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的“行动-过程”视角——重思林德布洛姆及其方法论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政治学论文,视角论文,布洛论文,林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学的进步，既有赖于研究手段的更新，又需要重新阐释学科史上的重要遗产，不断回顾前辈学人留下的问题，以考查我们自己是否能回答他们的疑问，思考当下的热门话题和流行范式是否能经得起历史检验。仍然健在的老一代政治学家中，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Lindblom)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位，也可能是最富争议的一位。虽然在20世纪行为主义革命之后的那批政治学家中，林德布洛姆的社会知名度可能不如同辈的达尔(Robert Dahl)和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甚至不如时常语出惊人的晚辈福山(Francis Fukuyama)。不过，达尔、萨托利等人的贡献主要在于对现代自由民主政治理论的重述与整合①，而林德布洛姆的贡献则更为深刻，他不仅在研究结论上与其他人有所不同，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亦有所创造：他带领读者重温了一个古老而深刻、但又常被人遗忘的政治学传统。 可以把林德布洛姆的研究方法概括为“行动-过程”视角。不过，其具体内涵更为复杂。例如，他虽然重视行动者的选择过程，但又强烈反对这一进路中占主流的理性选择主义。那么，这一身处欧美学界主流却又被视作“异端”②的路数，究竟有何特点，又有何意义?本文将以近半个世纪美国政治学界的重大争论和林德布洛姆本人的回应为线索展开梳理。 一、问“谁决策”，不如问“如何决策”——本国政治研究中的林德布洛姆 谈起美国本土政治研究中最热门的话题，恐怕莫过于“美国有多民主”或者“美国是否被精英操控”一类问题。因为在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三权分立、联邦分治、南北统一的政治架构早已奠定，而60年代以来的政治运动又使公民的各类社会经济权利至少在法条的意义上得到了认可。这样一来，对于大多数美国公民而言，剩下的问题就是：我的权利是否落到了实处，政府是否会履行法条上的诺言。不过，回答这个问题的难度要远甚于表层的政治制度研究，这正是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就发现的悬疑：政治体制(constitution)是一回事，由行为习惯和教育塑造的执行(administer)过程又是一回事，寡头制下的事务可能受民主风气影响，民主制下的人也可能习惯专断行事。③因此，现代政治学者必须深入宏大结构的背后，解释政府和官员们的真实活动。 林德布洛姆之所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声名鹊起，正是因为其政策过程研究。他和同事达尔出版于1953年的《政治、经济与福利》一书④，就对政府的决策模式进行了初步探索。6年后，林德布洛姆发表了一篇更为著名的论文：《渐进的科学》。⑤在此之前，受泰勒制、福特制和韦伯式官僚理论的影响，大多数学者都将行政活动看作一种在体制框架内，以最小代价、追逐最大收益的理性规划过程。而林德布洛姆的文章与此针锋相对。概言之，他认为决策在本质上是一个连续的、影响有限的过程，而非理性的或者全面的。他概括道，自己的观察与其他人的区别在于：很少预设价值，手段和目的相互混合，基于同意而非检验，分析手段更多元，很少依赖理论。⑥因为无论是政治实践还是政治分析，都应当承认：政策是“互动”(interaction)的结果，而不是“决定”(decision)的结果。⑦与理性主义的想象不同，人们往往是稀里糊涂地在蹒跚学步中前行(muddle)，这被林德布洛姆形象地称为“muddling through”⑧，后来的学者则将此理论命名为“渐进主义”。 林德布洛姆并不满足于一个抽象的模型，在1965年出版的《民主的智慧》⑨和1968年出版的《政策过程》⑩等书中，可以看见他的目标更大了，他开始对美国的政治过程进行整体描述，与解释美国政治的两大理论流派展开正面交锋：第一个流派是众所周知的大众民主理论和多元主义理论，这两者的共同逻辑可概括为：民主诉求——政府回应——较公平的政策。其代表著作正是林德布洛姆的老友达尔的《多头政体》。(11)在多元主义看来，美国政治无疑是人民拥有主权、参与政治的典范。另一个流派的主张往往被称作精英统治或者利益集团理论，其逻辑与多元主义针锋相对：精英集团——游说政府——有偏好的政策。在当时，这一理论流派的社会影响较大的著作当属多姆霍夫(William Domhoff)于1967年出版的《谁统治美国》。(12)两大理论流派的激辩持续至今，政治学者开始用更广泛的全国性数据，检验利益集团偏好和民意调查结果与出台政策的相关性。(13) 林德布洛姆对这两派理论都不满意，在《政策过程》的开篇，他就抛出了一连串问题。对大众民主理论，他发问：一般公民能影响具体政策选择吗?如果不能，决策的权力在多大程度上被转移了?而另一些问题看起来是对精英统治论的怀疑：政府真的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如果精英确实控制着政治，那能弄清“真正决定”政策的人吗?是总统，国会，华尔街，还是各大公司?(14)乍看起来，民主和精英治国似乎是对立的，一项政策要么就是遵循大众意图，要么就是精英主导。林德布洛姆对此另辟蹊径，在没有大规模数据和信息化技术的20世纪60年代，他做出了至今仍然适用的政策描述，他回答的方式正是考察“行动-过程”。 林德布洛姆的解释方法就是：问“谁决策”，不如问“如何决策”；问“谁统治”，不如问“如何统治”。他比喻道：“我们不会幼稚地问：‘在美国汽车是谁造的?’”“如果我只能倡议而你只能否决，那么谁在制定政策?如果你的想法形成我的思想，我有官职而你没有，那么谁在制定政策?看来，还是问‘是什么产生政策’更合理。”(15)正因如此，一项政策最重要的本质仍然是那种参与主体众多的“muddling through”过程。依次考察了公民、政党、利益集团领袖和政府要员的行为模式之后，林德布洛姆总结出了如下的互动结构：
图1 林德布洛姆的“政策梯子”(16) 在这个政策互动的梯子中，每一层都会有相对积极的人在决策中掺入自己的主观理解，向下一层不太积极的人命令或传播；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各种信息中进行挑选；每一个人都可能为了达成一致，改变自己的偏好，反之，每一个政策也可能被人们的偏好所曲解。(17)当然，越接近上层的参与者影响力越大，因此美国政治的精英化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个阶梯也为后来的各派研究提供了一个避免意识形态冲突，能够用经验材料不断丰富的实证框架。 数十年来，林德布洛姆的渐进主义影响巨大，“muddling through”一词也早已超出行政学领域，成为许多社会科学家的惯用词。当然也不乏对这个概念的批评者，不过很多批评似乎是出于对渐进主义后果方面的价值判断。例如经济学家阿罗(Kenneth Arrow)的不满是：渐进主义鼓励人们“心安理得地接受现存的缺点”。(18)其实这些对此概念价值判断上的“不好”并不能否定其事实判断上的“真实”，而且，这些说法在逻辑上都属于滑坡论证(slippery slope argument)(19)，鉴于政策过程的每一步都有极多影响因素，这种单线滑坡的逻辑说服力并不强。