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革命论文,道路论文,主义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有一个民族化或中国化的过程。某些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一传入中国就被李大钊民粹主义化了，毛泽东深受其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实际上偏离正确轨道，走上民粹主义歧途。国内一些学者也认定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民粹主义思想与俄国19世纪民粹主义思潮，是近现代中国民粹主义发生的两个源头；而“路径依赖”使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难以摆脱农业社会主义的困境，民粹主义成为抵制现代化的历史文化资源。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
谈到民粹主义，人们首先会关注俄国民粹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民粹主义，俄文原意为人民主义，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于俄国的代表农民利益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沦为无产者的农民遭受农奴制残余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一批同情农民的知识分子掀起了“到民间去”的运动，民粹主义、民粹派由此得名。列宁在为民粹主义下定义时特别强调了民粹主义在以下三个世界观特点上的一致性：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退步；认为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有特殊性，农民村社制度被看作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好的东西；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制度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相联系。① 所以，民粹主义的实质是站在农民小生产者的立场反抗俄国资本主义，幻想从农民村社直接步入社会主义，“宁肯停滞，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进步”②。
民粹主义影响深远，列宁指出：“民粹派的民主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而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这种民主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乌托邦是错误的，但是作为农民群众的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民主主义斗争的表现，却是正确的，这种斗争是资产阶级改革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时是这一改革获得全胜的条件。”③“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剔除民粹派乌托邦中的糟粕，细心剥取它所包含的农民群众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康而宝贵的内核”，并深入研究民粹派与布尔什维主义的联系。④
20世纪初，俄国民粹主义随着无政府主义思潮从日本传入中国。1903年，梁启超写了《论俄罗斯虚无党》（虚无党在这里并不是专指无政府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指民粹派），对俄国民粹派作了简要介绍。1903年前后，进步报刊纷纷介绍和宣传俄国虚无党，短期内形成了一股虚无党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甚至效法民粹派的个人暗杀手段来推进革命运动。早期同盟会人士通过对俄国民粹主义的宣传，使其在中国产生了影响。⑤ 但严格地说，俄国民粹主义传入中国后，并未形成独立的派别或思潮，人们并未把它与无政府主义明确区别开来，这也妨碍了对民粹主义思潮在理论层面上的深入研究和传播，即使有人在个别场合、个别文章中有过类似的言行，但并不具有理论的系统性与实践的独立品格。所以，在分析民粹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特别是对农民问题的关注时，很有必要分辨外来因素的作用和中国自身传统的沿袭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中国历史文献中“民本主义”思想源远流长，“民”的生存状况及“民力”、“民意”的正负作用，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人们借鉴历史经验之所在。孔子“爱人”、“重民”的口号；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唐太宗“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思想，在历史上影响深远。尽管民本主义与近代民主主义有本质区别，但它强调国家的基础是“民”，基础巩固，国家才能安定繁荣的社会政治学说，不失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含有“民主性精华”的部分。尽管不同时代“民”的范围有所不同，但都强调“民”对国家兴亡的重要性，这就与近代民主主义或多或少有相通之处，并能成为中国人接受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政治文化基础和中国社会革命发生的重要思想渊源。
近代以来，中国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如李大钊、毛泽东等人正是在这样一种传统责任感、使命感驱使下走上革命道路的，争取人民解放和幸福是他们考虑中国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推动他们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而中国的“民”是些什么人呢？恰恰是占全国90％以上的农民，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这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特征。李大钊坦言：“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动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痛苦，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痛苦；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李大钊号召：中国的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做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⑥。所以，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参与和觉醒，也应该有一个长期的“酝酿”过程。把农民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表明李大钊对中国革命的关键环节有了明确的把握。可见，李大钊对民粹主义历史作用的正确理解以及对其民主主义合理内核的吸收是以历史价值为基础的，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
毛泽东对农民的关注，政治学的意义更多一些。他强调：“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⑦ 但是，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⑧。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⑨。这些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马克思也认为：相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农民存在消极、保守的弱点，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不可能成为发展生产力的主体。但是绝不能忽视农民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无产阶级革命如果得不到农民的“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⑩。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就能在这些落后的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11)。
毛泽东是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领袖，他关于农民及农村问题的思想，集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中。中国广大农民特别是贫农，生活极端贫苦，有革命的迫切要求，因而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斗争，不但是中国农民的惟一出路，也是中国革命的惟一出路，首先指出这一点的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所遇到的问题，像列宁在《两种策略》中所论述的，就是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问题。离开了农民就无所谓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同样，毛泽东也十分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同发挥农民主力军作用的统一关系。他批评了那种把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同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12) 中国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农民革命，主力军是农民，而领导者却是无产阶级。这种观点的基本立场是共产主义的，与民粹主义有本质区别。(13) 正如斯图尔特·施拉姆教授指出的：“尽管农民是一种重要的革命力量，但必须由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来领导，他们本身不能单独发挥政治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政治原则之一，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本人那里。在这以后的半个世纪中，毛的理论贡献不在于用和它相对立的东西来替代这个基本原则，而在于把无产阶级领导的原则和他所坚持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最终要依靠乡村的坚定信念有机地结合起来。”(14)
