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科尔伯格时代的道德心理学：审视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尔论文,伯格论文,心理学论文,道德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20年代起，以哈桑和梅等对儿童诚实的研究以及皮亚杰对儿童道德判断的研究为肇端，道德心理学研究日益得到关注，至今已经取得许多研究成果，并对道德教育实践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处于“后科尔伯格时代”的当前道德心理学研究在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等方面仍存在着许多值得研究者重视和深思的问题。本文拟在梳理当前道德心理学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尝试对此进行反思，进而对今后的道德心理学研究做出展望。 一、后科尔伯格时代的道德心理学 20世纪60年代，科尔伯格在皮亚杰关于儿童道德认知研究的基础上，采用两难故事法进行了长期、大量的研究，提出了“三水平六阶段”等较为系统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对道德发展的机制、条件、阶段和教育实践策略等进行了深入论述和探究，引领了此后近半个世纪的道德心理学研究，对国际教育界的影响广泛而深刻。此后，不少研究者在道德认知传统内不断对科尔伯格理论进行完善。Gilligan(1977)认为应该存在公正和关爱两种道德价值观，Enright等人(1989)对宽恕进行了探讨，特里尔(Turiel，1983)则提出了社会认知领域理论。 毋庸讳言，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传统存在着诸多缺陷。其中遭人诟病最多的是未能解决好知情关系和知行关系。虽然科尔伯格本人并不否认情感因素的作用，也对道德认知到道德行为的转化进行过专门论述，但他坚持用认知来解释道德情感、说明道德行为，等于没有彻底解决道德中的知情与知行关系。当前的道德心理学研究大多是针对这些不足展开的，突出集中在两个方面：情绪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和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力。 (一)情绪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 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情绪在道德判断中具有重要作用。Pizarro(2000)指出，把情绪和道德判断看作对抗的传统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主要有三点原因：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情绪能够使我们反思自己的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情绪可以通过使我们把注意和认知资源集中于当前要解决的问题等方式来促进道德推理。他还进一步提出情绪性道德判断模型，着重分析了移情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Hadit(2001)提出了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型。他认为，道德判断分为直觉和推理两个系统。前者更加的快速、自动化、无需主观意志努力，后者是缓慢的、涉及到意识层面、需要主观意志努力。道德判断是一个由情绪驱动的过程，情绪诱发的直觉短时间内就能够自动完成道德判断，而道德推理只是在这之后才试图为人们所做出的判断寻找合适的理由。道德直觉就是意识中突然呈现一种道德判断，这个过程无需认知参与，也不受认知影响。许多行为研究支持了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型。Wheatley和Haidt(2005)的研究发现了阈下情绪启动词唤起的情绪会影响被试的道德判断。Valdesolo和DeSteno(2006)让被试在观看正性情绪的喜剧短片后对道德两难问题进行判断，结果表明感受到快乐心境的被试在人行天桥困境中的道德判断反应时更长、更具功利性，即认为可以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性命。 Horberg等(2011)根据情绪的核心评价观点，提出了道德判断的放大器理论(emotions as moral amplifier)，认为不同的情绪增强了不同的道德判断。由于情绪的产生以一定的认知评价为基础，认知评价能够激发并维持特定的情绪，因此与这些情绪相关的认知评价会制约该情绪对随后的社会判断的影响，而这主要是通过优先考虑与先前的认知评价有关的特定关注来实现的。不同的情绪强调了不同的社会道德关注，因而会引发不同的道德判断。例如，Oveis等(2010)证实了同情和自豪的特异性效应：同情和自豪对知觉他人的影响是相反的。同情增进了自我与他人的相似性，尤其是与无家可归者等弱势他人的相似性；而自豪减少了与弱势群体的相似性，增强了与职业运动员等强势他人的相似性。 认知神经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与情绪相关的脑区在道德判断中会被不同程度的激活。对正常被试的研究显示，无论是在观看能唤起道德感的照片、图片或者阅读道德陈述(Moll et al.,2002; Harenski & Hamann,2006)，还是让被试对行为进行道德判断或者判断是否应该做出诸如捐赠、助人等道德行为时(Heekeren et al.,2003; Moll et al.,2006)，腹内侧前额叶(VMPFC)会被显著激活，而这一脑区是协调和监控情绪的重要中枢。