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经济民族主义的缘起与表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东论文,民族主义论文,缘起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民族主义兴起于德、美等西方发达国家，随后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由于具有基本相同的地域文化和族群，在拉美和东亚掀起的经济民族主义声势浩大、引人注目。由于中东的民族主义思潮相对较为复杂，加之各国自然资源和条件的差异，以及内部存在的各种民族问题、领土争端等，使中东国家的经济结构、体制和发展理念各不相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经济民族主义的统一性。但大多数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同，在中东仍然存在着经济民族主义发展和壮大的条件。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做一粗浅分析。
一、中东经济民族主义的缘起
当民族主义以一种政治思潮的姿态吸引人们关注的同时，时代的另一主题——发展问题——遂顺理成章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民族主义不仅从政治策略上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走向与发展模式，而且以一种社会思潮的方式直接进入国际经济贸易领域，形成“各民族、各国家乃至各区域经济集团之间冲突日趋激烈的经济民族主义”。（注：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02页。）
经济民族主义最初强调的是国家应当干预经济生活，主张国家应当保护民族经济，适当地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关于经济民族主义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18-19世纪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倡导的争取民族工业独立和发展的保护关税理论，以及在其影响下美国和德国的保护关税运动。由于经济民族主义强调控制本国的自然资源和经济命运，也被称为发展主义。20世纪60-70年代在针对发展主义思潮的反思过程中，涌现了一种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依附关系的理论。以德国的安德烈·弗兰克、巴西的多斯·桑托斯和费尔南多·卡尔多索及埃及的萨米尔·阿明等为代表的激进派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中心——外围”依附关系，发展主义倡导的发展模式会导致“越发展越依附”的后果，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的惟一出路是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同中心国家完全“脱钩”，坚定不移地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这种发展主义是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将发展理论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注：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第297页。）
随着经济民族主义势头在发展中国家的昂扬，它在中东不断得到强化。中东经济民族主义带有外生型和防御型的特点。大多数中东国家在强权的刺激下发生政治变迁和经济变迁。正是因为西方文明的入侵与强烈刺激，正是为了反对西方，中东各国才启动了其现代化进程，因此有些外国学者称之为“引进型”发展和“防御型”现代化，以示与欧洲国家由内部滋生的现代化类型相区别。由于无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中东各国最初主要是在东、西方发展模式和各类思潮的影响下效仿别国的发展经验，不同程度地照搬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策略，最终导致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上严重依赖发达国家，并出现失业率增高、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秩序混乱等一系列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提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意味着一些伊斯兰国家已经深刻认识到必须开创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于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倾向在强化宗教与民族属性的呼声中显现。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的国际地位及二者的关系也是促使经济民族主义在中东地区扩散的原因。众所周知，在当前以全球化和一体化为特征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中仍然存在着不合理因素，由于科学技术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在综合国力的较量、科学技术力量和民族权益争夺的过程中，处于“外围”的中东各国与欧洲、北美等地区的发达的“中心”国家相比，无论在生产力、科技，还是在信息、资源分布方面都明显处于劣势。这种态势决定了国际经济收益越来越不平衡，中东各国在世界经济大潮中只能处于越来越“依附”、越来越被边缘化的地位，其经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中东各国或各民族惟有以经济民族主义的方式才能防范别国和维护自身利益。中东经济民族主义既代表着经济之争，也代表着政治上的较量。随着经济民族主义在全球的兴起，发达国家为了转嫁经济和政治危机，借“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为名，进一步加强贸易保护主义，向中东各国提供经济援助时的附加条件也越来越苛刻。这种状况最终导致两种后果：一是在中东经济发展进程中，南南合作的态势逐渐减弱，南北合作的态势越来越明显。中东各国积极参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努力寻求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二是中东各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加大，矛盾进一步加深。