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部队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逐步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周恩来后来回忆：“1940年我到共产国际去，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都还担心我们离工人阶级太远了。我说我们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听了之后大哗，不以为然。”(15) 但是历史证明，正是这些接受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使众多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胜利地发展。当然，作为小生产者代表的农民有其与生俱来的弱点，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和加强思想建党的重要性，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教育党员。历史证明：伟大的中国农民战争，如果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就与历史上一切农民战争不同”(16)。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农民激发出如此伟大的革命潜力，组织成如此有高度觉悟和严格纪律的队伍，经受敌人所施加的如此长时期、大规模的围剿，创造出一个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上伟大的新发现，也是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新发现。代表人类历史上最先进阶级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一旦被农民群众所掌握，就不仅仅变成改造社会与世界的物质力量，也使农民群众在这个革命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从而达到对本阶级局限性的超越。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与民粹主义的本质区别。
二
马克思曾认为：近代史就其近代性和进步性而言，不外是“农村城市化”的历史，因而“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7)，有学者断言，打破中国封建社会的循环、启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力量只能来自西方；历史在东西方的演进，是一个顺序相承、方向齐一的序列。当中国先进分子在十月革命后选择社会主义的前途时，他们便哗然：中国的社会革命是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之前发生的，因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从未完全压倒中国的民粹主义论调。(18)
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根据亚洲社会自给自足和封闭性的特点，认定其“没有社会进步的意向，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他肯定西方殖民主义对这些国家的发展具有双重历史使命：破坏性的使命和重建性的使命。(19) 在马克思看来，传统社会的破坏和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构成了东方国家即将发生的社会革命的两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亚洲国家摆脱闭关自守、建立现代工业社会的现实途径只能是“西方化”、“欧洲化”。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欧洲社会进入稳定发展阶段，亚洲社会在殖民主义浪潮冲击下，矛盾四起，马克思开始思考如何从历史演进形式多样化的角度看待东西方差别问题。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对俄国的发展前景作了如下分析：（1）如果它继续走1861年土地改革的道路，势必走向资本主义，无法逃脱“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2）资本主义对俄国并非不可避免，除非像西欧那样，把大批农民都变成无产者。然而极为相似的事情，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他指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0) 马克思坚决反对把多样发展的世界历史简单挤压到西欧模式中去，他认为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只限于欧洲各国。东方国家“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21)。他在这里所强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实际上就是人类历史和社会形态演化的一般规律，所以他探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具体条件时非常谨慎，说明若不是在“世界历史”的环境中经历了资本主义，若没有西欧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世界市场和工人运动，东方落后国家从其自身的原有结构中很难直接突发出社会主义的（特别是国营的、社会化的）经济关系来。
长期以来，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理论没有引人注意，(22) 也没有资料表明列宁知晓马克思在历史悖论中的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同民粹派就俄国发展道路的争论中，虽然正确批判了民粹派主张利用俄国农村公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天堂”的浪漫幻想，但他们坚持认为俄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才可能进入社会主义。一战爆发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发生重大转折，提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二月革命后，列宁又进一步提出由革命的第一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迅速转变到革命的第二阶段（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方针。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根据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认为“直接过渡”的设想不合实际，转而推行“新经济政策”，恢复了商品货币关系和贸易自由。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我们还没有找到建设社会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但我们已经找到这种途径的唯一方法，这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23) 列宁还提出了“世界历史总进程”、“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的思想，但是他没来得及阐述。(24)
马克思“世界历史”和列宁“世界历史总进程”的观点都表明了这样的事实：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必然受到世界体系的影响，因而必须以世界为参照系来考虑自己的发展。但是，近代中国所联系的世界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资本主义，一个社会主义，它们彼此对立。近代世界格局的基本特点，特别是俄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决定了中国社会革命道路的基本特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占有重要地位，它正确解决了中国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25) 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离“工业先进国家”还很遥远，因为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与古代没有多大区别。这种现状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26)。毛泽东坚持在当时条件下不能立即把社会主义付诸于实践，并坚决反对在社会转化问题上存在于党内的民粹主义观点，实际上“就是想直接从封建经济到社会主义，不经过资本主义”。1935年12月，毛泽东就指出：“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转变……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中国是一个何等样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国家，他们不知道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完成民主革命，较之俄国要困难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27) 1939年9月，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说：我们永远是社会革命论者，不是改良主义者。中国革命有上篇和下篇两篇文章，“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没法子做的”。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1940年1月，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分析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的有机构成部分，从而使中国社会革命转化思想更加完备。1945年4月，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渐进性、长期性。他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但农村并不是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基础，抗战后期毛泽东就把实现中国“工业化”的任务提到全党面前。1943年10月，毛泽东提出了把中国变成工业国家的战略目标。1944年5月，他在分析了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新式工业后，提出共产党要努力于中国工业化，要搞工业革命的任务，不仅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28) 毛泽东针对党内存在的民粹主义倾向时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的革命任务。”(29)
