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模式新解：鸟笼结构的嫁接式改革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式论文,鸟笼论文,中国论文,新解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传统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将转型国家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看成是一个既存制度、文化环境与导入的市场制度的两个方面不断磨合、整合的过程。在导入制度与本土的制度、文化相结合中，探索出一条本土化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按照这个思路的市场经济改革就会走向“先立后破”改革之路，即在现有制度的框架中，根据改革的需要，不断导入新制度，在新旧制度的不断整合中，不断地创造新制度成长条件，渐进地实现新旧制度的交替。这样一种改革模式，就是被中国经济学界称作“渐进式的增量改革”，用形象的比喻讲，属于“嫁接式改革模式”。
另一种选择是将建立的市场经济的过程看成是西方市场经济整体还原过程。认为西方经济学给定的理想市场模型，是唯一可选择改革模式。只要按照这个理想模型来建立市场经济，自然会获得市场经济带来的高效率增长。按照这个思路，市场经济的改革就会走向“先破后立”的改革之路。为了创造出与理想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政治与文化环境，就必须对现存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进行先破后立的改革。这就是经济学界所讲的激进式“存量改革”，或者说是一种“制度移栽模式改革”。中国的改革模式属于典型的“嫁接式改革模式”，而俄国的改革属于典型的移栽式改革。
一、华盛顿共识与“华盛顿陷阱”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初始阶段，是首先启动经济改革，还是启动宪政改革，这是一个决定改革走“移栽模式”，还是走“嫁接模式”的逻辑起点问题。不同的选择会把改革导入不同的路径和不同的改革模式中。在中国改革初期面临着两种改革逻辑的选择，一种是西方的改革逻辑，或者称“华盛顿改革逻辑”，另一种是中国特色的改革逻辑，或者称“邓小平改革逻辑”。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这些主张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随后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轨国家硬性推出这套经济改革政策和措施。这个政策建议得到美国财政部和华尔街的大力支持。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制：市场经济以私人产权为基础，计划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市场经济以市场定价机制配置社会资源，计划经济以计划配置资源。除此之外，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还有一个根本的特征是计划经济体制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受到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的控制。严格地讲，计划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控制计划、计划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也许正是针对计划经济的这个特点，形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对转型国家市场改革的逻辑设计：既然要将市场经济制度导入到计划经济体制，使市场发挥对社会资源配置的作用，必须以意识形态和政治改革为起点，解除政治对经济的控制，在此条件下启动经济体制改革才成为可能。从纯逻辑上看，这个市场改革的逻辑是没有问题。这个逻辑可描述为：
从表面上看，主流经济学所设计的改革线路和逻辑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将这个理论逻辑导入到改革的现实的历史过程时，在“华盛顿逻辑”的背后则存在着一个华盛顿逻辑的陷阱。
计划经济国家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一旦从政治开始，不可避免地就会把计划经济国家经济发展的所有错误，归结为政治选择的错误。围绕纠正政治选择的错误，所引发的政治改革就会变成新政治体制的再造。对原有政治体制推倒重来的同时，也必然会彻底推倒原计划经济的管理系统。由于新政治体制与政府管理体制的再造在短时间内无法实现，而市场经济调节机制也不可能马上建立起来，社会资源配置在既没有计划约束，也没有市场调节约束的情况下，出现社会和经济管理体制真空，由此带来的不是经济增长，而是整个国家经济就会陷入高度无序的瘫痪状态。
华盛顿陷阱使转型国家不仅要付出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再造代价，同时还有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因为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把计划经济体制错误归结为政治制度选择错误的同时，也意味着与社会主义相关联的民族历史选择的错误，由此引发纠错活动，还会超出政治和经济领域，延伸到所谓历史纠错的民族问题领域。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的改革陷入的就是这样一个陷阱。
