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加入WTO的经济结构效应*_国内宏观论文

论中国加入WTO的经济结构效应*_国内宏观论文

论中国“入世”的经济结构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结构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 (2000)03—0001—06

近年来,依靠劳动力资源和初级技术支撑的加工制造业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竞争性供给过剩。作为我国吸引外资的主要产业领域的制造业,由于投资收益率不理想,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减弱。去年中国外资流入有较大幅度的下降,直接投资由1998 年的455.9 亿美元下降到1999年的380亿美元。 表明我国经济的产业结构状况不适应当今世界经济的需求结构。因此,要在新世纪使我国步入“新经济”的增长轨道,消除我国经济结构同世界经济相脱节的历史障碍是必须的前提。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认识,本文对中国“入世”的经济结构调整效应作简单分析。

一、总需求结构重组的经济结构效应

在充分就业均衡状态下,一个国家的GDP 规模在原则上只取决于这个国家在当期所能投入的所有经济资源,包括要素性资源和效率性资源。但是,在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下,一个国家的GDP 结构(产业结构的产品表现),则主要取决于这个经济的总需求结构的历史。因此,当资源性供给约束不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时,经济总需求的历史积累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就会成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主要问题。

一般来说,一个经济的以产业结构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结构调整,可以从GDP供给结构变动的方面来考察,但更可以从GDP需求结构改变的方面来分析。 而总需求结构重组或整个经济的产品市场重置, 就是通过GDP需求结构改变来对一个经济的经济结构产生影响。具体来说, 当一个经济的既有市场格局由于某种原因而发生了规模和(或)结构的改变,这种改变会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作用到整个经济,导致这个经济的经济结构调整或转型。以下分三个环节来分析总需求结构重组的经济结构调整效应。

1.总需求结构重组

一个经济的总需求在短期内发生较大规模的改变,我们把这种改变就称作为“总需求结构重组”。导致一个经济发生总需求结构重组的冲击原因可以是外生的,如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并轨的制度障碍的消除或大幅降低;也可以是内生的,如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福特的流水线生产迅速改变了普通美国人的汽车需求,网络和移动通讯改变了人们的信息及相关产品的需求。总需求结构重组有两种可能的情况:一种是总需求规模和总需求结构都发生改变;另一种是总需求规模不变条件下的总需求结构改变。假定经济中没有新产品出现,也没有既有产品的退出,在第一种情况下,一个经济的总需求结构改变会是改进型的或者恶化型的,即经济中全部产品中的某些产品的市场扩张或收缩并不以其它产品的市场变动为前提;而在第二种情况下,经济的总需求结构改变表现为,一些产品市场的扩张或收缩等于另外一些产品市场的减少或增加。一般来说,经济中实际发生的总需求结构重组,无论其冲击原因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都会伴随着总需求规模的改变。如果总需求规模改变的方向是扩张性的,则这种总需求结构重组的产出效应就是带动经济增长的。

2.产业结构调整效应

总需求结构重组会通过市场约束的方式来对经济中的产业结构形成调整的作用。市场是产品生产的前提,市场规模及其变动制约着产品的生产规模。对于生产特定品种产品的行业或生产特定范围产品的产业来说,市场规模及其变动制约着该行业或该产业的资本形成和就业水平,也决定着该行业或该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发展前景。当一个经济的总需求由于某种冲击而发生结构重组时,经济中原有的GDP 产品结构的市场约束条件以及相应的产业结构的市场约束条件也就发生了改变。仍然假定经济中没有新产品出现,也没有既有产品的退出,总需求结构重组导致的市场约束条件改变会通过产品市场和产业市场的规模变化,作用于经济中各种产品的生产企业、生产行业以及特定范围产品生产的产业。如果经济中的资源在企业、行业甚至产业间的转换是高度灵活的,那么,市场约束条件放松(市场规模变大)的那些产品的生产企业、行业或产业就会吸纳更多的就业、资本形成和科技投入;而市场约束条件收紧的企业、行业或产业就相应地出现资源外流的情况。以下把问题的讨论限定在产业层次。