大多数学者对此仍然持赞同态度，认为这一理论经历了50年仍然是一个好工具。(20)当然，后辈学者已经通过“渐进”与“突变”交替的“间断平衡论”(punctuated equilibrium)(21)和界定约束条件的模型(22)开始逐渐细化林德布洛姆的理论。 林德布洛姆用几本小册子、通过少数浅显的案例分析得出的结论，何以如此精准?与其说是他见识超群，不如说是他的“行动-过程”的方法触及了政治决策的本质。当然，这种用“如何统治”替代了“谁统治”的提问方式，也在某种程度上逃避了“是否民主”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说清楚这个问题，就需要进入比较的视野，考察美国的政治过程与其他国家差别所在。 二、对立模型背后的共通机制——比较政治浪潮中的林德布洛姆 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是欧美比较政治学从初创到壮大，乃至成为显学的黄金时期。成名后的林德布洛姆在70年代投入了比较政治研究的洪流中。出版于1977年的鸿篇巨制《政治与市场》与1979年的《可用的知识》等方法论著作，将之前政策分析的方法推进到了整个政治经济领域。林德布洛姆又一次充当了流行范式的挑战者，正如他1981年就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时的慷慨陈词：要挑战那个“习以为常的知识传统”(conventional intellectual tradition)。(23) 这一次，林德布洛姆的对手更为强大，因为他要挑战的这个传统正是二战结束以后流行至今、影响了整个社会科学界的行为主义方法。行为主义的特点有很多，例如致力于构建一种普遍的社会结构模型，偏好可预测的、理性的行为假设，尝试将大多数研究对象转换为数据化的变量，等等。而且在比较研究中，研究者往往以最熟悉的制度和观念作为参照系，构建出一种“常态”和“变态”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例如民主与专制、自由与计划——这一特点在冷战时期的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研究中尤其常见。如果用一两个方法论的关键词来描述的话，行为主义以及典型的美国式比较政治研究以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和理性主义(rationalism)为核心特征。 一位生活在20世纪下半叶的、典型的美国比较政治学者，无论他是新旧制度主义者、文化论者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人，其研究目的往往是描述出几个国家之间不同的政治结构。这种结构主义倾向，强调制度、文化、社会力量构成等结构对个人行动和社会后果的决定作用，是一种整体优先的研究方法。结构主义在二战结束后的盛行始于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巨大影响，再由伊斯顿(David Easton)和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等人将其引入政治学领域。如果我们排除伊斯顿等人尚显粗糙、也无甚“比较”的第一代模型，结构主义精致的代表作当推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该书将几个大国民主化的不同走向归因于国王、土地贵族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认为不同的经济地理结构决定了土地贵族是否能够资本主义化，最终决定了是否形成自由民主社会。(24) 但显而易见，摩尔的经典框架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决定论和目的论的色彩。在结构面前，作为政治行动主体的国家和人民似乎都不见了。正因如此，稍晚的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和蒂利(Charles Tilly)等人，分别从国家行为和人民抗争的角度修正民主化理论。但结构主义的老问题并不那么容易避免，例如被斯考切波注入了国家主体性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仍然强调“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自然发生的”(25)。这使她忽略了历史事件的偶然性以及革命领袖的能动性——苏联和中国革命中的积极奔走、提升农民阶级觉悟的先锋队，他们难道不是在“制造”革命么?另一方面，这些模型还面临着左翼理论家和欧洲思想界的激烈批评，那就是他们无意之中将英美式渐进转型视为成功的典范道路，将美国的政体视为达成自由和民主的参照系，却很少反思这是否是唯一的选择。林德布洛姆在1981年的演讲中反复提醒同行，虽然美国的确干得不错，但绝不像模型里那样完美无缺，左翼学者所说的利益冲突、阶级矛盾和强势集团对政治参与的干扰，在美国同样存在。但遗憾的是，“这些不同意见在美国政治学圈子里一直应者寥寥”(26)，这无疑是在扼杀对真实政治的理解能力和对美国政治本身的反思能力。 怎么办?很容易想到，应当将视角从宏大的“结构”转移到具体的“行为者”身上。主流比较政治学之所以生命力旺盛，也得益于其多元化，结构论分析也催生了其挑战者：行动论。社会科学中的行动论，往往强调个人、组织和国家等不同层次的行动者对社会后果的影响，是一种个体优先的研究方法。然而在20世纪下半叶，随着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兴起，理性主义主导了行动论研究。政治中的“人”往往被假设为“经济理性人”，至多加上一些信息和风险上的约束条件，而其核心假设：理性计算和效用最大化，极少得到修改。(27)在林德布洛姆的时代，唐斯(Anthony Towns)和布坎南(James Buchanan)等人的著作正将理性主义贯彻到政治行为的每个角落——官僚、政党、选举、社会运动甚至战争和立宪。 但理性主义并不能涵盖行动论的全部，也不是对政治活动的最佳描述，被林德布洛姆推翻的理性主义决策分析就是一例。其实，最早那一批比较政治学者中并不缺乏反思者，在林德布洛姆看来，阿尔蒙德和鲍威尔(Bingham Powell)的《比较政治学》就是对伊斯顿系统的重大修正，他们将行为者和利益表达过程纳入了结构比较之中，这使得他们的模型更具适用性，因为左右两翼的理论关怀和各国不同的政治制度都可以纳入这些过程中。不过，阿尔蒙德等人并没有走得太远，他们只是用“政治诉求”(political articulation)和“利益聚合”(interest aggregation)这样理性化的抽象概念来描述所有过程。这样一来，政治参与的具体图景和结果就被遮盖了，他们仍然无法回答“利益表达是否平等”“政治诉求是否完全”以及“一个政体到底有多民主”这样的核心问题。(28)显然，这种远离真实过程的行动论，最终落入了与结构论一样的窠臼。 那么林德布洛姆的行动论有何不同呢?在《政治与市场》中，他“从所有政治-经济制度都使用的社会控制的要素机制开始”(29)，而这三个要素机制便是权威(authority)、交换(exchange)和说服(persuasion)。也就是说，经济学式的“交换”只是行动之一，政治中的人选择哪种行动机制，需要考察政治过程中复杂的约束条件，避免理性主义式的简单化。 这里还要指出，很多论者将这三个机制视为政治、市场和文化三个领域的各自特征。实际上这三种机制存在于每个领域中，它们也很少独立发挥作用，现实政治过程往往是三者的混合。例如，林德布洛姆借用交换的理性主义逻辑来解释权威的力量：当权威建立起来后，“控制的边际成本为零或近似于零”。(30)他同样运用权威的强制性逻辑来分析市场交换的边界：在市场中，“如果就业机会很少，任何能提供职业的人都可以强迫职业申请者。”(31)同理可以推出，如果“参政”机会很少，那么任何能提供“权力”的人都可以强迫“职位”申请者，这个时候权威分析就比交换分析更适用了，说“不参政”是公民的“理性选择”自然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这种灵活的视野正是林德布洛姆的“过程”与其他人的“过程”的不同之处，理性主义的过程分析和博弈论总是将一种行为逻辑运用到底，而真实政治绝没有如此简单。 《政治与市场》的具体比较对象涉及从美国、西欧到苏东、中国等一大批国家，与那些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型相比，其展示的世界政治图景颇为不同，各个国家都处在一个连续谱系之中，如图2所示：
