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始工业化进程看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资本主义论文,萌芽论文,进程论文,原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究竟产生于何时？作者有两条思路：一条思路是从定义入手，搞清楚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另一条思路是从资本主义萌芽赖以生成的历史条件入手，看哪个时段正在出现这样一些条件。
这样就从两个方面论证了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于宋代的结论。
序言：讨论历程的简略回顾
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先后有过三次热潮。如果说本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激起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首次关注，①那么50年代中叶因《红楼梦》论争而引发的明清社会性质的大讨论则是第二次热潮。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探究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之原因的过程中，资本主义萌芽再次成为热门话题。②海外有人对此问题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大陆学者套用马克思主义附会中国历史的“假问题”，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我国封建社会究竟有无资本主义萌芽，如有，又产生于何时、有何表现，其后有无曲折、命运如何等等，关涉到我国现代化演进历程的历史考察，这是一个真问题，而且关系重大。
数十年来，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我们今天对于资本主义萌芽在农业、手工业各部门中逐步生长的途径、方式、程度、地域及其曲折的历程有了清晰得多的了解，但在资本主义萌芽究竟产生于何时的问题上，诸家说法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多数同志力主明清说，邓拓、吕振羽、尚钺侯外庐、傅衣凌等史界前辈倡言在先，③黎澍、李之勤、许大龄、洪焕春等先生证明在后。④1985年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⑤可以视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说的集大成之作。但是也有不少同志持有不同意见。主张元代出现说者有刘文娟女士，⑥唐中叶出现说者有孔经纬先生，⑦胡寄窗、傅衣凌甚至上溯至战国秦汉时期。⑧还有一些同志力主宋代出现说，除上述孔先生外，50年代首倡宋代说者有束世澂、柯昌基、华山等先生。⑨柯先生则因发表了异于正统观点的文章而屡经磨难，英年早逝，诚为学界的一大损失。与此同时，范文澜先生也说过“宋朝生产力的顺利进展，很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⑩傅筑夫甚至认为，宋代的商品生产远较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城市发达，因而“宋代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产生时期。”(11)。
笔者亦持宋代出现说，但论证方法与以往不同，全文以美、德新马克思主义者于本世纪70年代创立的原始工业化理论为切入视角，上篇胪列原始工业化进程在宋代启动的种种表现，下篇分析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历史条件，试图由此达致我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宋代的结论。
上篇：原始工业化进程在宋代的启动
顾名思义，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当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其产生初期的原生形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概念可以从两个维度加以把握：从形态特征上看，它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化机器大生产；从内部结构上看，它又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有机结合。资本对于劳动的剥削关系当然集中体现在机器大生产中，但在初始阶段，则是萌发于作坊、手工工场、乃至商品性农业的某些分支之中。经济史家们发现，早在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分布在城市、乡村地区小型、分散的工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集中表现为从资金、企业主、工人、技术乃至市场等方面，为其后的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意大利学者多梅尼科·塞拉指出，“在近代初期，为数最多的生产单位便是在那些不可胜数的作坊、城市的陋室或乡村的茅舍中，由工匠带着他的几个助手或亲戚，从事打铁、操作织机、印刷机或丝带织机这样的工作。”(12)美国学者门德尔斯(Frenklin F.Mendels)为此提出了“原始工业化理论”(Proto-Industrailization)，把人们的视线导向传统社会即前工业化社会内部的经济变动。(13)在门氏看来，工业化进程可以分为原始工业化和工厂（机器）工业化这样两个阶段，所谓原始工业化进程就是“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14)为与早就存在的家庭手工业相区别，门氏指出原始工业化由区域经济内同时并存的三种要素构成，这就是乡村工业、外部市场、以及与乡村工业相辅相成的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同时由于城市是批发商人的基地，技术、资本密集，小商品生产者的产品向城市汇聚，再由商人发运各地出卖，城市甚至通过商人资本开始参与、支配乡村地区的某些手工业生产，这样城市就构成了原始工业化进程的第四个要素。其后不久，德国历史学家P·克里特、H·梅迪克和J·施卢伯姆吸取了门德尔斯的研究成果，把原始工业化称为“工业化前的工业化”，并以此为书名，合著成又一本关于原始工业化的理论著作。(15)他们把原始工业化定义为“其人口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为区间市场或国际市场进行大批量的工业商品生产的农村地区的发展。”(16)其意义在于把人口作为第五个要素引入了原始工业化理论，而且由此引发出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孕育的历史过程及其内部机制。
原始工业化进程的意义在于它为工厂工业化铺路搭桥，推动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经济向以工业为主体的近代经济转变。因为正是在原始工业化进程中，资本逐步增殖，企业主开始成长，雇佣工人日渐增多，机械使用不断推广，市场赖以扩大，雇佣劳动、包买制等作为惯例随之成长，预示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重要特征日渐鲜明起来。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适当地转换为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问题，当然还要谨慎从事，以免削足适履之讥。在我看来，门氏、克氏的原始工业化理论，在精神实质上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说，“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17)“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18)门氏特别强调市场，认为原始工业化与传统家庭手工业的区别是，处在原始工业化进程中的手工业，是为市场、其中包括本经济区域之内的市场、区间市场、甚至是海外市场提供产品的，而家庭手工业则主要满足农户本身的需要，只有小部分剩余产品，才间或投入本地小市场出卖。所谓“为市场而生产”，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生产。门氏特别强调“乡村地区的工业发展”，马克思亦曾指出，“在这些商业大城市以外，工场手工业起先不是以城市为基础，而是以乡村为基础，在一些没有行会之类的农村里边的。”(19)应该说从原始工业化进程这个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原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就难怪西方学术界要把门氏、克氏等人归入“新马克思主义”学术流派了。
如果说在18世纪开始的工厂工业化阶段，我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的确滞后于西方特别是西欧地区，那么这并不等于说为工厂工业化准备条件的原始工业化进程我国也无足称道。恰恰相反，由于我国封建社会历史悠久，封建文明高度发达，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地中海北岸国家和英伦三岛，就是在规模和水平上也毫无逊色之处。在煤铁革命推动下民营手工业的蓬勃发展，就是原始工业化进程在宋代启动的主要标志。
（一）煤铁革命和民营铁冶中的雇佣关系
北宋以铁产量的激增和灌钢法的推广为标志，迎来了我国冶铁铸造业的第二个重大变革时期。这个变革是由煤的规模开采和工业利用所激发的。我国先民虽然早在汉代就认识到煤的燃烧功能并曾用于炼铁，(20)但正式进入规模开采和用作工业能源则在北宋，其时河东、河北、陕西等路的煤炭采掘业相当发达。(21)考古发掘表明，今天河南鹤壁市中新煤矿至迟北宋中叶已进入规模开采阶段，当时已有较大的巷道4条，总长500余米，通向8个采煤区，作为升降通道的圆形竖井深46米，排水井深5米，附近有木制辘轳和宋元瓷器。据此估计，这座煤矿当时拥有数百名矿工，其开采范围和生产规模与现在的中新煤矿大致相当。(22)在煤炭产区，不仅居民的生活用能开始向煤倾斜，而且冶铁铸钱、工具制造、陶瓷烧制等业亦大受其惠。神宗元丰元年(1078)十二月，徐州白土镇发现丰富的煤炭蕴藏，开采后用来“冶铁作兵，犀利胜常。”(23)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四大铁冶基地即徐州利国监、兖州莱芜监、邢州棋村冶务和磁州固镇冶务，除兖州一地无采煤纪录（但靠近河北煤田）外，其余三处都在产煤区。(24)煤、铁产地在空间分布上的叠合，带给我们一个重大信息，这就是煤已成为冶铁业的新能源。我国科技史工作者利用金相、硫印和化学分析方法，检测过若干冶铁遗址出土的铁器，结果发现北宋以降的部分生铁含硫量较高，认为这是用煤炼铁所致。(25)因为木炭不含硫，煤炭则含硫量较高。至于陶瓷业中以煤为燃料，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例如陕西铜川市黄堡镇宋伐耀州瓷窑的窑体火膛内有煤块遗存，(26)，河北定窑亦以煤炭为主要能源。(27)