脑损伤病人的研究也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Koenigs等人(2007)的研究显示，与正常被试相比，VMPFC受损者在道德两难选择中更倾向于做出功利判断，即以获得最大利益为判断的出发点，只关注行为的结果而较少考虑其他因素。对于正常被试来说，道德两难中的功利选项所对应的伤害行为容易激起个体强烈的负性情绪体验，因而会自动地拒绝和排斥这一选择。对于VMPFC受损者而言，该部位的损伤会严重影响其情绪反应和情绪调控能力，使其在面对功利选项时不能产生相应的情绪体验，这样在正常的认知推理之下，他们更容易做出收益更高的功利判断。 (二)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力 另有许多理论和实证研究聚焦于个体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力(即道德动机)，可大体分为三类：道德情绪观、道德同一性观和综合观。 1.道德情绪观。Hoffman(2000)和Haidt(2003)等研究者提出，情绪是道德行为的重要动机力量，道德情绪(moral emotion)的概念应运而生。概而言之，道德情绪指的是在对自己或他人进行道德评价时产生的、影响道德行为产生或改变的一种复合情绪。可以按照情绪指向，把道德情绪分为两类：自我意识情绪(包括自豪、内疚、羞耻和尴尬等)和他人指向情绪(包括移情、钦佩、感激、愤怒、蔑视和厌恶等)。道德情绪既能够激发良好的道德行为，又可以阻止不良的道德行为。研究表明，真正的自豪水平高的个体，倾向于表现出低水平的攻击、敌意和拒绝敏感度，以及高水平的自我控制、目标参与、关系满意度、婚姻适应性和社会支持(Carver,Sinclair & Johnson,2010)；羞耻易感性与愤怒、敌意和指责他人、直接或间接攻击等呈显著正相关(Bear et al.,2009)；移情与个体的助人等亲社会行为显著正相关(Barr & Higgins-D'Alessondro,2007)，与攻击和欺负等反社会行为存在显著负相关(Strayer & Roberts,2004)。 2.道德同一性观。道德同一性整合了个人的道德系统和自我系统，是一个人的道德感与同一性感的结合(Blasi,1995)。换句话说，道德同一性指的是道德价值对一个人同一性的核心和重要程度(Hardy,2006)。例如，一个人的同一性更为看重善良等道德品质而不是创造性等非道德特点，那么这个人就具有较高的道德同一性。因此，当道德价值对一个人的同一性非常重要的情况下，这就会激发他产生与自己的道德感相一致的行为。研究发现，当对自我、人格和人生目标进行描述时，青少年道德榜样比普通青少年更有可能使用道德术语(Reimer & Wade-Stein,2004)；无论青少年道德榜样还是成年人道德榜样，道德同一性均是道德行为的良好预测指标，他们会表现出更高水平的他人报告的道德行为、自我报告的志愿者行为、亲社会态度和行为(Aquino & Reed,2002; Reed & Aquino,2003)。 3.综合观。该观点认为，道德动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道德行为的产生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道德人格(moral personality)理论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不少研究者(Lapsley,1996; Walker,2004)指出，必须整合道德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的方法与理论，将道德人格引入道德心理学领域，才能更好地理解个体的道德行为。研究显示，道德人格能够解释道德行为的相当部分的变异，可以弥合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之间的缺口(Walker & Frimer,2007)；道德榜样在主体性动机(agency，即自我取向的动机，使人寻求自我强化、权力与成就)和共享性动机(communion，即他人取向的动机，使人寻求自我超越、关怀与善行)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并能将两者进行整合(Frimer etal.,2011)。此外，Leffel(2008)提出了道德动机的“社会直觉模型”(social intuitionist model)，认为道德动机涉及的6个相关过程：调整道德直觉、放大道德情绪、扩展道德美德、整合道德价值观、加强道德推理和增强道德意志。 二、审视与反思：问题及可能的出路 诚然，“后科尔伯格”时代的道德心理学研究持续推进，不可谓不繁荣。可与此同时，人们似乎又陷入了某种“困局”：相关研究愈多、愈深入，对道德心理的认识却越迷惑!心理视野下的道德究竟是什么？个体的道德心理发展过程又是怎样的？……已有研究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总是很难令人信服。笔者认为，道德心理学研究者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的反思中获得启发。 (一)道德心理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有研究、无理论，是当前道德心理学研究遭遇的严重问题之一。这主要表现为研究多多，而无重大理论进展：选取了大量被试、采用了认知神经科学等先进方法，甚至对数据进行了复杂的统计分析、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但是缺乏对众多结论的整合和进一步提升。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研究者只关心研究的具体问题、而不思考研究背后的理论。众所周知，心理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指导。道德心理学研究尤其如此，因为个体的道德心理和道德行为极其复杂。如果不考虑人性和社会情境等因素、不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思考，那么研究者将很难准确揭示道德的心理本质和行为规律。 