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教育：西方的研究与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加大了对教育的投资，使得各级教育得以迅速扩展。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力供给过度增加，导致了越来越多的高学历的劳动力从事低学历者就可以完成的工作，这一现象被西方学者称为“过度教育”。80年代以来，过度教育被越来越多的西方经济学家所关注，并已在西方发达国家过度教育的发生率、过度教育发生的原因以及过度教育的影响等方面作了深入的实证研究。
一、西方发达国家过度教育的发生率
1.过度教育的含义
80年代以前，人们对过度教育已经有所关注，并从教育的社会效益这一角度探讨了过度教育的表现及其后果。Rumberger(1981)、Tsang和Levin(1985)等人总结了这一时期的研究文献，认为过度教育有三个含义：一是相对于历史上较高水平者而言，受过教育者的经济地位下降；二是指受过教育者未能实现其对事业成就之期望；三是指工人拥有比他的工作要求较高的教育技能，这些技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80年代初，专门对过度教育的实证研究开始出现，在这方面做出了开创性工作的当属Duncan和Hoffman在1981年的研究。在他们的研究中，区分了个体实际接受的教育水平和工作所需要的教育水平之间的差别，根据这一差别确定了对过度教育研究的三个核心概念：过度教育(over-education)、工作所需教育(education required in the job)和教育不足(undereducation)。所谓“工作所需教育”是指某工作岗位对就职者个体教育内容和水平的实际要求；当个体接受的教育水平高于工作所需的教育水平时，称为“过度教育”；当前者小于后者时，称为“教育不足”。由此，也可以说，过度教育是教育与工作不匹配(mismatch)的一个方面。从这两个概念出发，他们推出了对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的测量方法，并且对不匹配教育的收益率和匹配教育的收益率作了估算。
2.过度教育的测量
以Duncan和Hoffman的研究为基础，后来的学者发展了三种测量过度教育的方法。Hartog(2000)、Wim Groot(2000)等人在对80年代以来的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过度教育的测量方法，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方法是根据工人的自我评估。这既可以由工人直接明确地说出其所处工作岗位所需的教育水平，也可以采取间接的方式，即由工人对他们自身实际教育水平与工作所需的教育水平作比较，判断前者大于、小于还是等于后者。
第二种方法是根据职业分类中所确定的不同工作所需的教育水平与工人实际的教育程度的比较，确定其是过度教育、教育不足或与工作所需教育相匹配。
第三种方法的思路是，某类工作岗位所需的教育水平通常与工人所接受的教育水平的平均数和分布有关，因而可对某一特定职业中工人实际的教育水平和平均的教育水平相比较，当一个工人的实际教育水平超过（或低于）平均教育水平之上（或之下）一个标准差时，称之为过度教育（或教育不足），而落入平均教育水平的正／负一个标准差之内的工人的教育程度与工作所需的相匹配。
第一种方法可称之为主观的方法，后两种方法称为客观的方法。这三种方法在所需成本、测量精度、客观性、获取资料的难易程度上等方面不尽相同，各有优缺点，研究者一般根据自己的研究设计及实际条件选择相应的测量方法。
3.过度教育的发生率
根据上述过度教育的测量方法，西方学者相继对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过度教育及教育不足的发生率(incidence)作了估算。下表是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
表1.过度教育及教育不足的发生率 单位：%
国家和地区
年份 过度教育 教育不足
196935
美国 1976 42 12
1985 33 20
1994 30.7
1986 31 17
英国 1991 15 9
1974 17 30
荷兰 1982 16 22
1983 16 16
1994 39 2
1985 17 23
西班牙1990 28 11
1982 24 48
葡萄牙1985 26 43
1992 33 38
中国香港
1991 34 26
资料来源：Hartog(2000);Wim Groot(2000);Cohn & Y.C.Ng(2000)
从上表至少可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六、七十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上普遍存在着过度教育，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的发生率之和占了一半左右，说明这些国家和地区教育与工作需求的不相匹配现象比较严重。第二，从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发展趋势看，过度教育的发生率在上升，而教育不足的发生率在下降。这说明这三个国家的教育扩展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社会对教育需求的增长速度。美国的变化趋势有所不同，过度教育的发生率呈明显的U型，而到80年代中期后，教育不足现象逐渐消失。
二、过度教育的经济学解释