北宋煤炭采掘业的兴起和这种新型能源的工业利用，对当时的冶金生产意义有二，一是缓解了传统柴炭燃料短缺的矛盾，提高了铁的产量；二是因炉温和冶炼效率的提高而推动了铸造技术的变革和各类工具的进步。据《宋史·食货志·坑冶》和《文献通考·征榷（五）》所载数据，宋代铁课在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达到最高点，为824万余斤，相当于唐宣宗元和初年(806)207万斤的四倍。其实北宋铁冶最盛期是在神宗年间（1068-1085年），但元丰元年(1078)的铁课只有550万斤，原因在于此时宋廷把北宋中叶兴起的“私人承买”制推广到宋辖全境，官营铁冶退居次要地位，而民营铁冶只需交纳20%的产量作为铁课，(28)这就是“二八抽分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29)如按550万斤铁课的五倍计，则当年产量达2750万宋斤，合今3300万斤，即1.65万吨。日本学者吉田光邦估计，宋代铁的年产量当在3.5万—4万吨之间。(30)美国学者郝若贝(Robert Hartwall)估计更为大胆，他说北宋中叶年产300万缗铁线，即需2.9万吨铁，仅此一项即相当于18世纪初法国全部产量的四分之三；到1078年，每年约生产7.5万吨到15万吨。这个数字是164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产量（3万吨）的两倍半到五倍，并且可与18世纪初整个欧洲（包括俄国的欧洲部分）的总产量14.5万吨至18万吨相比拟。(31)漆侠和笔者亦曾从消费角度估计过宋代的铁产量，结果表明宋代全年用铁约在15万吨上下。(32)与此同时有色金属产量亦急剧增加，据笔者推算，神宗元丰年间（11世纪70、80年代）仅铜（3.33万吨）、铅（2.1万吨）、锡（0.52万吨）三项合计即近6万吨，相当于铁产量的三分之一强。(33)概而言之，新型能源的利用，钢铁产量的激增，冶铁技术的提高，特别是灌钢法的推广，(34)以及作为这一切之必然结果的农具和各类工具之熟铁钢刃化等，这些就是宋代煤铁革命的重要内容。
自熙宁年间实行“二八抽分制后”，民营矿冶业得到极大发展，史称“抽收拘买之数外，民得烹炼，于是诸县炉户籍于官者始众云”。(35)那么民营铁冶又是如何经营的呢？神宗元丰年间苏轼所言徐州附近利国监铁冶的情况可资参照：(36)
“州之东北七十余里，即利国监，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其民富乐，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镪巨万。……地既产精铁，而民皆善锻。……近者河北转运使奏乞禁止利国监铁不许入河北，朝廷从之。……自铁不北行，冶户皆有失业之忧，诸臣而诉者数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户，为利国监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余人，采矿伐炭，多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也。……而官又为除近日之禁，使铁得北行，则冶户皆悦而听命，奸滑破胆而不敢谋矣。”
利国监遗址在今徐州市铜山县东北约80公里的盘马山下，今陇海铁路利国驿东站附近。这一带煤铁资源十分丰富，北宋初年设官营铁冶工场，称“邱冶务”。(37)北宋中叶，发展成利国监，下设8个冶务。(38)到元丰时，已是“三十六冶”了，发展迅速。位于乡村地区的36个民营铁冶作坊，各有百余名工人，说是手工工场亦无不可。这些炉主以铁冶致富，“藏镪巨万”，可见资本雄厚。他们购置冶铁设备和雇佣工人的投资，只有在卖出铁制产品后才能收回并赚到利润，所以政府关闭河北市场，即有“失业之忧”；反之，使“铁得北行”，冶户们“皆悦而听命”，可见这是商品生产，且已拥有区间市场。“炉主”们雇工经营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私人的服役，而是为了增殖垫支在这上面的资本的价值。”(39)也就是“以生产商品的目的来剥削劳动者。”(40)可以说已经具备了产业资本的主要特征。而总数达三、四千名的冶铁工人，多是“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他们不仅已经脱离土地，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中挣脱出来（“饥寒亡命”），而且已经从封建的政治统辖关系中游离出来（“强力鸷忍”）。至少在受雇为工期间，无论对地主、对国家，均无人身依附关系之束缚，从而获得了“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处分”(41)的自由。苏轼此奏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铁冶工人按其所属炉主重新编制起来，纳入政府监控系统，以收维持地方冶安之效。因此封建痕迹也是有的，如市场的存在取决于政府的恩准，工人们又被编制在地方保安系统中等。但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其萌芽时期的正常状态；如果一点封建痕迹没有，反倒是不可理解的了。
在煤铁革命的推动之下，宋代民营手工业各部门呈现蓬勃发展态势，其商品生产性质极为鲜明，盐、茶、书籍等民生用品不仅在宋辖境内拥有区间市场（当然也有封建性限制），而且是宋、辽、夏、金间官方榷场贸易和民间走私贸易的主要商品；陶瓷、铜镜、漆器、丝织品等甚至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更为重要的是，雇佣劳动、包买制度作为习俗、惯例也在成长之中。现按行业择要分述如下。
（二）川蜀地区民营卓筒井的崛起及其经营方式
自晚唐以还，盐、茶禁榷成为中央财政的重要支柱，宋初仍是“盐利皆归县官”。但自仁宗庆历八年(1048)推行范祥盐法以来，政府逐步开放商旅贸易，食盐通商成为稳步增长。(42)大约就在庆历年间，四川井盐区发明了深井开掘技术，民营卓筒井因此而如雨后春笋，短短二、三十年间就遍布于陵州、嘉州、荣州一带，“连溪接谷，灶居鳞次”，星罗棋布，数以千计。神宗熙宁年间，文同任陵州知州，据他调查所见，至少井研县的百余家卓筒井作坊中也已存在带有近代色彩的雇佣关系：(43)
伏见管内井研县去州治百里，地势深险，最号僻漏。在昔至为山中小邑，于今已谓要剧索治之处。盖自庆历以来，始因土人，凿地植竹，为之卓筒井，以取咸泉，鬻炼盐色。后来其民尽能此法，为者甚众。……访闻豪者一家至有一、二十井，其次亦不减七八，……今本县界内，已仅及百家。其所谓卓筒井者，以其临时易为藏掩，官司悉不能知其的实多少数目。每一家须役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者。此人皆是他州别县浮浪无根著之徒，抵罪逋逃，变易名姓，尽来就此佣身凭力。平居无事，则俯伏低折，与主人营作；一不如意，则递相扇诱，群党哗噪，算索工值，偃蹇求去。聚墟落，入镇市，饮博奸盗，靡所不至，已复又投一处，习以为业。况复更与嘉州并樟州路荣州疆境甚密，彼处亦即有似此卓筒盐井者颇多，相去尽不远三二十里，连溪接谷，灶居鳞次，又不知与彼二州工匠移人合为几千、万人矣。
这百余家筒井作坊，大者拥有10-20个井，中等也有7-8个井，据此全县当有千余筒井。作为作坊主的“豪者”，或由商人、地主转化而成，或由小商品生产者上升而来，身上不免烙有封建印记，但他们与受雇工人、贩盐商人已是赤裸裸的货币关系。数万工匠，绝大多数来自“他州别县”，已与土地脱离关系，其谋生方式是“佣身赁力”，即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受雇期间如有意见，就互相串联，集体抗议，所谓“递相扇诱，群党哗噪”，或者即与主人算帐，索取工钱，退雇之后另谋高就，显然来去自由。这些情况说明，他们既无生产资料，又无人身依附关系，是双重意义上的自由劳动者。郭正忠先生认为，这些“豪者”，即是资本家的前身，“豪者”和“工匠”之间的关系，在其基本性质上可以看作是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出卖者之间的货币交换关系，筒井业中出现了我国历史上“大约是第一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44)
（三）陶瓷业的商品生产性质及其日趋扩大的海内外市场
陶瓷生产在宋代进入成熟期，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当时瓷窑遗址，遍布全国17个省份和130余县。中原地区形成定、耀、磁、钧四大窑系，各窑精品迭出，各具特色。江南地区后来居上，其中以龙泉窑、景德镇窑最为著名。南宋蒋祈《陶记》称，“景德陶，昔三百余座。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45)“交易之际，牙侩主之，……运器入河，肩夫执券，次第件具，以侔商算。”(46)显系民窑性质。浙江龙泉窑以青瓷闻名于世，在瓯江两岸和松溪上游，现已发现窑址200余座，遍布今龙泉、丽水、遂昌、永嘉等县，形成长达五六百华里的瓷业地带，规模极为可观。除了章氏兄弟主持的哥窑、弟窑系官窑性质外，其余亦是民窑性质。(47)前述河南钧窑虽系官窑性质，但是“在禹县的神垕镇、方山、花石等处及河南的临汝、郏县、安阳、鹤壁、新安、鲁山，河北的磁县和山西省的一些地区，都陆续发现了烧制钧窑瓷器的窑址，数量达几百处，皆为生产民间日用品的民窑。”(48)而福建的德化窑和晋江、厦门等地瓷窑，以及泉州磁窑，安溪、南安、同安等窑，则是泉州刺桐港大宗外销瓷器的生产基地，产品以军持、执壶、盒子、瓶、罐、碟等日用品为主，主要运销海外，(49)深受各国人民喜爱。在有罗盘针导航的大型海舶之上，“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50)这是当时陶瓷外销情景的真实记录。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广西桂林地区陆续发现的十多处瓷窑遗址，产品以青白瓷为主，胎质洁白，釉色滋润，现已确定为宋代瓷窑。(51)这批瓷窑目前尚无统一名称，笔者暂仿宋代以地名器之成例，称之为“桂窑”，其产品称“桂瓷”。桂窑主要集中在桂东南的北流河流域，多系斜坡式龙窑，容积大，产量高，以适应外销量大的需求。日本学者三杉隆敏曾多年沿“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实地考察，于1979年出版《海上丝绸之路》一书，在第二章《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瓷器》中，分地区详述其考察结果。(52)据他介绍，现在陈列在新加坡、印尼雅加达、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等博物馆的瓷器中，有不少产品在今广西容县、永福、桂平等地均有出土，显系桂窑产品。此外在印度迈索尔邦、马德拉斯邦，巴基斯址首都东部的班布尔遗址，西亚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北的萨马腊遗址，北非埃及首都开罗近郊的福斯坦特等地，出土物中“有南宋宁宗庆元通宝，理宗绍定通宝等钱币，同时出土大批青瓷类，包括越州余姚青瓷和龙泉窑青瓷，以及景德镇白瓷、广东仙山（今佛山，窑青瓷。”(53)南韩学者崔淳西也说过，“朝鲜发现的中国瓷器，以宋瓷、特别是北宋产品数量最多，并主要分布在朝鲜半岛的中南部沿海地区。就品种而言，输入高丽的宋瓷，有越窑、汝窑、磁州窑、耀州窑、龙泉窑和定窑、景德镇窑的青瓷、白瓷和黑瓷，几乎囊括了宋代所有名窑的制品。”(54)史实表明，宋代陶瓷业就其主体部分而言完全具备商品生产性质，并拥有广阔的国际市场。
（四）机户和包买商：纺织业中资本主义经营惯例的初现
从生产形态上看，纺织业在宋代之重大进步，就是“机户”的大批涌现。所谓机户是指由家庭成员组成的、专以纺织为生的家庭作坊，属小商品生产者范畴。如浙东金华县“城中民以织作为生，号称衣被天下，故尤富。”(55)更多的机户是在城郊以至乡村地区，如南宋洪迈说，他家乡饶州附近的“白石村民为人织纱于十里外，负机轴夜归。”(56)可见也有少数机户实行雇工生产的。北宋仁宗时（11世纪中叶）四川梓州有“机织户数千家”，(57)漆侠先生据此估计北宋各路约有10万机户，(58)但其中应有部分尚未成为专业纺织户。如果脱离土地的专业机户占50%以上，则亦有五、六万之众，数目可观。北宋哲宗元箬元年(1086)，政府岁入绢帛2445万匹，(59)相当于盛唐最高额740万匹(60)的三倍多，机户应有功焉。因为作为独立手工业者，机户的生产效率当更高。问题是这些机户分布在城郊乃至农村地区，他们的产品需要由中间人将之集中起来，才能运销到市场上去，真正成为商品——这就是包买商。列宁说，包买商将自己的商业资本投入生产领域，“把小批的、偶然的和不正规的销售，变成大宗的、正规的销售。”(61)这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又一条产生途径。马克思也说过，“从封建生产方式开始的过渡有两条途径。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这是真正革命化的道路。或者是商人支配生产。”(62)我国学术界常把明清时期纺织业中的“帐房”，以及商人对茶农实行的“先价后茶”，对糖民先放“糖本”，对烟民“给值定山”，对纸坊“以值压槽”等惯例，视为“商人支配生产”类型的资本主义萌芽，其实这些现象在宋代同样存在。洪迈《夷坚志》卷五所载《陈泰冤梦》，即是反映江西纺织业中存在包买商惯例的典型事例。这段材料亦保存在《永乐大典》中，语言更为清晰，移录如下：(63)