在华盛顿设计的市场改革逻辑中，根本没有谈到他们所推荐的理想市场经济所要付出的社会代价是什么。是他们没有想到，还是出于意识形态而故意设下的陷阱，不得而知。但是在客观上，按照这个模式进行改革的国家大都陷入到了他们未曾预料到的困境中。
二、“邓小平逻辑”与中国“嫁接式改革模式”
在中国改革的初始阶段，也面临启动经济改革不得不涉及政治的问题。但是，启动中国经济改革遇到政治障碍的解决，并没有像俄罗斯那样通过政治制度再造来解决，而是通过对原有意识形态的调整而解决了启动经济改革意识形态障碍。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党在新时期工作重心向以经济建设转移的重大战略决策，对这个难题给予了最简单和最有效的解决。
从这个意义上讲，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不仅仅是一个中国政府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本质上是执政党对传统意识形态的重大调整和新的补充。如果将工作重心转移理解为中国在新时期的新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就容易理解中国如何成功地解决了计划经济国家面临的改革难题。中国改革最大的秘密是通过意识形态的调整，不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本身，实现了政治为经济改革服务的转变，由此跨越的政治体制障碍，启动了经济体制的改革。或者说，中国经济改革不是简单地通过政治体制再造，而是通过对意识形态的调整，使中国的改革成功避免了政治重建的陷阱，走向了低成本高收益的成果改革之路。
由此可以发现在邓小平的改革思想中，包含这样一个中国的改革逻辑：
通过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将中国社会导入到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改革之路，应当是邓小平理论中最具有大智慧的一个思想。
中国不仅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改革之路，而且建立了一个独特的改革结构。按照中国建立嫁接式改革模式的要求，需要处理一系列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作用的因素。在具体改革中，对稳定与改革、生存与发展、政治与经济、增量与存量等一类列问题，则在建立的两极锁定，中间搞活的鸟笼结构中给与了解决。
两端稳定，中间搞活，三级链动结构示意图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在启动改革过程中，中国选择从高端意识形态调整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确立，到底端中国农村承包制改革，是其最具有创举的两大改革。正是两个系统的改革，不仅成功启动了中国的改革，而且是将中国改革导入成功之路的奠基工程，使中国的嫁接改革模式完成了从理论模型到操作运行体系的转换。正在这个鸟笼结构中，在明确界定中国改革开放可能性边界的范围内，实现了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制度资源与组织资源、传统体制与新体制的最优整合和改革收益的最大化。
一是以意识形态调整和改革方针确立为支点启动高端改革，是使中国改革获得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此项改革廓清了改革的观念障碍、明确了改革的方向、界定了改革不能突破的上限。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个信仰问题，与此相关联的是经过几十年建立起来的一个庞大的物质系统和社会组织系统的社会资源如何得到保护问题。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国社会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制度转化成本。且不谈资本主义制度是否比社会主义更优越，仅仅是这种制度转换的成本足以使中国的经济倒退10年。中国在改革启动之初，面临一念之差的选择，选择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仅节省了巨大的制度转换成本，还可以此为改革提供难得社会秩序和社会资源。如果不选择坚持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就会陷入一切推倒重来的陷阱。
二是将农村改革作为改革起点，不仅成功地选择了最需要改革群体作为改革主体，也找到了改革最大内在动力所在。由此使农村改革成为中国改革成本最低、收益最大的改革。在传统计划体制下，城市和工业是计划体制强控制区域，而农业和农村恰恰是计划经济控制的薄弱区。同时城市和工业领域群体又是计划经济的收益者，而农民则是计划经济最大受害者。因此农民这个群体对改革需求最强烈，农村作为计划经济的薄弱环节，也是改革最容易突破的地方。中国改革选择农村作为改革的突破口，也就找到了改革内在动力最大、最容易取得成效的领域。
三是上端与下端的改革对中国整个改革作用，更多表现在这两项改革所产生的“链动效应上”。正是上端的改革，廓清了观念和传统意识形态障碍，才使农民成为敢于冲破旧体制最早的改革者，同样正是社会高端是中国改革启动者和思想解放先导，才使农民的最初的创造性改革得到了中央的认可，使民间改革变成了政府支持和引导的有组织的改革。1984年农村改革取得了显著效果后，形成的对全社会的示范和激励效应，由此引发中国改革从两端向中间深入。城市和企业的改革的启动，又形成对政府改革的推动，政府与企业之间互动改革的形成，使起始于上端和下端的改革深化为中心搞活的改革，构成中国改革全面激活。从高端到下端，再深入到中间的改革过程，成为中国改革最佳的选择。
