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与影响因素的区域特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贸论文,中国论文,服务业论文,特征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1；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11)07-0051-11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在本文中指的是产业内的国际服务贸易，或者是服务业的产业内国际贸易，这个概念在目前的文献中没有统一的定义，Francois(1993)[1]称之为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in Services)，他认为产业内贸易既包括货物贸易，也包括服务贸易，而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是服务业的双向贸易。本文沿用了Francois的提法，认为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段时间内，同一服务业的产品既进口又出口的现象。
关于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的学术研究较少，相关文献屈指可数。总的来说，目前的理论研究主要以货物的产业内贸易理论为基础，根据服务产品的特征对之进行了补充：一方面，以生产者服务为突破点分析了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如引入服务的异质性来分析生产者服务的内部专业化[2]；另一方面，从WTO规定的服务贸易提供模式出发，分析同一模式内的服务贸易，如分析跨境贸易与商业存在的服务贸易[3]。而有关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的实证分析则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西方学者们如Francois(1993)[1]、Lee、Lloyd(2002)[4]、Sichei等(2007)[5]采用传统衡量货物产业内贸易指标来测度一国或多国的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国内的学者如李伍荣(2006)[6]、曾国平等(2005)[7]、蔡宏波(2007)[8]、程大中(2008)[9]从中国或中国与他国的双边服务贸易的角度做了分析；实证分析的另一方面，国内外学者们在分析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影响因素时通常将国家特定因素与产业特定因素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有的学者分析了影响一国的整体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的因素[5]；有的学者如Kierzkowski(1986)[10]对运输业，Moshirian等(2003)[11]、Mester(2000)[12]、韩立岩和胡颖(2009)[13]等分行业分析了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
总体而言，关于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的研究很少，而且国内外的研究多从国家的角度进行测度，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多从国家的特定因素或一国产业的特定因素进行分析，因而各种有关促进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的政策措施均为国家宏观层面的政策，但事实上，对于幅员辽阔的大国来说，各区域的服务贸易发展非常不均衡，差异性也较大。如我国，①2006-2008年间，从服务贸易规模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的服务贸易规模在全国各区域中位居第一，占全国总进出口额的37％左右；北部沿海地区第二，占30％左右；南部沿海地区占18％，这三个地区合计占全国近88％，其余的东北地区、黄河中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西南地区均分别在2％～4％之间的比重，最低的是西北地区，不到1％。从服务贸易增长速度来看，各区域虽然三年来增长速度都较快，但各区域增幅不一，北部沿海地区增幅最大，2008年比2007年增长了约35％，东北、黄河、长江地区在20％上下浮动，西南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增幅相近，都在18％左右，南部沿海地区增长约5％，而西北地区反而下降。②而且当区域战略作为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举措，国内如长三角、珠三角、泛北部湾经济区等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如火如荼之际，目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的研究都忽略了一国中各地区的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差异以及各种因素对不同区域的影响和程度的差别，因此，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区域间差异较大的国家中，现有的研究成果和政策措施无法解决如下问题：(1)中国各区域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如何？(2)各区域的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是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还是以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为主？(3)同一影响因素对不同区域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影响程度如何？(4)该采取怎样的措施促进不同区域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为解答这些问题，本文试图从区域的角度出发，测度我国各区域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的水平以及影响其发展的因素。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在于探究和衡量了我国各区域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的现状与水平，并从区域角度出发考虑了区域特定因素的影响，实证分析了影响我国各区域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因素和影响程度，为我国实施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差异化政策提供了经验依据。
二、我国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区域特征
(一)指标的选用及数据来源
1.产业内贸易静态水平的衡量指标——产业水平加权和非加权的G-L指数。衡量产业内贸易的静态水平目前较权威的衡量指标是Grubel和Lloyld(1975)[14]提出的产业水平加权和非加权的G-L指数：
(1)产业水平非加权的G-L指数：