“抚州民陈泰，以贩布起家。每岁辄出捐本钱，货崇仁、乐安、金溪诸绩户，达于吉之属邑，各有驵主其事。至六月，自往敛索，率暮秋乃归，如是久矣。
淳熙五年，独迟迟而来，尽十月不返。妻颇以为念，夜梦其披发流血而告之曰：“我此行不幸，到乐安曾家，为所戕杀，盍（盖）丞为我雪此冤！”……遂诉于郡太守。……
后五日，里正报“严陁村道侧有卧尸”，牒尉检视。曾（小陆）坐以甲首往会，曰：“非也”。又五日，或与曾素仇，告其实杀陈泰，埋于舍后竹林中，于是捕送狱。才鞫问，即承伏云：“初，用渠钱五百千，为作屋停货，今积布至数千匹。因其独来，妄起不义之义。醉以酒随行只一仆。诈主人之命，使先归语其妻云：‘掊索未就，尚须小淹。’仆去少时，追毙之于山下……”。
这是南宋孝宗淳熙年间事，时在12世纪70年代。冤主陈泰原是抚州布商，每年年初，向崇安、乐安、金溪、还有吉州属县的织户发放生产性贷款，作为其织布本钱；到夏秋之间去这些地方讨索麻布，以供贩卖。由于生意越做越大，各地有曾小陆等“驵主”、“甲首”作为代理人，为陈泰放钱敛布。仅乐安一地就积布数千匹，为建仓库就化去陈泰500贯钱，有一定规模。再从“如是久矣”看，这种经营方式在淳熙之前就已持续相当时日了，并非偶发事件。这就是说，布商陈泰的商业资本，通过给织户发放带有定金性质的生产性贷款而进入生产领域，而分散在城镇乡村的细小织户的产品，则先由曾小陆等各地代理商集中起来，再由布商陈泰贩卖到外地而成商品。事实说明，陈泰所为，在其本质特征上已与明清“帐房”无异，均属包买商性质。郭正忠先生曾经指出，在两浙丝织业、四川绫锦业中，也有“收丝放贷”、“机户赊帐”以及“预俵丝花钱物”等惯例，(64)包买商正是从这些惯例中生长出来的。其实，宋代纺织品亦如陶瓷业然，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史称北宋初年的出口商品就有“金、银、缗线、铅、锡、杂色帛、精粗瓷器”(65)等数十种。宋代不时重申禁止铜钱出口的敕令，至南宋丝织业与瓷器同为大宗出口商品，宁宗（1195-1225年在位）时规定出口商品“止以绢帛、绵绮、瓷器、漆器之属博易”，(66)此后精妙绝伦的丝织品外销量更大，深受域外各国喜爱，所以有学者将宋元时代的海上贸易航道干脆称作“海上丝绸之路。”(67)由此看来，宋代丝织业中包买商惯例的存在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五）原始工业化进程在制茶、造纸、印刷等行业中的启动
在制茶、造纸、印刷等行业中，到北宋时期同样是民营作坊（有些已成为手工工场）占据主导地位，从事商品性生产，拥有可观的市场，在其内部并可见到雇佣劳动的存在。
例如制茶业，据北宋丁谓所言，仅福建建安一地，“官私之培千三百三十有六，而官培三十有二。”(68)民营制茶作坊占总数的99%以上，其他各地大率如此。茶叶生产季节性强，每年三、四月份采茶培制大忙季节一到，制茶作坊必得雇佣大批工匠。建安茶坊“夜间击鼓满山谷，千人助叫声喊呀”；(69)建溪茶坊“采茶工匠几千人，日支钱七十文足。”(70)
我国古代造纸业到两宋时期迎来了它的极盛期，纸张产地几乎遍及宋境各路，两浙、四川和福建是当时的三大造纸中心。成都西南郊浣花溪一带有上百家专以造纸为生的“槽户”，所造“布头笺”，据苏轼说“此纸冠天下”。(71)陕西凤翔府郿县一带，“今人以纸为业，号纸户。”(72)闽北地区“山青多竹林，水秀纸透明”，每年农历谷雨前后，竹农、纸工便上山“杀青”。春夏之交，山村“槽户”进入造纸繁忙季节，“沿溪纸碓无停息，一片舂声撼夕阳”，(73)场面壮观。浙东剡县所产剡纸以藤皮为原料，剡溪两岸“多纸工，刀斧斩伐无时，辟剥肌肤，以供其业”，致使当地古藤“方春且有死色”。(74)此纸行销全国，享有盛誉，所谓“异日过数十百郡，东雒西雍，见书文者皆以剡纸相夸。”(75)可见市场广阔。那些“以纸为业”的“槽户”、“纸户”当属独立手工业者（即小商品生产者）无疑。
至于雕版印刷业在宋代的兴起和发展，则为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壮了行色，其于经济、社会、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巨大影响，更为中外学者所公认。北宋中叶，从京畿到岭南，从浙东到四川，官、私刻书作坊遍地林立。中央的国子监、秘书监和地方各路转运司、茶盐司均设刻书作坊，主要承印官颁历书和历代经史，时称“官刻”。然而数量更多的是私家刻书作坊，时称“坊肆”，即“书坊”和“书肆”的合称，各地又有“书林”、“书堂”、“书铺”、“书棚”、“书房”、“经铺”、“经坊”、“经书铺”、“书籍铺”、“文字铺”、“经籍铺”等不同名称。(76)它们多半是集雕版、印刷和售书于一身的民营作坊型店铺。宋人吴澄摹画当时盛况，说“锓板成市，板本布满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77)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评论。
通过以上的简要勾勒，我们看到，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是全方位的。在煤铁革命的推动之下，包括冶金、陶瓷、井盐、纺织、造纸、印刷等业在内的手工业各部门一度呈现出全面繁荣态势；民营手工业普遍崛起，除军工、铸钱等少数行业外，其主导地位已确立无疑；并程度不等地拥有区域市场、区间市场甚至海外市场；其间带有近代色彩的雇佣关系、包买制惯例亦在逐步生长，缓慢地但是顽强地扩大着自己的地盘。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宋代手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个为近代工业的发生准备条件的时期，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提供历史前提的时期，我们称之为前近代化时期。这个势头如果不被宋金、宋元之际的战乱所打断，如果没有金元时期被周边部族带入中原的前封建制乃至奴隶制因素（例如“驱口”、“驱丁”、“人市”、“投下户”、“投下军州”和“匠局制度”等）的干扰，亦即这个势头如能保持二、三个世纪的持续发展的话，那么它必将为其后的工厂工业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下篇：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经济基础、科技条件及其社会环境
现在我们要问，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诸般条件，宋代社会是否具备呢？
毫无疑问，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是封建社会后期的事情。门德尔斯、克里特等人着力考察的，正是工业革命之前即15-17世纪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马克思也强调过“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78)战国、秦汉、隋唐，正处在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各种形式的封建隶属关系仍是一种普遍性存在（在不少场合还十分强烈），官营手工业还是多数手工业部门中的主要成分，在这样的历史时段既谈不上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也谈不上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主张战国秦汉就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同志，认为资本主义萌芽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初始形态，只是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前提条件，这种定义取消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本质规定，有扩大概念内涵、泛化讨论对象的倾向，不一定恰当。一定要到封建后期，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各种超经济强制持续弱化，农民阶级取得日益增多的迁徙和退佃自由，可以流移他乡（包括城市）、自主择业时，商品经济的成长，包括民营手工业的兴盛、城市的繁荣、区域市场的形成、乃至海外市场的开拓等，才会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辟道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既然资本主义萌芽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初始形态，那么带有某些封建痕迹乃是不可避色的正常现象。
如果上述认识还算客观公允的话，那么已经进入封建后期的宋代社会应该说基本上具备了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诸般条件：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之下，耕制革命的发生、粮食剩余率的提高和商品性农业的成长，为原始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和工艺革命的急速推进，导致机械使用的普及和手工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为手工业各部门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人身依附关系的松驰、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导致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性质的嬗变和市民阶层的初兴，这一切则构成了原始工业化进程的社会条件。
（一）在人口压力下农业革命的发生和商品性农业的成长
我国古代人口增长，出现过三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在战国秦汉时期，《汉书·地理志》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在籍人口有5900余万。南北朝时人口下降约三分之一，估计在4000万上下。到隋唐时又恢复到5900余万。(79)宋辽夏金是第二个高峰期。五代以降，人口再次大量南移，长江流域得到加速开发，人口增长率明显提高。笔者曾推算过当时的人口，结果如下：(80)北宋开国时在籍人口有97万户，485万人，这是赵宋从后周继承的人口遗产。在此后进行的20年统一战争中，太祖削平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和南唐，得到160万户。太宗时陈洪进献章、泉二州，钱俶献吴越，又得70万户。以上合计230万户，1150万人，这可看作是五代南方九国的在籍人口。可见五代时南方人口已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人口分布格局由汉唐时期的北重南轻，一变而为南重北轻了。到1029年，赵宋辖区已恢复到1016万户，5080万人。此时辽区人口已达288万，西夏权按辽区人口的一半计亦有144万口，宋辽夏三方合计共1102.6万户，5502万人，恢复到汉唐水平。再过80年，到1109年，宋区人口达到1.04亿，加上辽夏，超过1.1亿，相当于汉唐的二倍。这是一个新的台阶。从十世纪中叶即北宋初年到十二世纪初，人口增长率为14‰。
