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结构和行为对借贷倾向的影响研究——基于湖南2000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户论文,湖南论文,问卷调查论文,倾向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0)03-0024-06
一、引言
农户是农村经济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是农村金融需求的重要主体。本文基于湖南省2000户农户问卷调查资料，试图从农户结构和行为视角，探究其对农户借贷需求与供给倾向的影响，以寻求金融支持农户增收、改善农户生活的有效途径，这对于推动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为了使调查样本具有一般性和代表性，本文选取农业大省湖南省7县21行政村的2000户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重点关注下述内容：(1)农户家庭成员信息，主要包括户主在内的家庭成员年龄、文化程度、外出打工情况；(2)农户的家庭类型，本文将家庭类型分为普通务农户、务农兼业户、规模种养殖专业户、非农业户四类；(3)农户的收入结构，重点关注非农收入；(4)农户的支出结构，重点关注农户非农支出；(5)农户家庭所在的地域位置，考察其交通便利情况及城市发展对其辐射情况；(6)农户的借贷情况，包括农户的借贷需求情况和农村借贷中介的借贷供给情况。
二、文献回顾
农户及其金融问题一直为学者们所关注。亚当·斯密较早对农户行为进行了分析，他强调自由竞争和劳动分工会导致农民分化。恰亚诺夫(Chayanov)对俄国革命以前的小农进行了研究，认为农户生产和消费“均衡”的条件是农户消费的边际效用等于休闲的边际效用[1]。舒尔茨提出了“理性小农”思想，认为小农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黄宗智主张从家庭生产功能和消费功能的角度，分别考察小农行为及目标[2]。他认为农户的农业收入和非农佣工收入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农业收入虽然不高，但相对稳定，而非农收入虽然从形式上可以超过农业收入，却只能是一种“补充收入”，这就是所谓的“拐杖逻辑”。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农户借贷行为进行了研究。何广文(1999)、史清华和陈凯(2002)、殷俊华(2006)等研究发现，农户民间借贷的发生率较高，但从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的农户比例下降[3-5]。这些结论与国外的一些学者研究结论相似。Pischke、Adams和Donald(1987)的研究表明，能从正规金融得到贷款的农户所占的比例极小，且贷款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少数富裕人群手中，贷款总额的80％为5％的农户所掌握[6]。Hossian(1988)发现格莱珉银行在其经营范围内对扶贫作出积极贡献，但是贷款供给只覆盖了目标人群的13％[7]。Kochar(1997)验证了印度农户信贷对农户生产的影响，结论说明农户信贷对农户生产不存在显著影响[8]。从上述研究可以发现，总的来看，农户的民间借贷行为较为普遍，而正规借贷相对较少。也有学者引入农户结构和行为变量对农户借贷进行研究。李锐和李宁辉(2004)研究发现受教育年限、土地规模、非农收入等特征对特定农户的借款数额都有显著的影响[9]。李锐和朱喜(2007)实证分析了土地面积、教育和医疗费用支出、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受教育水平等特征对农户资金需求和供给的影响[10]。刘西川(2007)研究了贫困地区农户的信贷需求与信贷约束，尤其探讨了农户家庭特征、农户经营行为与农村正规信贷的关系[11]。
三、农户结构与行为分析
考察农户结构以及不同结构下行为的变化，是研究农村金融问题的逻辑起点。改革开放30年，农户结构和行为不断演变。通过2000户农户调查，可以反映出现阶段农户的结构特点和行为方式。
(一)农户结构
1.劳动力年龄结构。接受调查的农户家庭共有4211名劳动力，平均年龄39.7岁(其中户主46.3岁)，外出打工者的平均年龄31.9岁。需要关注的是，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平均年龄42.9岁，比整个劳动力平均年龄和外出打工者年龄分别大3.2岁和11岁。农业部提供的调查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全部农村劳动力平均年龄为38.1岁，外出打工者平均年龄31.6岁。可见，与全国比，湖南农民一生中劳动的年限更长。
2.劳动力受教育结构。调查所涉及的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的占27.6％，初中文化的占55％，高中文化的占14.7％，高中以上的占2.7％。初中、高中及以上文化劳动力占比均高于全国水平，这与湖南重视教育的情况相吻合，但总体上湖南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还处于较低层次。