2.产业内贸易动态水平的衡量指标——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MIIT)。一般而言，G-L指数是大多数学者用来衡量产业内贸易最常用的指标，反映了某个时期的某类产品或某个产业整体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用该指标进行的分析是静态分析，它仅仅体现了产业内贸易在某一时期的静态特征，而对于产业内贸易水平在不同时期的变化特征，需要对产业内贸易进行动态分析。衡量边际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指标为Brülhart(1994)[15]提出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MIIT)：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辽宁省商务厅提供的各省、市、自治区的对外服务贸易数据，我国各地商务厅从2006年才开始整理汇总本地的对外服务贸易数据，目前为止仅有2006-2008年的数据，且因为目前各省市服务业FDI数据并未整理统计，因而本文使用的数据为BOP方式统计的服务贸易数据。
(二)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区域特征
1.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区域特征之一。从静态来看，产业水平非加权的G-L指数表明，我国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总体表现为，除了2006年长江中游地区和西北地区的指数值说明该区域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外，其余时间各区域的服务贸易均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由表1可见，2007-2008年各区域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均达到0.8以上，部分区域如东部沿海地区接近0.97，当G-L指数≥0.5时表示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因此说明我国各区域的服务贸易以产业内贸易为主。
由表2服务业分部门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加权的G-L指数可知：其一，我国各区域除了北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和南部沿海地区的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服务业部门占绝大多数外，其余区域的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的服务业部门很多，其中，长江中游地区、黄河中游地区的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的服务业部门超过一半，但总体上我国大部分区域在绝大部分服务业部门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其二，各区域的保险、专有权利使用费与特许费的部门均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其三，各区域G-L值超过0.9的是该区域的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最高的部门，可知，北部沿海地区、南部沿海地区、西北地区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最高的是劳动密集型服务部门，东部沿海地区等区域最高的是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部门。
2.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区域特征之二。从动态来看，与静态指标表现出的各区域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主要特征没有变化，变化的是产业内贸易对各区域的作用大小有所不同，因为MIIT指数也可以理解为产业内贸易在特定服务业的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反映了产业内贸易在各区域服务业的重要性，因而由表3可知，2008年西南地区的产业内贸易在本地区的重要性明显地上升，北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黄河中游地区次之，长江中游地区和东北地区略有上升，南部沿海地区和西北地区下降，且西北地区下降的幅度非常大。
3.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区域特征之三。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同样分为垂直型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以VIIT说明垂直型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程度，HIIT说明水平型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程度。HIIT的值越大，说明水平型产业内贸易程度越大，VIIT的值同理。我们还从HIIT、VIIT分别占边际产业内贸易水平MIIT的比重来比较各区域水平型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垂直型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程度大小。
根据表4可知，非常明显，我国各区域的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均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其中，从VIIT的值来看，北部沿海地区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值为最高，西北地区的最低，这说明我国各区域的产业内贸易虽然程度高，但是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开展主要是基于服务的范围、种类的差别，更多的是以比较优势开展的服务贸易。VIIT的值表示的是各区域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绝对情况，此外，从各种类型产业内贸易占本区域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比重(表示的是各种类型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对本区域的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的影响作用，可用于各区域间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横向比较)中，发现我国各区域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对本区域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的影响，2007、2008年最大的都是西北地区，2007年最小的是南部沿海地区，2008年最小的是黄河中游地区。且东部、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对本区域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的影响显著提高，原因在于近年来，东部、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由于具有较好的区位优势，较丰富的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禀赋，服务业发展较快以及政府关注等原因，使得这些地区不断发挥比较优势，促进了垂直型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的发展。
