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的大饥荒与没收教会珍宝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俄论文,饥荒论文,珍宝论文,教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1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636(2009)04-0011-06
十月革命胜利后，经过国内战争，布尔什维克政权打败了白卫军和外国武装干涉，守卫住了苏维埃政权。然而这时候布尔什维克政权还面对数种威胁。
第一，农民因不满粮食征收制[1]而采取的武装反抗，农民起义蜂起。他们的反抗得到军队的呼应，终于在1921年春爆发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在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逼迫下，布尔什维克党取消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实行“农民的布列斯特”，从而基本上平息了农民暴动的浪潮，不过对农民这个小生产者的恐惧依然存在，害怕从小生产者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列宁多次提到“最后的斗争”，其目标依然是农民。
第二，仍然存在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威胁，这主要的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正式名称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些政党在国内战争期间曾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反对过苏维埃政权，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过布尔什维克政权，它们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的某些批评，如反对军事共产主义，反对粮食征收制，实践证明是有道理的，因而赢得社会的某些支持。对这些政党，列宁虽然曾经考虑让其合法化，但担心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危险性，最后还是决定采取镇压措施，在1922年举行了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公开审判，以一劳永逸地消除其影响。（见《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第1期郑异凡的文章）
第三，知识分子的抗拒。十月革命后知识分子在总体上被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而许多知识分子由于对革命不理解，对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有反感，对新政权往往抵制、怠工。这部分人员不容易屈服于暴力，往往坚持自己的认识和信仰，尤其是思想上难以认同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布尔什维克党也认为这些人难以改造，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这些祸害驱逐出国，阻断他们对国内的影响。于是1922年在审判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同时，采取措施把数百名高级知识分子驱逐出境。这就是史称“哲学之船”的驱逐事件。
第四，俄国是一个东正教的国家，在革命前东正教是国教，在广大群众中有着广泛的影响，这是同持无神论的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截然对立的。革命后通过了一系列的针对东正教的措施，如政教分离，使学校教育摆脱教会的影响，成立各种宣传无神论的反宗教组织，但收效不大。东正教及其大牧守在群众中仍然存在广泛的影响。为消除东正教的影响，布尔什维克政权利用1921年发生全国性大饥荒的机会，以救济灾民的名义，没收教会珍宝，暴力镇压东正教会，以获取一箭双雕之利：既打击了东正教的实力及其影响，又为国库取得一大笔资金。
本文谈的就是1921-1922年的饥荒和救荒工作，以及苏维埃政权没收东正教教会珍宝的历史。
大饥荒与救灾活动