前面说过，在克里特等人看来，促进原始工业化出现的首要因素是农村人口的增长给经济运动造成的巨大压力。由于人口增长速率超过耕地面积的增长速率，人均耕地占有量不断下降，产生了大批无地或少地农民。他们处在失业和半失业状态，为了谋生被迫进入工商业领域。南方，特别是两浙、福建沿海和成都府路，由于耕地有限，迫使日益增多的农业人口离开土地，流入城市，成为日佣贩夫，加入城市雇佣劳动者的行列。于是城中出现了专门的劳动力雇佣市场，如东京开封“即早辰，桥、市、街、巷口皆有竹木匠人，谓之杂货工匠，以至杂作人夫……罗立会聚，候人请唤，谓之‘罗斋’。竹木作料，亦有铺席；砖瓦泥匠，随手即就。”(81)其他州县城镇中也有各色工匠充作日夫佣作。这种雇佣关系必然会波及到乡村、矿区，如我们前面在铁冶、井盐等业中所看到的那样。
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则为不断增长中的非农业人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粮食供应。两宋时期钢刃熟铁农具逐步取代此前的韧性铸铁农具，(82)特别是适应江南水田耕种的农具进展极大，犁刀(83)秧马、(84)耘荡(85)等新式农具即诞生在开发江南沼泽地的艰苦劳作之中，我国传统农具的配套与定型化过程随之在两宋完成，这是我国古代农具演进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一次变革。五代以降江南沿海捍海石塘的连点成线(86)和塘浦圩田系统的建成，(87)则标志着水利建设史上新时期的到来，促进了长江流域的大面积开发。圩田、坝田、涂田、梯田的兴起既扩大了耕地面积，又改善了耕地结构，水田比重上升，水稻取代小麦成为“五谷之首”。更为重要的是，以稻作北上和麦豆南移为标志的南北作物之大规模交流，导致作物品种稳态结构的形成，不仅增强了抗灾能力，而且推动了稻麦连作和双季稻的逐步推广，这就促成了我国耕作制度发生革命性变革：战国以来延续上千年之久的单作制向一年两熟的复种制过渡。大约在两宋之交，即12世纪上半叶，长江三角洲、成都平原、苏皖平原和浙江福建沿海等主要农业区，一年两熟制成为基本的耕作制度得以肯定下来。(88)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水利专家赵霖指出，昆山县有不少农户的圩田因圩岸高大，“了无水患，稻麦两熟”。(89)稍后，浙籍农学家陈旉也有“早田刈获才毕，随即耕治晒曝，加粪雍培，而种豆、麦、蔬茹”(90)的话头。季长文《吴郡图经续记》称，苏州地区“其稼则割麦种禾，一岁再熟、，出现了“春花（麦）熟，半年是”，“以小熟（麦）种大熟（稻）”的局面。(91)宋人苏籀也说“吴地海陵之仓，天下莫及，岁稻两熟。”(92)
进入南宋以后，双熟制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杨万里诗“却破稻田秧晚稻”，(93)虞俦诗“腰镰割晚稻，荷锄种新麦”，(94)，许淳仁诗“负廓潮田插两秋”(95)等，反映的是福建沿海的双熟制。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年）淮西知庐州吴逵说当地种植制度是“稻田又种麦”，“岁收谷麦两熟”。(96)《宋史·地理志》载，川西成都平原“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矿，岁三四收。”估计是稻麦连作后还种一、二荐蔬菜。在现代农业出现之前，复种多熟制是传统农业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其最大优点是可以充分利用大自然赐予的光热资源，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复种指数，宋代的农业生产率因此而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根据我的推算，宋代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食在7000斤上下，(97)较唐代增产50%，较之1984年的最好年成每劳产粮4779斤，(98)还要高出62%。前文述及的井盐业、陶瓷业、纺织业等所在的四川、江西、两浙等地，正是农业生产最为发达的几个地区。因此从粮食剩余率这一点看，原始工业化赖以启动的条件显然已经具备。
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粮食剩余率的提高，不仅保证了城镇和工商业人口的粮食供应，而且可以腾出更多的耕地来种植苧麻、桑梓、茶叶、甘蔗、果树、蔬菜、甚至药材、花卉等经济作物；而江南地区特别是两浙、江东、成都府路和福建沿海地区地狭人众的情况也逼迫着当地农户寻求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当这些产品的生产达到一定规模，同时产地周围存在着相应的市场时，生产者的着眼点会从产品的使用价值转向它的交换价值。这就是说生产者不再是为自家的消费而生产，而是通过把产品投入市场，转换成货币，来补偿其生产成本和活劳动的消耗了。专业茶农、果农、蔗农、菜农大批涌现，并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商品性农业由是而发展起来。
例如蚕桑业。大约在北宋中晚期，两浙地区发明了桑树嫁接技术，这是桑树栽培史上的一次革命，(99)极大地推动了两浙蚕桑业的发展，因此蚕桑业的商品化在这一带表现得最为突出。两宋之交，农学家陈旉说，湖州安吉县农户“唯籍蚕办生事”(100)《嘉泰吴兴志》说，（湖州）山乡以蚕桑为岁计，富室有蚕至数百箔，兼工机织。(101)庄季裕说，苏州太湖洞庭山方圆数十里，“多种柑桔、桑麻，糊口之物尽仰商贩。”(102)既然这些农户专以蚕桑为业，自家口粮尚需买进而食，可见已是地道的小商品生产者。而种桑业的生产率确实高于种粮业。陈旉算过一帐：“彼中人唯籍蚕办生事，十口之家养蚕十箔，每箔得蚕一十二斤，每一斤取丝一两三分，每五两丝织小绢一匹，每一匹绢易米一斛四斗，绢与米价常相侔也。”(103)据此，五口之家只需养蚕五箔即可维持一年生计。按一亩桑叶可饲三箔计，只需一亩七分桑地，即可织绢15.6匹，合米21.84石。按当时江南每亩产米二石（合谷四石）计，则21.84石米至少需田11亩。可见植桑生产率较之种粮要高出5倍！
再如种茶业，北宋神宗时吕陶报告说：“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税赋一律科折，役钱一律均出。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食。”(104)亦与粮食种植相分离了。甘蔗种植业，福建与广东、四川等地同是著名产区，宋人方大琮说：“（今）仙游县田，耗于蔗糖，岁运入淮浙者，不知其几千、万坛。”(105)显然也是商品生产。果蔬业，在人口稠密的太湖流域和福建沿海亦十分发达。太湖之中的洞庭山，“地占三乡，户率三千，环四十里，皆以树桑栀甘柚为常产。”(106)简直可以视为水果生产基地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商品性农业部门中，北宋时也可见到包买商人的踪影活动于其间。例如神宗熙宁七年(1074)，以前，四川彭州茶园与茶商、茶铺间就有这样的交易习惯：“茶园人户……自来隔年留下客放定钱，或指当茶苗，举取债负，准备粮米，雇召夫工。自上春以后接续采取，乘时高下，相度货卖。……累时相承，恃以为业。其铺户以贮变易，却以白土拌和，每斤之息不及十文。”(107)客，即茶商，茶园户在头一年就接受茶商预付定金（“客放定钱），茶商即取得包购包销该茶园产品的权利（“指当茶苗”）。福建水果种植业也很发达，其中尤以荔枝为盛。“（福州）一家之有，至于万株。初著花时，商人计林断之，以立券。若后丰寡，商人知之。不计美恶，悉为红盐者，水浮陆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故商人贩益之，乡人种益多。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而乡人得饮食者，盖鲜矣！以其断林鬻之也。”此例表明，通过签定购销合同（“立券”）、实行“计林断之”的荔枝包买商，不仅拥有国内市场（“京师”、北戎、西夏），而且开辟了国际市场，远销东亚（朝鲜、日本）、西亚（“大食”即阿拉伯半岛）各地。而且市场的扩大，反过来又促进了荔枝种植业的扩大，所谓贩易益广而种植益多。然而当地百姓竟大多吃不上，可见包买商插手后，荔枝交易带有明显的垄断性。
商品性农业的发展虽仍处于初兴阶段，但其意义不可低估。一是商品性农业的较高效益具有示范效应，不断诱使着更多的农户从自给性粮食生产向以获取利润为目的商品性生产转化，以至绍兴二年(1132)洞庭山上的数千果农因冬季“大寒，湖水遂冰，米船不到，山中小民多饿死。”(108)方大琮亦因“仙游县田，耗于蔗糖”而惊呼“蔗之妨田固矣”(109)二是苧麻、甘蔗等经济作物的增加，为纺织、制糖等行业提供了更多的原料，而麻农、蔗农的较高收益显然也有助于扩大手工业品市场。三是各种经济作物同布帛、瓷器等手工业品一道，推动着流通中的商品构成发生实质性变化，原先主要为上层社会服务的贩运性奢侈品商业因此而朝为黎民百姓服务的规模性日用品商业转进。农业小商品生产者队伍的扩大，手工业各部门原料的增加，以及商品构成和流通性的转折，均是原始工业化进程的促成因素。
（二）煤铁革命的推动和海内外市场的扩大，导致手工业内部技术革新和工艺革命的兴起
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当然是在农业革命的基础上、煤铁革命的推动下启动的。然而若就手工业本身而言，则日趋扩大的区域市场、区间市场和海外市场构成了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外部刺激因素，而各行业中普遍发生的科技进步和工艺革新，既提高了效率又降低了成本，无疑是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内在动力。两宋时期，手工业领域中重大的技术革命层出不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国古代史上成果最丰，成就最大的一个技术进步时期。就其总体成果和推进速度而言，不仅超过汉唐，而且为明清所不及。现略述数例，以明大势。
1.炼钢工艺——灌钢法的推广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在近代坩锅制钢法发明之前，利用熟铁炼钢主要有“百炼钢”和“灌钢法”这两种办法。百炼钢是通过把熟铁反复加热锤击，让碳分逐步渗入，费时费工，效率极低，虽在汉代出现，但一直应用不广。北宋大科学家在磁州锻坊见此工艺，十分惊讶。竟认为这才是“真钢”，(110)，正说明这种工艺至宋已被基本淘汰。南朝炼丹家陶宏景把“杂炼生鍒作刀镰者”称为钢铁，(111)，此即灌钢法，但要到唐宋之际才推广开来，沈括说“所谓钢铁者，用柔铁屈盘之，乃以生铁陷其间，封泥炼之，锻令相入，谓之团钢，亦谓之灌钢。”(112)灌钢之名，即因生产过程中生铁汁灌入熟铁块而得，在熔液炼钢法发明之前，这种半流体炼钢法最为快捷简便，较之百炼钢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是晚唐以降熟铁钢刃农具、工具迅速普及的主要动力。
2.冶铜工艺——胆铜法的发明和推广
胆铜法又称胆水浸铜术，胆水即天然硫酸铜，把铁片浸在胆水中，利用元素活性的不同置换出铜来，这种水法冶金技术汉代已知，但大规模用于生产领域，从而真正形成为生产力，是在宋代实现的。史称北宋初年信州（今江西上饶市）“又有胆水，出观音石，可浸铁为铜。”(113)北宋中叶以后，试验性生产的纪录渐渐多了起来。不久，胆水浸铜法在冶铜业中迅速推广。绍圣年间(1094-1097)，信州铅山场最早采用胆铜法进行工业生产，所谓“铅山兴利首鸠僝功”。(114)宋人游经说，他在任提举江淮等地铜事官时（11世纪90年代）发现有11个地方产胆水，其中韶州岭水场、信州铅山场和饶州这三处已经用胆铜法来生产铜。(115)其工艺流程据《宋史·食货志·坑冶》和《文献通考·征榷五》的记载：“以生铁锻成薄片，排置胆水槽中，浸渍数时，铁片为胆水所薄，上生赤煤。取括入炉，三炼成铜。大率用铁二斤四两，得铜一斤。”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水法冶金技术，由于原料简便易取，无须开挖矿井，成本低廉，兴办容易，为利厚博，所以在北宋晚期得到迅速推广，铜的产量也急剧上升。