如果总需求结构重组是总需求规模不变条件下的总需求结构改变,吸引更多的就业、资本形成和科技投入产业,其资源的来源就是市场约束条件收紧的产业的资源流出。因而总需求结构重组的结果是纯粹的产业结构调整。然而一般来说,产业结构调整同总需求结构重组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产业结构调整会推动总需求规模的扩张,因此,总需求结构重组的产出效应通常是带动经济增长。不过,经济结构调整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理想状态的形成,在资源条件上必须满足两个前提,一是经济中不存在资源供给的约束,即经济体系或者是其内部拥有维持经济增长的资源储备,或者是其可以从外部得到资源的补充;二是经济中的资源在产业间的转换是高度灵活的。但是由于产业资源的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路径依赖和资产专用性特点,资源在产业间的转换需要高昂的交易成本,所以总需求结构重组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在实际中遇到的主要障碍,就是资源条件的第二个前提难以完全满足。

3.资源分工重组的经济增长效应

产业间的资源转移高度灵活或者产业间的资源转移完全刚性,这两种情况都不符合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资源转移的实际。具体地来看,构成经济中的一个产业的经济资源主要有三类:人力资源、物质资本资源和在这两种资源中实现的知识资源(包括管理知识)。所有这三类资源都会在产业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路径依赖,表现出资产或资源专用性特点。然而,这三类资源的路径依赖程度是有区别的,它们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实现资源转移的灵活性是显著差异的,转移的交易成本也是不同的。人力资源以及实现在人力资源之中的知识资源,在产业间资源转移的过程中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进入新产业的人力资源可以通过“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的方式逐步适应新产业。但是, 物质资本资源以及物化其中的知识资源,则在产业间资源转移的过程中表现出刚性特点。由于对历史路径的依赖程度高,资产专用性强,物质资本资源在产业间转移的交易成本非常之高,因而构成产业结构调整过程的最主要困难。

对于一个相对封闭或者外部世界影响不重要的经济来说,总需求结构重组引发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通常会导致较长时期的经济低糜。由于物质资本资源在产业间转移困难,需求扩张的产业不能形成足够的资本存量,因而无法吸纳从传统产业中游离出来的失业人口。相应地,传统产业由于市场萎缩的约束,物质资本存量过剩却难以转移,不断地形成新的失业人口。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于这种经济状态的作用只是治标,不能够治本。但是,在一个开放经济中,物质资本资源在产业间转移困难的问题就不会成为产业结构调整或升级过程的重大障碍。因为,国际间资本资源的平行转移会取代孤立经济的资本资源的跨产业转移,成为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物质资本资源及其物化的知识资源运动转移的主要方式。所以,特别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总需求结构重组的方向和国际资本(主要是直接投资)的来源,直接地决定着这个国家新的经济结构的形成。

如上所述,经济结构调整时期通常会从传统产业中溢出大量的人力资源。由于这些人力资源重新就业的机会成本非常之低,因此在整个经济结构调整时期,只要新兴产业的物质资本资源及其物化其中的知识资源能够充分吸纳这些人力资源,经济就会在新的产业结构起点上保持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

二、“入世”过程冲击我国经济的总需求结构

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当今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唯一法律基础, 它的主要职能有三个:一是组织其成员进行开放市场的谈判,制定国际经贸规则;二是监督各国对于市场开放和世贸组织规则的执行;三是建立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使得WTO 成员之间的经贸争端可以通过世贸组织来解决。目前WTO的正式成员已达135个,接近95%的全球贸易在原则上接受其规则的约束。自1946年23个关贸总协定(WTO 前身)创始国进行关税谈判以来,至1994年共进行了8轮多边贸易谈判, 对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起到了积极作用。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率从40%左右下降到了3%,发展中国家平均进口关税也仅为10%左右。此外,WTO对消除非关税壁垒也达成了包括海关估计、反倾销、反补贴、反贸易技术壁垒等多项有关的协议。所以,尽管存在着制度安排和规则制定的大国主导的问题,WTO在国际经贸事务中还是起到了相当的正面作用, 并且这种作用还在进一步向服务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的领域扩展。

