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下的机遇与挑战——30年中国金融体系的结构性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性论文,年中论文,机遇论文,金融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30年前，中国作出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选择，即由封关锁国式的“自力更生”发展模式转向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彻底融入全球化的新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转型不是单纯解决计划管制体制的经济效率低下问题，而是一个人口总量居世界第一、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由种种内生因素推动的包含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层面内容的制度性转型。在这一制度转型过程中，中国采取的是渐进主义的过渡方针，并在诸多体制方面分清轻重缓急，将经济体制改革和生产力发展始终摆在优先位置的策略，这使得中国几乎在未发生任何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就平稳地创造了连续30年平均每年GDP保持9.7％增长率的经济成长神话，中国已经从一个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人均GDP不足200美元的穷国成为贸易量和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三、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的经济大国。在反映综合国力的金融指标上，中国的进步更是惊人：1978年全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只有210.6亿元，人均21.9元，至2007年底全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17.6万亿元；1978年国家外汇储备总额只有16亿美元，而2007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已超过1.5万亿美元。这些指标说明，30年的改革开放和制度转型，不仅使中国成为经济大国，而且也成了金融大国。
无论是经济大国还是金融大国，都只是对中国经济总量和金融总量现状的简单描述。我们都知道，“大国”和“强国”之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因此，我们在为过去30年经济发展成就自豪和骄傲的时候还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仍然处在一个上升发展阶段的十字路口上。我们必须确定一个十分清晰的战略目标并选择正确的发展路径才能少走弯路，力争在下一个30年中顺利实现由经济、金融大国向经济金融强国的转变。
尽管中国存在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不协调以及经济发展与文化价值观改善不协调等一系列问题，但眼下仍然应当将主要精力放在深化总体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面，这一任务的完成要以体制的不断改善和资源配置方式的继续调整为基本手段。在本轮全球化中，金融已成为资源配置和要素流动的牵引性因素，因此，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的改革在中国下一轮的经济改革中应居于核心地位。
金融改革开放的实践路径和逻辑结果
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不再从事存贷款业务而转化成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执行和金融机构监管职能，这是中国金融改革的真正起点。与1978年开始的总体经济改革时间起点相比，金融改革的起步时间大约拖后了六年。在1984至1990年的七年时间里，中国金融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对银行业进行分业性机构设置即在中央银行之外形成了工农中建四个专业银行，而中央银行在当年的价格改革、严重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形势不稳定条件下，主要以寻求货币供给的稳定性控制为政策目标。当然，在当年，这一政策目标的落实也只能诉诸各商业银行贷款规模指标性管理办法。1991年，中国建立了两个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地出现在中国金融改革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打破了国家垄断银行业条件下单一间接融资模式，为有上市潜力的公司提供了一个公开的制度化的融资平台；苛刻的上市条件及上市公司监管要求对中国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改善公司治理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股市所蕴含的财富效应和投资风险令许多中国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水平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最重要的还有，中国在当年决心建立股票市场实际上是在根本经济制度上的一次革命性选择，即私有制和混合经济制度已被决策层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两个证券交易所成立的第二年即1992年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讲话，这个讲话为中国1993年开始选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目标模式定下了基调。但同时，由于邓小平提出“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的说法被金融业房地产业当成了放松管制的信号，因而从1992年上半年开始出现了全国性的投资热股票热和房地产热，这直接引发了1993年6月开始的金融房地产的清理整顿。当时仅从金融业来说，全国首先关闭了20多个场外交易中心，资本市场的发展速度大幅放缓，银行业的改革也处于徘徊状态。在这段时期惟一值得称道的是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
