫爱情无缘，因此也不宜把关注对方的生理、经济条件与缺乏浪漫爱或感情基础相提并论。
再次，择偶标准是动态的，具有可变性的。这种动态变化不仅反映在社会历史的变迁对它的影响上，正如有人把择偶标准视作时代变幻和社会文化转型的晴雨表，而且也体现在个人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例如在青年时代往往求完美而较为理想化，在择偶时因机遇或条件限制，未必能遇上理想的意中人，于是往往会调整期望、降低标准而比较务实；在经历了多年婚姻生活实践后，可能有新的感悟并对原先的择偶标准进行反思、修正，变得更切合实际。因此，择偶标准的研究对象不宜把未婚者和已婚者放在同一抽样框里，对已婚男女也不宜笼统地询问“您认为哪些因素在择偶时较重要”，因为以那种提问方法所得到的资料难以分清其究竟是被访者当初的择偶标准，还是经历多年婚姻实践后目前的新认识。本研究不仅把已婚男女作为调查对象，而且除了询问被访者在当初觅偶时的选择标准，同时还了解当事人在经历了这些年婚姻生活实践后的新认识。
（二）研究方法和假设
我们首先以择偶年代和教育程度为自变量，分别对30项具体的择偶标准作相关统计和卡方检定，借以对择偶标准的现状及变迁特点作出基本描述；其次用回归分析方法，通过控制其他变量来估计择偶年代、教育程度、职业等因素对择偶取向的影响性质和强度。
如前所述，由于婚姻生活的经验往往引致人们对当初择偶标准的反思和调整，而经过实践后的新认识既可反映随着年代的变迁当事人择偶标准的新取向，也可更深刻地展现生活的真谛并对后人有警示作用。因此，我们除了询问被访者当初在选择结婚对象时哪些具体条件更重要外，还设计了“经过这些年的婚姻生活实践，您或许对择偶条件有新的认识，假如让您重新选择的话，您现在会更重视什么条件”的问题，然后再次建立回归模型，对影响当事人目前择偶新取向的主要因素进行测定，以进一步验证下述理论假设是否成立。
本研究的理论假设为：(1)择偶标准的政治取向是“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伴生物，与当事人的教育、职业背景无相关联系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淡化；(2)与择偶的经济取向相关联的最重要因素是性别，而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年轻的比年长者、教育程度高的比教育程度低者、有婚姻经历的已婚男女（即被访者目前的认同）比无婚姻经历的择偶者（即被访者当初的认同）有更大的概率重视经济因素而不是相反；(3)择偶标准的经济取向和个性人品取向并非对立，一些主要的自变量如年龄、教育程度、居住地等可能同时对经济和个性人品因素具有同一方面的影响；(4)双方自己认识的、自身条件较差者以及不看重“门当户对”的当事人，也较少对未婚对象有苛求。
（三）研究指标和说明
鉴于本研究对择偶标准多元化、综合性的认同，我们所设计的择偶条件指标体系共包括政治、社会条件、生理条件、物质条件、人品个性及双方的相容互补等5大类共30个具体项目（具体项目详见表1），均为虚拟变量（即0为否、1为是），要求被访者按重要程度在每大类中最多选两个具体项目。
多元回归模型的影响变量有3方面共计17个项目，其中性别、职业、居住地、结识途径、是否一见钟情、择偶时本人或家庭境遇是否有困扰为虚拟变量，其他为连续变量（分别为5-7个刻度，凡涉及双方相对资源的如“择偶时双方的自身条件比较”、“择偶时家庭的经济、住房条件比较”等，刻度较高表明本人的条件较好）。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未设立年龄指标而以择偶年代为自变量（该两项变量的相关系数高达0.9，故只能取其一），这是因为当事人恋爱、结婚的年龄相差较大，而择偶标准更多地为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社会风习、价值取向所制约，被烙上时代的印记，尤其在长期被政治化和禁欲主义的婚姻文化所异化的中国，使用年代指标比年龄指标更能准确地反映近50年的社会变迁。至于年代分组只能大致上以政治、经济特征分，即“文革前”组（1948-1966年），“文革中”组（1967-1976年），“拨乱反正及改革开放初”组（1977-1986年），“经济体制转轨期”组（1987-1996年）。
三、研究样本