三、我国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的区域特征
上述的分析说明我国各区域的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而且以垂直型的产业内贸易为主，本部分的内容则是分析我国各区域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以及影响的程度。
(一)分析框架与经验假设
影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因素较多，国内外学者(如产业内贸易理论提到的规模经济、产品异质、国家发展水平等，以及Francois(1993)[1]等在研究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时分析的影响因素等)基本上都是将国家特定因素和产业特定因素混合起来进行研究，本文则主要参考Lee等(2002)[4]对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的国家特定影响因素的研究，从区域的角度将影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因素归纳为以下因素：该区域人均收入水平、区域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对外开放水平、区域市场规模、区域货物贸易，并加入了一个学者们研究影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时忽略的因素——区域要素禀赋。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六个假设命题：
1.区域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与区域人均收入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影响一国的需求结构，需求结构的不同决定了人们购买服务的差异程度，进而推动产业内贸易的发展。Falvey和Kierzkowski(1985)[18]的垂直产业内贸易模型表明，人均收入水平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正相关，与水平型产业内贸易负相关，如前所述，我国各区域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均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因此假设人均收入水平与我国各区域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成正相关关系。如果这一假设成立，则符合Fontagne(1999)[19]、Lee和Lloyd(2002)[4]研究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的结论。因此，本文的第一个假设为：
假设1：区域人均收入水平与区域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正相关。
2.区域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与区域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内贸易是正还是负的影响众说纷纭(如Balassa和Bauwens(1987)[20]、Greenaway(1994)[21]认为FDI对产业内贸易存在正向的影响；而Markusen(1989)[2]，Fukao(2003)[22]则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对垂直产业内贸易影响为负)，但都不否认FDI对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影响，我们假设外商直接投资与各区域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负相关，理由一是认为目前在各区域服务业的FDI是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是跨国公司为了绕过我国的服务贸易壁垒或者是为了占领当地市场的需要而对我国进行的投资，这类投资具有较强的贸易替代效应；二是目前各区域的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是垂直型的产业内贸易。如果假设成立，则符合Patri(1994)[23]关于FDI投资动机的分析和Sohn、Zhang(2004)[24]对日本和东亚其它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中得到的结论。因此，本文的第二个假设为：
假设2：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负相关。
3.区域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与区域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度。区域对外开放的水平意味着该区域与国际市场关系的密切程度和服务壁垒的大小。如果区域服务业的开放度越大，说明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面临的服务壁垒越低，服务业参与贸易竞争的机会将越大，从而促进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如果该假设成立，则符合Balassa(1987)[20]、Harrigan(1996)[25]、Falvey(1981)[18]等学者提出的市场开放、经济一体化对一国产业内贸易的影响以及Lee和Lloyd(2002)[4]的观点。因此，本文的第三个假设为：
假设3：区域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度与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正相关。
4.区域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与区域市场规模。市场规模越大，说明获取规模经济的可能性越大，在要素禀赋一定的条件下，因为规模经济的存在，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从而产生价格优势，因此只要存在规模收益递增，即使两个国家具有相同的要素禀赋亦可进行产业内贸易。如果这一假设成立，则符合Francois(1993)[1]的研究假设与结论。因此，本文的第四个假设为：
假设4：区域市场规模与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正相关。
5.区域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与区域货物贸易。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关系十分密切，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与货物贸易互相促进共同发展。货物贸易的快速增长会刺激与之相关的服务贸易的发展，如带动了金融、保险、通信等服务业的国际化。此外，国际市场上，看一国贸易是否有竞争力，还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能否为货物交换提供高水平的国际服务[26]。因此，本文的第五个假设为：
假设5：货物贸易与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正相关。