三
工业化在本质上就是现代化(30)，它凸显了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取代，但与这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物质基础不能取消也不能取代。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郑重承诺；而判断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方向性把握是否受到民粹主义影响亦或跌入民粹主义泥潭，也要在他是否坚持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大前提下去分析。可以这样说，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在历史走向上的根本分歧之一。但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实现的现代化必须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全盘西化。要现代化就要发展资本主义与要现代化就要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有明显区别；资本主义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涵义也不相同。
首先，在发展生产力的层面上，毛泽东并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原则。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31) 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后发达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障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这些国家纷纷在困境中突破战后西方经济发展模式，总结经验、探索新路。毛泽东也没有固守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社会发展框架，前无古人地开拓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
现代化的主题也就是探索新路的主题，中国现代化经历了夹缝中行进的艰难历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促进国际缓和局势的发展，试图打破封锁，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32) 毛泽东还强调：“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能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承认事物的多样性，因此“像我国同美国这样互相警戒着是不好的。”(33) 争取几十年的和平环境，寻求国际合作的帮助，以便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成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动因和目标。在这个时期，毛泽东一贯主张：“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可能的长，这是有希望的，有可能的。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时间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34) 毛泽东还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不仅要向外国学习，还要把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引进来。毛泽东在审阅八大政治报告时强调指出：“为了和平与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毛泽东在八大期间会见外国党代表团时重申，中国经济文化还很落后，现在刚开始搞一点工业，开办一些学校，要实现工业化，需要朋友，需要和平环境。中国是世界和人类的组成部分。中国是一张白纸，你们可以在这张白纸上写字，你们的科学和文化可以驰骋在这张纸上。在中国人民生活的这块土地上，各国人都有份。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明确宣布：铁幕不在我们一边，我们的门是对一切人敞开的。
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要在宏观上与世界经济接轨，在微观上也要与自身经济发展要求同步。继中共八大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方针后，毛泽东又提出中国式的新经济政策。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约见民建、工商联负责人进行座谈时说：现在自由市场还有资本主义，虽然没有资本家。上海地下工厂也是对立，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三个月，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它作对。现在合作工厂做衣服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叫新经济政策。毛泽东还表示，他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过早，到现在社会物质还不足，他认为，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增加。可以开私营工厂，订条约，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可以搞私营。可以取消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只要有原料，有销路，私人可以开工厂。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
当然，毛泽东强调向外国学习，保留国内私人资本主义成分，都是从发挥社会主义应有优势、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大前提出发的，因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前，党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和洲际性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一政治风暴直接构成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一极，这些现代化推迟到来的国家与早期现代化国家处在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它们突出的特点就是政治变革引导经济变革，国家全力投入追赶现代化、强制型工业化。第三世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几乎是齐头跑步奔向现代化。生产力的跳跃式增长，既加速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也拓宽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形式。不容否认的是，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的矛盾日益严重的条件下，相当一些国家在抵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把生产力因素一起排除掉了，民粹主义盛行。有学者评论，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是调整生产关系而忽略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没有跳出农业社会主义的藩篱。
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动力理论出发点的重要一条就是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规律。实践表明，目前各国现代化，特别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产生的一些理论问题，大多与如何正确阐释和理解这条基本规律分不开。如前所述，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大都是从政治革命和社会经济体制变革发端。这种革命性变革必然带来生产关系首先变革（主要是所有制关系方面的变革），生产关系的变革走在生产力发展的前面，为现代生产力的解放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共产党为了集中调配国家资源，实行赶超型现代化，从内部主要是农业筹集大量资金，推行公有制、国有化以及加速农业的集体化，是一种制度创新，(35) 这种在特殊情况下生产关系带动生产力的运动（在一般情况下是生产力带动生产关系的运动）与民粹主义在经济学上的错误没有共同性可言。
当然，把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在现实中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还原过程。制度创新落实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不是一句空话。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战略决策把制度创新引向生产力发展的层面，试图解决生产力落后于生产关系这样一个在特殊情况下出现的矛盾。其实早在1955年3月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提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想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的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的历史的新时期。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看，这个“历史的新时期”实际上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能否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发展生产力，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当时的情况是：二次大战后以原子能和平利用为重要标志的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原子能、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等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引发了产业结构、社会阶级结构的重大变化，深刻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不进则退”，“逆水行舟”的转折点。