为什么会出现过度教育？一个很自然的解释是，当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供给增加超过经济发展速度时，过度教育就发生了。因而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教育规模，尤其是高等教育入学率的迅猛发展是过度教育发生的主要原因。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象为过度教育的发生提供了客观的条件，西方经济学家更多的是从微观机制上探寻过度教育发生的原因。依据理论基础的不同，对过度教育有不同的解释。
1.人力资本理论的解释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假设，人力资本理论从三个方面对过度教育进行了解释。首先，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在工资率的作用下，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会自动达到均衡。当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供给增加时，劳动力的工资就会下降，这时企业就会倾向于雇佣更多的劳动力以调整生产；相应的，个体会调整其教育投资计划，推迟或减少高等教育。这样，在长期内，劳动力将会得到充分利用，教育与工作将实现匹配。过度教育只不过是劳动力市场上的一个短期现象。
其次，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过度教育是由于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并不满足完全竞争的假定造成的(Alba-Ramirez,1993)。一些因素，如体制障碍、交易费用、不完全信息等都会导致劳动力在寻找工作时并不一定能找到与其教育程度相一致的工作，这在开始阶段尤其是如此。当这些现象发生时，过度教育就出现了。随着劳动力年龄的增长，工作经验的增加，在自由流动的制度环境下，劳动力将不断的“寻找”工作，以使其工作与教育程度达到一致。
人力资本理论的第三个解释是，过度教育的存在可能与教育和其它人力资本投资方式之间的权衡有关。Kiker(1997)和Oliveira(2000)认为，教育与工作经验、工作培训可以相互替代，或者相互补偿。教育水平较高的人通过教育替代了工作经验，他们也需要较少的工作培训，教育水平较低的人通过工作经验来弥补正规教育的不足，从而不同教育（正规教育）水平的人会有相同的人力资本，可以做相同的工作。根据这一观点，过度教育现象可能是一个短期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通过接受教育积累人力资本以提高工作地位，工作中职位的提升和工作流动将会使劳动力的教育水平逐渐与其工作相匹配。
人力资本理论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认为，过度教育是一个短期现象，在长期内它对公司生产，对个人收入，对社会经济发展没有影响。70年代以来，曾经占支配地位的人力资本理论受到批评。反映到对过度教育的认识上，提出了不同于人力资本理论的解释。其中主要有史潘斯的筛选假设、思罗的工作竞争模型以及从生产技术变化的角度作的解释，这三种理论都强调过度教育将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持续存在。
2.筛选理论的解释
史潘斯(1973)的筛选理论认为，在大多数就业市场上，当雇主雇佣人时，他并不了解这个人的生产能力，也不可能直接看到他的边际产品（决定着工资），他看到的是雇员个人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特征、属性和大量的信息资料，教育就是这些信息资料中的一种。教育是一个筛选装置，它标识了雇员的一些难以测量的个人特征（如解决问题的能力、交往技能、动机等）。这些信息的作用在于，帮助雇主把符合他们要求的雇员识别出来，最终决定着包括雇佣、工资支付、以及人们在就业市场中的最后的职业分配和职位安排等。一般来说，这些信息是由个体提供的，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个人会作更多的教育投资，以期望额外的教育技能足够使他们有别于他人。因此，如果工作的要求不变，劳动人口的教育水平就有相对上升的趋势。
3.工作竞争模型
工作竞争模型（思罗，1972）考虑两个行列(two queues)：一为工作行列(job queue)，另一为求职人龙(person queue)。工作行列里的每项工作均有其要求的技能、生产力特征及薪级标准。个人为竞逐工作也组成一个行列，其相对的位置是由一系列的特征所决定，比如教育、工作经验等，这些特征使雇主能估计到个人所需工作培训的成本。位于求职人龙越靠前的人，所需培训成本越低，就越有机会获取该行列前头的工作。因此，为跻身于求职人龙较前的位置，个人会投资于教育，希望额外的教育会令其获得佳职的机会提高。
4.教育与技术变化的影响
根据生产理论，过度教育是公司和企业追求成本最小化的行为造成的。二战以来，生产技术发展速度加快，技术变革周期缩短。从学校教育的角度来说，现代社会更为迅速的技术变革要求学校提供的教育要高于现在的雇佣工人。从生产者的角度来看，在调整成本为正的情况下，生产技术的变化会提高公司和企业的生产成本。这是因为，人力资本投资是公司和企业的一项重要投资，是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在技术变化之后，为了使劳动力适应新技术的要求，这时，公司和企业有两个可以选择的策略：其一，对旧的工人进行新技能的培训，这将需要一定的投资；其二，更换旧的劳动力，雇佣受过新技术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究竟选择何种方式，取决于两者之间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一些企业不能即时更换受过较高教育的工人，教育不足就会发生。过度教育的劳动力，在技术变化中将会很快适应，因而会花费较少的人力投资，公司和企业就倾向于雇佣超过其工作要求的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以节省生产成本。这样，过度教育就发生了。按照这一解释，过度教育就是一种长期的现象。