由于近20年来有关择偶标准的研究大多以大学生、未婚青年或征婚者为对象，本研究将以近50年来在不同年代择偶、恋爱的已婚者为研究样本。样本资料来自1996年在上海、哈尔滨对3200名已婚男女的入户访问。我们采用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的方法，在这两个城市的每个行政区随机抽取1个街道，在每个街道随机抽取3个居委会，并在每个居委会按等距原则确定65岁以上的已婚女性及其配偶为调查对象。两市各调查800对夫妻，其中32名丈夫因外出工作或因生理障碍等无法接受调查，2名拒绝访问，因此，实际共获得1600个妻子和1566个丈夫样本（徐安琪等，1999:16-17、31-34）。
四、研究结果
（一）择偶标准的现状及变迁概貌
对各项择偶标准所作的统计显示，从总体上看研究对象在选择意中人时最为关注的是健康(60.9%)、老实可靠(53.4%)、性格脾气相投(47.0%)和温柔体贴(36.9%)4个项目，但择偶年代以及教育程度、性别和居住地不同的被访者的择偶取向显示了较大的差异性，我们首先以择偶年代为自变量对各项具体标准作相关统计并用卡方检定判定其差异的显著性程度（见表1）。
表1的相关统计表明，择偶年代除了对少数项目如年龄、生育能力、海外关系、赡养负担、温柔体贴、事业有成和生活习惯等无显著影响外，与大多数项目显著相关，其影响方向和程度呈现如下特征：(1)政治取向的弱化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此不赘述。(2)尽管近十年来青年人在觅偶时对伴侣健康和老实可靠的期待在减少，但仍居第一和第三位，表明人们对婚姻的基本要求仍以稳定、长久为主导，“老实可靠”者不仅具有忠厚、诚实的本色，同时也与专一负责的美德同义；“健康”则是承担家庭义务和延续后代的起码条件，也是夫妻长相守的基础，因此，当事人较注重也是自然的。然而，随着对其他条件关注的增长，健康、老实可靠与理想志向等价值取向显然属于“传统型”的选择，对青年人的吸引力正日渐减弱。(3)看重对方的人品个性和双方的相容互补，始终是绝大多数人选择终身伴侣的主旨（不关注对方人品个性的仅占6%，而不考虑物质条件的高达50%），尽管在近十年中，青年人仍青睐对方的老实可靠和温柔体贴（分别占42.3%和39.6%），重视对方性格脾气相投的比重更高达51.1%，但兴趣爱好相近、气质修养好、开朗幽默等更具现代特质的选项上升趋势更明显。(4)教育程度、职业、收入、住房等社会经济条件和容貌、身材等外表形象无疑是大多数择偶当事人关注的条件，也是衡量双方般配与否的主要指标，但在以往的入选率甚低只是在近年来递增幅度较大，这无疑是非正常年代贬损物质需求、压抑人性欲望的折射。(5)看重籍贯、生育能力、家庭赡养负担、财产积蓄、海外关系等条件的概率甚小。对于籍贯，或许是因为这是父辈祖先辈的地域身分，现代人已不那么注重而只求地域差异不成为双方协调的障碍即可，因此他们选择生活习惯相容的比重相对较高（1987年后占28.3%）；对于生育能力，可能是因为不育者相对较少且在婚前难以测定，此外，人们对家庭生育功能的期望也趋向淡化；对于后三者的经济考虑较少，或许是因为职业、收入、住房等“硬件”更为重要，况且青年人的财产积蓄大多有限而有海外关系的也是特例，这些指标在以后的研究中可考虑略去。
其次，我们以教育程度为自变量对各项具体标准作相关分析（见表2）。
表2的统计显示，教育背景对当事人的择偶取向具有较大的影响，其表现为文化程度高的被访者对未婚伴侣的要求更高，无论是对容貌、身材、健康等生理条件，学历、职业、收入等社会经济条件，还是对人品个性和双方相容互补的考虑，均多于教育程度较低者，并且，本统计并未显示教育程度较高者的择偶取向忽视社会经济因素和所谓的更具现代浪漫气质。对此作出的解释只能是教育程度高的当事人择偶更慎重，他们不仅深谙对方的人品个性对夫妻调适的重要性，以及在择偶时需要对他方全面、综合的了解，而且由于他们自身条件较好，对婚姻期望较高，故对终身伴侣的要求也相对较高。当然，我们并不排除另一种解释，即上述研究结果是中国的特殊情况，这或许与年代变迁关系密切，教育程度较高者也受到以往禁欲主义文化的熏染，因此，目前选择配偶的经济取向之强化或许是对特殊年代的禁欲主义以及过于“革命化”、“阶级化”的恋爱观的历史纠正，或称之为“人性的复归”，随着现代的进程，他们的择偶取向也将更看重个性气质或忽略物质因素。
（二）择偶标准的影响因素探讨
为了进一步考察社会变迁对择偶标准的影响，我们将择偶取向分政治、经济和个性气质三方面建立回归模型，由于具体的择偶标准项目较多，我们仅取有代表性的指标进行分类合成，即把凡是选择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本人成分、政治面貌的相加合成“政治取向”类；凡是考虑住房、收入、财产、积蓄等条件的归入“经济取向”类；凡是看重“兴趣爱好相容”和“气质修养好”或“开朗幽默”的组合为“个性气质取向”类。