可以认为，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中国金融改革取得长足进步的起点。由于实行资本项目管制以及主权信用支撑下的基本银行体制，中国得以成功地抵御了横扫东亚的金融风暴，按照当年中国银行体系不良资产比重和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中国金融业所面临严峻形势程度已远远超过日本、韩国，甚至也超过了俄罗斯，但中国在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条件下硬是撑过了这场使得许多东亚国家经济出现严重衰退的金融危机。从当年的经验说，除了上面提到的资本项目管制和主权信用坚强这两个前提外，中国决策层自1998年开始采取的一些强硬性改革措施也在防止亚洲金融危机传染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措施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大致有三点：一是用指令性方式迫使大型商业银行每年必须降低不良资产比率至少3个百分点，将金融特别是信贷业务方面的责任诉诸刑法，这迫使各商业银行加强内部风险控制和岗位责任追究制度；二是利用股票市场为大型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和财务脱困服务，在当年按地区和部门分配上市指标(或家数)的措施下，监管部门允许国有企业可以用以好带次的方式进行“捆绑上市”，这种做法虽然给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但从短期效应说，确实对改善金融危机时期的实体经济部门的状况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三是宏观管理权特别是大型金融机构的干部任命监督权力上收专门成立了“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从组织上政治上保障了中央号令执行的顺畅问题。
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从2000年开始真正加速。促使改革开放加速的契机是1999年4月开始的中国政府与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国政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其中于1999年12月11日与美国政府签订的双边协议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中国同美国的谈判内容对发达市场国家的多边谈判内容覆盖率可达80％以上。确定了加入WTO的过渡期、时间表后，中国政府在金融业这个最重要的开放领域中采取了一系列大胆而不失稳健的改革开放政策，当然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对银行业的改革和开放。按照当年的谈判结果中国首先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地位争取到了五年过渡期。在对外开放步骤上，中国采取了先进行金融市场开放再根据国情逐步放松资本项目管制的策略。在2006年12月11日的WTO过渡期结束时，检验中国金融开放和改革的成果，我们可以用“非常成功”来进行评价，而成功的标志大体有四：
1.中国的银行业已从1997年因不良资产过高(大约达26％)的所谓“理论破产”境地，转变为全球业绩增长最快、整体环境良好、财务指标健康、股权受到全世界投资家追捧的金融产业之一。
2.中国的保险业近年来始终保持了市场率先开放的势头，2002年时，中国境内的保险机构只有42家，到2007年12月保险机构总数已达120家，对外资开放度明显高于银行业和证券业，国民保险深度及保险机构的自身素质已明显提高。
3.证券市场至2007年已成为全世界投资者最看好的金融市场之一。自加入WTO之后，中国就把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建设、法律法规基础设施建设当作重点任务，2006年开始成功进行的股票全流通制度改革在提升投资者信心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使中国股市总市值在2007年12月达到32.71万亿元，位列全球第四。
4.中国已在20多年的时间里始终保持着世界数一数二的高储蓄率，每年城乡居民户储蓄保持16％以上的递增速度。外汇储备至2007年12月底已超过1.5万亿美元，使中国从一个积弱不振的金融角色成为国家金融市场上最有实力的玩家之一，并从2007年开始通过主权财富基金的形式参与全球性投资活动。
在亚洲金融危机刚刚爆发时，全世界最大的担心是中国能否幸免于难，因为中国当年银行业的不良资产比重已远远超过惨遭金融危机袭击的日本和韩国等国家银行业的不良资产比重。结果，中国不仅成功抵御了金融危机的传染，而且还使中国的金融市场成为最受全球投资者青睐的市场，使中国的金融机构成为最受国际投资人(财务投资人和战略投资人)追逐的投资目标。
中国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人都十分看重中国的资本项目管制，认为资本项目管制是隔绝世界性金融风险的一堵高墙。其实，中国金融业在1997年以来的全球性的金融动荡中之所以能平稳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关键还在经济的某些基本面要素和正确的改革策略。