3.金属加工工艺——“旋作”的出现与简易车床的使用
有色金属产量的提高为金银和铜器制造业的繁盛提供了物资基础。在宋廷文思院中，除专门制造金属器皿的镀金作、银泥作等外，还专设“旋作”。(116)朱瑞熙先生指出：“旋作”中装备的简易车床，专事金属切削和加工。(117)本世纪70年代初，河北定县博物馆在该县两座宋代塔基中发现一批金属器皿，其中一些铜盆和银盆的表面十分光洁，从加工纹迹上看同心度很强，纹理细密，子母扣接触非常严密，据此他们认为，北宋初年机床使用已经比较普遍(118)机床的使用是机械加工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大进步。
4.掘井工艺——卓筒井和小口深井技术的推广
盐井的开掘，早在秦汉即已开始，但直至北宋初年，一直处在探索阶段。其特征是钎锹挖掘，用木桶或皮囊取卤，属大口井范畴，固井困难，深度更受限制。北宋庆历、皇祐年间，即11世纪中叶，首先出现在四川井研县的卓筒井，标志着钻井技术从大口浅井向小口深井的过渡，这在掘井工艺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苏轼记述说：“自庆历、皇祐以来，蜀始创筒井。用环刃，凿如碗大，深者数十丈。以巨竹去节，牝牡相衔为井，以隔横入淡水，则碱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为桶，无底而窃，其中悬熟皮数寸，出入水中，气自呼吸而启闭之。一筒致水数斗。凡筒井皆用机械，利之所在，人无不知”(119)30年后，知陵州文同奏称，“自庆历以来，始因土人凿地植竹，为之卓筒井，以取碱泉，鬻炼盐色。后来其民，尽能此法，为者甚众。”(120)
较之以往的大口浅井，卓筒井在技术上有四大进步。一是钻井工艺上，用碗口大的“环刃”作冲击式掘进，成倍提高工效，开近代各类凿口钻井之先河；二是取屑工艺上，使用活门式扇泥洞，解决了小口深井取屑出土的技术难题；三是固井工艺上，用巨竹去节，“牝牡相接”，作井膛导管，既防岩土塌陷，又能阻隔淡水渗透；四是汲卤工艺上，用“无底而窃”的唧筒取代皮囊，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活塞启闭技术。正因具有上述优势，所以无论是生产效率、安全系数还是成本投资都优于大口浅井。卓筒井所产食盐亦因之质优价廉，远胜价高质劣的官井之盐，所以一经出现就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迅速传播开来。到南宋初年，川蜀地区已有4900余井，年产井盐6000万斤，(121)井数较北宋中叶的640井增长7倍，产量增加2.7倍，政府盐税亦从80万缗增加到400万缗，高出4倍。
5.纺织工艺——进入第二技术高峰期
纺织技术继秦汉之后，到唐宋之际进入第二高峰期，其标志有三。一是纺织机具有重大改进。手摇缫车至唐代仍是主要的缫丝工具，更为先进的脚踏纺车最早可能出现在唐代，但要到宋代才得到普遍运用。其重大改进是用脚踏转动绳轮，不仅把右手解放出来与左手一道纺纱合线，而且牵引力大为提高，可以同时带动三人以上的莩繀，提高了生产效率。(122)还有一种水转大纺车，是世界上最早的以水为动力的纺织机械，(123)工作时“弦随轮传，众机皆动，上下相应，缓急相宜，遂使绩条成紧，缠于轮上。”(124)应是一种水力驱动的麻纺合线机。范文澜先生认为，这有可能是宋代发明的，(125)此说甚是。二是丝织技艺有重大进展，宋代普遍采用的轴架整经法，较之唐代耙式整经法效率更高，并导致织物结构从平纹向斜纹、从经显花向纬显花的过渡。(126)三是染印法又有创新，受雕板印刷业的影响，腊染法得到推广，大量用于丝帛染印，均是至今被人称羡的重大革新。
6.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车船、水密舱的发明和航海罗盘的使用
所谓车船，是在船舷两侧对称地装上数对车轮，轮上装有激水叶片，人在船内用脚踏动轮轴，带动舷外叶轮旋转，将原先桨楫的前后间歇运动改进为叶轮的回转连续推进，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推进效率。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明轮船，晚唐虽出现，但到南宋初年才见推广，并首先用于战舰制造。高宗绍兴二年(1132)知无为军王彦造飞虎战舰，“旁设四轮，每轮八楫，四人旋斡，日行千里。”(127)稍后南宋将领李纲等亦造车船，最大的一种上下三层，高7.5丈，船长36丈，两舷装有30-40轮，速度快，攻击力强。(128)12世纪30年代活跃于洞庭湖一带的钟相、杨么起义军曾用车船大败官军，(129)可见车船之制已较普及。
水密舱技术是宋代“海舶”制造业处在领先地位的重要标志。用于这样贸易的海舶，“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拖〔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130)据此测算，其载重量当在五六百吨以上。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带动了东南沿海造船业的繁荣，所谓“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131)这是因为当时最大的外贸港口刺桐港是在泉州的缘故。1974年8月，福建泉州湾出土一艘宋代沉船。据《发掘报告》，(132)该船底部呈尖型，此即文献所谓“上平如衡，下侧如刃”，(133)吃水深，稳度高，便于在大洋中破浪航行。船体和底部采用多重外壳板构成，此即“以全木巨枋，搀叠而成”，(134)坚固异常，经得起风浪冲击。船舱用12道隔板分成13个舱室，每一舱室都是密封的，一舱受损漏水，它舱并不进水，抗沉性能好，大大提高了远洋航行的保险系数。这种技术较之西方要早好几百年，难怪至南宋泉州港取代广州港一跃而为当时世界上最大和最繁荣的港口城市了。
导向仪器航海罗盘的发明，更是世界航海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技术突破。沈括《梦溪笔谈》载有“水浮法”、“碗唇旋定法”、“指甲旋定法”和“丝悬法”等四种磁针装置方法，其中水浮法是用磁化钢针横贯灯芯，让其浮于水面，装在刻有24个方向的罗盘上，这种“浮针”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罗盘。北宋朱彧《萍州可谈》卷二说：“舟师识地理，……阴晦则观指南针……便知所至。”徐竞《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四说：“是夜，洋中不可住维，视星斗前进。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这是世界上航海用“浮针”指南的最早记载。“浮针”的出现，奠定了现代磁变仪、磁力仪和航空、航海罗盘的结构原理，其于海外贸易、地理大发现之巨大使用，已为众所周知。
7.印刷工艺——雕版、铜版和活字版的相继发明
雕版印刷发明于晚唐，但直至北宋初年并未得到普及，所以“唐末年犹未有摹印，多是传写。”(135)文豪苏轼称其早年求学之时，“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于自书。”(136)然至北宋中叶，雕版印刷术即风靡全国，“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137)这无疑是两宋时期知识传播和技术推广速度明显加快的重要原因。
至于北宋仁宗庆历年间杭州工匠毕升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术，更是众所周知的技术跃进。近有台湾学者黄宽重根据南宋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卷198《程元成给事》一文中“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板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首恩台览。”以确凿史据说明活字印刷术在南宋淳熙、绍熙年间(1174-1194)确实得到了实际运用。(138)
仅从以上七个方面来看，两宋工艺革命成果之丰，进展之快，涉及面广，及其对社会经济（如手工业发展、海外贸易兴盛等）、文化（如书籍流转、文化普及、知识传播等）的影响之大，至少在近代以前，既前无古人，又后无来者，确是空前绝后的。如此巨大的科技进步和工艺革新，显然是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最为直接的内在动力。笔者曾有专文论及宋代工艺革命硕果累累的诸般原因，(139)此处不再赘述。
（三）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导致城市性质嬗变和市民阶层初兴
把原始工业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视作同一历史过程，其中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在历史的座标轴上，两者都位于封建后期，其时各种人身依附关系大为松弛，多数农民已经或正在取得日益增多的迁徙自由和退佃自由，可以自主择业了；在工商业日趋繁盛的历史环境中，相对于耕地显得增加过快的人口，被迫另谋生路，持续不断地流入城镇市郊或工矿企业；导致城市数量增加，城市规模膨胀，城市功能渐趋多样化，城市性质发生嬗变，近代型城市风貌随之逐步显现；以工商业人口为主体的市民阶层初露端倪，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一切既是原始工业化进程的逻辑结果，又是资本主义萌牙赖以成长的社会环境，彼此是互相涵摄的。
众所周知，在中唐杨炎两税法出台之前，农民头上的人身依附关系还是相当强烈的。无数均田小农被田制框架束缚在土地之上，从总体上看并不享有迁徙、择业的权利。北魏太和均田令规定“其地足之处，不得无故而移。”(140)至唐，农民流移仍有限制，武则天时凤阁舍人李峤说：“军户之地，户不可移；关辅之人，贯不可改。”(141)而被束缚在部曲庄园经济中的各类依附农民，则一如北宋时期仍在实行地客制的西川四路和明清时期仍在实行佃仆制的徽州地区那样，各种旁户、地客、大佃、佃仆“有同仆隶”，(142)“相承数世”，(143)“不得自齿于齐民”。(144)但在均田制崩溃以后，土地转移率的提高，导致累世相承的主仆名分趋于瓦解；平民地主经济性大土地所有制的成长，导致行政统辖权与土地所有制基本分离；地权集中而地块分散的背离状况，则迫使部曲庄园制经营方式日趋衰落。(145)在上述经济变革趋势的推动下，宋代农民之主体确已挣脱了昔日部曲、宾客、徒附、私属、奴婢、佃仆之类的类农奴地位，并日趋普遍地获得了迁徙和退佃等权利。所谓“民罕土著”，(146)“转徙无常”、(147)“徙乡易主”、(148)“去来不常”、(149)“流移他所”、(150)“起移不定”、(151)“作息自如，刑责不及”、(152)往往“舍其耒耜而游于四方，择其所利而居之”(153)等等记载，这是当时多数农户享有迁徙自由的真实反映。
北宋仁宗时文彦博说：“不数年间，租佃之户或退或逃……”(154)哲宗时王严叟称，（佃户）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155)徽宗政和二年诏书语：“佃户多是贫民……不辞离即逃走，宜加宽恤。”(156)李元弼劝诫佃户“待要移起，被人窥见所为。”(157)以及《清明集》中“佃人洪再十二欲行退佃”(158)等语，则是宋代多数佃户享有退佃权利，已可到期辞离、移居别住的明确记载。北宋仁宗《天圣法》明确声言：“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159)南宋初年户部重申：“如租户不伏，许令退佃。”(160)说明起码在法律条文上，此种退佃权利，已受国家保护。所以当时不少有识之士，曾反复申诫地主应靠经济手段来笼络佃户。神宗时苏轼说：“民庶之家……水旱之岁，又须放免欠债，其心诚恐客散而田荒。”(161)这正是租佃经济之下，广大佃农拥有相当程度的迁徙、退佃自由的反映。他们一旦脱离土地，流入城市或矿区，就有可能以出卖劳动力谋生，从而成为近代雇佣人的前身。