对自变量所作的相关统计(Correlations)显示，“择偶时的主动方”与“性别”变量的相关系数较高(0.635)，由于后者对择偶标准的影响更大，因此，前者将从模型中被剔除；另外，“择偶时父母较注重般配”与“择偶时本人较注重般配”变量的相关系数也较高(0.610)，我们把这两项指标相加除以2合成“择偶时父母或本人较注重般配”指标，连同其他14项自变量一起纳入回归模型，以估计影响择偶取向的多元因素。
上述回归方程的估算结果基本印证了我们的理论假设：
(1)性别、个人资源和家庭背景与当事人择偶的政治取向无显著相关，而对政治取向影响最大的是择偶年代，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结束，择偶的政治取向明显弱化。此外，自己认识的以及不注重门当户对的择偶者也较少考虑对方的政治背景。回归统计还证实，家庭出身、政治背景较好的当事人，在择偶时对未婚伴侣的政治条件关注较少。
此外，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一些青年人对已成为历史的血统论、政治羁绊已十分陌生，甚至对“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的理解也和以往完全不同，不仅改变了其政治内涵和性质，而且把它当作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经济指标，即把“家庭出身”理解为对方父母的经济地位，把“社会关系”视作门路、交际资源，而不再把“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视作对自己的婚姻和前程起消极作用的政治屏障，因此，在解释政治取向影响因素时需注意到这一变化。人们常把择偶标准视作社会、文化转型的晴雨表，青年人对这一概念的误认，无疑折射出时代的急剧变迁。
(2)对经济取向最敏感的影响因素是性别，以往的众多研究都表明女性更关注未婚夫的经济实力，本研究再次证实了这一结论。至于年长者和教育程度较低者更看重经济和实际的推论，则未在我们的回归模型中得到支持而与我们原先的假设相符，因为估算结果显示，新近恋爱结婚者以及文化程度较高者，考虑对方住房、收入的概率相对较大。但家庭经济、住房条件较好的当事人，则较少对伴侣的收入、住房等有要求。此外，结识途径以及未婚对象的吸引力等因素也对经济取向起作用，自己认识的以及对方的外貌、风度、气质综合形象较好的，另一方也更少地考虑其经济背景。
(3)年轻的、文化和职业层次较高的被访者在择偶时有更大的概率关注对方的具有现代气质的人品个性，这也与我们最初的假设相吻合。自己结识的当事人如前所述较少考虑对方的政治、经济背景，那么，他们更看重未婚对象的开朗、幽默、气质修养以及兴趣爱好是否与自己相仿也顺理成章。
(4)本人或父母较注重对方般配的被访者对结婚对象的政治、经济和气质个性条件均要求更高，可见择偶取向与同类匹配的社会规范及其当事人的般配意识难分难解。
对被访者目前择偶取向重新认同的统计结果也进一步证实，随着年代的推移，人们不仅更关注学历、职业、健康、事业有成绩等隐性的能转化为物质的潜能，同时依然看重住房、收入、财产、积蓄等显性的经济实力，而且增幅甚大（见表4）。
上述统计显示，被访者目前对经济条件的重视不仅明显甚于当初择偶时，而且甚于在1987-1996年择偶的年轻人，这或许表明经过多年的婚姻生活实践，人们对物质生活在夫妻关系中的重要性有了更切身的体验。我们的同一调查结果也证实，被访者对物质、余暇生活以及对自己的住房、收入的满意度，与对感情生活、性生活的评价相比明显较低，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欲望与目前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同时也是对以往爱情理想革命化和贬斥物质欲望的意识形态的逆反。
对影响目前择偶经济取向的多元回归统计结果进一步证实，年轻人、文化、职业阶层较高者未呈现经济取向弱化的倾向，却显示年轻的、教育程度高的当事人有更大的概率重视经济因素，尽管其中的年龄变量未达到统计显著性（见表5）。