中国经济基本面中最重要的元素是超稳定的政治社会结构背景下的持续高经济增长率，这是许多国家都不具备的金融环境条件。我们业已看到，在世界上有许多具有超稳定政治社会结构的国家根本无法实现高经济增长，这些国家中的发达工业国家，如果经济增长率每年能达到3％左右，就算是非常高的经济增速了。还有许多国家，虽然能够实现较高的增长率，例如年GDP增速可达6％以上，但国内政治社会却始终存在不稳定因素的威胁。从一般经验看，政治社会的潜在风险又常常是使国际投资者望而却步，致使国内金融难以健康成长的关键原因。自1979年以来，在连续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7％，始终保持着世界第一的纪录。可以认为，连续30年的GDP年均增速世界第一为中国金融业分享高经济增长红利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条件。而超稳定政治社会结构、巨大的内需潜力、低要素成本在可贸易商品市场上的竞争力以及中央政府、地方制度和企业等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具有的持久扩张冲动等内部因素与全球化条件下的外部市场空间、资本要素流入等条件相结合，又是创造中国30年持续高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可以断言，只要这些条件仍然在发挥作用，中国就会继续维持10年至20年的高速成长。
按照近几十年来的国际经验，金融市场在工具日益复杂化、虚拟化的条件下常常会形成自己独特的运行规律，因此，即使和实体部门运行联系紧密的传统金融行业也会有自己的特殊性，即：实体经济部门的运行状况常常取决于实实在在的供给和需求对比现状及走势，而金融业在发展中是否健康平稳常常取决于人们的信心、预期和种种不确定性。金融的基础是信用，而信用的最后基石是信任。总结中国自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金融改革和开放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在降低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方面正是熟练地运用了信任—信心—稳定预期这个对金融部门稳定运行至关重要的规律才创造了化险为夷的奇迹。我们还是以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占绝大比重、且在1997年被国际国内一些人讥讽为“从理论上说已破产”的银行业为例。1998年，中国想出了一个用“财政注资”2700亿人民币补充几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并使之核心资本比例勉强达于8％左右的办法：以国家财政的名义发行特别国债，用被注资几大商业银行吸收的存款来认购这些国债，然后再将这种“募集”概念下的钱放在几大国有商业银行账簿上的核心资本科目上，然后向全世界宣称，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核心资本比例已接近巴塞尔协议要求的最低水平，结果自然是积极的，国内国外都认为中国的几大银行从核心资本比例角度看已处于安全状态。从这一“注资”行动的逻辑关系可以看出，从被注资银行的账上拿出一笔钱转移到这些银行账目的另一个科目上只是形式上变动了原有银行与存款及国家财政之间的付息关系，并没有从银行外部引入新的货币，这个注资行动就宣告完成。其间真正起作用的已不是货币和资本而是市场参与者对中国国家信用的信任，由信任产生了信心，信心又进一步稳定了市场预期，如此而已。不过，这种充满调节艺术的政策手法一般来说只能运用一次，到了2001年，当中国中央政府决定对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财务重组进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时候，这时的注资就只能靠真金白银的流入来实现财务重组目标了。我们都知道，中国是采取了先成立一个公司“汇金公司”，这个公司直接作为国家外汇管理局的附属单位，然后这个单位再直接运用从国家外汇储备中拿出的450亿美元注入到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这样通过不良资产剥离和国家注资，就为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奠定了前提。
在中国金融业由高风险和极度脆弱状态转变为充满活力健康发展状态的过程中，向国际投资人开放市场、中资金融机构引入境外战略投资人和财务投资人，虽然在国内充满争议但却是2001年以来最为成功的金融改革开放实践。
按照中国加入WTO协议，金融市场开放当然也包括中资金融机构股权市场的开放。为稳健起见，中国在经历了一些争论之后最后将银行股权的外资进入比例锁定为25％的上限。不过，即使境外投资者的股权比例只占1/4，这种由中外出资人形成的新的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也对中国银行业包括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公司行为乃至于整体金融体系的运行状态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积极影响。中资金融机构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问题自2005年8月开始就在国内引起十分激烈的批评，当时的背景是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特别是入股银行类机构的投资者以较低的价格在非公开发行阶段购得了这些机构的股权，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随着某些机构成功地在国外上市，境外战略投资者在中资银行股价上涨过程中实现了巨大的资本溢价，这一现象引发了诸如中资金融机构引入外资是中国经济出现殖民化倾向、容易威胁中国经济金融安全以及造成中国财富滚滚外流等诸多指责。这些带有经济爱国主义色彩的批评当然也要引起重视，但从公允角度评价中资金融机构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举措还应当有更宽广长远的思考视角。从每个特定的机构来说，它们当然缺钱当然需要补充资本，然而从宏观角度看，中国作为一个居民储蓄倾向全球数一数二且金融体系中流动性过剩现象严重的国家，它根本就不缺钱不缺少资本。在这种特定的宏观背景下中资金融机构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中国决策层看重的主要在于境外战略投资者进入后对中资机构公司治理、经营理念、管理手段、产品和服务内容的改善以及从全局上使中国金融体系在法规制度等方面同国际通行游戏规则接轨的推动作用。