图2 20世纪70年代各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连续谱系(笔者整理) 如果只看两端的对立假设，那么林德布洛姆的谱系与结构主义无甚不同。关键仍然在那三个机制上：权威的集中与分散、交换的市场性与计划性、说服者的多寡和竞争与否——这三者在各个国家都是必要的，因此没有质的差别，只有量的差别，都是处于数轴上的某一点上。林德布洛姆强调，纯粹的共产主义和多元民主只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而在现实中，无论是谱系左端的共产主义国家，还是右端的多头政治国家，都只是“不完善地近似于”它们。(32)他为这一论断列举了各方面的证据： 第一，民主方面。是否有多元化的力量参政，要到政治过程中考察。林德布洛姆发现，即使在改革前的中国，领袖专断也是“在不同的时期或衰或盛”(33)，在很多政治运动中，负责经济工作的各级官员总是发挥着平衡作用。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等国，工会等集团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大，“民主的多元主义因素在这里比在苏联更强大”(34)。当然，将其视为平等角逐政治的力量是错误的，但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革之后，这些集团突然不同程度地复兴了，无疑，它们不是从天而降。林德布洛姆作为一个不懂中文的“外行”，又在个人崇拜比较狂热的70年代做出观察，其预见性实属难得。同时期的一些中国研究“内行”做出的描述，甚至不如他精细。比如在罗兹曼(Gilbert Rozman)等人颇为权威的著作中，常常简短地下结论：“对于向公民完全开放的主要异己集团，(国共)两党皆无容忍其发展的雅量。……不管是在1949年以前还是以后，群众组织对于政治的决策没有什么意义。”(35)这个结论的问题在于，寻找“向公民完全开放的集团”这种极端案例对于解释那个时代有很大的意义吗?更好的解释自然应该是在批判之余，把目光投向保守派、工会和知识分子等虽然“不完全开放”也不算民主，但同样可能带来决定性改变的政治力量。 第二，自由方面。林德布洛姆承认，共产主义强调摆脱经济剥削，而多头政治声称他们摆脱了政治剥削，双方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的。同时，双方也都有宣传之嫌，公民们总是“受到领导人和一个受优待的阶级的大量灌输，而这种灌输则是各国政治说服的例行公事。”(36)他后来甚至直截了当地指出，威胁自由的不仅仅是苏联式全能主义的政治控制，基于交换的企业等级制和经济特权阶层也可能制造一座“监狱”。(37) 第三，平等方面。关于经济平等的这一节可能是《政治与市场》出错最多的地方，布坎南等人的激烈批评也多半由此而起。他从经济数据中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情况较好，但共产主义国家在公有财富分配和就业方面更出色，而位于两者之间、正在进行市场化的国家最不平等。(37)这个结论乍一看没错，但如果继续贯彻林德布洛姆的要求，分析数字背后的政治经济过程，就会发现很多不同。例如收入平等，在计划经济体系中，由于物资供应的短缺，政府实行了票证和配给制度，这使得货币并不能反映物资的需求与价格，真实的收入不平等应该比工资单上更严重。(38)又如公有经济，它在数字上好像是全民所有的、拉平财富分配的要素，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出现管理者滥权占用的情况。正如林德布洛姆自己意识到的：可能有“一种新的特权精英”，只是“还难以估计这一现象的程度”。(39) 第四，决策方面。这仍然是林德布洛姆的强项，他敏锐地指出，一切国家都有政治和经济的计划，只不过共产主义政府的计划是“纲要性的”(synoptic)，多头民主政府的计划则往往是“战略性的”(strategic)，更相信知识的有限性和试错的必要性。但在20世纪政府职能扩张的大背景下，多头民主国家也常常进行繁复的纲要性决策，例如对货币和就业的计算和控制。也应看到，如果将分散知识的战略性决策推至极端，同样是一种实行成本极高的乌托邦。(40)这一区分看似平淡无奇，但它从行为模式上消解了苏方与美方、计划与市场的结构性二元对立，重要的问题只是“度”，两种制度之间的互变要比人们想象的更容易。 《政治与市场》虽然同样反响巨大，但这种两面不讨好的说辞，得到的赞许远不如其政策研究得到的多。可以想象，无论是那些寻找精确系统的政治科学家，还是在冷战中致力于贬抑敌对国家的政客，都不会太喜欢他这种否定结构性差异，理解甚至同情对手的想法。在《政治与市场》出版两年后，林德布洛姆曾谈到，很多同事都不太理解他的研究：为什么在《政策过程》中肯定多头政治之后，又在《政治与市场》中怀疑多头政治呢?他解释道，前者谈到的是“做了什么”，后者研究的是“没做什么”——两部书揭示的都是“真实机制的一半”。(42)与美国学界的多数人相比，林德布洛姆似乎对政治世界的缺憾和矛盾更为坦然。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很多结论和方法都得到了认可。20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市场取向的改革，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传统市场经济国家又转向宏观监管。经济学界对二元对抗观念的扬弃已成常识，无须赘言。在政治学界，引发热议的《独裁者手册》(43)及其学术版前身《政治生存的逻辑》(44)，被誉为对各国统治手段的出色总结。这本书之所以在社会上反响强烈，是因为它们冲击了欧美公众的政治常识，其“选择人”研究方法其实早已有之，可以说就是把林德布洛姆的要素控制机制精细化、策略化了。梅斯奎塔(Bruce Mesquita)等人以“实际选民”(real electorate)和“胜利联盟”(winning coalition)的人数区别，代替民主和独裁的二分；以对选举政治中行动策略和过程的追踪，代替结构性分析——虽属理性选择范式，但都不难从中看到林德布洛姆的影子。 如今学者们在总结社会科学方法时，也常以《政治与市场》为例，阐述比较政治研究从结构主义到更精致的过程研究、语境研究的转变。(45)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过程”方法逐渐从理性行动论中脱胎而出，成为一项独立的社会科学工具。(46)后来者应当在林德布洛姆等人的基础上，将宏大而粗疏的因果叙述不断拆解细化，发现越来越细致的因果链条。尤其对于从事比较历史分析和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而言，历史材料和跨国经验变得越来越重要，具体的政治图景和细微的作用方式正在成为他们逐步接近的目标。 