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语境下“学理的马克思主义”——兼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学理论文,语境论文,日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有三条，即日本、欧洲(主要是法国)和苏俄，而十月革命前，日本成为当时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渠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本应该来自其原产地德国，但由于历史的机缘“一传没有到位”，即早期从原产地那里接受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少之又少，而主要是通过日本(十月革命前)这个“二传手”来传播的，由于日本社会主义者是在日本特定的语境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读的，这就使日本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与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存在语境差异，从而使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差异更大，如果以当下的视域来审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入时这种细小的差异时，会强烈感到，传入时期细小的差异，有时会在未来的实际运用中显示出极大的不同，这就如同混沌学中的“蝴蝶效应”。因此，研究这种差异，可以使我们更能厘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初始时的状况以及对后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一、因缘相机：日本成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主渠道
日本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也不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策源地，它为什么能成为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呢？其原因在于：
一是中日两国地缘接近，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日本早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它同中国文化在语境上具有一定的同一性，这使两国在语言、文化风格、思想脉络上有着较多相似的地方。
二是日本学习西学比较成功，中国也想通过日本来学习西方的现代文明。当时国人相信，若通过日本学习西洋文明可获“事半功倍之效”，因为日本在学习西学过程中，凡是适合日本实际情况的，就虚心接受；凡是不适合日本的，就删改使之日本化，以适应日本文化的特点。张之洞的一席话最能反映时人的心态，他说：“东瀛风土文字，皆中国相近，华人侨富者亦多，翻译易得，便于浏览询问，受益较速，回华较早。且日本诸事虽效西法，然多有参酌本国情形斟酌改易，亦有热心察今日利病删减一通者，与中国采用，尤为相宜。”①
三是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影响日益扩大，日本的舆论界“差不多可以说是马克思的时代”②，而这段时期正是中国留学生大举东渡的时候。1898年清政府明令派遣留学生，使留学成为一种国策，1901年初清政府又颁布“奖励游学”的政令，使当时中国的“青衿之子，挟希望来东洋者如鲫鱼”③。
四是20世纪初日本朝野人士比较重视留日中国学生的教育，他们认为“与其把恩义施加于奄奄一息的清朝，还不如给予希图变革现状的年轻的力量，从而保证日本未来的利益”④，以此为目的，日本朝野为中国留学生教育提供了诸多的便利，如开办了18所专门教育留学生的学校，像成诚学校、日华学堂等；为中国留学生学习日语编写了大量的书籍等。同时，日本还对中国的革命者持宽容态度，维新和革命的失败者陆续流亡日本，以日本作为后方基地，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如梁启超、孙中山等，许多他们的追随者为追求革命而赴日留学⑤。
二、学理解读：日本语境的马克思主义
研究这个问题，有必要首先考察日本社会主义者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解读马克思主义的。一是从国际上看，“真”、“伪”社会主义界线模糊。当时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阐释，也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等展开了论战，但这并未真正划清两者的界线。这就使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从欧美输入的马克思主义文本是“真”、“伪”没有完全搞清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甚至还夹杂着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的文本。二是从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势看，政治环境的宽松与否对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及运动有直接的影响。20世纪初，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出现过两次高涨时期(1905年前后和1918年前后)，都与当时的政治环境(“西园寺内阁时代”和“大正民主”前期)有关。三是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自身看。早期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分为“硬派”和“软派”，虽然这两派的思想体系不同，但其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却基本相同，即来源于美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在这样的语境下，早期日本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文本侧重于“一般学理方面的”解读，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具有鲜明的“学理的马克思主义”特色，这体现在：
第一，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村井知至认为，“现今社会之问题，虽占多数，要起于贫富二阶级之悬隔而已”，而其根源在于“私有资本”⑥。幸德秋水也指出，造成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是劳动者“无土地也，无资本也”，故不得不受雇于资本家。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审现时之病源，在富之分配不公；分配不公，在生产物不归于生产者，而为地主、资本家所掠夺而垄断焉。”⑦应该说，早期日本社会主义者立足于经济层面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批判，这是难能可贵的，但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还不够全面。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村井知至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变资本之私有为共有”⑧。幸德秋水也指出，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历史的必经阶段。在《社会主义神髓》中，他还从所有制形式、生产、分配等方面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
第三，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早期日本社会主义者在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上众说纷纭。如幸德秋水指出，“‘把一切生产资料从地主、资本家手中剥夺过来，移交给社会人员公有’，换言之，即消灭地主、资本家这个不劳而获的阶级，这就是‘近代社会主义’”⑨片山潜认为社会主义应实行产业的国有，设施的公营，通过“协同组合”来实现社会主义。