1921-1922年苏俄的饥荒是苏维埃政权时期的三次大饥荒之一（1921-1922年，1932-1933年和二战后的饥荒）。俄国天灾年年有，有些地区经常发生旱灾、歉收或者颗粒无收。在正常年景，农民都有备荒粮，然而在粮食征收制和粮食税交替之际，他们家里一无所有，所有粮食都被征收走了。
1921年，俄国发生严重的干旱，史称“伏尔加地区的饥荒”。实际上远远超过这一地区，它遍及主要产粮区：伏尔加流域、乌克兰、北高加索，涉及阿斯特拉罕、察里津、萨拉托夫、辛比尔斯克等省，还有鞑靼自治共和国、楚瓦什自治区，乌法、维亚特卡省和马里自治区的一部分。此外政府还宣布下列地区因歉收而免税：吉尔吉斯（哈萨克）共和国、巴什基尔共和国，乌拉尔、奥伦堡、阿克莫林斯克、古里耶夫、库斯塔奈和彼尔姆省，还有克里木、乌克兰南部以及其他几个地区。饥民达3000万至3500万。饥荒最严重的是伏尔加地区和乌拉尔南部。造成饥荒的不仅仅是天气，还有粮食征收制的消极后果。由于战争、农民暴动、富农经济被彻底摧毁、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等原因，同1913年相比，1920年的播种面积从10500万减少到9 730万公顷，收成从每俄亩50.3普特降为35.8普特，粮食的总产量从385 000.2万普特降为221300.9万，减少将近一半。而1921年的春播地（除乌克兰和土耳其斯坦）仅达1920年的3/4。大牲口仅达战前水平的71%。
迄今为止统计学家中间对因旱灾引起的谷物收成的损失没有统一的看法。多数认为在10-12亿普特之间，即这一年比中等年景少收1-4成的谷物。旱灾受害最严重的是产粮省的农民：1919年1-2月至1920年1-2月，根据收支数字计算，他们每口人需要16.3普特粮食（一年，折算成谷物），而1921年2月-1922年2月只有8.2普特，减少了一半。在遭灾地区食用谷物和播种用的种子都没有。[2]在饥荒的同时，还爆发瘟疫：伤寒、疟疾等等。
布祖卢克保卫儿童非常委员会主席发往莫斯科的电报称：“我们县出现可怕的局面。饥荒猖獗：饥民吃猫、狗和动物尸体。开始吃死人的尸体。存放待安葬尸体的板棚夜里被盗抢分食。饿死者的坟墓被盗掘。从12月25日到27日埋葬了681人，其中509名儿童。饥民中发生恐慌，在绝望中人们已经不知道如何从死亡中自救。请理解这种绝境。请尽一切力量散发这份电报。请敲响警钟。请敲响警钟。帮帮忙！否则全县将荒无人烟。”[3]
据统计学家П·Н·波波夫统计，1921-1922年人口减少520万。如果考虑到每年的出生率，那么饿死的人数不会少于700万。历史学家А·К·索柯洛夫认为，有600万农户实际上消失，人口减少约800万（约占人口总数的6%）。[4]
瞿秋白在《赤都心史》中对这场饥荒做了形象的记叙：
“东俄旱灾非常之甚。俄国产麦最多的北方，除乌克兰及西伯利亚外，本部向来要算黑壤区，向来运输关系上乌克兰及西伯利亚离中央太远，全靠大俄本部黑壤区的出产。今年却刚刚是这一区旱灾，灾区非常之大。值此劳农政府努力于提高农工生产力之时，又受一大大的打击。革命战祸连年以来，饥寒交迫，今年又是如此，真可见俄国无产阶级创业的艰辛。
劳农政府设着种种方法力图救济。各机关实行赈捐，没有被灾的农村，都派人募收志愿捐助的食粮。各城市中呢，举行音乐会，演剧，募捐；学生，赤军，医生，看护妇，都热心参加。职工联合会组织募捐队，有到灾区去调查。请外国红十会来俄考察赈助。
俄国中央及各省报纸上载灾区通信：‘一堆一堆饥疲不堪的老人幼童倒卧道旁，呻吟转侧。……吃草根烂泥。……竟有饥饿难堪的农家，宁可举室自焚。……还有吃死人肉的呢。……真是惨不忍睹。政府茹苦含辛派遣火车去办移民，一切一切……’”[5]
人民委员会采取紧急措施在地区之间重新调拨谷物和马铃薯。这不能不同立法发生冲突。还在春天，中央执行委员会按照法规稳定了农业税额。而人民委员会为增加救济饥民的粮食，多次提高无灾地区马铃薯生产者的税额。这严重破坏了关于农业税的法令。经过尖锐争论，考虑到局势的非常性质，中央执行委员会只限于谴责政府行为并警告下不为例。中部地区不坏的马铃薯收成帮了点忙。
克拉辛回忆说：列宁制定的外贸的基本原则是：“只购买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尽量少买消费品。”但是，“1921年灾难性的旱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伏尔加河流域和其他几个省的饥荒，迫使我们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原则。当我在1921年夏天由伦敦返回莫斯科，来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时，我看他焦躁不安，不时抬起头来仰望阳光灼热、溽暑蒸人的天空，渴望能看到期待已久的云雨。他多次问我：‘我们能从国外买到粮食吗？协约国会允许把粮食运入俄国吗？’我们的整个进口计划被推翻了。在我再次去英国以后，我们不得不大规模购买粮食和种子（当然只能动用黄金储备，因为我们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出口贸易）。”[6]