三、简洁形式还是复杂情境——政治实证研究的方法与困境 考察完林德布洛姆的主要贡献后，还有两个问题未解决：第一，三种控制机制是一种抽象概括，既然研究质量的关键在于对控制过程的具体描述，那么这种描述到底应该详细到什么程度?如前文所述，林德布洛姆在分析共产主义国家时，就由于对细节和材料了解不足而碰到瓶颈。那么，为了接近真实过程，政治研究是否描述得越“厚”越好、越“广”越好，甚至要像一些新史学作品一样将目光投向小人物，详细到没有轻重之分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这样一来必然会陷入所谓“无限描述”“无限倒推”(infinite regress)的困境，甚至导向一种反对任何学术研究的激进虚无主义。因为在永远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国家案例和永远说不完的事实细节中，人们似乎难以总结出什么因果关系和控制机制，比较研究也就得不出任何可资借鉴的规律。 第二，既然林德布洛姆的政治过程分析如此精彩，为什么仍然会成为“异端”?是否因为主流方法更“简捷”，更具“规律性”，所以逐渐压倒了对“行动-过程”的无尽描述?这种在“简洁易知”和“翔实可靠”之间的边际替代到什么程度才是最合适的?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也就是对政治过程方法的一种哲学定位：是选择囊括一切行动背景和经验的情境化(contextualize)描述，还是抽象出简洁的形式化(formalize)模型。 政治学乃至所有社会科学实证研究，都绕不开这个两难问题。在古典政治学那里，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虽然致力于构思一种最佳的政治，但他们并不止于描述这个最高理想，也没有断言这些理想和规律可以普遍应用于每个城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前两卷关于方法的介绍中，他强调要解释清楚“个别的事实”(individual facts)：“在关于行为的陈述中，那些普遍的，适用性更广；但那些特殊的，却更真实。既然行为总是与个别案例相关，那我们的陈述就必须与个别的事实保持一致。”(47)正如他带领弟子走访158个城邦那样，这是一种由现实情境和特殊经验出发向上推的实证方法，虽然要探求政治的“根本规律”(the first principles)，但具体研究“最好还是从我们熟悉的事物开始”。(48)自那时开始，政治思想家们就一直在寻找抽象规律和解释特殊事实之间摇摆不定，例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试图将政治抽象为力学运动，而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则专注于复杂的社会行为和民情。到了完全以实证为导向的现代政治科学时代，韦伯(Max Weber)再次总结了这个两难困境：内容越丰富，理论普适性越低；理论普适性越高，内容越单薄，也越有可能出错。“对于精密的自然科学来说，‘规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重要，越有价值；对于历史现象的具体前提条件的认识来说，最普遍的规律由于是内容最空洞的，所以通常也是最没有价值的。”(49) 在韦伯之后，社会科学研究被区分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前者直接描述和比较案例，关注历史细节和因果解释；后者将案例抽象为数学变量，以便处理更大规模的案例群，发现其宏观特征和统计学规律。林德布洛姆的论著无疑属于定性研究，而定性研究又可以根据同样的规律进一步分化成两类：情境化的厚描述居于极端，而像理性选择、博弈论一样的形式化模型则偏向定量研究一端，因为它们也是对情境的一种抽象。定量研究在本质上可以视为形式化研究的极端，也正因如此，它们的研究工具与韦伯所谓“精密的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数学变量抛弃了历史细节和复杂联系，也使得定量研究只能对定性研究发现的现象和因果机制进行检验，或者在概率意义上对规律提出猜想。如今不少定量研究都声称自己能够从统计分布中发现“规律”。其实，这并不严谨，因为它仅限于描述对象的分布和相关趋势，而对更深层的规律——因果机制——是无能为力的。正如经济哲学家豪斯曼(Daniel Hausman)所言，真正的深层规则是“因果力量”，而统计观察到的是它表现出来的“非精确定律”(inexact law)。(50) 综合起来观察，情境化研究、形式化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关系和研究目的如图3所示：
图3 三种实证研究方法的逻辑关系(笔者整理) 不难发现，三种研究方法的受重视程度是不同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就是孔德(Auguste Comte)和韦伯等人开创现代社会科学时，研究者和哲学家们普遍采取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或逻辑经验主义(logical empiricism)的立场，他们坚持认为：无论何种理论假设和形式模型，都需要放到经验世界中，检验其是否符合客观世界，继而做出修正。在这一方法背景下，形式向具体情境的妥协是必须的，所以第一代社会科学家中的佼佼者，如韦伯、波兰尼(Karl Polanyi)和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往往也是出色的历史研究者。 到了20世纪中叶，事情发生了变化，经验主义哲学和经验主义研究同时开始衰落。从波普尔(Karl Popper)以“证伪”代替“证实”开始，社会科学方法中所谓的自然主义转向、实用主义转向乃至后现代主义的全面颠覆，都出现在这一共识的瓦解之后。(51)在哲学界，人们发现经验主义太理想化了，根据哲学家奎因(Willard Quine)的经典批判，证实或证伪一个理论，需要使其他所有条件相同，来检验剩下的那一个变量，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52)在社会科学界，形式化模型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果，前述的帕森斯式结构主义和经济理性主义就是政治学中最典型的代表。换句话说，经验研究仍然流行，只不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科学”不需要处处遵循经验的裁定。这些模型在观察上的有效性，加上自然科学的影响，使研究者们相信可以把握到人类行为和社会结构的普遍本质。所以，如今主流的政治学著作提倡“将厚重的解释改为推理的简洁形式”。(53) 不过这批从“经验”跳转到“形式”的社会科学家们至少是有野心的，他们仍然是在寻求社会活动的真实图景，相信他们的模型符合(correspond)客观世界的实际，只是重心不同了。但美国社会还有另外一大传统影响着学者们——实用主义(pragmatism)。在实用主义者眼中，所有科学的目的都是服务于行动，所以最好的手段是能最便捷地完成目标的，而不是揭示什么事物本质和复杂现实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可谓是这一思想在社会科学中的最佳代言人，他在那篇著名的《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中宣称：检验假设的真实性(reality)是没有意义的，经济学做到准确的预测就可以了。