3.生产经营与就业结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我国农户的兼业化迅速发展，农业劳动力占比下降[12]。1996年，全国农户兼业率就达到了45.18％，从本调查情况看，兼业户和非农经营户占61.2％。从劳动力就业情况看，务农并兼业非农产业的占57.1％。在所有劳动力中，有打工经历的占29.9％。在打工职业者中，最多的是从事加工制造业和建筑装修业，分别占28％和16％。调查显示，湖南农户经营以农业为主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特别是兼业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占比大。
4.家庭收入结构。数据显示，1983年以前，全国农户家庭经营纯收入低于工资性收入，之后前者高于后者，增长速度也快于后者。在农户纯收入中，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占比从1983年的67％下降到2007年的31％。从本调查情况看，农业收入占44.3％；非农收入占55.7％。湖南农户家庭从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占比高于全国，这也与湖南作为农业大省的情况相一致。
(二)农户行为
农户行为与结构密切相关，农户的生产、消费、投资等行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金融需求。
1.农户生产经营行为趋向多样化和市场化。与计划体制时代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农户生产经营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再局限于田间地头，转而从事加工、流通以及外出打工等行当。同时，农户生产经营也与市场紧密相连，生产的农产品除一部分留作家庭消费外，其余都投向市场销售。农户生产经营行为的这些变化，是导致农户经营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的主因。
2.农户投资行为以维持简单再生产为主。改革开放以来，农户投资在农村投资中的地位下降。调查反映，农户投资行为谨慎，多数农户投资主要用于维持简单再生产。农户生产投资支出中，购买农药化肥等的短期投资占44.2％，购买大型机具等的长期投资占29.6％，用于做生意的投资占5.3％。在有一笔闲钱怎么花的问题上，用来投资的占19.5％，而用于改善生活、备急用的占77.9％，这也反映出农户投资意愿不足。
3.农户消费不足。近年来，农户消费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总体上消费不足。本调查显示，农户家庭支出中，生产性支出占26.1％，生活消费支出占73.9％；在消费中，日常生活开销是大头，占35.1％，建房和子女教育支出次之，分别占18.8％和16.5％。由于农户收入稳定性较差，而日常生活开销呈刚性增长，使一些农户入不敷出，必然导致消费不足。
4.农户借贷行为主要用于生活支出且以民间借贷为主。农户借贷行为普遍存在，调查显示，2000户农户中有77.7％的发生过借贷行为，没有借过钱的只占22.3％。在借贷用途上，60％的农户用于生活消费，40％的用于生产经营。在融资渠道选择意愿上，63.2％的农户选择向亲戚朋友借，36.1％选择正规金融机构，其余0.7％选择高利贷。这表明农户借贷的消费化倾向明显，且民间借贷目前仍是农村金融供给的主渠道。
四、农户结构和行为与农户借贷：数据描述
1.农户的文化程度、年龄与借贷情况。调查发现，农户的文化程度不同，其借贷状况有较大差异。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户借款金额也相对较高，而且文化程度越高越倾向于正规借款。同样，农户户主年龄越大，从正规金融机构借款的越多。但年龄越高，则户均借款越低。统计分析发现，51岁以上农户的户均借款金额比30岁以下农户的户均借款低8823元(见表1)。
2.农户的家庭类型与借贷情况。统计发现，不同类型农户借贷状况各异。在借款需求方面，专业种养殖户中有借贷需求的农户占比最高，最低的是普通农户，实际发生借贷行为的也是专业种养殖户的比例最高，且是选择从正规机构借款最多的农户类型，但只占34.1％。由此也可看出，大部分农户选择民间借贷。在户均借款金额方面，非农业户的金额最高(见表2)。
3.农户的行为特征与借贷情况。对已发生借贷的样本户进行分析，发现不同的行为方式下的借贷情况迥异。数据显示，用于生活开销、农业生产和非农投资借款大部分都来自于民间借贷，只是正规金融机构为非农投资提供贷款的户数比重相对高一些。民间借贷用于生活开销的借款要高于农业生产。而且53.8％的农户倾向于生活借款从亲友处获得(见表3)。
4.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借贷情况。从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户借贷情况来看，总收入越高，借贷越多，两者相关性十分明显。统计显示，收入在5万元以下区间的农户户均借款中，大部分来自民间借贷，尤其是总收入在1～2万元区间超过80％的农户借款来自亲友；收入在5万元以上的农户借款中，有63.34％来自正规金融机构(见表4)。
五、计量模型建立
从以上分析来看，在不同的结构特征和行为方式下，农户的借贷需求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在借贷供给上，正规借贷与民间借贷又存在差异。下面试图利用离散选择Biprobit模型进行计量检验。
(一)模型选择
