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极端势力滋生发展的内外部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亚论文,势力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亚地区极端势力的滋生、蔓延与发展，既有其重要的内部原因，也有复杂的外部背 景。内部因素可归结为：苏联解体后，精神和意识形态的危机给极端主义占领人们的思 想真空提供了可乘之机；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内部长期积压下来的政治、经济、民族和宗 教矛盾以及各国改革过和中出现的贫困、失业等各种问题，给极端主义思想及其各种表 现形态的产生和扩张制造了生存土壤；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和对反对派的高压政策导致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使得秘密的、激进的和政治上的恐怖主义组织出现的危险性增大；相关国家的地区分离主义势力不断加强等。外部因素可归纳为：冷战结束后世界和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巨变以及全球范围内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迅猛发展；毗邻中亚的阿富汗、车臣、北高加索及克什米尔等热点地区长期动荡不安，尤其是近年来本·拉丹基地组织极端分子的活动猖獗，对中亚极端势力的生存、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滥的作用；中亚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助长了极端主义的发展；大国对中亚地区战略利益的争夺，激化了本地区的内部矛盾，为极端势力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和空间。本文探讨中亚地区极端主义滋生、蔓延的地缘条件、民族宗教因素和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等。
一.极端势力产生发展的地缘条件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的结合部，历来是欧亚民族和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佛教等世界各大文明交融的边缘地带，历史上各种文明的冲突从未停止过。冷战后，中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亚五国虽然独立，但各国的边界线却由于历史上人为的民族划分而相互交织在一起，模糊不清且防卫松懈。如费尔干纳盆地核心地带的费尔干纳、安集延、纳曼干三个州属乌兹别克斯坦，盆地的西南缺口一苦盏，属塔吉克斯坦的列宁纳巴州，盆地的东南角—奥什及周围山区，属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州；在费尔干纳南部山区 吉尔吉斯斯坦地界上还有属于塔吉克斯坦的一个小飞地—索赫、沙希马尔丹。这种犬牙 交错、拧成麻花一般的边界事实上处于无界状态，很难有效防范。1999年“乌伊运动” 搞绑架的地点巴特肯，就在临近乌兹别克斯坦的吉尔吉斯斯坦边境地区，它还夹在塔吉 克斯斯坦小飞地沃鲁赫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小飞地索赫之间；2000年“乌伊运动”能得以 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交界处从容进行武装骚扰、越境流窜， 都是充分利用了这三国交界地区的复杂地理形势。同时，中亚南部与南亚特别是与长期 战乱不止的阿富汗接壤，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分别与阿有1206、98 4、160公里的边界线，边境地区山高林密，易守难攻，且乌、塔与阿还存在着数量众多 的跨国民族；中亚地区的西南和西部与中东、外高加索及俄罗斯动荡的车臣等地区相临 ，东部与我国以穆斯林为主的新疆交界，彼此有9个宗教相同、传统相近、语言相通的 跨国民族。这一独特的地缘状况，为中亚极端势力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极为便利的自然 环境。就是到目前，“乌伊运动”在塔阿边境山区的训练营地仍没有被摧毁，一些极端 组织还利用这一地区的便利条件走私毒品和武器，为其活动筹集资金等。
二.极端势力产生发展的宗教氛围
