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因素在中华民族凝聚力中的地位、作用和特点_政治论文

政治因素在中华民族凝聚力中的地位、作用和特点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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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独立统一的内在力量,它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合力。在这些要素中,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精神文化因素是基本的因素,它们之间是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的。本文仅就政治因素的地位、作用及其特点作一些探讨。

一、政治因素在中华民族凝聚力中的地位

(一)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兴旺发达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强大的标志

中华民族是以社会的形式存在的,它首先是一种社会客观存在。中华民族于秦汉时期形成的时候,社会早已产生了阶级与国家,并建立了相应的政治制度,以及它们所具有的政治力量。而这种政治制度和政治力量在不同时代的内容和形式虽然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其一直存在并起着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华民族自其问世至今,一直是同政治紧密相联的。

有的学者认为,中华是国家的名称,中华民族过去与汉族是同义词,现在用来指中国的各民族,应该是中国各民族的意思。中华民族是一个政治性概念,指中国各民族组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不可分割性,而不是一个民族学上的名称。这种观点,完全否定中华民族是民族学上的概念,我们认为这是不妥的。但是,它在注意到中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的密切性这点上,则是不容忽视的。我们赞成这样一种观点,中华民族,既是指中国各民族统一国家的不可分割性,属于政治范畴,同时又指中华各民族组成的这样一个复合民族,属于民族学范畴。中华民族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不可分割性表明,中华民族与国家既有密切的内在的联系,但又有一定的区别,这就是说,中华民族还包含着国外的中华儿女同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的不可分割性。因此,试图把中华民族同国家、社会割裂出来再来研究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涵恐怕是不行的。时至今日,没有政治因素的中华民族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没有政治因素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在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先进的、成熟的、健全的政治力量几千年来对中华民族一直发挥着凝聚的功能。这些政治因素包括先进的阶级、以其为基础的政治集团,其所组织的国家,所建立的政治法律制度,所制定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等等。其中,国家是政治力量中一种十分重要的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政治因素各个方面的综合表现。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通过其领导集团建立起来的。国家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法律是国家意志的表现,统治阶级及其领导集团制定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往往也要通过国家去贯彻、执行。因此,政治因素在中华民族凝聚力中的地位首先要通过国家表现出来。

国家的独立自主、团结统一、兴旺发达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强大的重要标志。民族凝聚力是民族的一种内在力量,它必然会通过种种现象表现出来。比如,民族的内聚状态,民族文化的认同,民族离散成员的回归,民族文化的持续发展,民族的生存壮大等等。其中,本民族所建立起来的国家是否能够比较持久地保持独立统一,是否能够建设得繁荣昌盛,则是衡量民族凝聚力是否强大的一个重要尺度。自秦汉以来,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始终是独立自主的。统一是历史的主流。统一的时间约占七分之六,只有七分之一左右的时间是分裂的。统一被认为是正常的,分裂被认为是不正常的。分裂时,各方的统治者一般也都以统一为已任,人民大众则更是盼望实现统一。同时,中华民族在自己生息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国家,一开始就比较强大,整个古代,中国都是一个泱泱大国。只是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家才贫弱下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开始实现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中华民族开始了真正的复兴。今天,我国综合国力已经上升到世界第六位,强大而坚韧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又重新展现出来。