为救济灾民，国内外社会各界纷纷提出建议，设法援助。1921年6月，高尔基倡议并牵头，会同普罗科波维奇、库斯科娃等社会名流向政府建议成立赈济饥民委员会，利用他们的影响，在国内外募集粮食救灾。列宁很重视高尔基的建议，俄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原则上同意高尔基同志的建议”，允许“社会活动家”参加。7月2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成立赈济饥民委员会，加米涅夫任主席，著名作家柯罗连柯任名誉主席，李可夫、克拉辛、卢那察尔斯基，各界名流参加委员会。委员会成立后，要求组团出国以争取国外的援助并监督救济物资的分配。国际联盟主管赈济俄国灾民的南森要求苏维埃政府允许西方代表监督粮食在俄国的分配。
苏俄领导人对此意见不一。熟悉国外情况的契切林和克拉辛表示支持组团出国，认为派团出国不仅有利于募捐，还有利于向西方借贷、租让等工作的开展。克拉辛给列宁写道：“我们不必给自己设置障碍，既然有人想出了普罗库基什委员会，那就让他去弄几百万吧。”改变政策“不仅对赈济募捐，而且对借贷问题及有关租让的谈判，都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7]泰奥多罗维奇给政治局的信中指出：“不能忽视所谓‘社会力量’所给予的实际帮助。据我所知，许多乌克兰农民就是看在柯罗连柯这个名字的份上才把粮食捐给饥民的。”[8]委员会的活动取得良好效果，大批援助物资源源运往俄国。法国作家法朗士把1921年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金捐献给俄国灾区。但是多数领导人害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的影响，洛佐夫斯基甚至认为该团是“反苏反共的自由民主联盟”，不能派这样的团出国，而应当让苏联工人阶级直接同西方打交道。[9]政治局最后拒绝了派团出国的要求，8月27日解散了赈济饥民委员会，并且逮捕了委员会成员并予以流放。10月16日高尔基也被迫移居国外“疗养”。
高尔基还呼吁西方给俄国提供援助。最早响应者之一是美国救济署，1921年7月26日救济署署长胡佛通过无线电广播答复高尔基，同意提供必要的援助，但提出一个条件，要求释放关押在俄国监狱中的美国人。8月1日俄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定：“洛佐夫斯基关于供养100万儿童的建议应予通过，即使通过谈判不能改变它提出的先决条件。”[10]8月10-20日，苏俄代表李维诺夫同美救济署代表布朗在里加就美国给予俄国饥民援助问题进行谈判，结果于20日签订了27条协定，根据协定，美国救济署于1921年10月1日至1923年6月1日在苏俄进行救济饥民的活动，美方派遣必要的人员来苏俄，俄政府保障其人员的行动自由和来去自由；为进行工作可以建立必要的机构，俄政府不干涉其工作，但有权派中央和地方的代表参与。美救济署的工作严格限定在救济工作，不得从事政治和商业活动。12月19日美救济署建议，由美方出资2000万美元为俄国饥荒省份购买粮食和种子，条件是俄政府同时出资1000万美元通过美救济署购买粮食和种子。12月22日政治局会议决定接受这一建议，给克拉辛发电报说：“我们接受布朗向您转达的美国的建议。由于饥荒日益加剧，请确定粮食送达的最近期限。”[11]12月30日在伦敦签订了美国为俄国购买粮食和种子的协定，同时还签订了关于美救济署提供价值2000万美元的粮食、种子和谷物.并在俄灾荒地区的成人中分配的协定。协定规定，8月20日签订的文件条款适用于美救济署在俄国范围已经扩大的工作。
美救济署的救济工作对缓解灾情发挥了良好作用。在获得苏俄政府同意之后，8月21日美国各慈善组织召开代表会议，11个组织签订了关于在美国救济署的领导下共同赈济俄国饥民的协议。据胡佛给美总统威·哈定的报告，初步计算共筹得善款594980000美元，共运出784659吨的粮食、牛奶、油脂、白糖和药品。到1922年年中，美救济署为苏俄采购了40万吨的粮食，所办的食堂为325万儿童和530万成人提供了食品，为居民提供了医疗服务。胡佛称，由于救援措施“与饥饿有关的死亡曾一度中止”。[12]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共和国驻国外援俄组织代表卡·兰德尔关于美救济署工作的报告中也说，“这些救济对我们有好处”。