中亚虽然是多宗教地区，历史上曾存在过景教、袄教、摩尼教、萨满教、佛教等多种宗教，但现代宗教以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犹太教等为主，尤其是伊斯兰教在中亚的历史进程和现代社会生活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极端势力之所以能在中亚地区迅速 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该地区是伊斯兰教的传统区域，中亚各国5387余万人口中，穆斯 林约有4000万，约占总人口的75%，(注：参见《世界知识年鉴》1994年第5期，世界知 识出版社，1995年，第101、111、183页。)是世界穆斯林主要聚居区之一，有着浓厚的 宗教氛围。且这里伊斯兰教派别众多，关系非常复杂。中亚的穆斯林多属逊尼派，而逊 尼派又分若干个支派，如中亚苏菲派的三大教团库布拉维耶教、亚萨维教团和纳格什班 迪耶教团都遵循逊尼派教义，而萨法维教团则属什叶派；有的国家如哈萨克斯坦有近30 个派别、乌兹别克斯坦有15个派别，各派对教规、教义等在理解和态度上的差异和分歧 ，极易成为相互之间冲突的导火索。十月革命初期，中亚地区就曾爆发过以“巴斯马奇 ”集团为代表的伊斯兰武装“穆罕默德绿旗军”的叛乱。苏联解体前，中亚地区出现了 伊斯兰复兴浪潮，“伊斯兰复兴党”、“阿达拉特”等极端组织在各地纷纷成立，并表 现出强烈的干政意识，有的还酿成了大规模的暴乱、骚乱或流血事件。
中亚国家独立后为巩固新建政权，都把弘扬民族传统、推动信仰自由作为基本措施，不仅推动了当地伊斯兰运动的发展，如使该地区的清真寺数量增加了20多倍，同时也导致各国出现了许多带有极端色彩的伊斯兰组织。1992年，乌兹别克斯坦出现了类似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伊斯兰军”，后被平息。塔境内的伊斯兰复兴党等极端势力迅速发展，与政府军展开了5年多的内战，现在该党已经合法化，其不少骨干成员正担任着塔政府的领导和部长职务。如现任塔紧急状态部部长的米尔佐。济叶耶夫曾是联合反对派的军事领导人之一，纳曼干尼曾是他的副手。哈一些伊斯兰极端分子也鼓吹哈需要开展一场“塔利班式”革命，以唤醒哈萨克民族的伊斯兰意识。特别是在乌、吉、塔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谷地，宗教氛围从来就非常浓厚，生活在这一相对封闭环境中的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信仰伊斯兰既痴迷又保守，当地宗教上层利用伊斯兰教的人世性，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积极参与政治斗争，或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或充当反世俗当局的政治势力。当前，该地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瓦哈比派迅猛发展，目标直指中亚各国的世俗政权，声称要在费尔干纳谷地建立政教合一的“浩罕汗国”。据吉内务部门证实，目前在费尔干纳谷地的极端组织就有“乌伊运动”、“台比力克”、“乌宗沙卡尔”(长须)、“阿达拉特”(公平社会)、“伊斯兰拉希科尔”(伊斯兰战士)和“努尔”(光线)等数十个。
三.极端势力产生发展的民族状况
1.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
中亚各国虽然都有主体民族，但却都是多民族国家，如哈有131个民族，在独立初期的1700万人口中，哈萨克族653.2万人，占总人口的39.7%，其它人口超过30万的还有日耳曼族、乌克兰族、乌兹别克族、鞑靼族等；乌兹别克斯坦有129个民族，塔吉克斯坦有86个民族，民族数量最少日的吉尔吉斯斯坦有80多个。但中亚五国在独立后都通过宪法 把国体规定为单一的主体民族国家，赋予主体民族与其他民族以特殊地位和权益，把主 体民族语言法定为国语，诱发和加剧了主体民族和其他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尤其是俄 罗斯族与中亚各主体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俄语的地位问题等。各国主体民族的民族主 义情绪高涨，排外情绪严重，使民族极端主义得以滋生和发展。如塔吉克斯坦独立后， 塔吉克族人和非塔吉克族人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国内就出现了塔吉克族人排斥俄罗斯 族人和乌兹别克族人的苗头，由于民族矛盾，塔、乌两国曾多次发生冲突，相互驱赶侨 民，甚至封锁部分边界；戈尔诺—巴德赫尚自治州的帕米尔人以“自治”为名，也一直 谋求通过一切手段在该地区建立自己的国家。在“民族复兴”的旗帜下，吉尔吉斯斯坦 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也不断滋长，有的地区出现了极端化倾向，吉奥什州1990年6月爆发 了吉尔吉斯人和乌兹别克人之间的武装冲突，导致200多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