第四，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早期日本社会主义者大都以伦理的视角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且受到第二国际改良主义的影响，从而使他们对阶级斗争持否定的态度。幸德秋水认为，实现社会主义要以孟子所说的“不忍之心”，即以不能坐视他人的不幸的仁爱之心来接受社会主义。虽然片山潜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依靠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必要性，但由于深受拉萨尔的影响，他主张政治性罢工。
第五，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早期日本社会主义者把实现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寄托在仁人志士身上，期望以他们的仁义道德来感化统治者，唤醒统治者的道德良心，从而实现统治者同劳动人民的合作，进而共同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幸德秋水主张，“世界上热爱人类和平，尊重人类幸福，渴望人类进步的志士仁人，起来！起来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宣传和实现。”⑩而这与《共产党宣言》的主张“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相反。
可见，在日本特定的语境下，日本社会主义者优先选择并传播了马克思学说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而对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则关注较少，这直接影响到中国留日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进而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三、取径东洋：马克思主义从日本语境来到中国
受20世纪初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许多留日学生都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内的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把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再向中国传播，从而使日本语境的马克思主义来到了中国。
第一，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留日学生比较准确地把日本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传播到中国，他们也主要从经济层面抨击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如朱执信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靠剥削工人的劳动发财致富，所以“资本家者，掠夺者也。其行，盗贼也。其所得者，一出于朘削劳动者以自肥尔。”(11)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受日本社会主义者影响，留日学生也认为社会主义是实行土地国有，共同经营和“按劳分配”，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社会。如朱执信就指出，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是“社会全体之幸福也。”(12)胡汉民也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凡生利各事业”皆归国有；没有“贫富悬殊，不公平的现象。”(13)戴季陶甚至预言：“社会主义为二十世纪人类精神复活之福音。”(14)与日本社会主义者不同的是，留日学生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往往把社会主义社会与大同理想社会相比照，认为两者有相通之处。如梁启超就认为，社会主义思想“原是我所固有”，而“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15)孙中山甚至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16)
第三，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受日本社会主义者影响，留日学生在这个问题上思想也不统一。如吴仲遥把社会主义划分为广义社会主义和狭义社会主义两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属于广义社会主义，主张“中国当酌采广义的社会主义”(17)。林云陔指出，“从政治上方面言之，社会主义国家之组织，必当根据于民主主义。……政治民主与工业民主并合，方可称为社会主义之精神”(18)。
第四，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留日学生由于政治倾向的不同，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所采取的途径也不同。梁启超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以资本主义为“过渡期”朝社会主义发展；朱执信认为，中国的“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这不仅是因为“两革命原因并存，”而是因为并行“有相利而无相害”(19)。倾同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留日学生充分肯定了暴力革命学说，主张采取“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斗争手段”(20)。
第五，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受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的影响，留日学生也把实现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寄托在仁人志士身上，蔑视人民群众，因而不能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真正依靠力量。如马君武认为应“组织最善之社会，必能产出最奇伟、最雄大之个人。此个人既出世，又必能为此社会增无限力量”(21)。而十月革命后，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留日学生如陈独秀、李大钊等则宣称“劳动者是万物的创造主”(22)，非把“政权拿在劳动阶级手里”(23)，“行无产阶级底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底专制”(24)不能成功。
四、效果向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影响
日本语境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是双向度的：一方面，中国人通过日本这个“二传手”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从原产地来到中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了理论前提；另一方面，中国人接受和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日本语境场过滤过的马克思主义，由于这种马克思主义已经远离了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当它传入中国并被中国先进分子应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时，不可避免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一定的偏差。