(54)也就是说，表面上那些数据结果表现出一致的规律即可，哪怕背后的因果机制有很多种可能。这实际上已经将社会科学的任务从发现“本质的”形式，变换成了发现“表面的”形式，这不仅简捷易行，还有利于扩大样本规模。最终，以经济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从形式化的定性研究再次跳转到定量研究。尤其是在美国政治学界，20世纪的最后20年，几乎就是定量统计和形式演绎高歌猛进的20年。21世纪初的一份统计显示，在全美前20％的顶级期刊中，定量研究在国内政治领域占到了90％，在比较政治领域则占60％，只有在相对年轻、研究对象也更难被形式化的国际政治领域，定性与定量论文各占半壁江山。(55) 诚然，极端形式化的定量研究凭借数学手段的进步和样本规模的扩大，在很多学科中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它也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在实用主义的形式化研究中，很多模型已经变成了高度同质的技术操作，它们远离了真正的“形式”，更遗忘了丰富的“情境”。制度主义名家皮尔逊(Paul Pierson)就一口气列出了定量和模型方法排斥定性方法的六大代价：选题视野变窄，不关心事情的实质，不研究核心制度，忽视行为的语境，无法做宏观研究，不反思模型的适用性。(56)这六点其实就是两条：在研究广度上可能越来越窄，研究焦点集中到了选举投票等能发问卷、能数字化的政治行为；在研究深度上可能越来越浅，研究者得出很多统计规律，但对统计数字背后的政治活动本身却越来越不关心。统计检验的确能够发现如“权利不平等”这样的结果，但对其形成过程只能“拟合”而不能“描述”，更难以突破旧有框架，建立新的因果叙事。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科学潮流中，林德布洛姆显得与其他学者格格不入；也正是在这样的对比下，才显示出其哲学关怀的难得之处。他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在吸收形式化研究优点——简洁与普遍适用性——的基础上，进行翔实的情境化研究，以探求“事情的实质”。 一方面，只要有语言表述就有概括和缩减，无论是其决策研究还是政治研究，林德布洛姆都会先列出一个提纲挈领的政治行为清单。同时，确如左翼学者所说，政治的力量是不均衡的，在每个国家都会有很多人对政策无甚影响。除非像某些社会学家一样专门研究他们的境遇，在一般情况下，将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无限下推至这些群体的价值可能不大。因此，林德布洛姆常常宣称，他的过程分析永远围绕最有意义的“决策中心点”；(57)他的政治经济“要素机制”是“所有政治-经济制度都使用的”。(58)这显然是要提炼有普遍意义的抽象形式。 另一方面，林德布洛姆同韦伯一样警惕普遍模型的弊端，在其方法论著作中，他经常怀疑统一性的知识。韦伯分析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和抽象程度的不同，林德布洛姆则更进一步，他在社会科学内部区分了抽象理论和实践技巧的不同。政策理论总是需要建立在大量的案例和普遍规律之上，而政策实践者只需要注意具体情境中的少量因素就够了。(59)他继承了波兰尼等人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传统，(60)主张对行为者而言，重要的是实用性的评价(practical judgement)，而非科学性的知识(scientific knowledge)。(61)所以，林德布洛姆最终考察到的“决策中心点”，并不是几个“点”，更不是某种行为模型，而是一连串对环境约束做出反应的控制过程。他略带矛盾地说，决策的中心特征其实是“复杂性以及显而易见的无序性”。(62)这样一来，虽然“中心”和“机制”是一种形式化、抽象化的研究目标，但他最终描绘出的却是随着政治过程而变化、随着“要素”量的不同而变化的政治场景，前者只能逼近、却很难指导后者。 四、超越形式主义——政治的本质蕴藏于过程之中 中国的政治学正处于消化西方经典理论，构建本土方法体系的关键时期，对西方政治学主流的数学和模型演绎固然要重视，但须清楚这并不是政治研究的全貌。显然，以抽象数理方法为单一标准，拿统计规律来替代复杂的政治过程，用简洁模型去套用各国的政治实际，是对研究质量的放弃。林德布洛姆等学者的意义和启示既在政治学之内，也在政治学之外。亦即，他们不仅提供了学科内的研究方法，更提醒我们反思政治学的根本任务到底是揭示什么。 首先，我们要回到亚里士多德和韦伯毕生思考的问题：政治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科学”?它要发现什么样的“原理”? 前文总结出的其实就是一个认识政治学传统的坐标轴，一端是寻求普遍适用、确定性的规律，另一端则是无限丰富的、包含易变经验的描述。而“规律”的一端在科学和实用的名义下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在我们熟悉的作品中，霍布斯的机械个人、帕森斯的社会结构、伊斯顿的政治系统以及当下的理性选择主义、定量统计都在发扬这个传统。而不那么“科学”的另一端虽然在历史学和人类学中仍受到承认，但在政治学中渐受质疑。托克维尔的社会观察、韦伯的国别比较、林德布洛姆的政治过程方法守护着这个传统。虽然后一批人的名气并不比前者小，但他们经常遭到轻视或误解，学者们习惯通过帕森斯式的结构功能主义来理解韦伯，借助霍布斯式的原子化个人主义来讲述托克维尔，这本身就是前一个传统支配人们认知的表现。 那么，在这个坐标轴的创始者亚里士多德那里，毕生追求形式因和政治本原的他，为什么要告诫后人去研究“个别事实”呢?对此，思想史上的解释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是，亚里士多德根据研究对象和本质任务的不同，对关于自然、社会和生产的“科学”做了严格区分，把它们分别命名为“推理的科学”(theoretical science)、“实践的科学”(practical science)和“制作的科学”(productive science)。政治学属于实践科学，因为其根本任务是培育“好公民”，其本质蕴藏于人们自身的行动之中，而不是像推理科学那样蕴含于客观现象中。(62)不过，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说服所有人，因为他对政治学的定义显然是目的论的，一切都指向公民德性的实现。如果有人持现代立场，把政治学理解为一门实证科学，其首要任务应当是解释政治，而不能在弄清事实之前去谈育人，或者说现代人根本不像雅典人那样个个投身政治，那么“实践”这个名称也许就不太合适了。古今变革之际，霍布斯等现代思想家之所以反对亚里士多德，也有这个原因。那么现在问题变成了：抛开政治学的“实践”特性，亚里士多德的划分是否仍然成立? 可以肯定地说，即使退到纯描述的立场上，亚里士多德的划分仍然有意义，政治学仍然要与“普遍规律”保持距离。这正是韦伯重述这一命题，区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用意所在。毕竟政治案例的最大难题就是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所谓的“变量太多，样本太少”(63)，这些复杂的社会变量不仅如奎因所论证的，不可能完全得到控制，还有很多是研究者注意不到的。(64)而且，很多偶然事件的变量，根本不可能像自然现象一样以相同形式重复出现。