而后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中国的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类金融机构最欠缺之处就是规范化的公司治理。中国的大多数银行在控制权方面都存在两种情况，或是政府控制或是内部人控制，在这种条件下，引入境外投资者的最大好处就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原来政府控制或内部人控制情况下经常可能出现的决策不当对机构长远发展带来的损害。另外，从财务效应说，境外战略投资者从投资目标银行股价上涨中获得巨大的收益，这也成为一些人说“中国财富滚滚外流”的批评口实，但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1)在非公开发行阶段，中资银行首选的募资对象——中国的一些有实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出价远较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出价为低；(2)中国首选的入股工、中、建、交四大行的境外战略投资者都是世界一流的银行，它们的加盟实际上也是为品牌价值不高的中资银行变相提供了一种“背书”，这是保证银行募资路演成功及上市后股价表现良好的一个重要条件。实际上，如果说占投资对象1/4股权的外资银行已经大赚特赚了，那么，占比例75％左右的中资股权，其溢价收益当然也就更多。
加入WTO使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加快，金融市场开放以及中国的金融资本进入国际市场，都是中国在全球化中发挥作用的表现，从这一点说，尽管中国国内出现各种保守派的声音，但经济和金融的开放进程并没有受到影响。将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相结合仍将是中国制度转型期的既定方针。应当说，中国目前要注意的应是在金融业发展势头良好、宏观经济继续保持足够的扩张冲力时，如何探索更具远见对实体经济改善有更大促进作用的结构性改革方案。当然，设计这种结构性的改革方案的思考起点应当是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中目前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评价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健康状况和运行效率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例如可以用比较经济分析方法，将本国金融体系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体系的内在结构制度条件和运行指标等内容进行对比；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运用机制设计理论的思考方法为中国的实体经济设定战略目标，用实体经济对金融体系提出的服务需求同现行金融体系的服务功能和效率相对照，然后按照满足这些战略目标实现要求的必要条件进行相应的金融政策设计。
中国金融体系自1997年以来在10年多的时间里最明显的进步是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系统性风险过高的问题；二是金融机构出资人制度改革问题。系统性风险过高源于不良资产比重过高，而不良资产比重过高又源于国有银行部分地承担了改革初期全社会必须付出的经济转型成本。为什么本应当由公共财政承担的过高改革成本却错位转移到国有银行身上呢?其背后原因就是银行由于是国家出资国家垄断经营的，国有经济的单一所有制形式使得国有银行和国家财政理所当然地成为公有制体制下承担不同功能的两个资金汇聚和分配部门，即使在1984年出现了中央银行调节职能独立的改革之后，中央银行在国家需要时为财政提供融资功能、国有银行转变为商业银行后为承担稳定经济和社会责任以贷款支持业绩不良的国有企业，所有这些，根子也在于传统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公有经济思维在起作用。单一国有制使得出资人多元化产权多元化下必然会产生的硬预算约束效应不可能出现。所以，中国在用财政、央行通过外汇储备注资用指令性的办法强迫各商业银行降低不良贷款比率之后，一定要不失时机地对大型商业银行进行财务重组和产权多元化的改革。目前工农中建交五大行中已有四个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和在海内外上市。中国农业银行也开始进行财务重组和股份制改造，除中等规模的股份制银行外，全国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也在股份制改造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除银行外，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中也有相当数量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其中一部分已成为市场表现突出的上市公司。从产权多元化入手对金融机构进行结构性改造在中国金融改革中是最值得称道的进步，但是，从目前情况看，中国业已完成股份制改造甚至已经成为上市公司的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运营机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在政府控制和中国特殊的干部管理体制下，它们距离具有规范化治理结构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司”还有相当的距离。仅从银行业的情况看，中资控股银行普遍存在的问题仍然是产品单调、服务效率低下、创新动力不足、成本控制不严、资产盈利水平不仅同世界先进水平比差距较大，就是和亚洲银行业的平均水平比也低下许多。
以上，只是从微观角度对金融体系现存问题的简单评述，更需要考察的则是从宏观角度，即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服务能力以及通过货币金融资源配置方向的调节来促进实体经济部门结构改善方面，考察中国金融体系现存的一些问题。