(二)进步、成熟的政治因素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凝聚力之所以可以通过国家这样一个政治实体的状况表现出来,其深层的原因是进步的、健全的政治因素(国家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本身对本民族具有强大的内聚力。这种政治因素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正式形成时,从总体上看,其刚进入封建社会不久,新兴的地主阶级处于上升时期,它作为一个进步的阶级,组织起自己的政治领导集团和统一的国家。他们所建立和逐步完善的封建政治制度,虽然属于剥削阶级的上层建筑,但代表着当时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壮大和自主独立的积极意义是不容置疑的。秦王朝实行郡县制和其他有利于国家统一的政治措施,功不可没。汉承秦制并加以发展,使中华民族卓然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及至盛唐,由于政通人和,不但中华民族的内聚力达到新的高峰,而且其外引力亦相当强劲,使其他国家的人民为之向往。一直到清朝前期,这时虽然封建生产关系已经腐朽,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其政治力量在维护国家独立统一、领土完整方面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否定的。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中华民族凝聚力进入一个空前疲弱的时期。当时,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问世,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对中华民族的凝聚起到很大的作用。孙中山先生一方面揭露了当时中华民族处于一盘散沙的状况,指出必须“合群力”,结成“国族团体”,而后才可成世界最强盛之国。另一方面,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聚集了当时中华民族的精英,推翻了腐朽的封建帝制,使中华民族凝聚力焕发起一线生机。

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舞台。它的先进分子(大部分是革命的知识分子)于1921年7月组织起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于1922年便提出统一战线的策略。建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是政治因素发挥凝聚功能的重要途径。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整个中华民族结成一体,筑成血肉的长城,最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了空前的恢复和发展,而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形成和壮大则是现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得以增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三)占统治地位的进步的政治力量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政治核心

进步而健全的政治力量不仅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不可离却的组成部分,如果再进一步深入考察,我们还可以发现,在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当进步、成熟的政治力量在民族的政治思想中处于主导或统治的地位时,这种政治因素则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政治核心。

汉唐时期,处于上升阶级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力量曾处在这样的核心地位。孙中山先生为首的政治力量在推翻封建帝制时也处于这样的核心地位。只是由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比较软弱,这样一种核心地位没有能够很好地维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政治力量就一直处于这样的核心位置。

进步而成熟的政治力量,当其处于统治地位时,之所以在中华民族凝聚力中能够处于一种政治核心的位置,首先是由于它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而且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民族发展壮大的根本动力。一旦这种政治力量处于主导地位时,它必然是强有力地回过头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建立和完善它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关系。这对民族的繁荣昌盛,对民族成员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很有意义。同时,由于进步的阶级及其政治集团是民族成员中比较积极、比较有觉悟的部分,一旦他们处于主导的地位,一般能比较自觉地维护民族的统一团结,努力使我们的民族自强自主,从而产生比较强大的吸引力,民族成员也必然相应地产生比较强大的向心力。

当然,腐朽没落的政治力量,即使它处于统治地位,但由于它本质上已经蜕变为一种民族离散力,就不可能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政治核心。即使是进步的政治力量,如果还比较弱小,还不能在全民族中起主导的作用,自然也没有条件处于核心的地位。

二、政治因素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和独立统一的作用

(一)进步、成熟的政治因素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领导力量

进步、成熟、健全的政治因素在中华民族凝聚力中之所以处于如此重要的地位,是由于它所起的作用而决定的。这种作用首先体现在它是推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领导力量。

中华民族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春秋战国时代则是中华民族诞生前的阵痛时期。这是一个奴隶制向封建制度的转变时代。这时,奴隶制已经没落,新兴的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革命的阶级登上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舞台。战国后期,一些诸侯国的地主阶级先后建立了封建制度。而这个时期的秦国,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主阶级则虎气十足,它所建立的封建体制比较完善,有力地推动了其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力量的发展。因此它能够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横扫六合,实现了中国名符其实的大统一。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长达几百年的分裂与战乱,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提供了共同的地域条件,同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郡县制、车同轨、书同文等一系列统一的措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不难看出,当时处于进步地位的地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是起着领导作用的。

进步的政治力量领导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也领导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汉唐盛世时代,仍然处于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中比较成熟的政治力量就是扮演了这种领导角色。随着历史进入近代,地主阶级走向没落,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诞生。中华民族要前进首先得消灭封建制度和摆脱西方列强的压迫。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的以孙中山为首的政治力量也一度带领着我们的民族为此而奋斗。步入现代,中华民族就一直在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之后,建立和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当然,即使是处于上升时期,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有其局限性,因为它是剥削阶级,同占民族成员大多数的被剥削阶级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益冲突。这大大削弱了他们的领导作用。但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当时实在也没有别的阶级能够代替它们所起的历史作用。

