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驸马升行制度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驸马论文,探析论文,宋代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9）08－0156－05
《宋史》中，英宗与神宗的一段对话谈及宋代驸马的升行问题，英宗说：“国家旧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1](卷13《英宗本纪》,P261)这里说的“升行”是指驸马升行，即公主出嫁时，驸马改名用父亲的行辈，将辈分升高一格，和父亲平辈，这样做的目的是“避舅姑之尊”，免得公主向公婆行礼。关于这一制度，宋人常有记述，如刘攽记载：“国朝公主出降，皆以祖为父，以父为兄，遂废公主事舅姑之礼。”[2](卷34《贾公行状》,P338)不过到北宋中期，人们对这一制度提出了异议，宋英宗就“以为废人伦，不可为天下法，思所以厘正之”，认为这样做是“屈人伦长幼之序”，违背人伦道德，“义甚无谓”。[3](卷19《王审琦传》,P335)此后这一制度遂被废止。
公主出嫁，看似只是皇室自己的事情，但从政治的高度看却事关社会伦理。公主的婚姻和举动，在社会上会起到垂范作用，对伦理礼仪的规范和约束作用巨大，因此，这一制度从实行到后来废除，必有当时特殊的原因和理由。本文试对宋代驸马升行制度实行的时间和原因，以及实行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驸马升行制度的出现
驸马升行开始执行的时间，目前没有见到明确的诏令制敕。《宋会要辑稿》详细记录了几位皇帝女儿的婚姻，在帝系8之46中，载有宋太祖及太宗的几位驸马的情况。
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六月五日，以王审琦子王承衍“为左卫将军、驸马都尉，选尚昭庆公主”。
开宝五年（972）闰二月四日，以石守信子石保吉“为左卫将军、驸马都尉，选尚延庆公主，赐袭衣玉带涂金勒马，自是尚公主者赐奉如例，后又加赐绒毛暖座”。
开宝五年（972）七月十三日，以魏仁浦子魏咸信“为右卫将军驸马都尉，选尚永庆公主”。
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八月十一日，以吴廷祚次子吴元扆“为右卫将军驸马都尉，选尚蔡国公主”。
宋太祖的几位女儿和宋太宗的女儿蔡国公主出嫁时，都没有提到驸马升行，说明这一问题当时还没有碰到。然而，《宋会要辑稿》帝系八之四七记载宋太宗另几位女儿的婚姻时，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六月十九日，以柴禹锡孙柴宗庆“为左卫将军驸马都尉，选尚鲁国长公主。宗庆，禹锡之孙，太子中舍宗亮之子，及尚主，令称禹锡子”。
咸平六年（1003）正月十一日，以故太师王溥子王贻永“为右卫将军驸马都尉，选尚懿贤长公主。贻永以祖为父，如柴宗庆例”。
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一月二十七日，以故千牛卫上将军李崇矩子遵勖“为左龙武将军驸马都尉，选尚万寿长公主。遵勖以祖为父，如王贻永例”。
在上面的记载中，宋太祖驸马王承衍、石保吉、魏咸信等都是赐一个较高的官职，但没有谈及辈分上的升行问题。宋太宗在位时只为女儿蔡国公主选过驸马吴元扆，也没有说到驸马升行。而到了宋真宗年间，宋太宗的其他几位公主选尚的驸马柴宗庆、王贻永、李遵勖，则特别强调了升行问题。而且还明确指出王贻永以祖为父是依据柴宗庆例，李遵勖以祖为父是沿用王贻永例。宋人做事非常看重先例，先皇创例，后继者多奉为法。如《宋会要辑稿》中提到石保吉选尚昭庆公主时，太祖“赐袭衣玉带涂金勒马”，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从此以后“尚公主者赐奉如例”，都按照这样做了。虽然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升行制度开始于何时，但史料显示柴宗庆是第一个升行的驸马，后面的人都是以他作为先例的，因此柴宗庆选尚太宗鲁国长公主而升行，应该是宋代驸马升行的首例。