如果研究者为了抽象规律而忽略它们，往往得不偿失。很难说抛弃大部分复杂因素、改进一个计量模型所增进的理解，就一定会超过深入了解案例所收获的新变量和新知识。另一方面，韦伯还以一种解释学的口吻提醒人们，社会科学总是“价值关涉”(reference to values)的，因为一切行动，包括学术研究，“在其结果中都意味着吸收了某些价值”。(65)形式化的“客观实证”总是假设研究者自身这个“主观者”对叙事毫无影响，但这显然不可能。所以真正客观的解释，不仅需要进入研究对象的情境，还需要反思自己所处的情境和既有研究工具的局限，以尽力做到“价值无涉”(value free)。(66)这两个现代论证说明，重视情境和价值的厚描述仍然是政治学的根本任务。 重思林德布洛姆，也就是重新发掘亚里士多德和韦伯的传统，去“理解”而非“精简”政治行动和政治过程。当然，这并非是要将政治学变成历史学。由于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都要追求具有一定限度的普适性、在特定场域中具有推广价值的精炼概念和因果机制，所以走向另一个极端同样是不可取的，反对“形式主义”不等于放弃“形式”。在这个意义上，一名审慎的政治学研究者多半会像林德布洛姆一样，介于形式化与情境化之间。这种审慎的艺术如同走钢丝一般艰难，但的确是提炼有效知识的必经之途。 其次，在政治学之内，林德布洛姆及其后继者也留下了切实可行的方法论遗产，以保持这种重视过程细节、又不忽视普遍形式的微妙平衡。具体而言，有两条启示。 第一个启示是，过程和情境是检验政治学因果机制的主要场域，不会与形式方法发生矛盾。研究者在提出机制或者检验机制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发现足够的史料或政治行动背景。一些方法论教科书往往将“提出问题”或“提出假设”作为研究设计的第一步，这难免有误导之嫌。真正的第一步显然离不开经验材料。试想一个人在没有充分了解研究对象及其语境含义的情况下，如何能提出恰当的问题和假设呢?为了矫正这一弊病，已有不少社会科学家开始探索定量模型和定性厚描述互相嵌套(nested)的方法：在单案例研究中，至少在拟定调查问题、实施田野工作和解释答卷这三步(67)，都需要先研究该地历史，融入对方的行为情境。而在比较研究中，虽然流行的是控制变量和反事实检验(counter-factual test)等类科学方法，但在筛选变量、提出反事实问题时，在阐释得出的因果关联时，其依据仍然是案例中的丰富材料。正如列伯曼(Evans Lieberman)所说，为什么不能在统计50个国家的数据后，选择其中一两个进行政治过程的深度解释呢?(68) 举例而言，政治经济史家格雷夫(Avner Greif)在研究中世纪城邦政治时就立下规矩：在对历史事实(例如“执政官与派系合作”)达成详细共识之后仍然有问题(例如“执政官为什么不独裁”)，才能开始对行为机制提出假设(69)。其实我们仍然可以追问，格雷夫为执政官们设计的理性选择机制，虽然在结果上完成了拟合，但真的反映了这些中世纪精英的内心吗?只有当我们找到执政官自己的回忆录或其他记载，证明其行动是出于理性计算，而非因为习俗或者一时冲动，理性选择的形式解释才算完成。当然，让格雷夫去找更细致的史料有些苛责，毕竟是八百多年前，很多记载早已散佚。但对现当代政治研究而言，这就不是苛责而是义不容辞之事了。即使是极端重视情境的林德布洛姆，在研究美国之外的案例时，也时常因为史料不足或者误信二手材料而犯下错误。除了前面谈及的经济平等领域，还有对“说服”的研究，例如他认为：列宁让工人和农民服从党的说服，而中国革命家则相信工人农民的自发性。(70)其实两国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群众自发、说服和权威命令的动力是兼而有之的。可以说，林德布洛姆在《政治与市场》的前四章提出了比较政治中最美妙、最具包容性的框架之一，但由于他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行动缺乏直接经验，导致其并未填充完成这个框架。 第二个启示是，养成一种后现代式的批判思维有时比学习具体范式更重要。林德布洛姆在讲述方法论时，很像一位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号召学者时刻保持反思，理解现行范式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以发现自身的疏漏。没有任何研究能够包容一切经验，做到绝对客观，所以一旦定性研究的史料和视野不足，或者选择材料时的全面性受价值判断影响，研究者对自己对立面理论的“同情的理解”(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就十分重要了。林德布洛姆说，自己不厌其烦地提及欧洲左翼批判理论，并不是因为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人的设想比美国人更精准。事实上，他们的行动模型和主流的自由民主“乐观模型”同样是精简化、理想化的，真实的政治过程应当从两者的交集中寻找。(71) 换言之，任何追加的理论概括永远和现场经验存在距离，研究者在总结“规律”、提出“对策”时，切忌把自己当成是“在场的”真理。林德布洛姆在其后期著作中总结了自己的知识论立场：“我们掌握了大量关于组织、协作解决问题、决策过程、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和政治的知识，但是即使所有这些知识加起来，也远未能给我们的复杂决策提供具体而细致的指导。”(72)也就是说，理论永远不能“身临其境”，也无法代替每一次具体操作，因此，应当反过来接受对它们的修正。他甚至略带夸张地警告那些自信的政策智库：“我给他们的最好的建议就是‘stop’!”(73)或许对那些形式主义的迷信者而言，这句警告同样适用。 在《政治与市场》出版后的几年里，林德布洛姆和他的书一度成为了美国左、右翼学者“站队”的标签。贝尔(Daniel Bell)这样的批判理论家不遗余力地夸赞他，而布坎南和索洛(Robert Solow)这样的自由经济学家则毫不留情地讽刺他“活在领袖的幻觉之中”(74)。遗憾的是，这些评论和对话虽都出自大家，却大多论证粗疏，关注的只是他支持市场还是政府、属于左派还是右派，并没有深入的经验证据，更没有意识到此书背后的方法论传统。一本书的命运背后是一个学科的缩影，当学者们有意无意地运用简洁模型和意识形态结论，把符号背后的形成过程通过“假设”来简化掉，自然容易流于肤浅。以特殊性经验重思政治“科学”，以政治过程打破对立的框架性想象，正是本文重思林德布洛姆的旨趣所在。 注释： ①达尔的情况略有不同，以其1985年发表的《经济民主的前言》(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和2002年发表的《美国宪法有多民主?》(How Democratic is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为标志，达尔晚年的思想越来越倾向于左翼和平等，对自己早年的看法有所反思。当然，这也与林德布洛姆的影响有关。文中指的是达尔影响力最大的早年作品。 ②这一说法出自Harry Redner,An Heretical Heir of the Enlightenment:Politics,Policy,and Science in the Work of Charles E.Lindblom,Boulder:Westview Press,1993,p.1. ③Aristotle,1292b 11～15,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Princeton Universit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这个问题从未得到充分的解答，以至于到了20世纪，思想史家萨拜因仍在感叹：“(探讨)城邦的内在活动，(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精通的程度是后来任何政治学家在阐述任何其他统治形式时很少展示过的。”