6.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与区域要素禀赋。产业内贸易水平与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有紧密的联系，传统的贸易理论如H-O理论指出要素丰裕与否决定了贸易的模式，Krugman(1985)[27]等经过研究补充了上述观点，认为要素禀赋对产业内贸易有相当的作用，当双方的要素禀赋差异大，两国间的贸易将表现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此外，从目前各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来看，随着各国贸易结构的转型，特别是发达国家服务业已经占了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日益体现出资金、技术、信息等新兴要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因此，本文的第六个假设为：
假设6：区域要素禀赋与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成正比，并且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比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要素发挥的作用更大。
(二)变量与数据
2.计量模型与模型形式。本文使用的数据通过描绘散点图发现PGDP、SFDI与因变量IIT间通过对数变形后具有线性关系，SIZE、TIN、STD不需对数变换与因变量IIT具有线性关系，结合多数学者在分析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时多采用对数形式，④最后，我们设定的计量模型为：
面板数据模型形式有不变参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参数模型，本文的面板数据通过F检验，发现对于每个自变量，F值不小于给定置信度下的相应临界值，因此可以拒绝变截距模型，选择变参数模型；又本文使用的面板数据为“宽而短”类型，且时间很短，可不用单位根和协整检验，但必须将其作为横截面数据进行处理，本文的横截面数据较大，经过检验，发现人均收入(PGDP)和货物贸易密集度(TIN)有异方差，对此进行了修正。最后，使用软件eviews6.0对数据进行了估计，计量结果见表5。
(三)计量回归结果及解释
首先，外商直接投资对各区域影响显著；人均收入水平、区域市场规模对东部沿海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和西南地区影响显著；开放度显著影响长江中游地区、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货物贸易密集度显著影响长江中游地区和西南地区，由此可知，显著影响我国大部分区域的因素分别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人均收入和区域市场规模。另外，影响程度最大的是人均收入，而外商直接投资与市场规模对各区域的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影响的程度很小，特别是市场规模的影响更是微弱，大部分区域的市场规模增加1个单位时，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最高才提高0.0071％左右(见表6)。
其次，对外开放度、货物贸易密集度对多数区域的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影响不显著。服务贸易开放度的影响作用较不明显，说明我国大部分区域的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的水平更多的受国内因素的推动，而非借助外部动力推动其水平的提高。此外，货物贸易密集度对大部分区域的影响不显著，说明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更多地受到人均收入等其他要素的影响，但对于影响显著的区域(或省市)来说，货物贸易密集度的拉动程度比较大，如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南省参数为8.07，西南地区的广西参数为16.643，均比其他要素的影响程度要大得多。
再次，除了2006年外，区域要素禀赋对2007年和2008年各区域的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均有显著影响。2006年D1不显著，说明劳动力对长江中游地区、黄河中游地区、东北地区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影响作用与自然资源对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的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影响的均值大致相同，但到了2007年后，劳动力的影响作用比自然资源的作用的均值约高了0.142，2008年约高0.159，二年平均高0.151。而D2的数值表示，2006年技术、资金等要素对北部、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的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影响作用比自然资源的作用的均值约高0.15，2007年约高0.231，2008年约高0.229，三年平均比自然资源的作用约高0.206。可见，资金、技术等要素对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的影响程度大于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带来的影响，而且，2006-2008年D1和D2的参数增加，说明劳动力和资金技术等要素对各自区域的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作用是逐渐增强的。
最后我们发现，除了东部沿海地区的上海市有部分影响因素与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关系不符合前述假设外，其余的区域分析的结果均显示各因素对该区域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影响的关系符合前述假设。各区域具体情况分析如下：
北部沿海地区：影响该区域各省(市)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最显著的因素是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但影响的程度并不大，其次是人均收入与区域市场规模。其中，北京市是北部沿海地区服务贸易规模最大的省份，其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了该区域的65％以上，可以作为本区域的代表，其人均收入、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区域市场规模对其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的影响显著，且人均收入影响程度最大，人均收入增加1％，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的增长为0.119％。