《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及一些笔记、文集的相关记载其实也能说明这一情况，不过在谈到驸马升行时，也是以这三位驸马作为实行这一制度最早的三人。在《宋史》中，虽将驸马升行称为“国家旧制”，但明确记载升行的驸马只有上面提到的柴宗庆、王贻永和李遵勖三人。《宋史》卷463《外戚传上》云：“柴宗庆，字天佑，大名人，祖禹锡，镇宁军节度使。父宗亮，太子中舍。宗庆尚太宗女鲁国长公主，升其行为禹锡子。”卷249《王溥传》云：“贻正子克明，尚太宗女郑国长公主，改名贻永，令与其父同行。”卷464《外戚传中》：“李遵勖，字公武，崇矩孙，继昌子也……尚万寿长公主。初名勖，帝益‘遵’字，升其行为崇矩子。”
《东都事略》的记载则更为清晰。吴元扆和李遵勖二人事迹均载于卷25，分别附在吴廷祚和李崇矩传后，且上下相接，王偁在叙述吴元扆事迹时，没谈到其娶公主时有升行问题，而在叙述李遵勖事迹时则明确指出：“继昌之子勖，尚太宗女万寿公主……旧制尚主者升居诸父之列，真宗特于其名上益‘遵’字，升为崇矩之子焉。”[3](卷25《李崇矩传》,P421)后人在谈及宋代驸马升行时，称“宋驸马尚主多易其名，使与父同行”，说明驸马除了在自己家里辈分要升一格外，还必须改名，使自己与上一辈排名相符。如柴宗庆尚主后升行为其祖父柴禹锡的儿子，改名后与其父柴宗亮成了同辈人；王贻永原名克明，其父为王贻正，尚主后升行改名，俨然与其父成了兄弟俩。李继昌当初不愿娶宋太祖的女儿，但他的儿子李遵勖却娶了宋太宗的女儿，升行成了他的兄弟。元人陶宗仪在《说郛》中谈到了驸马改名的事情，不过评价较低，并不赞同。“李遵勖，本名勖，崇矩之孙，继昌之子。真宗朝尚长公主，御笔增为遵勖，升为崇矩之子，继昌之弟，自此为例，实乱人伦。”[4](卷44,P2034)这一做法直到清代，人们都颇有微词，阎若璩说：“宋驸马尚主多易其名，使与父同行，太宗之王贻永、李遵勖是也。”[5](卷1,P409)
从上面这些记载可以推断，“驸马升行”虽被宋人称作“旧制”、“国朝旧制”、“本朝旧制”，但实际开始于宋真宗时期，柴宗庆尚鲁国公主是实行升行的先例，为了使升行做得比较贴切，驸马们还都改了名。
二、驸马升行制度与宋代政治
宋朝实行“驸马升行”，一般都是公开将“避舅姑之尊”或“废舅姑之礼”作为驸马升行的目的，也就是说，驸马升行的实行纯粹是从礼节上考虑的。
所谓“舅姑之礼”，即女子出嫁后拜见公婆及其他家人的仪式，主要包括“见舅姑礼”、“盥馈舅姑礼”等程序，这种礼节早在《礼经》中就已有记载。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而言，帝王的公主自然也要遵守这种礼节。《通典》卷129详细记录有唐代公主出降时的各种礼仪，其中谈到了公主见舅姑和盥馈舅姑的礼节。按照这种礼俗，公主下嫁时要拜见公婆，而且要行跪拜礼；要“盥馈舅姑”，为公婆斟酒、端饭、盥洗饮酒饮食器皿等。这种历代相传的礼仪主要想凸显新妇的恭顺和对公婆的尊崇，虽然对于出身高贵的公主来说确有折尊之嫌，然而公主下嫁乃天下瞩目，公主行舅姑之礼，“不以天子女至贵而紊居室之大伦”，在厚人伦、正风俗方面发挥的引领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公主拜见舅姑之礼在唐代时十分受到皇家重视。《唐会要》卷6《公主·杂录》记载，唐太宗的长女襄城公主出嫁，为避免以公主之尊向夫家父母跪拜，所以想“别为营第”，公主不同意，说：“妇事舅姑，如事父母，若居处不同，则定省多阙。”唐太宗的女儿南平公主下嫁王珪子王敬直，令公主行“见舅姑之礼”，王珪“遂与其妻就席而坐，令公主亲执笄行盥馈之道，礼成而退”，他认为：“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6](卷70《王珪传》,P2530)公主“行舅姑之礼”，并不仅仅是舅姑的荣耀，实质上是社会人伦秩序肃整的反映。