我们肯定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它们的政治集团作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政治因素,在古代和近代,曾经起过领导作用,也并不否定当时劳动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基础性的作用,以及在一定条件下所起的领导作用。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秦统一中国,是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产物;秦二世而亡也是人民群众厌恶和抛弃的结果。两者都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形成。秦亡之后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才懂得新建立的制度必须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要与民休养生息,有比较完善的封建制度才能确立和巩固。因而后来两汉时期,统治阶级就比较开明,几百年间,封建制度得以稳定和发展。当剥削制度腐朽以后,那种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与人民革命,其领导集团所起的作用,就远不只是基础性的了。他们已经代表了当时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要求,实质上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已经起着领导的作用。

(二)进步、成熟的政治因素维护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

过去中国有四大文明古国之说,后来又有世界六大独立起源的古代文明的观点。不论是那一种说法,中华文明都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不仅如此,中华文明还是独一无二的不被中断过的文明。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保持其一贯性,首先是由于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独立自主。如果长期丧失独立,处于异族统治之下,或者被异族肢解甚至消灭,那还有什么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可言?所以,独立自强,即使在贫弱的情况下仍然能独立自主,实在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表现。而独立自主的取得,是以中华民族内部健康而强有力的政治力量(从一定意义上说,军事力量也是一种政治力量)为前提的。如果本着“宁赠友邦,勿与家奴”这样一种腐朽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去处理民族事务,必然会导致丧权辱国,陷民族于危亡。从民族独立这个角度看,古代中华民族是一个强大的民族,独立的问题并不突出。近代以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期,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极力推动并实现国共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军事上有力地抗击日本侵略者,民族独立就不复存在。至于在统一方面,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分裂的局面,但一般来说,分裂各方的政治力量都力图以我为主进行统一。统一的实现往往首先是政治力量起着直接的作用。三国分争,无论是曹操、孙权或刘备都伺机统一,而最后则是三国尽归司马懿。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今天,海峡两岸当局都主张统一,这也是政治力量健康的表现。不难预见,将来两岸和平统一也必将是在健康的政治力量的直接领导下实现的。当然,统一不只是国家统一的问题,而且还包括在涉及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重大问题上的思想意志的统一,中华民族内部各兄弟民族之间和民族成员之间的团结和行动的一致。而在这些方面,进步、健康的政治力量也都是积极地加以引导和发挥领导作用的。一般来说,封建帝王的“和亲政策”对兄弟民族的团结就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贯彻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方针,对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更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进步、成熟的政治因素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其他因素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中华民族凝聚力还有其他因素,主要是先进、发达的物质经济因素和优秀、丰富的思想文化因素。政治因素处于物质经济因素与思想文化因素之间,起着一种中介的作用,同时分别对其他因素产生直接的影响。政治因素在这里虽然不是直接地单独发挥其凝聚功能,但是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整体发挥功能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一个民族的生产方式等物质经济因素在凝聚力中是一种基础性的要素,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发展都不可能孤立地自发地实现。政治因素一般地说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其对一个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反作用。进步、成熟的政治力量,反过来会维护先进的生产方式,推动其向前发展,会摧毁腐朽的生产关系,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这对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独立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甚至“康乾盛世”,都表明健全、成熟的政治因素对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体制的改革,对于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生产关系以及解放和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更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思想文化要素在凝聚力中是一种指导性的要素。政治因素对于精神文化因素的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且,先进阶级和它的领导集团以及他们的文化政策,往往会比较自觉地继承历史上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构建新的适合当时发展需要的思想文化,并在率领和推动全民族的发展和维护民族团结中发挥这些思想文化的作用。没有汉武帝为首的政治势力,儒术就不可能独尊。今天,没有工人阶级及其先进部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不可能在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就不可能得到广泛的继承和弘扬。当然,在政治变革的过程中,先进阶级在对旧的思想文化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有时过于简单粗暴,秦始皇焚书坑儒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这不利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这类教训是应该很好研究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十分复杂,大体以下两个方面是比较根本的,一是当时的先进阶级是剥削阶级,有其阶级局限性,二是先进的政治力量不够成熟和健全,并且有幼稚病。由此可见,政治因素作用的发挥,不但取决于它的先进性,还取决于它的成熟性和健全性。