但苏俄当局对美救济署的活动始终不放心。[13]苏维埃政府对美救济署人员的活动保持高度警惕，派契卡人员严密监视。1923年4月12日，俄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美救济署问题，决定自1923年6月起停止美救济署在苏联的工作。1923年6月21日，政治局决定，“由人民委员会做出致谢的决议，并以恰当的形式授予哈斯克尔”。[14]
1922年7月10日，移居国外的高尔基致信美国亚当斯女士，高度评价了美国的救济工作：“美国有权为自己的儿女骄傲，他们在辽阔的战场上，在传染病肆虐的、孤独的和人吃人的环境中，如此无畏而出色地工作。这件工作除了具有拯救数百万即将饿死的居民的直接任务外，照我看还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它在俄国人心中唤起被战争扼杀的人性的感觉，恢复已破灭的各国人民友爱的理想，实现各民族友好合作的愿望。”[15]
苏维埃政权还寻求国际无产阶级的救援。1921年8月2日列宁发表《告国际无产阶级书》，说俄国一些省份发生了饥荒，这次饥荒“只是略轻于1891年的灾荒”，呼吁国际无产阶级提供援助。[16]成立了国际工人饥民救济会。在其帮助下从不同国家向苏俄发送了价值25 000-30000万金卢布的120百万普特的粮食。[17]1921年9月2日，列宁在《关于欧洲工人的捐款》中写道：“中央委员会特别重视在欧洲工人中大力开展的捐献一天工资的宣传鼓动工作，认为这是救济饥民的最好形式之一。”[18]
与此同时，国内也组织了大规模的救济运动。8月2日列宁发表告乌克兰农民书，说“今年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获得了大丰收。但伏尔加河流域却在闹饥荒，那里的工人和农民正遭受比1891年的大灾荒差不了多少的灾荒，他们期待着乌克兰农民的帮助。”[19]
向最严重的地区提供了1200万普特的种子作秋播用，3150万普特供春播用。折合成谷物，国家给饥民提供2200万普特粮食。苏维埃社会团体给灾区提供了1060万普特粮食。红军从自己的口粮中节约出约100万普特。据专家计算，这些措施拯救了330万人。约100万人转移到条件较好的地区。
没收教会珍宝和反宗教活动
俄国多数居民信奉东正教。1914年有11700万居民信教，有5万多司祭和助祭。俄罗斯东正教会管辖35 000个初级学校，58个中等宗教学校。1917年11月5日地区主教会议选举吉洪为莫斯科和全俄大牧首，这是1700年彼得大帝取消大牧首之后首次恢复了大牧首的设置。
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已经开始实施“世俗国家”政策，把教会学校划归国民教育部管理，取消必须讲授神学的规定。十月革命后，继续实施宗教和国家分离，并且走得更远，要建立“无神论国家”。
土地法令规定没收教会土地，从而摧毁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经济实力。1917年12月11日人民委员会决定，教会学校划归教育人民委员部，与此同时，其动产和不动产（房子、地块、图书馆、有价证券等等）也转交国家。1918年1月23日（2月5日）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信仰自由、教会和宗教团体”的法令，规定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取消教会和宗教团体的法人地位，宣布所有教会财产，包括建筑物为人民财产。
在国内战争期间，俄罗斯东正教会采取政治中立立场。1919年10月8日，大牧首吉洪在信中禁止教会人士站在白方、公开支持他们。
1919年苏维埃政权到处开展检验圣骸（圣徒的干尸）的运动。1919年2月司法人民委员部就此通过专门决定。检验工作由专门委员会在神职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如果发现圣骸没有完整保存，就会被当作无神论的宣传材料。到1920年秋一共进行了63次公开的检验。信徒和教士反抗招来的是逮捕、审判和流放。
在1920年代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破坏俄罗斯东正教会在群众中的影响，这是一项争夺群众的斗争。1922年5月托洛茨基给政治局委员的一封信说明他们对教会工作的重视。托洛茨基在信中批评了《真理报》和《消息报》工作不积极，指出“整版整版谈论热那亚的无谓小事，与此同时却把俄罗斯人民中的深刻的精神革命刊载在报纸的边边角角上。”列宁看到托洛茨基的信，把这些句子划上着重号批道：“对！1000次对！打倒无谓小事！”[20]
1922年初，苏维埃政府决定没收教会的珍宝以“赈济”灾民，这一措施引发了教会同当局新的冲突。