唐高宗以前，公主下嫁，王妃作嫔，驸马的父母要对公主和王嫔“降礼答拜”，唐高宗将这一旧制“明加禁断”，他认为，“天地之尊，人伦巳极，舅姑之敬，礼经攸重”，若家庭长幼秩序混乱，则国家秩序不整，“子道攸替，妇德不修”，则无以“式序家邦，仪型列阃！”[7](卷42《公主王妃不许舅姑父母答拜诏》,P202)至中唐，社会秩序混乱，许多礼仪并没有很好遵守。德宗建中元年（780），“旧例，皇姬下嫁，舅姑反拜而妇不答，至是乃刊去慝礼，率由典训”[8](卷6《公主·杂录》,P70)。因此，德宗认为：“礼教陵替，公主、郡主法度僭差……舅姑有拜下之礼，自家刑国，有愧古人！”[7](卷42《详定公主郡县主出降仪敕》,P202)终唐之世，此类诏令频频，或许说明“公主出嫁，无王姬执妇道之风，莫不庸奴其夫，虽尚主者极有才名，而势屈于崇贵，吞悲茹气无所逃诉……制勒甚于仆隶”[9](卷6,P460)。一些驸马因为家庭社会地位较低，父母遂无法与公主共居一室，以至于“母子离析，家事流落”[1](卷336《司马光传》,P10759)。上述至少说明，唐代帝王对公主行舅姑之礼的作用和意义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力求从制度层面上予以加强，尽管一些凶蛮的公主凭借皇家的背景并不能很好地执行礼仪。
宋初，在礼仪方面重视对前代的继承，仍然强调公主“行舅姑之礼”。《宋史》卷115《礼十八》谈到公主下降时说：“初被选尚者即拜驸马都尉，赐玉带、袭衣、银鞍勒马、采罗百匹，谓之系亲。又赐办财银万两，进财之数，倍于亲王聘礼。出降，赐甲第。余如诸王夫人之制。掌扇加四，引障花、烛笼各加十，皆行舅姑之礼。”即使是帝王的女儿，后辈也要对前辈表示出足够的尊重。宋太宗时，吴元扆选尚蔡国公主，此时，吴元扆之父吴廷祚已经去世，太宗命公主拜吴元扆之兄吴元载。以长兄代表父辈接受公主的跪拜，反映出宋太宗在太平兴国八年（983）以前与历代帝王一样，认为公主应该遵守礼仪的约束，不要违反社会伦理。
宋真宗时期，公主下嫁时开始实行的驸马升行，一反宋太宗以前重“行舅姑之礼”的做法，并将驸马升行作为一种制度，公开提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舅姑之尊”。这样的说法从表面上看是说得通的，因为可以避免以公主之尊向人屈跪，但问题是唐代和宋初的帝王为什么不反感公主行舅姑之礼并不断提出要加强，不能“有愧古人”，而宋真宗就敢于不遵守古代的礼节？这一点其实宋人早就提出了质疑：“为治而使人伦悖于上，风俗坏于下，又岂所以为治也？”[10](卷13,P367)显然，宋真宗是不可能认识不到驸马升行会造成伦理混乱的。事实上，他与宋太宗等前代皇帝一样是鼓励公主“行舅姑之礼”的。《宋史》卷268《柴禹锡传》载：“景德初，子宗庆选尚，召禹锡归阙，令公主就第谒见，行舅姑礼。”《宋史》卷248《公主传》载：“主（荆国大长公主）因继昌生日，以舅礼谒之。帝闻，密以兼衣、宝带、器模式币助其为寿。”景德元年（1004）四月三日，蔡国公主去世，驸马吴元扆三次上表请求为公主守茔城，宋真宗均诏“不许”。[11](帝系8之47)。由此可见，“避舅姑之尊”并非驸马升行的真实目的，只是一种托词而已。
既然如此，真宗令驸马升行，“以祖为父，以父为兄”，必然另有考虑，定有其特殊的原因。
首先，我们根据《宋会要辑稿》帝系7和帝系8列出宋太祖和宋太宗的公主的婚姻二表，可特别注意驸马的家世情况。
北宋前期，常常“选勋贤之后尚主”。王审琦、石守信、魏仁浦、柴禹锡、王溥、李崇矩等人，皆为北宋开国功臣，属第一代“勋贤之家”；太祖的驸马王承衍、石保吉、魏咸信及太宗的驸马吴元扆等开国勋贤之子，当属“勋贤之家”的第二代；而太宗的驸马柴宗庆、王贻永、李遵勖三人，则属于北宋开国勋贤之孙辈，是“勋贤之家”的第三代。这里要特别提出注意的是，宋太祖与宋太宗是兄弟，属同一辈人，同样他们的公主也是同辈人，可是，他们的驸马却存在着辈分上的差异。这主要应归结于太祖的公主和太宗的公主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年龄差距。