2.苏联政府人为划分民族并建立民族国家为当前中亚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埋下了祸根
1924年，苏联为建立民族国家而进行民族区分，但在当时及后来的局部调整时考虑的原则不仅仅是人文因素，经济生产地域和为加强自身统治的“分而治之”政策也是重要因素。这种人为划分的国界把某些民族聚居区一分为二甚至更多，有些地段与历史传统归属不符，造成五国相互之间均存在跨国民族，相互间对某些边界地段走向和邻国境内某些民族聚居区归属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历史原因造成的各国民族构成的多样性及民族分存的“大杂居、小聚居、相互间跨界而居”的复杂状况，导致相互间族际矛盾层出不穷，由此衍生的问题更是错综复杂。特别是中亚国家某一国的主体民族在邻国的聚居区大多集中在边境地带，这为区域民族分立或分离活动造成十分便利的条件。这些都使极端势力有机会和条件在为本民族或部族谋划利益的口号下从事恐怖破坏活动，并在民众中获得相当的社会基础。这些地区，如塔乌、塔吉、吉乌边境地区。目前，中亚之所以 是极端势力活跃的地区之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族情绪作怪。正如哈国总统所担心的 ，以俄罗斯族为主体的北部地区有可能宣布脱离哈萨克斯坦，加入俄罗斯联邦。在乌兹 别克斯坦的塔吉克人也要求在本民族聚居区实行自治，如撒马尔罕和布哈拉。
3.各国的主体民族内部历史上形成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也使极端势力的发展有机可乘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各国主体民族因居住地区不同而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上出现差异并形成地区利益集团，使主体民族内部在一系列大政方针上产生分歧和冲突。另一方面，主体民族内部部族集团之间的矛盾也容易引发冲突。各部族集团在现政府中都有自己的代表，他们在政权中所占的比重始终是矛盾冲突的焦点。如哈国内哈萨克族分为大、中、小帐。各帐都有代表人物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哈独立初期，大、中两帐曾指责小帐代表纳扎尔巴耶夫制方针政策未顾及它们的利益。哈族人中对领导人的部族出身不感兴趣的只占30%，有13%人强烈要求本部族的代表执掌大权，有19%的女性 表示如果她成为领导人，将把自己的亲属安置在身边。(注：何希泉、孙壮志等：《极 端势力冲击中亚》，载《世界知识》2001年第22期。)再比如在塔吉克斯坦，苏联时期 塔国家领导人一直是由经济最发达的北部列宁纳巴德州人担任，各地的代表在中央权力 和管理机关中的数量相对平衡。塔独立后，南部库利亚布部族的代表拉赫莫诺夫当选总 统，大批库利亚布人进入中央机关，并占据了大多数职位，这引起其它部族的强烈不满 。由于权力分配问题，塔国内各个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种族、部族之间的冲突从90年代 初开始就此起彼伏。他们不仅要求政府辞职，而且呼吁塔伊斯兰复兴党建立伊斯兰国家 ，并最终导致了5年多的内战。1997年以来，塔前总理阿卜杜拉贾诺夫曾是列宁纳巴德 州人的领导和代表，也是拉赫莫诺夫1994年竞选的主要对手，他表示，在组建新政府时 不考虑最大的列宁纳巴德州人的利益，国内就不会有和平。在吉尔吉斯斯坦政坛，也存 在着以现总统阿斯卡尔·阿卡耶夫为代表的东部纳伦集团，以前政府领导人马萨里耶夫 为代表的西部塔拉斯集团和以乌兹别克族人为代表的南部奥什集团等各种利益集团。他 们对一直未能成为比什凯克政治机构中的成员而心怀不满。这使得独立后的吉尔吉斯斯 坦政局经常因为权力分配问题面临动荡和不安。
四.极端势力产生发展的政治经济基础
中亚各国政治经济转型时期出现的诸多问题，是极端主义滋生、蔓延和发展的温床。“转型，是指事物从一种运动形式向另一种形式转变的过渡过程。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变的过渡过程。(注：刘祖云：《从传统到现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转型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发展过程，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即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和社会文化。中亚国家独立后，既要进行经济改革，又要进行政治改革，同时还要更新思想观念，谋求国家发展，正因如此，处于从苏联政治体制向西方政治体制模式发渡，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轨时期。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在这一特殊时期，发展中国家往往面临着一系列社会政治危机，归结起来大致有五种，即分配危机、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渗透危机、参与危机。(注：李元书主编：《政治发展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第87—88页。)伴随着这些危机，社会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不稳定和震荡。