爆发灾荒后，东正教教会在1921年7月已经开始救助饥民的工作。8月，东正教大牧首吉洪宣布成立全俄教会救济饥民委员会，呼吁世界人民和东正教徒援助濒临饿死的饥民。8月22日，莫斯科和全俄大牧首吉洪发布赈济饥民的呼吁书：“饥民和病人的苦难无法描述……灾难造成的牺牲无法统计——救救那些总是帮助他人的地区！”1922年2月6日，发出第二次呼吁。
教会在短时间内募集到大量财物用于救济，并同中央赈济饥民委员会建立了联系，制订了东正教会参加救助饥民事业的《规章》，并得到中央赈济饥民委员会的确认。教会代表同当局代表А·Н·维诺库罗夫达成协议，教会捐助的救济饥民的珍宝必须不是祈祷用品。《规章》第11条认定，“教会对饥民的捐助还包括教会的珍品，后者要根据特别制订的条例来捐赠、清点和转交给中央赈济饥民委员会”。但后来这第11条被取消了。吉洪大牧首在致加里宁的信中指出：教会保存的是从远古留存下来的有着珍贵意义或历史意义的教会珍宝，我们希望为未来岁月而保存它们。相反，凡不具这种意义的教会珍宝，则马上让教士们拿出来帮助饥民。[21]
1922年2月2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定称：“鉴于迫切需要迅速动员国内的全部资源同伏尔加流域饥荒的斗争，以及为了在该地区播种，作为对没收博物馆财产法令的补充，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要求各地方苏维埃在本决定公布后的一个月内从按照清单和合约交给各种宗教信徒团体使用的教会财产中没收不会严重损害祭祀利益的所有黄金、白银和宝石制成的珍宝，上交财政人民委员部机关，有特殊使命中央赈济饥民委员会金库。”为实施这项工作，责成在每个省成立由省执行委员会、省赈济饥民委员会和省财政局的负责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名委员担任主席。决定规定必须吸收信徒团体的代表参加修改合约和没收珍品工作。2月28日公布由中央赈济饥民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和司法人民委员库尔斯基签署的没收教会珍宝细则。各省都成立了没收教会珍宝委员会。没收的珍宝上交莫斯科的国库。[22]
吉洪大牧首曾提出自愿交出部分珍宝给饥民救济基金库，建议被拒绝。但到1922年2月教会还是征集了892.6万卢布，此外还有一批珍宝和粮食。
1922年2月15日，大牧首吉洪在致教徒的信中写道：
“在政府报纸对教会领导人进行激烈的攻击之后……为赈济饥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没收教堂的所有教会珍宝，包括圣器等等教会供奉用品。从教会的观点看，这种行为是亵渎神圣……
鉴于局势极其艰难，我们认为可以捐献教会中非圣物和非供奉用品。我们号召教徒现在捐献……但是我们不能赞同没收教堂中的祝圣用品（哪怕是通过自愿捐献），教规是禁止把它们用于非供奉目的的。”
上沃洛乔克的教徒代表团曾向当局提出以缴纳粮食代替教会珍宝，得到的回答是：“不需要粮食，只要黄金。”1922年5月中央执行委员会拒绝了梵蒂冈用任何货币购买被没收的圣物的建议。
不久，政府决定撤销全俄教会救济饥民委员会，征用已募集的财物。开始了为救济饥民而大规模没收教会珍宝的运动。
没收教会珍宝的行动导致同各地教徒和群众的冲突。1922年2月2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没收由教徒集团所掌管的教会珍宝的办法”的法令，同日颁发实施细则。
弗拉基米尔省的舒亚城据此成立了工作委员会，开始没收当地教会的珍宝。1922年3月15日，在舒亚城大教堂广场发生人群攻击民警局和红军战士的群体事件，在驱散人群过程中有5人被打死，15人受伤住院，其中有一名红军战士。
3月19日，列宁就此写道，“鉴于舒亚发生的事件必须马上根据这方面总的斗争计划作出坚定不移的决定”，列宁认为目前是没收教会珍宝的最佳时机，因为极为严重的饥荒可以使广大农民群众产生同情的情绪，“我们可以（因此也应该）用最猛烈、最无情的力量去没收教会的珍宝，对任何对抗都进行坚决镇压”。[23]列宁提出，“应枪决舒亚城中很大数量的最有势力最危险的黑帮分子”，“还要枪决莫斯科和其他几个宗教中心地区的黑帮分子”。“枪决的反动神职人员和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越多越好。”[24]
3月20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建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派遣一个工作委员会去舒亚城。工作委员会经调查认为，该县没收珍宝的工作是正确的，但在准备工作和维护社会秩序方面不够有力，建议立即结束此项工作，惩办肇事者以儆效尤。同日，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托洛茨基提出的关于没收教会珍宝的法令草案，草案经修改后通过。法案规定，宣传鼓动要具有完全是为赈济饥民进行的性质，而不是任何反宗教反教会的性质。莫斯科没收珍宝的工作不得迟于3月31日开始。