总之，“国际经贸关系中的严重不平等与剥削现象的存在，经济强国对弱国的经济控制，构成了民族主义的经济成因”；（注：刘中民：《关于冷战后全球民族主义的多维思考》，载《世界民族》，1995年第2期，第1页。）“世界现代化、全球一体化所带来的各国务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政治演进不同步，则是这次民族主义浪潮掀起的深层原因”。（注：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第55页。）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东经济民族主义的主要目标是摆脱对外依附，要求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
二、中东经济民族主义的表现
中东经济民族主义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收回本国经济活动的控制权，推行国有化运动。在二战后初期拉美掀起国有化运动的同时，中东各石油生产国也发起了石油国有化运动。在经历了争取利润对半分成，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领导下提高油价和部分收回石油资源主权，以石油为从事政治、经济斗争的武器全面掌握石油主权等三个发展阶段之后，到上个世纪70年代，伊朗、伊拉克、科威特等从外国公司手中全部收回石油生产权，石油国有化运动取得重大的胜利。这次胜利表明中东人民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敢于掌握资源主权，向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挑战；同时使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有机地融为一体，促进了第三世界的觉醒。（注：参见黄民兴：《战后石油天然气出口在世界原料市场上的地位》，载《世界石油经济》，1989年第3期。）此外，非石油生产国埃及在1956年宣布将“国际苏伊士海运运河公司”收归国有，随后大规模接收外国公司，到20世纪60年代初，国有化运动也获得了很大的进展。
第二，伊斯兰化运动。由于伊斯兰教在中东的特殊地位，中东经济民族主义往往和宗教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伊斯兰复兴运动成为推进中东经济民族主义的重要手段。随着资源的国有化，中东个别国家打着伊斯兰复兴的旗号，在金融领域掀起了带有宗教主义性质的伊斯兰化运动。例如，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曾一度攻击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银行运动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伊朗政府决定全面贯彻伊斯兰原则，其中一项重要的举措即为实行国有化政策，在1979年的宪法中明文规定金融企业属于国有，导致银行以及相关的金融机构均控制在毛拉手中，许多资产流向由神职人员控制的伊斯兰慈善基金会。银行体系的伊斯兰化同样发生在巴基斯坦，上世纪80年代初巴基斯坦国内5家国有化银行及其支行基本上都设立了“无息柜台”，容许顾客在有息和无息账户之间进行选择，到80年代中期巴基斯坦政府宣布把全国金融机构一律改为无息的伊斯兰银行体系。
第三，积极推行地区经济一体化。中东地区生产领域的合作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有所发展。为促进阿拉伯国家间的地区贸易合作，除了阿盟以外，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在中东地区生产领域的合作中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它组建的一系列组织为促进石油工业、完善石油生产服务以及协调各成员国政治、经济、军事和安全关系等方面发挥了有效的作用。上世纪70年代中东地区的农业合作也有所发展。1976年，建立了苏丹农业发展基金，以保证其他阿拉伯国家近一半的粮食需求。同年，阿盟13个成员国签订了建立农业发展基金的协议，帮助阿拉伯国家发展农业，以解决中东粮食短缺的难题。
中东地区的经济合作是在一体化组织和地区经济集团的协调与推动下完成的，阿盟在敦促这些组织和集团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早在20世纪50年代，阿盟就成立了阿拉伯经济与社会委员会，以发展民族经济，促进中东各国之间的资源互动和分工合作。它还成立了阿拉伯金融组织，签署了《阿拉伯经济一体化协议》。20世纪60年代阿盟提议建立阿拉伯共同市场，1964年签订了《建立阿拉伯共同市场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逐步开展自由贸易。1971年，在阿拉伯金融组织的基础上组建了地区性多国货币金融组织——阿拉伯经济与社会发展基金会。20世纪80年代随着各国经济的转型与变革，中东经济一体化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集团化发展特征日益突出，并成立了两个地区经济集团的雏形——海湾合作委员会和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20世纪90年代是自由贸易区在中东崛起的高峰时期，在塞得港、亚历山大、阿里山、贝特鲁和本扎尔特等地共建成5个自由贸易区；另外，还筹建亚丁湾、苏伊士等8个自由贸易区。（注：参见刘晖、张晏辉：《世界新秩序中阿拉伯自由贸易区的崛起》，载《阿拉伯世界》，1998年第2期。）这些成就为建立统一的阿拉伯自由贸易区和共同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更有力地促进了各成员国和区域之间的资金、贸易、劳务和技术的互动。