WTO 的宗旨是通过降低贸易保护程度和开放市场的方法来扩大货物和服务的贸易和生产,在全球范围推进贸易自由化,即通过各国间贸易与市场的开放来实现经济的全球化。因此,作为国际组织的WTO, 其实也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重要实现工具。我国去年11月15日同美国达成“入世”协定之后,“入世”前景已经明朗。由于我国经济现阶段的转型经济特点,其运行机制、行为规范和资源配置方式同WTO 规则的要求存在着较大距离,“入世”的过程必然会在短期内对我国经济形成很大的冲击。同时,因为WTO 主要是通过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开放的方法来使得我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因此,“入世”的过程在短期内对我国经济形成的冲击必然首先表现为我国经济的总需求结构重组。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经济逐渐显示出增长乏力的迹象,主要表现为外需不振,内需不足。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个总需求规模的问题,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的问题。因为近年来的总需求不足是相对于我国经济的产业结构所能提供各种产品而言的,是这些产品在国内、国外的市场上的销售出现了困难,而不是由于我国及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国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即不是由于总预算约束(国民收入约束)的原因形成了我国的总需求规模不足。从总需求和产业结构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考虑,中国经济目前增长乏力的根本原因有两个:(1)历史沉淀的产业结构不适应现在的总需求结构, 经济中的绝大多数产品存在着供给过剩的市场约束;(2 )构成现有的总需求结构的经济背景本身是扭曲的,不能准确反映我国经济的资源比较优势,因而不能够代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所以,自1996年下半年以来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1998年初以来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只是在总需求的规模方面对于我国经济的总体运行起到了维持的作用,并没有真正解决中国经济增长后继乏力的问题。

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的历史性是由这个经济的总需求结构的历史性决定的。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由国家计划制定的宏观经济总需求积累沉淀为以重工业发展为主导的,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封闭型经济结构。作为历史遗存,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至今仍然制约着我国经济的结构调整过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需求的决策主体和决策结构逐步实现微观化、市场化,于是在国有工业经济体制之外的传统农业经济向加工制造业经济转型,就成为这一时期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动力。食品加工、鞋帽玩具、轻纺服装、家电和轻型机械及其相应的基础建设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长源。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对于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总需求结构引导的经济结构效应就是,初中级技术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在我国经济的产业结构体系中膨胀。近年来,由于初级制造业产品相对于国内有效需求已呈饱和趋势,而世界市场的制造业产品竞争性供给过剩问题凸显,于是,由历史沉淀而成的我国现行产业结构不能适应当前总需求结构的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叠加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国有企业产业结构之上的加工制造业经济,其产业结构的历史局限性就十分尖锐地表现了出来。

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目前的总需求结构本身是在扭曲的经济背景中形成的,不能够代表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方向。它不仅同我国经济中现有的产业及产品结构错位,而且本身也是同我国经济的资源比较优势相背离的。形成目前总需求结构的我国经济前景存在扭曲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经济一直没有真正融入国际经济的市场和生产体系,没有能够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确定自己的市场分工和产业结构定位。建国以来游离在世界市场经济体制之外的产业发展政策和贸易政策,使得我国经济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产品供给都存在着人为的价格扭曲,价格体系不能准确反映经济中各种产品的生存能力。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我国经济的总需求结构,其本身自然不能够指示或引导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结构调整的方向。

WTO制定了一系列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行为准则和政策规范, 其成员方在遵守这些准则和规范的同时,让渡出一部分原来属于各国经济主权或成员方经济权限范围的产业和经贸规则制定权。这是一个国家或经济融入既有的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规则或付出的代价。同时,也正是由于“入世”过程的这种部分权限让渡,才会使得我国经济的总需求结构能够比较迅速地同世界经济的总需求结构接轨,实现相对合理的国际市场分工。当然,“入世”过程对我国经济形成的冲击效应主要是通过我国经济的总需求结构重组来传导。