1.精神和意识形态危机导致的思想真空，为极端主义思想提供了可乘之机
苏联解仕和中亚五国相继独立后，中亚地区一度出现意识形态真空，各国民众的精神意识领域出现了危机。后来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中亚的蓬勃发展，“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迅速添补了民众的精神空虚，使极端主义有了滋生和蔓延的土壤。人们世界观的变化和精神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对政治极端主义的发展程度和状态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对中亚地区的大多数极端组织的活动进行分析后，可发现：极端主义是信仰真空的产物，精神和信仰危机往往直接导致带有极端主义色彩的精神空虚的产生。乌兹别克斯坦独立的最初时期，伊斯兰教被当作民族的精神受到官方的某些鼓励。1991年 9月，在乌兹别克共产党退出苏共并改名易帜为人民民主党的大会上，乌兹别克斯坦总 统卡里莫夫提到要对诸如“扎吉德运动”、“泛突厥主义”、巴斯马奇等问题“进行全 面而客观的评价。”(注：陈延棋、潘志平：《泛突厥主义文化透视》，新疆人民出版 社2000年，第35页。)执政党的自由化和意识形态的迷茫，为宗教狂热并走向政治化敞 开了大门。“乌伊运动”和“伊扎布特”之类的宗教极端组织得以产生并发展，并非偶 然。
2.广大民众的贫困和失业，给各种激进和极端思想及其表现形态的产生和扩张提供了生存土壤
在独立的10年中，中亚各国经济形势仍然严峻，贫富差距加大，有些地方失业、贫困、拖欠退休金等问题非常突出。塔吉克斯坦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三分之二；乌兹别克 斯坦人均月工资仅为6美元。苏联政府当年确立的经济保障体系已不复存在，诸如教育 、医疗保健和治安这样一些社会服务体系的状况一天不如一天。据联合国估计，塔吉克 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目前有70—8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特别是在动荡的费尔干纳 谷地一些地区的失业率已达到80%。这种情况使民众对政府现行政策的不满情绪与日俱 增，有些人在各宗教组织有目的活动的影响下，开始寻求在宗教的基础上建立社会制度 。各国社会中存在的庞大的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政府及其所推行政策不满的居民群体， 是中亚地区极端主义组织的社会基础和极端主义倾向产生的社会环境。
3.集权统治和对反对派的压制加大了政治紧张程度，增大了产生各种秘密、激进的极端组织的危险性
中亚各国都实行总统集权统治，政治上层之间、中央与地方、各地区之间一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之争，加之各国官员贪污腐化问题日趋严重，政治反对派为获得更多的权力，经常利用宗教、民族和社会热点问题对当局发难，有的甚至引发战争。这些都为极端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刺激了极端势力的发展。如塔南北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 不平衡是国内产生政治、宗教和民族极端主义的重要因素。目前，塔联合政府也并不是 十分稳固，伊斯兰复兴党仍有可能从温和转向极端；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各有各的打算 ，武装割状态从未结束，政府军只能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地域内活动。2002年7月中旬， 塔总统拉赫莫诺夫在1997年民族和解后首次批评塔“伊斯兰复兴党”时说：“该党的一些成员不顾政党法，从事利用意识形态盅惑人心的活动，这可能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分裂。”此后，已“伊斯兰复兴党”为核心的塔联合反对派领导人萨义德。努里及其助手穆赫。卡比利秘密出走德国。努里的出走很可能使塔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并导致新的冲突。