除舒亚之外，在很多地方都发生了骚乱和冲突，有记录的这类事件达1414起。反对没收教会财产的神职人员和教徒遭到起诉和审判。在莫斯科、彼得格勒、舒亚、伊万诺夫－沃兹涅先斯克、斯摩棱斯克、旧鲁萨、辛菲罗波尔等地举行了对抵制没收的神职人员的审判。在舒亚有19人被判刑，其中3名神甫被判死刑。
1922年5月8日，莫斯科法庭举行审判，在54名被告中判处11人极刑，4人监禁5年，13人监禁3年，10人监禁1年，14人释放。[25]同日，加米涅夫向政治局提出撤销法庭判决问题，政治局没有同意他的意见。被判处极刑的被告人向最高法庭的终审上诉部上诉，终审上诉部决定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减轻对被告的判决。[26]5月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拒绝被告神甫赫·纳杰日金、华·索科洛夫、马·捷列金、谢·季霍米罗夫和亚·扎奥泽尔斯基的请求，维持革命法庭的原判。对其他6名被判处极刑的被告，将革命法庭的原判改为剥夺自由5年。”5月11日，加米涅夫再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赦免被告的问题，会议通过托洛茨基的建议：“中止执行判决”。5月14日，托洛茨基提交他的结论性意见，认为没有材料表明可以减轻对纳杰日金等5名被告的判决，对另外6名被告减刑的根据，“完全是考虑到尽可能少地损害判决的实质（这个判决对这11人来说是正确的），尽可能满足进步的神职人员的请求”。5月18日，中央政治局同意了此结论性意见。[27]俄罗斯东正教会大牧首吉洪被软禁在顿斯科伊修道院，后被逮捕关押。
1922年6-7月，彼得格勒对86名僧俗人员进行审判。10人被判枪毙，中央执行委员会赦免了其中6人，以彼得格勒都主教维尼阿明为首的4人被处决。[28]
对教会人士的审判遍及全俄。1922年总共有231起案件，732人被判刑。在1921-1923年间共有1万多僧俗遭迫害，约2000人被判处死刑。
通过没收珍宝运动共获得33普特黄金，24000普特白银，14普特珍珠，35000个琥珀和钻石，71000个其他宝石和29000卢布的金银币。[29]
实际上，没收珍宝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赈济饥民，而是充实国库。对此列宁在一封绝密信件中写道：
“我们务必用最坚决最迅速的方式去没收教会的珍宝.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几亿金卢布（应该记得某些修道院和大寺院的巨大财富）。没有这笔基金，任何国家工作，尤其是经济建设都是完全不能设想的。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掌握几亿金卢布（也许是几十亿金卢布）的基金。而这一点只有现在才能做到。各种考虑都表明，以后我们再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除了极为严重的饥荒，任何别的因素都不会使广大农民群众产生同情我们的情绪，或者至少不会使这些群众在我们没收珍宝的斗争必然大获全胜时保持中立。”[30]
在大饥荒中布尔什维克党需要作出选择：或者不顾一切地把拯救灾民放在第一位，接受国内外一切可能的救助，这就要冒国内外一向被看作敌对势力影响扩大的危险，美帝国主义分子、怀反革命情绪的各界人士、一直受到打压的宗教界人士会因为从事救灾活动而恢复在广大居民中的影响，这是布尔什维克党所不愿意看到的。另一种选择就是竭尽全力缩小他们救灾的影响，甚至拒绝他们给予的帮助，苏维埃政权采取的基本上是后一种选择——对美国的救济进行严密监视和限制，到一定时候中止其援助活动，对各界名流们的救灾活动不仅不予接受，反而迅速采取查禁的措施，而对教会发起的救灾活动不予承认或支持，而是采取没收其珍宝的措施，这样不仅能够防止它们通过救灾恢复在教徒和居民中影响，而且通过没收珍宝既打击了教会势力，还为国库增加大量财宝。
客观地说，在苏联发生的三次大饥荒中，1920年代的这次救灾工作做得还算是好的，当局公开承认饥荒的存在，并采取了某些救灾措施，打开了国门，接受外界包括“帝国主义美国”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灾难的致命后果。但是对“敌对势力”扩大影响的担心，对外国援助的不放心，缩小了援助的规模，影响了救济工作。而借救灾之名大规模没收教会珍宝，虽属经济建设所要求，但此举侵犯了信仰自由，破坏了宗教文化，人为地制造了大量本来可以避免的群体事件，加剧了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