公主们的年龄虽然没有明确史料记载，但从出降时间也大致可以推断。公主选尚驸马当然是要选与公主年龄相仿者，但由于同辈公主之间较大的年龄差距，造成了皇室中同一辈分的人却与大臣家不同辈分的人在构结婚姻。如：《宋史》卷244《宗室》载：“太平兴国三年二月，（德昭）娶太子太傅王溥女，封韩国夫人。”宋太祖的儿子德昭娶了王溥的女儿，而与德昭同辈的懿贤公主却下嫁给了王溥的孙子王贻永。又如：《宋史》卷257《李崇矩传》载：“建隆三年，（继昌）荫补西头供奉官。太祖欲选尚公主，崇矩谦让不敢当，继昌亦自言不愿。”即宋太祖曾打算将公主下嫁李崇矩之子李继昌未果，而太宗的公主却下嫁给李继昌的儿子李遵勖。由此可见，伦理辈分平等、身份地位同样尊贵的公主们却嫁给了两辈人。太宗的驸马除吴元扆外，其他的都属太祖的驸马的晚辈，甚至同为太宗的驸马也存在着辈分的差别。为了弥补这一伦理辈分上的差距，继太宗之后的真宗皇帝不得不通过驸马升行的方式来维持公主等皇室在伦理地位上的平等。因此，真宗时期驸马升行应该主要是针对公主辈分提出的，目的是为了让同辈的公主不至于因驸马家的缘故发生辈分的混乱，“避舅姑之尊”只是一种对外的说法，应该不是主要原因。
其次，驸马升行恐怕还与帝王和大臣的关系紧密关联。宋太祖、宋太宗时期，一方面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石守信等重要将领的军权，另一方面又赐予他们大量的金银财宝，授予他们有名无实的节度使官衔。为笼络他们，太祖与这些将军们结为儿女亲家，他将长女昭庆公主嫁给王审琦之子王承衍，次女延庆公主嫁给石守信之子石保吉，皇弟赵光美（廷美）娶大将张令铎的女儿为夫人。说穿了，这些都是政治婚姻。驸马升行，一方面可以保持皇室在姻亲中的相应辈分地位。太祖、太宗兄弟与王溥、李崇矩等均为同辈人，可他们的女儿选尚的驸马却是王、李等的孙辈，若不提高驸马的辈分，就等于皇家白白降了一级辈分，而让驸马升行，则可以保护婚姻双方辈分的平衡。另一方面，就大臣而言，祖孙父子之类的血缘关系固然是不能更改的，可是要与皇室联姻，自然不能影响到皇家的辈分，只能是做臣子的在皇帝的命令下被迫作出改变，孙子成了儿子，父子成了弟兄。这种对臣子血缘关系的混淆，充分体现了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对皇权的维护都是至高无上的。
第三，驸马升行实际上与宋朝对宗室、外戚采取的政策有关。宋朝长期以来对待宗室的基本方针是“赋以重禄，别无职业”，公主们普遍是“志向冲淡”，不关心朝政。学者认为：“宋代起于外戚姻亲夺位，从此对于外戚加意防范。”[12]汝愚在《诸臣奏议》卷35《帝系门·外戚下》谈到宋朝对待外戚的基本原则是“养之以丰禄高爵，而不使之招权擅事“，“国朝故事主婿未尝居职”。宋初戒于前朝后戚宦官干政，对于驸马之类的姻亲绝少赋予重任。驸马王贻永于是“能远权势”，李永和也是“推远权势”，他们被人赞为“得外戚体”。政治上的压抑政策，在其他方面要得以补偿，驸马与父辈同行，实际上提高了驸马在宗族中的地位。驸马与公主结婚后，政治地位提高，政治生活改变，生活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就连公主生的儿子在家族中的辈分也不同于常人。《宋史》卷250《王审琦传》附《王承衍传》谈到升行后的王承衍的儿子王世隆，“每坐诸叔之上”。显然，辈分的提高，公主在夫家的地位得到了强有力的保证。
如此说来，驸马升行表面上看是为了使太祖和太宗的公主能避舅姑之尊，实际上是为了解决太祖和太宗的驸马在辈分上不一致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即可以体现皇家与大臣之间在辈分上的平衡，又能显示皇家权威的无处不在，还可以使公主和驸马在家族里的地位得到有效保证。
三、驸马升行制度的废止