与此同时，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的各部门的繁荣、以及交通条件的改善和交换手段的进步，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在宋代迎来了它的第二个高涨时期，都市化进程得到加速。此点意义特别重大，因为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演进史告诉我们，在所有社会分工中最有意义的是城市从乡村中分离出来，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可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162)如果说中世纪给人的印象是田园诗般的乡村风光，那么近代则是城市独领风骚的时代。
以城市数量激增、城市人口膨胀为表现形式的都市化进程，正是在唐宋之际明显加速的。朱瑞熙先生据《元丰九域志》统计，北宋全境拥有十万户以上的城市有40多个，到12世纪初的徽宗崇宁年间上升到50多个。(163)人口在20万户以上的有汴京（开封）、京兆府（治今西安）、临安（杭州）、福州、泉州、潭州（长沙）六个城市。(164)汴京在1102年有26万多户，按一户五口计，达130万口之众。(165)周宝珠先生考订的结果是，汴京最盛时有“人150万左右，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166)两浙路首府杭州亦繁盛无比，苏轼估计在哲宗年间（1086-1094年在位）“约计四、五十万人”，(167)到南宋，“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目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足见行都繁盛”。(168)这与唐代都城长安郊区除别墅、花园、墓地、寺庙外，其余全是耕地的景观，(169)形成鲜明对照。
由于人口膨胀，不少地方州府，也在突破城墙，向外发展。据《永乐大典》卷7890所载，福建汀州在治平年间（1064-1067年）城内只有三个坊，城外四郊倒有23个坊。北宋中叶张方平说，“徐城（按，指徐州）隘，廛肆列城外，公（按指李宗冰）筑而广之，民以安居。”(170)这是增广城墙，把市郊商业区揽入城内。再如淮南宿州，“自唐以来，罗城狭小，居民多在城外。本朝承平百余年，人户安堵，不以城小为病。兼诸处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谓之草市者甚众。”(171)这是城外，众多草市墟集作为卫星城镇环绕中心城市。
至于草市的勃兴和商业城镇的兴起，更是两宋都市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草市，是指市郊、特别是乡村地区自为聚落、私相贸易的定期集市，初见于南北朝，隋唐时数量增加，入宋以后如雨后春笋般成批涌现。其居民成份主要是各类商贩和手艺工匠，亦有少量官商、豪贾及揽户、市驵之流杂居其间，因而至宋多数草市已发展为新的居民点，这在江南地区尤为突出。宋人刘宰说，在浙西镇江府一带，“十家之聚必有米盐之市。”(172)他“如荆南沙市、太平州黄池，皆客商所聚。”(173)南宋初年王质溯江而上，西入川蜀，记沿途见闻，说“市无翕于沙头，九支次之。”(174)沙头市在湖北江陵，即今沙市前身。孝宗时沙市一次大火，“燔数千家，延及船舰，死者甚众。”(175)可见规模极盛。
市再向前发展一步，就上升为镇。镇的原意是军镇，与商业无涉。入宋后兵权上收，大多数镇失去军事意义。史称“（宋）收藩镇权……诸镇省罢略尽。所以存者，特曰监镇，主烟火、兼征商。”(176)《宋史·职官志》也说“（镇）设监官，管火禁，或兼商税之事。”可见镇官职责，一是防禁火灾，说明镇上房屋不少，人烟稠密；二是征收商税，说明镇确系当地商业中心。不少商业城镇甚至在建筑规模、居民数量和繁华程度上超过州县府治。如密州板桥镇“正居大海之滨，其人烟市井交易颇伙。商贾所聚，东则二广、福建、淮浙之人，西则京西、河北二路之众，络绎往来。”(177)南方、特别是浙西太湖流域，镇的密度更大。秀州澉浦镇，居民5000余户，“人物繁阜，不啻一大县。”(178)杭州北关镇，“物货辐萃，公私出纳与城中相若。”(179)湖州乌墩镇、新市镇“井邑之盛，赋入之多，县道所不及。”(180)奉化县鲒琦镇“生齿厥多……居民环镇者数千家。”(181)因此在五代和两宋史籍中，我们常可见到升市为镇、升镇为县的记载。(182)
这些有着固定居民和商业设施的市、镇，作为散布在农村地区的初级商业中心，既是周围乡村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向外运销的起点，又是各地运来的农村居民日常消费品的销售终点。各色工匠的手工业生产与商业贸易一道，构成了此类镇市经济的主要成分。其重要意义在于，乡村地区通过数千个墟集市镇而与以城市为基地的交换经济发生日趋广泛而又频繁的联系；与此同时商品货币关系通过遍布各地的基层市场，更加深入而持续地侵蚀自然经济的封闭体系。这就从市场这个角度，为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和加速提供了条件。
无庸讳言，我国城市兴起甚早。但宋以前绝大多数城市是各级政府所在地，其政治、军事意义超过商业意义。城市的商业活动只能局限在“市”中进行，市有围墙环绕，市民按时启闭，有限的商业活动主要是为城中统治者服务的。然而随着城市商业意义的成长，城市性质发生嬗变，城市面貌亦随之改观。此点意义更为重大。晚唐五代以降，商人开始突破封闭性的坊市体制，侵街造舍、面街设铺的现象愈演愈烈。(183)宋代商人只要纳税便可在城内经济地点开设店铺，徽宗时税务机关正式征收“侵街房廊钱”(184)标志着面街设铺的合法性终于得到官方承认。城市商业在空间上扩及整个城区以至城郊要道等处，在时间上打破昼夜限制，既可五更开门，也可三更方休，这两大胜利带来了城市商业意义的递增、居民成分的衍进、及其在新的经济格局中发挥新的作用等一系列结果。近代型的城市风貌，正是在宋代奠定了它的基本格局。宋都汴京、行都临安仍是全国的政治、军事中心，但其经济意义仍在增长之中。(185)另有部分州级城市，虽然也是封建统治的堡垒，但因处在经济发达地区或交通孔道之旁，逐步成长为区域性经济中心和国内贸易的中转站，起着联系各方区域市场的枢纽作用。例如苏州，“商贾以吴为都会，五方毕至，狱市杂扰；缙绅以吴为乐土，侨民闾里，几亚京洛。”(186)这是太湖流域的中心城市。成都，地处西川四路的交通枢纽，既是川蜀地区粮食、纺织品、陶瓷、纸张、书籍的集散地，又是宋廷与吐蕃、大理进行茶马贸易的商埠口岸。(187)扬州，地处长江、淮河和运河等水上交通网络的交汇之地，“节制淮南十一郡之地，自淮南以西，大江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之迁徙、贸易之人往返皆出其下，舟车南北日夜灌输京师者，居天下之七十。”(188)长江中游的鄂州（今武昌）“市邑雄富，列肆繁错”，沿江“贾船客舫不可胜计”。(189)也是一个地当冲会的商业重镇。更重要的是，当时还产生过一些生产性、至少是准生产性城市。例如浙东金华“县治城中，民以织作为生，号称衣被天下。”(190)可以看作是纺织城镇。前述陵州井研县，是因卓筒井而兴起的盐业城镇。而“以蕃舶为命”(191)的刺桐港泉州，则显然是外贸港口城市了。
宋代城市性质的嬗变和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对于原始工业化进程来说，至少具有如下几方面的意义：
首先是加速了部分农民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的过程。特别是城镇周围和交通孔道两旁的乡村农户，其产品包括粮食、蚕桑、布帛、果蔬等，有日益增多的部分被抛入市场。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原来自给自足体制中的封闭型农民，会越来越多地被卷入到商品经济的洪流中去。
其次是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的流动。市镇手工业的蓬勃发展推动着城市雇工群的扩大，商品经济的繁荣则必然需要更多的店员、驵侩和运夫，处在人口压力之下并已获得迁徙、择业自由的无地或少地农民必然会进城（包括码头、港口等水陆交通枢纽和新兴矿区）谋生，两宋时期城市数量的激增和城市人口的膨胀，就是这样达成的。
第三是在利孔大开的刺激之下，兼营工商业的官僚、地主日渐增多。“今则沿海郡县寄居（官）不论大小，凡有势力者皆为之”，(192)“白屋士人多是占护为商，趋利过海。”(193)近代的企业主阶层中就有相当部分是从此等人中转化而来的。
第四是城市（包括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服务业等在内）的繁盛为近代雇佣关系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城市中日趋普遍的雇佣关系必然会向农村地区迁延渗透。前述冶金、陶瓷、井盐以至茶、桑、果、蔬业中存在的雇佣关系即是明证。
最后，作为这一切的重大结果，便是城镇（含矿区、港口）市民阶层的初兴。两宋文献中的“富商巨贾”“磨户”、“冶家”、“茶培主”、“行老”、“市头”（以上为一方）和“裨商细贩”、“杂作工匠”、“百姓绣夫”、“游手末作”（以上为另一方）等，就是这个阶层的基本成份。就是明清时期被人视为资本主义萌芽之重要表征的市民、矿工斗争，宋代亦有端倪可察。南宋安徽舒州就曾发生过汪革领导的矿工起义：(194)
淳熙辛丑（1181年），舒之宿松民汪革，以铁冶之众叛。……（革）闻淮有耕、冶可业，渡江至麻地家焉。……稍招合流徙者，冶炭其中，起铁冶。（革叛）……分命二子往起炭山及二冶之众。炭山皆乡农，不肯从，争迸逸，惟冶下多逋逃群盗，实从之。夜起兵……有众五百余。
前文所述井研县卓筒井“佣身赁力”之盐工，一不如意“则递相扇诱，群党哗噪，算索工值，偃蹇求去”，至少也可看作是为工资、待遇而起的经济斗争吧。按照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说法，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结合是近现代工业社会的基础性结构(19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雇佣关系发展和市民阶层初兴这样一个历史进程，视为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社会条件。无可否认而又令人惋惜的是，带来近代曙光的原始工业化进程只在北宋阶段风光了一个世纪（整个十一世纪）的样子。十二世纪初，女真铁骑频频南下、饮马黄河，赵宋皇室仓皇南迁、偏安一隅。黄河流域沦为金国辖地，煤铁革命因失去了北方基地而黯然失色。宋金对峙时期，淮河、长江一线成为战场，长江、黄河流域分属两个并立政权，这一切既打断了民营手工业的发展势头又缩小了国内市场。接踵而来的十三世纪是由蒙金、宋元战争拉开帷幕的，中原、江南同遭战祸蹂躏。其后在元朝统治下虽复归统一，但领主分封制、匠局制度（实质是工奴制）和驱口、人市等前封建制因素死灰复燃；要到明朝初年才重新回到宋代开启的轨道上来。(196)这就是说，在长达二个多世纪的历史时段中，原始工业化进程因屡遭打击而奄奄一息。因此对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所获致的成就当然不能估计过高，然而这毕竟已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容待另文论列。
注释：
①高军：《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田居俭、宋元强：《中国资本主义萌牙研究述略》，载《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巴蜀书社1987年版。
③邓拓：《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历程》，载邓著《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三联书店1959年版。
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黎明书店，1937年版；《中国历史研究提纲》，载吕著《中国社会史诸问题》，耕耘出版社1940年版；《简明中国通史》，大连光华书店，1948年版。