按照苏联经验，中国社会生产力以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和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方式向前推进。从1953年开始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参照国际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的156个重点项目与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布局息息相关。到1956年，中国相继建立起兵器、电子、船舶、航空、核、航天六大现代工业部门，以国防高科技为龙头，开始了现代工业的跨跃式起飞，这是中国现代化辉煌式的奠基。周恩来在1956年1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代表中央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现在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世界科学技术的巨大和迅速的进步，已经“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科学是关系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技术、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向现代科学进军”。报告提议由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规划。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技术落后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技先进水平而奋斗。不难看出，毛泽东与党中央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不仅了解世界新技术革命发展的情况和趋势，而且采取积极措施，努力接近并赶上世界科技发展的先进水平，以此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动力。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体制优势，促进了中国大科学机制的诞生。在《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规划》中所确定的12个重点项目，几乎囊括了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领域。在毛泽东倡导下，追赶世界科学技术的运动有了相当的进展。新科技革命中开出的“五朵金花”——半导体、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喷气技术、无线电电子学都是50年代后期迅速上马和发展起来的，它们提升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总体水平。到1963年这个规划的许多具体要求已经达到，又提前制定了新的十年（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毛泽东就制定这个规划作出指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36) 科学技术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结构和工业布局的调整，在很短时间内，初步建成了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仅以上海为例：1956年到1966年短短十年的时间，已经发展为冶金、机电、仪表、化工、轻工、纺织、军工等门类比较齐全的先进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研究设计出的20万次电子计算机、20万倍大型电子显微镜、人工合成胰岛素、10万千瓦双水内冷发电机组等70多项产品，赶上和接近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毛泽东的现代化战略以“国强”为目标，这与邓小平“小康社会”以“民富”为本的目标有所区别，但是这种区别不是简单的正确与错误，而是逻辑关系上的原因与结果。国家强大是人民富裕的根本保证，建国伊始，我们有相当的财力是花费在“国强”上，人民勒紧裤带支援现代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毛泽东科学决策发展起来的“两弹一星”，不仅是我国国防现代化的伟大成就，也是我国现代化总体发展的重要标志，它带动了中国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国实现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跨越积累了宝贵经验。邓小平指出，如果“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37)。
毛泽东说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建立新中国和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两件大事，已经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但是，胡绳同志认为与“文化大革命”相比，努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说法更为贴切，毛泽东作为这种探索的开拓者的历史功绩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在史册上。(38) 既是开拓，路就不会平坦，有沟沟坎坎，甚至会有暂时的倒退。历史和理论之间在形式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可能是正确的。”(39) 马、恩、列、斯、毛都面临了许多难以解决的历史悖论；昨天的历史悖论解决了，今天和明天还会有新的，这就是历史。用辩证思维的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以及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是不是会有新的角度呢？
注释：
①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1页。
⑤ 谭彼岸：《俄国民粹主义对同盟会的影响》，载《历史研究》1959年第1期。
⑥ 《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48—649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⑧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4页注1。
(11)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页。
(13) 《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61页。
(14)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1页。
(15) 《周恩来选集》，《关于“六大”的研究》。
(16) 《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1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
(18)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第97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342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1—762页。
(22) 参见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23)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0页。
(24)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777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5页。
(26)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页。
(27)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161页。
(28)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
(29)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页。
(30)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31) 《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2页。
(32)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
(33)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34)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13页。
(35)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页。
(36) 毛泽东：《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1963年12月16日。
(3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页。
(38) 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09页。
标签：毛泽东论文; 民粹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俄国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