中国实体经济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有三：一是科技创新与自主知识产权应用方面与世界一流强国之间的巨大差距；二是资源浪费型经济成长模式下的结构性发展畸形；三是由于历史原因和资金投入不足造成的城乡经济差距。
通常情况下，世界一流强国要在三个方面达到领先水平，即经济技术方面、政治军事方面和教育文化方面。后两个方面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因此我们这里只谈经济技术方面中国与世界一流强国的差距。从近些年年均专利申请量指标来说，中国似乎只逊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少数几个国家，但中国的技术专利从市场开发到大规模生产最终能形成有生命力品牌的则少之又少。这种现状形成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例如精英教育水平、科研体制、企业创新冲动的制度性激励、全球性技术竞争中的相对劣势等等，应当指出，守旧的金融政策也负有相当的责任。在前面我们介绍中国金融体系的特征和市场结构时已经可以看出，中国的金融资源绝大部分都分布在银行系统，信贷市场是用货币资金方式引导实体经济要素流动的主导型平台。而资本市场，尽管近年来发展速度呈加快之势，尽管股票市场自2006年下半年到2007年11月一直保持着行情向上的形势，但高股价高市盈率以及参与者旺盛的投资热情都不过是虚拟经济的价格膨胀现象，在中国金融市场中还没有出现足以促使金融资源自动流向有利于实体经济中产业结构强制升级、能激发创业热情、创新型企业能得到充分金融服务的机制。从世界各地的经验看，创新型成长导向型企业的最有效金融服务形式就是创业投资，但中国的“创业投资”概念自1985年在中央颁布的《关于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文件中被提到，直至今日的24年内，这个理应得到大发展的金融产业始终处于幼稚阶段。按照统计，2007年全国创业投资公司的资本总量也就300亿元左右，而实际上由于各创投公司股东普遍追求短期回报，大多数创投公司都用募集资本的相当比例去炒股票，真正用于支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型的企业投资少得可怜，而天使投资人在中国更是寥若晨星。实际上，中国目前最可怕的不是通货膨胀，也不是流动性过剩，而是由于本国创投产业不发达，成长型的创新企业股权被海外创业投资基金大量收购，出现新形式的产业空心化趋势。这种倾向如果不通过恰当的金融政策调整来加以矫正，中国就可能永远沦为技术经济意义的二流或三流国家。最近30年来，世界上重要经济体在经济技术上保持竞争优势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要在教育、科研、应用性开发及金融资源配置等环节上形成高度协调的制度化安排，而在这种制度化安排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经济增长年率达9％时，中国如果不借助全球化而仅靠内部资源的供给，就无法将这种成长势头保持下去，因为相对于每年经济增速所要求的要素供给能力来说，中国的资源在相当意义上说已属于匮乏之类了。从能源、淡水、大宗矿产品甚至到农业用地、工业用地和年轻劳动力，中国都面临着供给策略的调整问题。从这一意义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在一二十年发生根本性转变，这样才能保持经济成长的可持续性。在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成功地解决了许多许多问题，但只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尽管早在十几年前我们就已经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但却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在粗放式环境破坏式的经济成长方式形成和延续原因的讨论中，中国的许多学者习惯于声讨以政绩为主要工作目标的地方政府和惟利是图的企业，这不能说错，但也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所以难以看到明显成效，关键在于激励制度的设计不合理以及金融政策缺少全新的思路，其道理在于激励决定行为，金融资源流动方向和数量的改变决定了调节效果和调整强度。从全局角度看，只要中国经济出了长期性趋势性问题，不管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行为偏差产生了多大的负面作用，主要责任都应当由中央政府承担，因为中央政府是政策制度的供给者，是价格信号和数量信号的直接操控者。
中国的高能耗高污染企业主要由传统的重化工业构成，这些重化工业企业又是能够贡献大额产值解决众多就业在贷款可得性上有优先权的国有企业。所以，要落实节能减排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阻力不仅来自于那些利益受损企业，也会来自地方政府。企业的行为矫正要用利益机制，而地方政府行为的矫正方法就是中央政府提出一套新的官员考评标准。用“乌纱帽”来影响地方官员的行为。金融体系的守旧业务行为当然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战略实施中的消极力量。因此从一般规律看，创新技术成果绝大部分都是由民营创新型中小企业采纳的，掌握大部分货币资源的银行系统既不愿承担高新技术企业的市场风险，也因为缺少难以对新兴企业的产品技术风险进行准确判断的专门人才而无力承担创新型企业可能遭遇的新技术风险，而且，在1998年以来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核销名单中，非国有企业根本不得列入，这使得银行出于安全考虑更不愿意承担对创新型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功能。这些因素交互发挥作用，就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变得异常困难。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对中国金融体系的职能进行改造，而改造的目标就是要让那些创新型成长导向型企业能够有效地解决资金可得性问题，让实体经济部门中能够自动生成一种促使产业结构自动升级工业基础自发进行优化调整和改善的机制。