尚钺：《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展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三联书店1956年版。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④黎澍：《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
李之勤：《关于清初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发展水平问题》，《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2期。
许大龄：《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初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
洪焕春：《论十五一十六世纪江南地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历史教学问题》，1958年4月号。
⑤《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参与该书撰写的还有汪士信、石奇、方行、方卓芬、简锐、胡铁文诸先生。
⑥刘文娟：《从（织工对）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第2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⑦孔经纬：《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载《新史学通讯》1955年12期。《关于唐宋时期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事实》，《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3期。
⑧胡寄窗：《论中国封建经济成熟甚久瓦解特慢的原因》，载《经济研究》1981年第6期。
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⑨束世澂《论北宋时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
柯昌基：《宋代雇佣关系的初步探索》，《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
华山：《从茶叶经济看宋代社会》，《文史哲》1957年第2-3期合刊。
⑩《中国通史简编·绪言》，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11)《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中国经济史论丛》（下册），三联书店1981年版。
(12)〔意〕卡洛·M·奇拉波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50页。
(13)刘兰兮：《门德尔斯原始工业化理论简述》，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14)《原始工业化：工业化进程的第一阶段》，载《经济史评论》第32卷1期，1973年3月。
(15)《工业化前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哥廷根，1977年德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英文版。史建云《（工业化前的工业化）简介》对其观点作过评述，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16)《工业化前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哥廷根，1977年德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英文版。史建云《（工业化前的工业化）简介》对其观点作过评述，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17)见《资本论》第1卷，第167页；第3卷，第365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8)见《资本论》第1卷，第167页；第3卷，第365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9)《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第55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20)参见《河南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的发掘》，《考古》1960年第5期；《河南汉代冶铁技术初探》，《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21)见许惠民：《北宋时期煤炭的开发利用》，《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
(22)《河南鹤壁市古煤矿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
(23)《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25《石炭诗·引》。
(24)请参拙著《宋辽夏金经济研析》七章二节“六·宋代煤炭产地的空间分布”，第178-179页，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
(25)《中国冶金简史》第103、152页。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
(26)《陕西铜川耀州窑》，第56页。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
(27)李国肖：《定窑考略》，《河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28)参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第581-5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9)《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一六，中华书局影印本。
(30)《宋代的铁》，载〔日〕《中国科学技术史论集》，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72年版。
(31)《北宋时期中国煤铁工业的革命》，《亚洲研究杂志》1962年2月号。有杨品泉先生译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5期。
(32)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第462-555页；拙著《宋辽夏金经济研析》第185-188页。
(33)拙著《宋代夏金经济分析》第198页、188-189页。
(34)拙著《宋代夏金经济分析》第198页、188-189页。
(35)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14《炉户·坑冶附》。
(36)《苏轼文集》卷26《徐州上皇帝书》，中华书局标点本，第二册第759页，孔繁礼点校，1986年版。此段材料柯昌基先生首先引用，宋史专家漆侠亦十多重视，请参前引漆侠书和柯昌基文。
(37)《太平环宇记》卷15，钞本。
(38)庆历年间张方平说：“利国监总八冶，岁赋铁三十万（斤）。”语见《乐全集》卷39《李宗泳墓志铭》。四库珍本初集本。
(39)《资本论》第3卷，第356页，1955年版。
(40)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16页，1975年版。
(41)《资本论》第3卷，第356页，1955年版。
(42)拙著：《宋辽夏金经济研析》十六章一节“二、从完全禁榷到不完全禁榷的宋代盐法”，第437-438页。
(43)文同：《丹渊集》卷34《奏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县事》。此札约撰于熙宁四、五年间。四部丛刊本。
(44)郭正忠：《宋代四川盐业生产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6期。
(45)《江西通志》卷93《陶政》。据陶瓷史专家白珪、傅振伦两位先生的研究，蒋祈是南宋人。傅文见《湖南陶瓷》1979年第1期，白文见《景德镇陶瓷》1981年第1期。
(46)《江西通志》卷93《陶政》。据陶瓷史专家白珪、傅振伦两位先生的研究，蒋祈是南宋人。傅文见《湖南陶瓷》1979年第1期，白文见《景德镇陶瓷》1981年第1期。
(47)浙江文管会《浙江省龙泉青瓷窑址调查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63年第1期。
(48)《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644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49)《晋江县磁灶陶瓷史调查记》，《海交史研究》第2期，1982年。
(50)朱彧：《萍州可谈》卷2。丛书集成本。
(51)罗大坚：《试论宋代桂东南的陶瓷业》，《玉林师专学报》1987年第4期。
(52)此章译文载《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1983年），白英译。
(53)此章译文载《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1983年），白英译。
(54)《南朝鲜出土的宋代瓷器》，载《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1辑（1981年6月）。
(55)刘敞：《公是集》卷51《先考益州府君行状》，丛书集成本。
(56)《夷坚志乙》卷8《无颏鬼》。中华书局排印本。
(57)《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之二三。
(58)《求实集》，第14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59)《文献通考·市籴考（一）》。
(60)《通典》卷6，《册府元龟》卷487。
(61)《列宁全集》第3卷，第320页。
(62)《资本论》第3卷，第373页。
(63)《永乐大典》卷13136《送韵·梦字·梦夫令诉冤》。中华书局影印本，第6册，第5676页。
(64)《宋代包买商人的考察》，《江淮论坛》1985年第2期。
(65)《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
(66)《宋史》卷185《食货志》（下、七）。
(67)参阅陈炎：《略论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及前引三杉隆敏文。
(68)丁谓：《东溪试茶录》，载《百川学海》壬集。
(69)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7《尝新茶呈圣俞》。
(70)庄季裕：《鸡肋编》卷下。
(71)《东坡志林》卷11，中华书局本。
(72)毕仲游：《西台集》卷13《朝议大夫贾公墓志铭》。
(73)参阅周志艺：《华夏图书之府与八闽古代造纸》，载《纸史研究》第一辑（1985年）。
(74)《剡录》卷5，载舒元舆《吊剡溪古藤文》。
(75)《剡录》卷5，载舒元舆《吊剡溪古藤文》。
(76)参阅李致忠：《宋代刻书述略》，《文史》第14辑（1986年）。