总之，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不同人力资本投资方式的选择，个体“寻找”工作中的收入最大化行为，技术变革以及企业生产成本最小化的追求都将会造成过度教育的发生。过度教育是一个长期的现象还是短期现象，人力资本理论和后来的理论对此看法不一。
三、过度教育的影响：对个人收入
究竟西方国家二战后的教育扩展（尤其高等教育）而导致的过度教育现象的影响是什么？在这方面，西方经济学家主要关注的是过度教育对个人收入的影响。
在对过度教育和个人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中，西方学者首先修正了明瑟收益函数。由明瑟提出的教育收益函数(Mincer,1974)，一直是西方学者广泛应用的估算教育的个人收益率的工具。忽略其它变量（如工作经验），标准的明瑟教育收益函数是：
lnY=C[,0]+C[,1]S
(1)
这里，Y指个人收入，s指个人实际的教育年限，C[,1]可解释为教育的收益率。
明瑟教育收益函数的理论基础是人力资本理论。根据这一模型计算出的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是正的，这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关于教育和收入的正向关系的观点提供了实证依据。按照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个体所获得的收入与他们的边际产品的价值相当，而边际产品价值是由人力资本（包括教育、培训、工作经验等）而不是工作特征决定的。因而人力资本理论关注的是劳动力供给一方的理论，收入被假定不受工作的必需条件一方影响。
针对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的明瑟收益函数的这一缺点，配置理论(assignment)认为，个人收入是由劳动力的个体特征与其所从事工作的特征共同决定的，其中，工作内容决定了人力资本（教育和培训）是否在工作中得到充分的利用，个人成本和教育投资的期望收益决定了受过何种教育的劳动力的供给，也就是实际的教育年数，这样，教育收益率就是由劳动力的供给和工作的需要之间匹配质量决定的。根据这一理论，在明瑟收益函数的基础上，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测量过度教育收益率的模型（简称ORU模型），如下：
lnY=C[,0]+C[,1]S[,r]+C[,2]S[,o]+C[,3]S[,u]
(2)
这里S[,r]指工作所需要的教育年限，S[,o]即是指过度教育年限，S[,u]指教育不足的年限。其中，
S[,o]=s-r如果s>r
=0 其它情况下
S[,u]=r-s如果r>s
=0
其它情况下
从上面的公式来看，教育的收益就被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恰当配置情况下的收益；一是其修正部分：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的收益。
方程(1)和(2)之间的关系是：如果C[,1]=C[,2]=-C[,3]，方程(2)就变成人力资本理论的模型，与前两者比较ORU模型最明显的特征是把劳动力市场中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结合进模型中。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包含了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系数的方程(2)要优于人力资本模型。特别的，对于恰当的配置的工人来说，明瑟收益函数所作的估算低估了他们的教育收益率(Joop Hartog and Hessel Oosterbeek,1988)。
根据ORU模型，西方学者研究了过度教育对收入的影响。这其中涉及到四个核心问题：(1)较高教育水平的人比较低教育水平的人的生产力高，并因此得到充分的利用(utilized)和取得较高报酬吗？(2)一个教育水平与其工作不符的劳动力（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与一个教育水平与其工作相符的劳动力相比，前者的教育收益率低于后者吗？前者对生产力有负效应吗？甚至前者的收益率为负的吗？(3)过度教育的发生及其对收入的负面影响，是否如人力资本理论所说的那样，是由僵化的市场体制和不完全竞争的环境造成的？(4)如果过度教育对收入有负面影响，过度教育者为什么还追加教育投资？