研究者应自觉强化道德心理学研究的理论思维。为此，一方面要重新思考道德心理学与道德哲学的关系。现代人格主义伦理学家鲍恩(B.P.Bowne)就把道德心理学看作伦理学的基本内容(万俊人，1992，第342页)。科尔伯格则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研究典范。他认为，道德哲学与道德心理学密不可分：道德发展的哲学分析应先于心理学分析，道德的心理学解释必须以哲学思考为基础。科尔伯格以康德的规范伦理理论来界定公正的道德推理，并力图运用实证数据来解决哲学争端，即用心理学击退道德相对主义。他用“补充命题”来界定规范伦理理论和心理学理论的关系。规范伦理理论在解释心理阶段理论时具有重要作用，而心理阶段理论也有助于人们评价规范伦理理论的适当性。科尔伯格提供了从道德上的“是”到“应该”的一条科学途径，在实证科学(道德心理学)和规范科学(道德哲学)之间成功地架起了一座桥梁。尽管有学者认为道德哲学对道德心理学会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比如会缩小道德心理学的研究范围、不恰当地运用哲学观点来反对实证结论或者会误导和扭曲心理学研究的使命等(Blasi,1990)，可是在微观研究纷繁众多的情势下，来自道德哲学的理论深思能够有助于研究者拨开现有研究的重重云雾，而时刻把握道德现象的本质和心理变化规律。 另一方面，可以借鉴其他心理学领域的相关理论来拓展道德心理学的研究。当今心理学各个领域的研究均呈现蓬勃之势，人格心理学等领域的不少研究可以成为道德心理学研究的理论生发点。已经有研究者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尝试，并取得了较大的研究成果。比如，Lapsley和Narvaez(2005)认为，可以把人格心理学研究中的社会认知理论纳入道德心理研究之中，根据社会认知图式、知识结构和认知—情感机制来解释道德人格。据此，道德人格最好被理解为解释社会事件时道德图式的习惯可及性(chronic accessibility)。具有道德同一性或道德品格的人，其道德图式在社会信息加工中是习惯可及(经常被使用)和容易被激活的。这种道德习惯性是个体差异的一个维度，那些习惯可及的道德知识结构是个人自我同一性的本质、核心和重要部分。正是由于道德图式是习惯可及的，道德榜样不需要科尔伯格所说的深思熟虑的决策过程，就能进行自发道德推理，进而自动实施行为。Navaez等人(2006)的实验研究表明，根据道德知识结构的习惯可及性来理解道德人格是很有价值的，能够揭示个体内部的道德心理过程和整体动态性。还有研究者依据自我决定理论对青少年的道德动机进行了探究(Kaplan,Crockeu & Tivnan,2014)。 (二)道德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 当前的道德心理学研究面临的第二大困境是真正系统性研究较少。单从过程和结果来看，不少研究的确似乎揭示出道德心理的某些方面，但是许多研究结论之间彼此矛盾甚至相反；根据某个角度来看完全科学的研究，如果增加另外一个角度再分析又是错误的。这些很容易使道德心理学研究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境地。凡此种种，其原因在于未对研究设计的整体性不足和研究方法的单一。 在道德心理学研究中应坚持系统论原则。首先，要善于进行整体性思维。系统论的创立者贝塔朗菲指出：“一般系统论是关于‘整体‘的一般科学”(贝塔朗菲，1987，第34页)。有研究者采用从整体性或整合性视角来审视道德心理现象，得出了富有创见的成果。例如，Greene(2007)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的双过程加工理论。该理论认为，道德判断涉及两个不同的加工系统，一个是外显的认知推理过程，与抽象道德原则的习得和遵循有关；另一个则是内隐的情绪动机过程，与社会适应相联系。Haidt(2008)则基于社会生物学、认知神经科学、社会心理学、动物学和进化论等领域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提出了道德判断的认知—情绪整合观。该整合观认为，具有情绪负荷的直觉过程启动了道德判断，贯穿于整个道德判断的始终，并影响随后产生的认知加工过程；同时，道德的认知加工能校正并在某些情况下驾驭道德直觉。道德是文化进化的产物，在代系的发展中人类的道德发生着显著变化，只有将认知和情绪以及其他多种社会因素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人类的道德。 其次，要构建道德心理研究的多层次系统。根据现代系统论的观点，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问题是系统论的核心问题；只有把整体与部分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认识系统；整体对系统的存在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部分(或要素)则起基础作用(常绍舜，2011)。道德心理学研究需要的正是基于多个层面(部分或要素)深入分析基础之上的、兼顾整体和部分的系统性研究。道德心理研究的多层次系统可以包括以下6个水平(见图1)：①在心理组织水平上分析道德心理的认知—情感结构及其相互作用；②在行为水平上考察心理组织与道德行为的关系以及道德行为的稳定倾向；③在情境水平上探究情境与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④在生物学水平上认识道德心理的神经生物学基础；⑤在发展水平上了解个体道德心理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影响因素；⑥在社会文化水平上探讨道德心理与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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