东部沿海地区：人均收入、服务业投资和区域市场规模的影响均十分显著，且人均收入影响的程度最大，其次是服务业的投资，区域市场规模的影响程度为第三。该区域上海市的服务贸易规模占本区域的72％，基本能代表本区域的服务贸易情况。而值得关注的是，上海市的人均收入与上海市的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为负相关，与前述假设相反，即上海市的人均收入水平对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产生负向作用，而且当人均收入增加1％时，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减少0.211％。根据Chamberlin-Heckscher-Ohlin的水平型产业内贸易的垄断竞争模型，我们可以认为这表明了该区域出现水平型产业内贸易的萌芽，这说明上海市的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已经开始体现为基于消费者的需求是多样化的，以及服务品种的某些功能、性质等的差异，因而上海市的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具有水平型特征的萌芽。此外，上海市的市场规模与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显著负相关，与前述假设相反，且当市场规模增加1个单位时，产业内贸易水平下降0.00001％，表明市场规模对该市的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影响并不大，这说明上海市的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更多地体现为由产品差异推动而不是规模经济的推动，这与Lee和Lloyd(2002)[4]的研究相吻合，他们在分析OCED的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时候，发现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作为影响因素，后者得到更多的支持。
南部沿海地区：服务业的投资显著影响了广东省，其作为该区域服务贸易规模最大的省份，进出口总额占本区域的81％，当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的时候，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减少0.027％。此外，货物贸易密集度对福建省和海南省显著影响，当其增加1个单位时，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增加0.9％～5％。
长江中游地区：人均收入、开放度对该区域各省的影响非常显著，而且影响程度也较大。市场规模、货物密集度显著影响了该区域的湖北省、湖南省和江西省，此三省的服务贸易规模合计占该区域的80％以上，因而可以认为市场规模和货物密集度也显著影响了本区域的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但市场规模的影响程度最小，货物密集度的影响程度最大。
黄河中游地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了该区域河南、陕西和内蒙古三省，三省服务贸易总额占本区域的80％以上，为该区域开展服务贸易的主要省份，因而该区域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受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显著影响，且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减少0.05％～0.13％。
东北地区：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显著影响该区域的所有省份，当服务业投资提高1％，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增加0.036％～0.236％，另外，虽然开放度显著影响了吉林和黑龙江，但二省的规模占该区域不到30％，因而开放度因素的影响不具代表性。
西南地区：该区域四川、广西、重庆三省市服务贸易总额比重占该区域的80％左右，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显著影响区内大部分省份的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人均收入与市场规模也显著影响广西和贵州，相对来说，人均收入的影响程度最大。该区域的广西作为服务贸易规模比重最大的省份，其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受人均收入等4个要素的显著影响，近几年广西凭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加大了对东盟开放的力度，并在双方货物实现壁垒减免、推动双边货物贸易发展的情况下，开始削减服务贸易壁垒，着重发展与东盟的边境运输、金融等领域的服务贸易。加上广西具有较强的区位优势，多种因素使得广西的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和增长速度均为该区域的首位，其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也较高，2008年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IIT为0.94，居该区域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IIT的第一位。从表6中可知，人均收入等4个影响广西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因素中，货物贸易密集度的影响程度最大，当货物贸易密集度提高1个单位时，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增加16.643％，其次是人均收入和开放度。
西北地区：服务贸易开放度对该区域的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影响最为显著，当增加1％的时候，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平均增加2％～6％，此外，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也影响显著，当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的时候，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增加0.12％～0.46％。该区域的新疆的服务贸易规模占70％，近几年对外服务贸易发展非常迅速，但产业内贸易水平不高，2008年以产业间为主，2008年后才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主要原因是近年来，新疆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服务贸易合作，作为毗邻国家最多的省份，新疆开展服务贸易有区位优势，而且近年来加大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并曾在2008年举办了中俄服务贸易研讨会。新疆的对外服务贸易主要是运输、建筑、劳务承包等劳动密集型的项目，从表6可知，人均收入等5个因素对新疆的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影响较显著。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我国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区域特征体现为：静态上，各区域的服务贸易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北部沿海地区、南部沿海地区、西北地区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最高的是劳动密集型服务部门，东部沿海地区等区域最高的是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部门；动态上，2008年除了南部沿海地区和西北地区重要性下降外，其他区域的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在本地区的重要性明显的上升，而且，我国各区域的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均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其中，北部沿海地区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值为最高，西北地区的最低，但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对本区域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的影响的角度考察，西北地区的影响最大。