(77)吴澄：《吴文正公集》卷19《赠鬻书人杨良辅序》。
(78)《资本论》第1卷，第983页。
(79)《通典·食货七》载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有5984万余口，由于僧尼、军士、游民等未计算在内，所以实际人口要稍高于汉代人口。
(80)请参拙著五章一节“突破一亿大关：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高峰”，第115-126页。
(81)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4《修整杂货及斋僧请道》条。
(82)参杨宽：《我国历史上铁农具的改革和使用》，《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83)犁刀，《宋会要》称“郦刀”，王桢《农书》称“郦刀”，专门用于开垦江南芦苇丛生的沼泽地。可将其置于小犁犁床上，用一牛牵引，“置刃裂地”；也可附置于犁辕上，把辟地垦荒与翻耕田土合成一道工序，如此则与新式步犁的工作原理完全相同。说见刘仙洲《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第20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84)秧马，又称“秧船”、“秧橙”、“秧鞅”。北宋中叶苏轼首见于湖北，《秧马歌·并引》称其“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苏东坡全集·后集》卷4）王瑞明先生将其正名为“扯秧工具”，极是。说见王撰《宋代秧马的用途》，文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
(85)耘荡，水田中推荡草泥的钉耙式农具。
(86)从淮东长达400里的“江北捍海堰”（亦即“范公堤”）。南经浙西（北起金山、南至钱塘，亦长300余里）、浙东（北起余姚，南至温州）捍海石塘，一直延伸到福建沿海的“海埭”和“长围”南北连成一线，长达千余里。
(87)塘浦圩田系统兼有蓄水、防洪、排涝和水陆交通功能，宋时江南东路、淮南西路和浙西太湖流域均有修筑，而以太湖流域为最。
(88)参拙著四章二节“耕作技术与耕作制度的革命”，第103-114页。
(89)范成大：《吴郡志》卷19“水利下”。江苏古籍1985年版，第287页。
(90)陈旉：《农书》卷下，《粪土之宜篇》，丛书集成初编本。
(91)苏州地区的耕制演进，黄粟嘉《从苏州地区历史上的沿革看耕作制度的沿革》论之甚详，文载《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92)《双溪集》卷9《务农札子》，丛书集成初编本。
(93)《诚斋集》卷13《江山道中蚕麦大熟》，四部丛刊本。
(94)《尊白堂集》卷1《和姜总管喜民间种麦》，四库珍本初集本。
(95)许淳仁：《三山间诗》，见《舆地纪胜》卷128所引。
(96)《宋要辑稿·食货》六三之一一八。
(97)见拙著五章二节“农业生产率：一个新的台阶”第127-144页。
(98)见柳随年、吴群敢：《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第385-386页，“表十二主要农产品产量”。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99)参阅黄世瑞：《我国历史上蚕业中心南移问题的探讨》，载《农史研究》1986年第1期。
(100)陈旉：《农书》卷七，《种桑之法篇第一》。
(101)《嘉泰吴兴志》卷20《物产》。
(102)《鸡肋编》卷中。
(103)陈旉：《农书》卷七《种桑之法篇第一》。
(104)吕陶：《净德集》卷1《奏置场买茶旅行出卖远方不便事状》。
(105)《铁庵方公文集》卷21《上乡守项寺丞书》。
(106)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13《苏州洞庭山水月禅院记》。
(107)吕陶：《净德集》卷1《奏置场买茶旅行出卖远方不便事状》。
(108)蔡襄：《荔枝谱》，载《蔡忠惠公集》卷30《杂著》。
(109)《鸡肋编》卷中。
(110)前引方大琮：《上乡守项寺丞书》。
(111)《梦溪笔谈》卷3，文物出版社1975年影印版，第14页。
(112)《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4《玉石部》。四部丛刊本。
(113)《梦溪笔谈》卷2，文物出版社1975年影印版，第14页。
(114)《太平环宇记》卷107“信州·铅山”条。
(115)洪咨夔：《平斋文集》卷1《大冶赋》，四部丛刊本。
(116)《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五。
(117)《宋会要辑稿·方域》三之五一。
(118)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第3页，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
(119)参阅：《文物》1972年第8期定县博物馆文。
(120)苏轼：《东坡志林》卷4，中华书局标点本。
(121)前引：《丹渊集》卷34《奏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县事》。
(122)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蜀盐》。
(123)参阅李崇州：《我国古代的脚踏纺车》，《文物》1977年第12期。
(124)《文物》1959年第12期上载有复原图，可参阅。
(125)王桢：《农书》卷22。
(126)《范文澜历史论文集》第105-106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127)黄赞雄：《高度发达的宋代丝绸业》，《丝绸史研究》第5卷第3期（1986年）。
(12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6。
(129)李纲：《梁溪先生文集》卷29。
(130)《金佗续编》卷25，卷26。
(131)周去非：《岭南代答》卷6《木兰舟》条，知不足斋本。
(132)吕颐浩：《忠穆集》卷2《论舟楫之利》，四库珍本初集本。
(133)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报告》，载《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一书，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
(134)徐竞：《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神舟》。
(135)徐竞：《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神舟》。
(136)罗壁：《罗氏识遗》卷1。
(137)《苏轼文集》卷11《李氏山房藏书记》，中华标点本，第2册，第359页。
(138)前引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
(139)黄宽重：《南宋活字印刷史料及其相关问题》，载〔台〕《历史语言所集刊》第55本，第133-138页。
(140)《两宋工艺革命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
(141)《魏书》卷110《食货志》。
(142)《文献通考·户口考一》。
(14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4，哲宗元祐元年四月纪事。
(144)《宋太宗实录》卷78，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
(145)转引自叶显恩：《明清徽州田仆制试探》，《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146)拙文《对宋代超经济强制变动趋势的经济考察》，《江汉论坛》，1983年第1期。
(147)《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
(148)《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17《均户口第九》，四部丛刊本。
(149)王之道：《相山集》卷22《乞止取佃客札子》，四库珍本初集本。
(150)沈辽：《云巢集》卷9《张思勋墓志铭》。
(151)张方平：《乐全集》卷25《论免役钱札子》。
(152)《景定建康志》卷40《田赋志·序》。
(15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7。
(154)《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17《均户口第九》。
(155)《文路公文集》卷21《论监牧事》。
(156)《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三之二一。
(157)《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三一。
(158)《作邑自箴》卷6《劝谕民庶榜》。
(159)《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争墓木致死》条。
(160)《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二四。
(161)《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之一三。
(162)《东坡文集·东坡奏议》卷7《奏浙西灾伤第一状》。
(163)《资本论》第1卷，第390页。
(164)《宋代社会研究》第14页。
(165)据《宋史·地理志》。
(166)据《宋史·地理志》。
(167)《宋代东京研究》第348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68)《苏轼文集·东坡奏议》卷6。
(169)耐得翁：《都城纪胜·坊院》。
(170)参阅吴伯伦：《唐长安郊区的研究》，《文史》第三辑（1963年）。
(171)《乐全集》卷39《李宗泳墓志铭》。
(172)《东坡奏议》卷12《乞罢宿州修城状》。
(173)《漫塘文集》卷11《丹阳丁桥太霄观记》。
(174)《梦梁录》卷19《塌房》条。
(175)《雪山集》卷5《西征丛记序》。
(176)《宋史》卷64《五行志》。
(177)《嘉泰吴兴志》卷10《管镇》。
(17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3。
(179)《海盐澉水志》卷上《户口》。
(180)《咸淳临安志》卷21。
(181)《浪语集》卷18，永嘉丛书本。
(182)《许国公奏议》卷3，丛书集成本。
(183)拙著《宋辽夏金经济研析》第283页。
(184)参阅〔日〕加藤繁：《宋代都市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
(185)《文献通考·征榷六》。
(186)参阅周宝珠：《宋代汴京研究》第六章“商业（一）第一节坊市合一型新市容面貌的形成。”
(187)范仲俺：《范文正公奏议》卷上。
(188)参阅谢元鲁：《宋代成都经济特色》，《社会科学研究》1988年第3期。
(189)沈括：《长兴集》卷21《杨州重修平山堂记》。
(190)陆游：《入蜀记第五》《陆游记》，第5册，第2441页。
(191)刘敞：《公是集》卷51《先考益州府君行状》，丛书集成本。
(192)《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四。
(193)《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四四。
(194)《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五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