从积极向度上看：一是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文本进入中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了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是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输入，在这方面，十月革命前日本是马克思主义文本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当时留日学生大量翻译了日本社会主义者论述社会主义的专著，如《近世政治史》、《社会主义》、《近世社会主义》、《广长舌》、《社会主义神髓》等。尤其以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影响最大。吴玉章曾回忆说，他就是在1903年通过阅读《社会主义神髓》而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潮的。据统计，从1903年1月赵必振首译《共产党宣言》部分段落到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为止，中国翻译《共产党宣言》内容的文字大约有14种，其中可以肯定是依据日文译的有8种，有可能是依据日文的有3种，其它和不详的有3种，译自日文或有可能是依据日文的占全部的79％(25)。
二是推进了早期中国知识精英世界观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了主体条件。留日学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他们的世界观也发生了转变，尤其在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影响的扩大和在俄国革命实践上的成功，使留日学生或已学成归国留学生中，一部分倾向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分子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在留学日本期间完成了从封建知识分子向激进民主主义者的转变，回国后在十月革命的感召下，再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也在日本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下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这些完成世界观转变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很快就成为十月革命后在中国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主力。
从消极向度上看：一是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原典翻译影响到马克思主义文本在中国的传播，进而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一方面，由日译本到中译本存在时间差。如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日译本中，《共产党宣言》出版较早(1906年)，而《资本论》的出版则晚得多(1919年)，这个时间差也就导致了中文本《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出版上的时间差，这势必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另一方面，日本社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时，总会依照日本的实际和翻译者对社会主义的主观理解，一定程度地痒入了自己的“私货”或者部分地曲解马克思原意的现象都有，如日本社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主张“根本解决”的学说、主张“经济定命论”，受其影响中国的先进分子一度也这样理解，如李大钊等。再如李汉俊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太幼稚，不懂马克思主义，须要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26)，李达也说：“那时候，我主张党内对于马克思学说多做一番研究工夫，并且自己也努力研究马克思学说和中国经济状况，以求对于革命理论得一个彻底的了解”。后来李汉俊、李达等先后脱党，如果追溯二人上述观点，可以看出明显地带有以河上肇为代表的“日本语境的马克思主义”的痕迹。
二是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范式影响中国早期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早期日本的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范式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其一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却忽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这使留日学生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未来社会主义进行了展望，但却忽视了对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的批判，这使后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清除封建残余的任务异常艰巨。其二，对马克思主义侧重公有制的解读。当时日本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侧重于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的设想上，推崇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受其影响，在一定时期内社会主义社会被中国先进分子解读为是一个消灭贫穷，实行生产资料公有，消费资料按劳分配的社会。
注释：
①转引自彭继红：《传播与选择》，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6页。
②《日本之马克思研究热》，《辰报》，1919年4月24日。
③文诡：《非省界》，原载《浙江潮》，第3期，第19页。
④⑤藤家礼之助：《日中交流两千年》，张俊彦，卞立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98、198页。
⑥⑧高军、王桧林等：《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7-53、47-59页。
⑦(17)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84～285、405～417页。
⑨⑩幸德秋水著，马采译：《社会主义神髓》，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2、43页。
(11)(12)(19)《朱执信集》(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6、44、66～69页。
(13)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3号。
(14)唐文权，桑兵：《戴季陶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171页。
(15)(21)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16、82页。
(16)《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882年，第355页。
(18)林云陔：《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概论》，《建设》第2卷第1号，第74-75页。
(20)《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2-73页。
(22)H.M.：《劳工神圣颂》，《新青年》8卷4号，1920年12月1日。
(23)《短言》，《共产党》第3号，1921年4月7日。
(24)无懈：《俄国共产党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共产党》第1号，1920年11月7日。
(25)金安平：《近代留日学生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2期。
(26)《“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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