上述回归模型还提供了如下信息：(1)性别仍是决定经济取向的最重要的因素，女性依然对终身伴侣的社会经济地位寄予厚望；(2)本人及父母般配意识较强的被访者更关注对方的经济条件；(3)夫妻的感情生活（诸如婚姻生活是否浪漫、夫妻感情的深度）对当事人的经济取向无显著相关；(4)当事人的收入以及对住房的满意度与经济取向不直接相关，但对物质生活不甚满意的当事人，在日常经济支配方面感觉不自由或藏有私房钱的被访者却有更大的概率认同经济价值。
五、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利用对上海和哈尔滨两地分层多阶段概率抽样调查所获得的3166个样本资料，通过相关分析，发现被访者在考察意中人时最为关心的是健康、老实可靠、性格脾气相投和温柔体贴，而对于教育程度、职业、收入、住房等社会经济条件和容貌、身材等外表形象等人之常情的指标，在以往几十年的入选率甚低而只是在近些年才倍受青睐。这主要是因为在80年代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物质利益”和“金钱万能”曾被视作万恶之源屡遭批判，加上在计划经济年代，从事何种职业由组织统一安排且为终身制，个人无选择自由，而薪金收入更是平均主义大锅饭，择偶者自然很少对未婚夫（妻）的职业、收入提出苛求。此外，由于看重异性的长相、身材也曾被指责为重外表轻内在的低级庸俗的择偶观，不少人惟恐被套上“以貌取人”、“动机不纯”的帽子而自觉不自觉地压抑自己的自然天性和正常需求。随着“政治第一”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结束，金钱、物质重新被认可为婚姻不可缺少的基础，为异性的美貌、气质所吸引也不再被指责为“生物型”的择偶观。因此，被访者对学历、职业、收入、住房、容貌、身材等的重视、关注比重明显上升也是自然的。
本研究建立的回归模型，对影响被访者当初的择偶取向以及经过婚姻实践后目前新取向的多元因素进行了测定，估算结果除了证实随着年代的推移，择偶的政治取向弱化外，还修正了以往文献中的“年长者和职业层次较低者在择偶时更关注对方的经济条件”及“青年人择偶时的经济考虑减少但更看重可以转化为物质的潜能”的假设，并认为上述假设与中国国情不相符合，因为研究表明，年轻人、文化程度较高者更重视伴侣的经济社会地位，他们不仅关注对方的学历、职业、聪明能干、事业有成等隐性的潜能，而且对住房、收入、财产等显性的经济条件也予以厚望。
本研究认为，生存环境越接近现代化，人们越看重浪漫爱情是超越国界的总趋势，但这并非意味着文化层次较高者更少地关注对方的教育、职业和收入等社会经济背景。实际上，教育素养高者往往更认同般配模式，对意中人的期望更高，择偶也更慎重，他们不仅关注对方的社会经济背景，而且也更在乎情侣的人品个性和双方的情投意合。其次，年轻人、教育层次较高者更看重对方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对浪漫爱具有负面影响，因为考虑对方的经济条件与关注对方的人品个性并非对立，况且爱情往往是在双方深交、相互了解后产生的倾慕、依恋的炽热情感，故一般不是择偶的前提条件而是双方互动、交流的结果。两性在初次见面时“一见钟情”的仅占少数（在我们的研究中占17%），因此，把择偶条件定位在“找一个爱我的人”或“我爱的人”往往过于理想化，除非双方都特有魅力，特吸引人，让对方“一见”就情有独钟，但这种凭直觉并更多地借助于生理标准（外貌、身材、气质等）而在“一见”的瞬间所迸发的激情，未必都可靠、稳妥。再次，经过多年的婚姻生活实践，当事人的经济取向有所强化，除了有对非正常年代“崇高”、“纯洁”的恋爱观的反思甚至反叛的因素外，或许还表明了他们对经济物质基础在婚姻质量中重要性的新认识。
我们的研究同时证实，影响择偶取向的因素是多元复杂的，诸如性别、地区、家庭的经济住房背景、结识途径、般配意识以及对方的吸引力等都可能起着或多或少的作用。关于性别差异对经济取向的影响，国外有文献证实这种差异在缩小，但我们的研究表明尚无趋同倾向，况且，随着劳动用工制度的市场化，以往用行政手段保障女性婚前的充分就业和婚后连续就业的倾斜政策，已难以在不同经济成分所有制的企业推行，下岗女性多于男性以及怀孕、生育的女性不再被继续聘用等现象的蔓延，或许还将强化女性对男性经济依赖的传统心理定势。回归模型的拟合度不高也表明许多错综复杂、难以测量的因素尚未进入分析框架，因此，尽管我们的研究假设获得基本证实，但是否符合实际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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