当然，即使是从金融支持的角度较好地解决了为创新企业、为新经济服务、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部门结构优化服务等重要问题，中国金融体系的服务功能还不能说已经尽善尽美了，因为作为一个有着7亿多农村人口的二元经济国家，农业、农村、农民及县域经济的发展仍然需要中国金融体系进行制度、功能等方面的重大调整。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一个国家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当然可以简单看作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在这个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低，农村从占地面积上说会逐渐相对缩小，真正从事种养等业农民的人口总量会相对越来越少将成为必然规律，但一个有13亿人口且立足于用自身农业品供给解决吃饭问题的国家，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从和谐社会建设考虑，都必须有效地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发展等问题。与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规律性现象一样，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也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技术和资金的相对流入速度问题。中国城乡经济发展速度比率差距之所以有不断拉大趋势，当然与农村资金每年都由邮政储蓄系统吸纳存款、农信社系统资金大量流向城市这一现象有关。县域经济和“三农”领域，近十年来由于工农中建四大行撤并分支机构金融服务实际已出现了明显的萎缩现象。中国农村目前仍属于小户自耕农生产方式，一家一户的小额资金需求需要有覆盖广泛、组织灵活、供给积极的农村金融组织为其提供简单便捷的信贷服务，但目前农村金融服务领域居主导地位的农信社系统实际上连仅仅满足农民的简单再生产性资金需求都难以做到，更不要说满足农业生产大户、农产品深加工及农村基本设施建设的融资需求了。近年来，中国在“三农”金融服务的制度性改革方面已出台了许多新的措施，如中国农业银行以“三农”金融服务为主营业务的职能重新定位，邮政储蓄银行定位为社区银行因而农村社区也成为其重点业务领域，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除发放粮棉油收购贷款外，拓宽业务领域并重点支持农业生产“龙头”企业，允许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放宽村镇银行审批限制等等。这些措施都是基于一个基本构想，即尽快提升县域经济和“三农”领域的金融服务水平，不过，这些新措施因种种原因到现在尚未收到明显效果。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服务功能上存在着重大缺陷，一方面流动性严重过剩，另一方面，创新型企业，产业结构自动升级以及县域经济“三农”领域又存在着严重的资金可得性障碍，这说明中国亟须围绕建设世界一流强国、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视“三农”构建和谐社会三项战略目标重新设计金融政策。
几个简明的金融政策建议
尽管中国目前正面临着明显的通货膨胀压力，但本轮通货膨胀是全球资源约束型通货膨胀，是以供给面原因和成本因素为主推原因的通货膨胀，因此我们不应当从货币原教旨主义的条条框框出发，以紧缩信用控制需求的方式去应对，而应当着眼于供给的调整，着眼于解决实体经济部门的中长期问题进行结构性的金融改革，设计出饶有新意的有助于打造世界一流强国的金融政策才是根本之道，我的简明建议是：
1.以放松金融管制更新金融政策设计思维，为下一阶段金融发展和金融改革的着眼点，不要受经济爱国主义者高喊维护金融安全口号行巩固既得利益之实等行为的干扰，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
2.加快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进程，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银行、证券、保险业的混营外，允许各类金融机构以资本或资产的一定比例用于支持创新型企业的直接投资或入股专业创投机构。
3.综合运用数量手段和价格型手段，促使实体经济部门的产业产品结构进行升级性调整，目前特别应放弃效果不佳的所谓“自主性、渐进性、可控性”的汇率改革政策的三原则，可探讨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升值若干时期内不变的政策措施的可行性，用该项手段解决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货币政策对冲压力过大以及输入型通货膨胀问题。
4.“三农”金融服务领域的行业进入门槛可以进一步降低。例如，建立村镇银行可去除必须有一家现有银行入股且入股比例不得低于20％的规定，这样，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进入农村金融服务领域开展小额农贷业务就会便利许多。在设立审批上可规定审批时限，减少各地方银行监管分支机构的官僚主义作风及寻租行为可能对快速推进农村金融服务改革造成的延宕。
5.尽快推出创业板股票市场，并在全国建立10至20个左右场外交易市场，为中小企业打造直接融资平台，抑制现存主板股票市场为大企业特别是大型国企的浪费性过度融资行为，用市场化的融资激励和价格激励推动全国性的创业创新趋势。
我们都知道，本轮全球化以金融资本、技术信息、资源约束为基本导向因素，中国如果能通过新金融政策的设计使自己成为经济技术方面的一流强国，有效地解决本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问题，能够通过商品劳务资本的输出在世界范围内为科学合理地利用有限资源作出贡献，中国就注定会成为本轮全球化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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