总而言之,进步、成熟的政治因素促进了先进的物质经济因素和优秀的思想文化因素的发展,优化了民族凝聚力的内部结构,使中华民族凝聚力更好地发挥整体的功能,达到1+1>3的效果。

三、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政治因素的特点

(一)凝聚力度的刚劲性

政治因素包括国家、政党、政治法律制度等等,广泛地说甚至还包括军事因素(当然这不是主要的)这些方面表现为一种国家的意志、组织的力量、政治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制力量,有时甚至表现为一种军事力量,所以,进步的、成熟的政治因素的凝聚功能的力度是很强的,从而表现出一种刚劲性的特点。这是民族凝聚力的政治因素的一个优点。

中华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分分合合,但统一的实现一般都是以强有力的政治上(有时甚至军事上)的统一为直接先导的。经济因素和思想文化因素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就不那么直接,不那么强有力。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王权、封建中央集权制在维系中华民族的统一团结、独立自主和生存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能抹煞的。历史发展到现代,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等,都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强有力的政治因素。在当前形势下,就整个中华民族来说“一国两制”的方针的凝聚力功能表现十分明显。这一科学构想首先是大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来的,深得大陆12亿人民的支持;现在正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逐步实现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港澳同胞为之欢欣鼓舞,众多的海外中华儿女热烈地维护这一方针并为其实施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台湾有些有识之士也赞成这一方针。不难看出,这样一种为广大中华儿女所认同的制度,其凝聚力是难以估量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完善,当前开展反腐败斗争和加强廉政建设,对于生活在这辽阔大陆的中华儿女乃至海外众多的中华儿女所产生的向心力和回归力也都是很强大的。当代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中华儿女,其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不同,但只要是向着完善的方向发展,其对该地区所起的凝聚作用也是向着强化的方向发展的。台湾留美学生近十多年来返台服务的人数明显增加,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在这段时间中台湾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有所前进。

民族凝聚力的政治因素的刚劲性,包含有一定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性对于同民族离散力进行斗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要克服民族离散力中的政治因素给民族生存发展和独立统一带来的危害,舍弃民族凝聚力中政治因素的强制性是不明智的,甚至是危险的。因此,进步的政治力量掌握国家政权以后,要善于运用政权的刚劲力量去维护本民族的团结,防止搞民族分裂的行为。

当然,民族凝聚力中政治因素的主要作用不在于其强制性,而在于它的影响。也就是说,进步的政治力量在进行政治建设时,能够保证人民在我们民族生存的国家和社会中当家作主,为他们谋利益,这种清明的政治自然就会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二)凝聚过程的波动性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从总体看是逐步增强的,但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又是波浪式前进的。这种波浪的形式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跨越一个大的历史时代的波浪,表现为一种大起大落。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以后逐渐向波峰发展,汉唐时期是一个高峰期,到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凝聚力陷入低谷。后来,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中华民族凝聚力又开创一个新的高峰。大革命失败,中华民族陷入新的灾难,民族凝聚力又掉进新的低谷。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空前的恢复和发展。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过程中另一种波浪形式是在一个大的时代中,民族凝聚力多次出现起起落落。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有民族凝聚力衰弱的时候。在封建社会下降时期,也有民族凝聚力恢复发展的时候。所以,盛唐时期有天宝之乱,清一代也有康乾盛世。