宋真宗有两位公主，一位早夭，一位出家，加之仁宗皇帝即位时年纪尚小，因而，从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到仁宗庆历七年（1047）约40年间没有公主出降。庆历七年（1047）五月三日，仁宗以章懿太后之弟李用和之子李玮为左卫将军驸马都尉，选尚爱女福康公主。章懿太后是仁宗的生母，李玮的姑妈，也就是说仁宗与李玮是表兄弟。这桩婚姻虽然在辈分上也存在差别，李玮降辈成了仁宗的女婿，但如果再驸马升行的话，李玮岂不成了仁宗的长辈？所以，尽管缺乏文献记载，却仍可断言仁宗是不会为驸马升行的。
至英宗和神宗时期，驸马升行再次成为讨论的话题。治平二年（1065），宋英宗为女儿德宁公主访婚，驸马升行因出于先皇创例而具备了制度的效力，是否遵照执行成为英宗君臣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由于没有了宋真宗时期那种驸马辈分差别和公主伦理地位比较的需要，帝王专制统治局面也比较稳固，驸马升行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因此，英宗斥之为“义甚无谓”。相反，升行带来的伦理混乱，此时遭到众人的强烈非议。御史中丞贾黯向英宗建议：“国朝公主出降，皆以祖为父，以父为兄，遂废公主事舅姑之礼，臣常惜之。臣愿陛下诏诸公主下降，其有舅姑者，皆令备礼，于以厚人伦，正风俗，无大于此矣！”[2](卷34《贾公行状》,P338)同时，被英宗称作“真国器”的邵亢也说：“陛下初政欲治天下，必自正家始，今皇子授室，愿于古婚礼不可废，公主下嫁不可杀舅姑之尊，以屈人伦之序。”[13](卷37《邵安简公亢墓志铭》,P490)对此，英宗深表赞同。
其实，对驸马升行最系统、深刻的检讨，实际上就来自英宗和神宗本人。《宋史》卷13《英宗纪》谈到，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首先对驸马升行作出了评价。他说：“国家旧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义甚无谓，朕尝思此，寤寐不平。”该制度令其“寤寐不平”的原因是什么呢？在英宗看来，于秩序与富贵之间，前者无疑是最根本的，而人伦长幼秩序恰恰又是社会秩序的基础，甚至是权力都无法改变的。驸马升行制度却强行“以富贵之故，屈人伦长幼之序”，所导致的不仅是伦理秩序的混乱，其背后是对“齐家、治国、平天下”原则的颠覆。但就在他决心“诏有司革之”之时，却“会疾不果”。治平四年（1067）二月，宋神宗颁布《公主行舅姑礼诏》，从制度渊源的角度出发，认为古代圣贤制“公主行舅姑礼”的意义在于“造端乎夫妇，所以正人伦”，而驸马升行造成了“乱昭穆之序，废长幼之节”，其结果必然导致人伦与社会秩序的混乱。因此，决心“躬承遗旨……发扬先帝盛德”，“肇服休命……令有司案典礼奉行”。[14](卷40《公主行舅姑礼诏》,P214)《宋史》卷115《礼十八》记载，神宗实现了英宗的遗愿，最后下决心“诏有司革之，以厉风俗”，而且“著为令”，作为法律，坚决废除了这一制度，他“仍命陈国长公主行舅姑之礼，驸马都尉王师约更不升行”。驸马升行至此终被废止，“公主见舅姑行礼自此始”，王师约成为第一个明确规定不再升行的驸马。
驸马升行在最初实行的时期其实是产生了一定作用的，使宋初公主的辈分得到了平衡，避免了皇室辈分上的混乱。同时，作为宋初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对帝王控制、拉拢大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一制度所带来的伦理问题显而易见，真宗本人及当时的士大夫如寇准、李沆、王旦、杨亿等人，其见识绝不亚于英宗、神宗等君臣，并非认识不到其“以富贵之故，屈人伦长幼秩序”的负面影响。这一制度之所以能够实行，主要是在具体执行时具有特别的针对性，而且与宋朝前期的政治紧密相关。到英宗时，这项制度除了背负伦理方面的非议之外，完全丧失了实用的环境和存在的基础，故被英宗斥为“义甚无谓”，因而遭到废止。在先皇定制即为祖宗之法的宋代，驸马升行由于其使用上的特殊性，并没有成为祖宗家法的一部分而被后继者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