影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因素和影响程度区域特征体现为：人均收入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市场规模对大部分区域的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影响均较显著，但外商直接投资与市场规模对之影响的程度很小，特别是市场规模的影响更是微弱；对外开放度、货物贸易对多数区域的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影响不显著；除了2006年外，区域要素禀赋对各区域的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均显著影响，资金、技术等要素对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的影响程度大于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带来的影响。值得关注的是，上海市的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与部分影响因素的关系与假设不符，主要是人均收入与市场规模两个因素，表明了东部沿海地区出现水平型产业内贸易的萌芽，同时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更多的体现为由产品差异推动而不是规模经济的推动，但是目前这两个因素所起的推动作用还比较小。
对于本文的分析结果，有以下几点政策含义：
首先，由上述实证分析可知，影响我国各区域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因素各不相同，我们应根据各区域的特点，重点发展主要的促进因素，不能搞一刀切。比如东部沿海地区，人均收入、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和区域市场规模对该区域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影响均十分显著，且人均收入影响的程度最大，因此可以通过实施以收入政策为主，引资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为辅的服务贸易政策来推动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提高。
其次，外商直接投资对所有区域的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很显著，但影响程度较小，因此，我们应注重引导外资流向，调整投资结构，提高引资质量和水平加强传统服务业的技术改造，引导外资流向新兴服务业，促进传统服务业的升级。
再次，市场规模对大部分的区域有较显著的影响，但影响程度也比较微弱，因此，我们应从需求上引导人们的差异化消费来推动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在供给上，促进服务业生产能力的增长，提高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的能力，提升服务企业的竞争力，促进服务业的规模经济的发展。此外，服务业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是我国发展的现状，但在实证中我们发现，东部地区的上海市有水平型产业内贸易的萌芽，服务业的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代表了服务贸易的差异化发展的更高水平，也代表着服务业的未来的竞争力趋势，因此，应注重改善该地区的服务商品结构，推动服务业产业结构的升级。
最后，要素禀赋的分析表明了生产要素在各区域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提高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各区域应发挥本区域的要素禀赋优势，如东部地区发挥资金、技术丰裕的优势，长江中游地区发挥劳动力丰裕的比较优势等，以更好地推动区域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此外，当前我国提出把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战略举措，而现代服务业指的是在工业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主要依托高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等发展起来的服务部门，因此当前应更重视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发展服务业产业内贸易中的作用。
注释：
①本文研究的我国的区域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4年提出的八大经济区，其中，北部沿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东部沿海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南部沿海地区（包括广东、福建、海南），长江中游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黄河中游地区（陕西、河南、山西、内蒙古），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辽宁、吉林），西北地区（包括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西南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
②数据来源为辽宁省商务厅提供的各省市2006-2008年对外服务贸易数据。
③该公式来自于MM Sichei，Harmse C和Kanfer F(2007)的文章《Determinants of South Africa-U.S.Intra-industry Trade in Services：A Wild Bootstrap Dynamic Panel Data Analysis》，笔者对此稍有改动。
④有学者提出由于对方程进行OLS回归可能会使IIT超过0～100，所以提出应进行Logit变换(Lee和Lloyd，2002)，但有学者认为如果研究的目标是产业内贸易的决定因素，则没有必要进行Logit变换(Greenaway，Milner，1986)，多数学者根据此观点分析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的时候只进行了对数变换(Balassa，1987；MM Sichei等，2006)，因而本文根据数据检验的结果，结合学者们的做法，对公式进行了对数变换的设定，同时笔者考虑到取对数后，应避免因变量IIT=0时取对数无效，做出给IIT加上1并取对数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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