第四，日趋激烈的资源之争。资源问题被视为中东各国、各民族权益之争和武装冲突的诱发因素。1990年伊拉克出兵科威特、以美国为首在海湾采取的“沙漠风暴”行动以及近年来爆发的阿富汗反恐怖战争和“倒萨”战争，都可以称之为石油资源争夺战。而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1965年“六五”战争和1982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都与水资源有着密切的关系。水资源问题还影响到埃及与苏丹及其他尼罗河流域国家的和睦相处，并且成为一些国家为解决政治争端所持的要挟武器。据众多学者推测，水资源问题在中东各种冲突与纠纷中所起的作用将日益显著，并将成为未来该地区冲突的主要根源。
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主权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的一种重要形式。它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都有所表现，在包括中东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地区产生的影响更加持久、更加激烈。经济民族主义的目标和价值“是本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不受侵犯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它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利己主义”。（注：陈安国：《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主权》，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30页。）而中东经济民族主义更蕴含着深刻的经济和政治权益的双重意义，在其实践的过程中充满了悖论。它在对抗强权干预和经济控制方面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但在维护自身权益、发展经济和争夺地区霸主地位的同时，也体现了无视邻邦兄弟国家和地区整体利益的狭隘性和自我封闭性。因此，中东经济民族主义在试图联合抵抗西方霸权、向国际经济旧秩序挑战的同时，却因为自身的狭隘性而滋生出内部分裂的因素。同时，正如梯比所言，“反殖民族主义拥有排他性的民族观点”，它们往往“拒绝欧洲的理性主义和工业化”，（注：Bassam Tibi,Arab Nationalism:Between Islam and the Nation-State,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7,pp.64-69.）这一切都为中东地区的和平难以顺利推进以及地区经济合作和现代化不能获得突破性的进展埋下了更深的隐患。
三、全球化进程中的中东经济民族主义
经济全球化的风起云涌对经济民族主义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正如有些学者所说的，“如果说‘经济全球化’的概念表达了人们对未来生活范式的一种理想憧憬的话，那么‘经济民族主义’概念的提出则反映了民族国家对现实世界所持的谨慎、克制的态度”。（注：邹树彬：《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民族主义》，载《深圳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正因为二者所表达的是不同的意义，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的强化，中东各民族的认同意识不同程度地趋于淡化，跨国公司和其他跨国组织的出现不仅淡化了民族国家的经济界限，而且对民族国家的主权以及民族国家在经济现代化中的作用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萨米尔·阿明在其著作中就曾指出，生产过程全球化是当代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此过程中发达国家因为拥有资本、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营销网络而成为绝对的中心，其他边缘国家则只是充当全球化生产的劳动力；全球化虽然没有使正处于发展中的民族国家趋于消亡，但却严重影响到民族国家经济管理的效率。（注：参见陈安国：《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主权》，第329页。）
以霍布斯鲍姆为代表的悲观看法就表示，自二战结束以来民族国家已经逐渐失去其组建国民经济的重要功能。在国际分工的发展下，经济的基本单位已由大大小小的跨国企业所取代，它们用来相互沟通的途径——国际金融中心和经济交换网络——都不在任何政府的控制范围内。霍氏认为，“这种新世界体系是由诸如欧洲经济共同体这类大型的‘民族国家’联盟所组成，且完全由诸如国际货币基金这类国际体系进行操纵，其实这类国际体系的出现，就足以显示出‘国民经济’的消退”；“这种经济体系也带动了全世界的移民潮，不论是跨国或跨洲移民，其声势都是自19世纪末以来所仅见”；“移民狂潮意外激化了社群之间的磨擦和冲突，也增强了各国人民的种族歧视心理”。（注：〔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4页。）