按照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过度教育、工作所需教育、教育不足的收益率是相同的。有关过度教育对收入影响的研究对此提出了批评。P.Dolton和A.Vignoles(2000)对英国毕业生劳动力市场上过度教育的研究发现，过度教育毕业生的收益要低于与工作相匹配的毕业生，特别是，工作资格要求越低，两者收入差别越大。B.F.Kiker等人(1997)的研究认为，与相同的工作岗位上其教育水平与工作要求相匹配的工人相比，过度教育的工人的收入要高些，而教育不足的工人的收入要低于他们；与相同教育水平，而其教育水平与工作要求相匹配的工人相比，过度教育的工人收入要低于他们，而教育不足的工人却高于他们。Duncan &Huffman(1981),Alba-Ramirez(1993),Rumberger(1987)的研究结论都表明过度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是正的，大约是工作所需教育的一半。J.Hartog(2000)和Wim Groot(2000)等人总结了前人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工作所需教育的收益率高于实际教育的收益率；过度教育的收益是正的，但小于工作所需教育的收益率，过度教育的收益率大约是后者的1/2到2/3；教育不足的收益率是负的。下表综合了对过度教育收益率的一些研究结果：
表2. 实际教育、过度教育、工作所需教育与教育不足的收益率
单位：%
国别实际工作所过度教育
教育需教育教育不足
所有国家综合5.6 7.8 3.0 -1.5
美国5.5 8.1 3.9 -1.9
欧洲国家[*] 5.6 7.6 2.1 -1.2
* 指英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
资料来源：Wim Groot(2000)
尽管有个别的研究认为过度教育的收益率是负的（Verdugo等，1989），大部分研究发现，过度教育有正的收益但低于工作所需教育的收益。如果过度教育的收益率为正的话，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的过度教育者会在教育上投资，同时并不能作出过度教育是无效率的一般结论。
对于第三个问题，Peter Dolton(2000)等人对此作了验证。一般说来，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相比，前者的市场体制比后者更为僵化，不完全竞争程度更高。根据这一假设，他对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毕业生教育收益率作了对比。结果发现，在相同的条件下，公共部门的过度教育者的收入并不低于私人部门的过度教育者；同时，由于过度教育造成的收入损失在公共部门中和私人部门中没有差异，由此，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并不能得到证实。
总之，通过对过度教育和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西方学者作出了过度教育收益率不同于实际教育收益率（即明瑟收益率）的结论。在考虑教育供给的一方时，必须重视需求一方，也就是教育和工作间的匹配对收入的影响。
四、结语
从理论上说，对过度教育的经济学研究很显然与西方学者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批评有关，也即是与对教育和生产力、教育和收入的关系的重新反思有关。就这一研究领域本身来说，如果说80年代以前的研究还停留在对人力资本理论批评的角度上，那么80年代以后的研究就已不局限于此，甚至是在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某种修正，如对明瑟收益率公式的改进，强调教育与工作之间的匹配等，都明确地反映了这一点。这说明，西方学者在对教育的作用的认识上较之早期的人力资本理论有了进一步地发展。
这一领域之所以被许多学者所关注，其原因除了以上所论及的以外，还在于其本身的研究方法的特殊之处。Hartog(2000)在谈到这一点时指出，这一方法有如此吸引力在于两个原因：第一，模型很容易被估计出，并且有简单的、直接的解释力；第二，模型涉及了劳动力市场上一些新的方面，其中包括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面（这在人力资本理论的模型中是被忽视的）、劳动力配置过程和不同职业岗位中具有相同学校教育年数的个体之间在收入上直接、可观察到的差异。
西方经济学家对过度教育的研究对于认识我国教育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政府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在高等教育上又出台了“高校扩招”的政策，使得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各级教育入学率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与西方国家在二战后的教育发展很相似。一些社会人士已指出，我国已经出现所谓“人才高消费”现象，单单从这一现象本身来说，它即等同于西方国家的过度教育现象。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于西方国家，因而过度教育在我国的出现又有其特殊性，一些学者从体制原因对此作了一定的解释（赖德胜，1998），但是在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还很少。根据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过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力、个人收入等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因而如何认识过度教育在我国的影响，避免重复西方国家的经历，应成为我国教育经济学界关注的一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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