现实中，经济主体会面临多元选择情形。就农户与农村金融中介之间发生的借贷行为而言，存在一个二元选择问题：即农户是否需要借款，金融中介是否提供贷款。由此，存在四种结果：需要借款、提供贷款，需要借款、不提供贷款，不需要贷款、提供贷款，不需要借款、不提供贷款。分别用虚拟变量
和
来表示上述两种决策行为，并设定：=1表示农户需要借款；=0表示农户不需要借款；=1表示金融中介愿意贷款；=0表示金融中介不愿意贷款。那么，以上四种情形中，能根据统计数据观察到的是“=1，=1”结果，即农户有借款需求，农村金融中介愿意提供贷款，其他三种情形无法直接识别。
从目前对农户信贷的获得性及农村信贷配给的研究情况看，国内学者大多要采用单方程的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估计农户借贷行为，朱喜、李子奈(2006)则采用双变量的probit联立方程进行分析[13]。本文采用供需Biprobit模型，基于农户结构和行为来考察农户借贷需求与借贷供给倾向。
(二)农户有效借贷需求的识别
一般认为，农户的有效借贷需求是指在满足借贷条件下具有偿还能力的真实借款意愿。如果这种借贷需求充分表露出来了则称为显性的借贷需求，否则就是隐性的。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分四步来获得农户借贷需求有效的信息：(1)看其是否获得了正规金融机构贷款，获得了则表示有信贷需求；(2)设计二选一问题调查农户“是否有借款意愿”，选“有”则表示有信贷需求，但不一定是有效信贷需求，不一定有还款能力；(3)调查农户如果申请了贷款遭到拒绝，拒绝的理由是非还款能力因素，则视作具备有效信贷需求；(4)调查农户在满足借款条件的情况下，不愿意向金融中介借款的情况，如果是因为“审批手续繁杂”、“没有熟人关系”等因素，则视作农户具备有效借贷需求。综合上述四方面的信息，就可以识别农户的借贷需求是否有效。调查显示，只有48％的农户表示有借款需要，其中只有19.9％的农户获得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但通过数据综合分析得出，2000户农户中79.1％的农户存在有效借贷需求。由此也充分说明，农户的显性有效借贷需求严重不足。
(三)变量选择
1.因变量。因变量分借贷需求方程的因变量和借贷供给方程的因变量。借贷需求分正规借贷需求和民间借贷需求。根据识别农户有效借贷需求的方法可得出农户有效正规借贷需求数据，有则取值1，否则取0。同理，根据农户在有借款意愿的情况下，是倾向于民间借贷还是正规借贷，以及综合农户实际从民间借贷情况来判断农户民间借贷需求，有则取值1，否则取0。正规借贷和民间借贷供给方程因变量的设置，以农户是否得到贷款为标准，获得贷款取值1，否则取0。
2.自变量。依据调查内容，设置一系列农户行为和结果自变量见表5。
考虑到正规借贷供给方很难观察到农户收入增长情况(rig)、农户提高收入的愿望(woi)，供给方程中剔除了这2个变量；借款记录(cre)和农户家庭所在地变量(reg)是借贷供给方要关注的内容，需求方程中剔除了这两个变量。
六、估计结果及解释
(一)估计结果
根据以上分析，采用Stata分析工具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6、表7。受篇幅限制，表中只列出检验显著的部分。
(二)对估计结果的解释
为了便于比较说明，本文将农户行为和结构变量对正规借贷和民间借贷的需求和供给的影响列表解释(见表8)。
总的来看，农户的结构和行为对其借贷需求倾向影响重大，户主年龄大、文化层次低、收入水平高的农户借贷需求不足，社会关系广、致富热情高、家庭支出多的农户借贷需求强烈；金融中介的借贷供给更倾向于文化程度高、社会关系广、生产支出多的农户，对户主年龄大、打工收入高、临近大城市的农户借贷供给少，而且正规借贷与民间借贷在户主年龄、文化程度、土地面积、家庭收入、经营支出以及借款用途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供给倾向差异。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有：第一，总体上看，当前大多农户有借贷的愿望，农户的显性的有效借贷需求严重不足；第二，农户的受教育结构中，正规借贷供给倾向文化程度高的农户，文化程度低的农户倾向民间借贷；第三，农户的家庭成员结构中，有良好的社会关系的农户更容易获得正规借贷和民间借贷的供给；第四，低收入群体更倾向于民间借贷；第五，民间借贷与正规借贷对待农户的土地资产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民间借贷倾向于支持田地多的农户；第六，农户的经营行为中，正规借贷倾向于农户的生产经营用途，民间借贷倾向于生活消费用途。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提出如下对策建议：(1)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应将重视、培养、积极挖掘农户显性有效信贷需求作为一项紧迫的任务，促使隐性金融需求显性化。(2)低收入农户是农村中最大的群体，应该是农村金融重点支持的对象。(3)土地及其数量是农户最为重要的资产，也是其信用能力的最重要的基础，正规金融机构应学习农村非正规金融中介对土地资产重视的态度，积极探索农村土地金融的发展。(4)农户的消费金融对农村正规金融而言是个空白，需要正规金融机构转变观念，创新产品，改善服务，提升农户消费水平。(5)在设计农村金融改革方案时，从规范引导上着力，对民间融资进行合理的法律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