但对于民族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更多的学者则持乐观的态度。无论现在或将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体系或者大一统的“世界政府”只不过是人们设想的终极目标而已，因此即便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家也不可能完全丧失其经济功能，它仍然是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工具。对于中东各国而言，国家在组织动员社会资源、制定市场规则、维持市场秩序、引导有竞争力企业的建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仍然发挥重要的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起，各国纷纷鼓励发展私营或其他非国营企业。国家除了承担传统的功能以外，还通过财政和福利政策成为社会收入的分配者，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更加突出的角色。
关于解决全球经济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东、西方也存在着争议。西方发达国家主张“全球主义”政策，主张超越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特别是主张人道主义干预；而中东等发展中国家则主张“国家民族主义”政策，要求拥有独立处理国内民族、宗教等矛盾的权力，并希望利用民族主义来维护自己的合法主权和利益、强化自己的传统文化，（注：参见王勇：《从经济冷战到相互依存和全球主义》，载《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1期。）这种精神反映在经济领域就是经济民族主义。当然，全球化时代赋予民族主义的历史使命也是严峻的，要求民族主义必须发挥兼容精神和创新功能，以它自身所蕴含的现代性树立一种“有凝聚力的新认同”，并且可以成功地实现民族经济的结构调整。
我们应当看到，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民族主义之间固然存在着许多不合拍的地方，但既然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中东国家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克服经济民族主义的狭隘性，发展有“节制”的经济民族主义。美国经济学家罗伯·赖克曾提出发展“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的主张，认为为了促进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发展经济，发达国家有必要向它们输出标准化技术、开放本国市场、减轻其债务负担和提供新的贷款。（注：参见张志梅：《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经济民族主义的成因和表现》，载《理论探索》，2003年第4期。）该主张重在强调国际力量的重要性，对于推动全球经济互动与合作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中东等发展中国家如果仅仅依靠国际力量，仍旧难以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
实际上，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民族主义具有同步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个民族国家都需要以世界的眼光来发展现代化，都需要建立一个开放并具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以使不同的文明、文化之间形成广泛的交往和兼容。为了适应国际竞争，中东各国必须在确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基础上，实施民族经济结构调整和推行新的经济现代化战略，即在政府的领导下建立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统一的民族市场，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发国内经济资源，强化国内外经济联系，独立自主地参与地区乃至全球的经济一体化。当前，中东国家已经努力在向这一方向发展，那些走世俗化道路的国家更是如此，如1995年欧盟—地中海首脑会议提出在2000年建立“欧洲—地中海自由贸易区”的协议，1996年6月以来在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的十项协议中针对突尼斯、摩洛哥、以色列、土耳其的四项协议已签订，土耳其与欧盟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区也已建立；土耳其、摩洛哥等国家还积极申请加入欧盟，塞浦路斯已经被欧盟列为发展对象国。（注：参见杨光：《中东、非洲地区经济难见起色》，载《国际经济评论》，2000年1-2月。）此外海湾合作委员会等地区组织还以地区经济集团的形式寻求与欧盟的合作，希望建立更大的自由贸易区。
中东各国民族经济能否实现成功的调整，最终取决于三个变量，即特殊化的贸易结构、政府的宏观调控或政治干预和来自国际组织以及西方势力的支持。由于后两个变量难以预料，大多数中东国家的民族经济前景尚是未知数。但在现阶段，以色列已经拥有较为发达和多样化的工业结构，正在向再现代化阶段过渡；摩洛哥、突尼斯和土耳其等国均已完成了经济调整的第一阶段。可以肯定的是，虽然全球化经济是由金融、技术、信息和文化等一些非物质因素所控制，但对于中东各国民族经济而言，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赖自然资源等传统因素。这种现实决定了在经济民族主义引导下的中东经济的发展既离不开地区间的相互依存，也需要依靠外部力量。正如一些学者所断言的，“当前的经济转换并不能使中东更发达和更和平，除非在国际和地区内部进行充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合作”。（注：Laura Guazzone,The Middle East in Global Change: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Interdepence Versus Fragmentation,New York,Macmilian Press,1997,P.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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