参见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第143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④Robert Dahl and Charles Lindblom,Politics,Economics and Welfa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 ⑤⑥Charles Lindblom,“The Science of 'Muddling Through'”,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ol.19,No.2,1959. ⑦Charles Lindblom,“Still Muddling,Not Yet Through”,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ol.39,No.6,1979. ⑧后来学者们都将“muddling through”等同于林氏的渐进主义(incrementalism)，因此译为“渐进”。 ⑨Charles Lindblom,The Intelligence of Democracy,New York:Free Press,1965. ⑩Charles Lindblom,The Policy-Making Process,New Jersey:Prentice-Hall,1968.此书1968年的第一版和1980年的第二版均有中译本，但书名和关键概念译法均不同。为分析林德布洛姆最初的想法，下文统一引用1968年版，并将书名译为“政策过程”，以与其他著作中公司等组织的“决策”区别开。 (11)Robert Dahl,Polyarchy: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New He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 (12)威廉·多姆霍夫：《谁统治美国》，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 (13)最近的检验参见Martin Gilens and Benjamin Page,“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Elites,Interest Groups,and Average Citizens”，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12,No.3,2014．此文的统计结论支持精英主义。 (14)(15)(16)Charles Lindblom,The Policy-Making Process,pp.1～2,pp.34～35,p.102. (17)Charles Lindblom,The Policy-Making Process,pp.103～105. (18)Kenneth Arrow,“Review of A Strategy of Decision:Policy Evaluation as a Social Process”,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79,No.4,1964. (19)滑坡论证以某行为的后续步骤影响恶劣为由，否定该行为的第一步，因为就像踏上滑坡的第一步一样危险。 (20)Christine Allison and Denis Saint-Martin,“Half a Century of 'Muddling' :Are We There Yet?” Policy and Society,Vol.30,No.1,2011. (21)Michael Howlett and Andrea Migone,“Charles Lindblom is Alive and Well and Living in Punctuated Equilibrium Land”,Policy and Society,Vol.30,No.1,2011. (22)Jonathan Bendor,“A Model of Muddling Through”,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9,No.4,1995. (23)Charles Lindblom,“Another State of Mind”,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76,No.1,1982. (24)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第334～392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25)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第1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6)Charles Lindblom,“Another State of Mind”,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76,No.1,1982. (27)20世纪末兴起的认知科学和演化理论开始反思理性行为者预设，但至今仍未对政治学产生较大影响，故在此不谈。 (28)Charles Lindblom,“Another State of Mind”,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76,No.1,1952. (29)(30)(31)(32)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第13页，第23页，第66页，第3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3)(34)(36)(38)(40)(41)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第403页，第405页，第408页，第409～422页，第419～420页，第490～500页。 (35)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第27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同为80年代著作，汤森和沃马克的《中国政治》吸收了前述的阿尔蒙德模型，开始重视政治过程，分析就显得翔实很多。 (37)Charles Lindblom,“The Market as Prison”,Journal of Politics,Vol.44,No.2,1982. (39)这尚且不考虑各种隐性的福利分配。 (42)Charles Lindblom,“Still Muddling,Not Yet Through”,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ol.19,No.2,1959. (43)中译本参见布鲁斯·梅斯奎塔、阿拉斯泰尔·史密斯：《独裁者手册》，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44)Bruce Mesquita,et al.,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4. (45)Michael Thompson,et al.,“Why and How Culture Matters?” In Robert Goodin and Charles Tilly,eds.,The Oxford Handbooks of Political Scie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326. (46)当然，政治过程方法的名称尚未统一，有“过程追踪”“因果链解释”和“叙述性解释”等等叫法。参见Alexander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The MIT Press,2005,p.226. (47)(48)Aristotle,1107a 29～33,1095b 2～3. (49)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第2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0)Daniel Hausman,The Inexact and Separate Science of Econom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127. (51)Wade Hands,Reflection without Rules:Economic Methodology and Contemporary Science The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chapter 4～6. (52)Willard Quine,“Two Dogmas of Empiricism”,The Philosophical Review,Vol.60,1951. (53)罗伯特·贝斯等：《分析性叙述》，第1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2008年版。 (54)Milton Friedman,“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i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6,p.41. (55)Andrew Bennett,et al.,“Do We Preach What We Practice? A Survey of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Journals and Curricula”,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Vol.36,No.3,2003. (56)Paul Pierson,“The Costs of Marginalization Qualitative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American Politic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0,No.2,2007. (57)(62)Charles Lindblom,The Policy-Making Process,pp.3～4,p.4. (58)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第13页。 (59)Charles Lindblom,“The Science of 'Muddling Through'”,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ol.19,No.2,1959. (60)林德布洛姆在写作也中频繁引用波兰尼等人。 (61)Charles Lindblom,Democracy and Market System,Oslo:Norwegian University Press,1988,p.273. (62)Aristotle,1064a 9～18. (63)Arend Lijphart,“The Comparable-Cases Strategy in Comparative Research”,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8,No.2,1975. (64)因此公允地讲，奎因的批判不仅针对旧的经验主义，也为后来的形式主义划定了界限。 (65)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第3页。 (66)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将“价值无涉”理解成像数学一样、可以抛开价值的“客观实证”态度，这是对韦伯和社会科学特性的误解。韦伯其实是继承了从休谟到康德的“事实无法推出价值”的立场，认为实证方法不可能克服价值对研究者的影响，无法解决价值的“诸神之争”，这才提出社会科学家要慎言价值判断。 (67)分别参见Julia Brannen,“Mixing Methods:The Entry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into the Research Process”,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Vol.8,No.3,2005. (68)Evans Lieberman,“Nested Analysis as a Mixed-Method Strategy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9,No.3,2005. (69)罗伯特·贝斯等：《分析性叙述》，第29页。 (70)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第431页。 (71)Charles Lindblom,“Another State of Mind”,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75,No.1,1982. (72)Charles Lindblom,Democracy and Market System,p.273. (73)Charles Lindblom and David Cohen,Usable Knowledge,New He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p.92. (74)James Buchanan,“Three Reviews of Charles E.Lindblom:Polities and Markets:The World's Political Economic Systems”,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Vol.13,No.1,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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