造成中华民族凝聚力波浪式发展的直接原因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政治因素的波动性。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两种不同的波浪形式,其具体原因是不尽相同的。第一种波浪式发展的情况,即在一个大的历史时代中,中华民族凝聚力由上升到下降,出现高峰低谷,其直接原因主要是由于本民族内的统治阶级及其所建立的政治制度的局限性。以封建时代为例,新兴地主阶级在上升时期虽然是进步的,但发展到一定程度则走向了反面。这么一来,你本身所组织的国家,所建立的政治制度逐步腐朽,其凝聚功能出现了一个弱化的过程。在这个弱化过程的前期,由于新兴的革命阶级还没有成熟,或者对旧的没落阶级的统治地位还不能取而代之,新的民族凝聚力的政治核心还没有形成,出现了一个青黄不接的时期,这个时期往往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很弱的时期。清近代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而一旦新兴的革命阶级的政治力量发展起来,特别是取得全国政权,在全民族中起到领导作用以后,就会使民族凝聚力得到恢复和发展。现代中国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新中国成立后,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工人阶级取得全国政权,建立起先进的政治制度,使整个中华民族热气腾腾,实现了各兄弟民族的大团结,大批海外游子冲破种种艰难险阻回归祖国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民族的元气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中华民族凝聚力也就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峰。

中华民族凝聚力波浪式发展的另外一种形式,是在一个大时代中民族凝聚力多次出现起起落落。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因素成熟和健全的程度的变化。也就是说,虽然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没有发生变化,国家和政治制度的阶级性质没有变化,但有时是该阶级中的比较进步的、比较开明的势力直接掌握国家的权力,有时是该阶级中比较落后的甚至是腐败势力直接控制国家权力,他们所建立的体制,制定的法律,路线和方针、政策是有所不同的。其凝聚力也是不同的。因此,盛唐有开元盛世,也有天宝之乱。今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法制逐步完善,党的基本路线正确,改革开放政策对头,同“文化大革命”时期相比,中华民族凝聚力就强大得多了。

(三)凝聚范围的局限性

中华民族凝聚力政治因素在凝聚范围方面的局限性,首先是由于政治本身的局限性造成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政治因素的存在是以中华民族形成时已经存在着阶级分野和已经组织起国家为前提的;而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存在经济利益根本对立,反映到政治上就存在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而在一定意义上,国家则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所以,即使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期,即使是统治阶级处于上升时期,阶级矛盾也不完全消失,而且即使是一个阶级内部也有先进落后之分,这样一来,政治因素的分裂状态也就程度不同地始终存在。这样,任何一种先进、健全的政治因素作为民族凝聚力发挥作用时,必然受到落后、腐朽的政治因素的制约,如果这种比较先进、健全的政治因素是剥削阶级的政治势力,它本身又有剥削阶级的局限性,而任何凝聚力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局限。在封建时代,一些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搞好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诸如和亲政策等。但由于地主阶级对少数民族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少数民族人民则不得不进行反抗,这种反抗斗争有时则以一种民族矛盾的形式出现。可见,剥削制度本身就限制了民族和睦政策的实施。在抗日战争时期,本来应该整个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但蒋介石却提出了一个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把矛盾指向积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人,这也大大地局限了当时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同时,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政治因素的局限性还有其地域上的局限性。因为政治因素与国家密不可分。国家主权的行使,国家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适用,公安、司法和军事行动等等,都有一定疆域的界限。因此,政治因素凝聚力能发挥作用的范围不能不受此限制。

政治因素的局限性,从一定意义上看可以说是它的一种弱点。但这是同物质经济因素和思想文化因素相比而言。一般地说,这种局限性有它的必然性。对于政治上的局限性,可以通过主观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去加以减少,例如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势力切实搞好政治建设、善于缓和阶级矛盾,实现民族和解等等。至于地域上的局限性则只能尊重现实。我们发挥政治因素凝聚功能时,注意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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