从上述分析，可以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作为中国改革的启动阶段。在这个时期，通过上端和下端改革，启动了中国的改革。从1984年启动城市改革开始到1988年，中国改革全面激活，使中国改革进入改革黄金时期。正是在这一改革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结构，这就是两端稳定、中间搞活的鸟笼结构。在这个鸟笼结构中，使中国改革遇到的改革与稳定、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农村与城市等多重关系，得到了很好解决。
三、中国改革模式的局限性与高端嫁接模式的再造
经济改革就像发射火箭一样，需要多级推动才能进入预定轨道。两端锁定、中间搞活的鸟笼改革模式，是适应中国改革初期的需要而建立的。随着时间推移，当鸟笼中的鸟不断长大时，就有一个改革模式转换和重建问题。这个问题在90年代末开始显现，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80年代形成的改革模式框架，已经成为严重约束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障碍。最大问题就是80年代界定的改革开放空间已经不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1.中国嫁接式改革面临的两大难题：“政府悖论”与“自我锁定”
一是在利用强政府组织资源的过程中，面临“政府悖论”的难题。中国改革在利用强政府组织资源中，需要付出的另一个代价是在改革后期遇到的“政府悖论”。一方面，嫁接式改革需要一个有权威和有调控能力的强政府，但另一方面，政府推动的市场经济制度建立的过程，同时也是要求政府不断退出对经济干扰的过程。由此形成了嫁接式改革中必然遇到的“政府悖论”，有权威的政府既是建立市场经济必须的条件，同时又是市场经济发育的威胁和障碍。从理论上讲，解决政府悖论的最好的办法，是在政府的作用范围上，界定好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在时间上，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政府适时退出，解决好政府的越位问题。但在改革实际中，由于政府的行为受到对既得利益和自身利益的保护，政府很难在该需要退的时候退出。特别是在政治改革滞后的情况下，制度悖论往往成为滋生腐败、官商结合形成垄断集团利益的原因，这种情况越是在改革的后期越明显。
二是嫁接改革的后期，会遇到动力缺乏、自我锁定困境。在强政府主导下的嫁接式改革，是沿着从传统体制的外围向核心、从经济向政治、从民间到政府的顺序进行，这是一条从易到难、从局部到整体的改革之路。这种改革程序的好处是从易到难的改革，可以使前期改革的经验积累，不断成为激励后期改革的动力和深化的条件。随着改革难度的增加，也是改革经验积累的过程。
但是在这个改革过程中，也容易形成另一种困境。对前期低成本改革成功经验的依赖，降低了对后期成本的承受力。特别是对既得利益的保护，形成对改革后期攻坚的障碍。特别是后期进入政府自身改革和政治改革过程中时，受到政府悖论的作用，在缺乏外力作用的情况下，容易陷入改革动力不足、自我锁定的困境。
2.鸟笼改革模式不适应改革发展的新要求
一是在土地联产承包制基础上建立的下限边界，目前无法承担保障农民利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保安全、抗风险功能。
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发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5个“一号文件”，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这个时期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国全局改革发展最好时期。从90年代以后，中国农村改革红利则逐渐变成了赤字。中国农民的问题不仅是农民本身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全局的问题。
二是改革开放以来，以四个坚持为内容界定中国改革不能突破的上限，也不适应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需要。建立中国改革新的上限边界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就是从“防御性坚持”向“建设性坚持”转变。
在改革20年中，在意识形态微调的情况下，只要做到坚持，守住这条防线，避免由此引发连锁性的制度转换就可以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确立，就有一个如何从更高级层次，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制度的高端嫁接问题。
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约束新边界：环境与能源的挑战。一方面处于发展中的中国有着强大增长需求，另一方面，脆弱的环境和有限的资源构成的自然边界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严重约束。在生存层次上的粗放式的对自然资源掠夺性开采，造成的森林破坏、水土流失、土壤退化、沙漠化扩张等，形成的威胁已不仅仅是工业化发展的问题，而是我们起码的生存的可持续问题。
鉴于上述原因，中国改革处在新模式再造的转型期，如何实现从低端嫁接向高端嫁接的转型，是未来中国面临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