三、我国经济总需求结构重组的动态持续效应

“入世”过程冲击我国经济的总需求结构,而总需求结构重组的动态持续效应会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GDP规模的改变显示出来。 换句话说,总需求结构重组导致的市场约束条件改变,会通过产业结构和产业内生产(产品)结构的调整,使得我国经济经过一段过渡时期而进入到现代经济的增长平台。

从产业结构和产业内生产结构的需求状况看,“入世”后我国的服务业在总需求结构中的比重将大幅扩张,产品结构调整的压力并不太大。所以,服务业是西方国家把中国的“入世”视作其经济增长的市场机遇的主要产业领域。工业及加工制造业的总需求规模会保持一定的增长,但其内部的产品结构会有较大的调整。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国际化将会加快对于工业化国家产品的需求,预计对这些国家产品的进口每年增长8%左右, 从而促进世界的总出口增长率由2%增加到2.5%;同时,对工业化国家产品需求的增加会提高这些产品相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注:转引自张剑荆:《是机遇,不是威胁》,《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11月19日。)在另一方面,我国若干初级技术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产品的国际需求空间也会增加。如果只是从粮食需求的角度来看农业,“入世”并不改变我国居民的粮食总需求,只是这个总需求的一部分由原来的国内供应转变为国外供应。这种状况凸显我国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和农业生产资源向其它产业转移的紧迫性。今年2月13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00 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为加入WTO之后的农村改革提出了指导方针。 《意见》提出如下建议:(1)全面优化农作物品种,提高产品质量;(2)积极发展畜牧水产业,开拓附加值产品,优化农业产品结构;(3 )调整农业生产布局,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所以,“入世”后我国农业在基本粮食需求之外,会有相当大的非粮食产品的农产品潜在需求。总体来看,“入世”后我国经济的总需求结构重组引发的总需求规模改变的方向是扩张性的,这种总需求结构重组的动态持续产出效应是带动经济增长的。

我国在世界经济中最有竞争力的是人力资源优势,“入世”后我国经济的总需求结构重组导致的对内对外产品需求的扩张,将给国际资本技术的流入和我国人力资源的利用提供双重的发展机会。具体来说,“入世”后我国现代服务业产品需求的大幅扩张,知识密集、技术密集和管理密集的高科技工业产品需求的增加,农业生产结构的优化,都将不只是给西方国家生产的产品出口到中国提供了市场机会。鉴于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及其低廉的资源成本,我国经济总需求结构的变化更主要地是西方资本实现其利润增长的投资机会。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外资投资于制造业,进行制造业产品的加工贸易来带动的。近年来世界性的外向型制造业出现了竞争性供给过剩,我国局限于制造业的加工贸易就显示出结构性缺陷,境外资本投资持续下降。“入世”后我国经济总需求结构重组导致产业结构重建,对外开放的产业及产品领域扩大将会给外商投资提供新的热点,同时,高新产业领域的外资投资增加会改进我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加工贸易这种能够充分利用我国人力资源优势的生产和贸易方式,将会在更高级的产业或产品层次加速发展,带动我国经济进入新的经济增长平台。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人力资源以及在人力资源实现之中的知识资源,在产业间资源转移的过程中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进入新产业的人力资源可以通过“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的方式逐步适应新产业,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经济在实现信息化、知识化的过程中,在钢铁、纺织、家电和轻工等产业造成4 400万人的失业, 而新经济创造的就业机会,仅在私人部门就达7 300万,但是, 美国经济的这种人力资源用途转换是以其人力资源的原有素质和发达的教育为基础的。“入世”对我国经济结构形成的动态持续效应,同样主要是促进高级化产业和产品生产的就业,如现代服务业、高科技工业以及高附加值农业等。但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数百万下岗职工和2 亿多过剩的农业劳动力,其原有的产业素质非常低下,不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完成适应新经济结构的转换。所以,大力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发展教育产业,提开国民的产业素质,将是在中长期内我国政府针对“入世”之后的经济发展所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

收稿日期:2000—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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