在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反对派和伊斯兰极端分子都企图利用民众与 政府间的矛盾挑起事端，以实现“圣战”的目标。2002年3月，吉南部地区贾拉勒阿巴 德发生大规模骚乱事件，造成6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严重影响了社会和政治稳定，并 最终导致当时的巴基耶夫政府跨台。至今，吉国内的紧张形势仍没有得到缓和。9月中 旬，贾拉勒阿巴德州护法机关准备在巴扎尔—科尔空斯克地区的一个村落抓捕“伊扎布 特”极端分子时，竟遭到该地区民众的抵抗，他们甚至将10名护法机构工作人员扣为人 质。目前，阿克西斯克地区民众提出的要求在很多方面与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口号相似， 他们都要求“主持正义”、“严格执法”、“关心贫困和弱势群体”等，该地区的不少 民众还排着队长途跋涉去首都比什凯克示威抗议，要求总统阿卡耶夫辞职。而乌国民费 尔干纳谷地极端组织活动猖獗也与政治派别斗争有关。据悉，卡里莫夫执政以来已将大 多费尔干纳人排挤出国家权力机构，而他们就通过支持极端主义的方式来取得自己的权 力。目前，费尔干纳地区激进的伊斯兰组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
五.极端势力产生发展的周边环境
中亚极端势力的滋生蔓延并日趋猖獗，与中亚周边地区长年不断日冲突和战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首先，阿富汗问题的存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长期战乱的阿富汗与中亚的乌、塔、土三国接壤，三国的主体民族均与阿富汗跨国而居，其中塔吉克族占阿总人口的30%，约有530万，比塔国内还多；乌兹别克族在阿富汗也有150多万。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构成了阿富汗北方联盟的主体，与塔、乌国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亚的极端组织几乎都在阿富汗设有基地，“9·11”之前，塔利班及其庇护的本·拉丹“基地”组织，不仅向中亚国家输出极端主义思想和武器装备，还对中亚的极端势力提供资金和骨干培训，有时甚至共同对塔政府进行武装挑衅活动，成为中亚极端势力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其次，与中亚国家隔里海相望的外高加索地区以及俄罗斯的北高加索地区一直被民族冲突和政治动乱困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阿布哈兹、车臣等问题悬而未决。这些冲突地区都有极端主义存在，而且彼此有联系，其中车臣非法武装的首领哈塔卜曾潜入塔吉克斯坦，参与中亚地区的武装颠覆活动。其三，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复兴浪潮，南亚地区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距离中亚不远的克什米尔地区的武装冲突也破坏了中亚的稳定和安全，对中亚极端势力的发展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中亚周边地区长期不断的冲突既助长了极端势力的发展和蔓延，也为极端分子跨国行动、流窜作案创造了条件。
六.极端势力产生发展的外部因素
中亚国家独立后，由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油气资源，世界各力量中心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都不断加大对中亚渗透的力度。
1.周边伊斯兰国家都制定了庞大的挺进中亚的计划
中亚国家独立后，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周边伊斯兰国家积极向中亚地区扩展势力范围，这些国家的宗教势力也加紧了对该地区的渗透，在很大程度上刺激和助长了该地区极端势力的发展。其中，伊朗、土耳其等国利用与中亚一些国家有着相似或相同的历史、种种、文化和宗教渊源等有利条件，对中亚地区宗教复兴影响甚大。伊朗作为中西亚地区的大国，历史上曾是中亚盟主。1979年，伊斯兰革命在伊朗取得胜利 并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输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成为伊朗的基本国策。苏联的 解体正好为伊朗伊斯兰极端思想的传播提供了良机。伊朗在给中亚国家提供大量经援助 的同时，也加紧进行文化渗透。如为给伊斯兰革命培养人才，伊朗投资10亿美元，在该 地区建立波斯语协会，向这些国家派遣教师，招收留学生等，最大限度地传播伊斯兰原 教旨主义思想。土耳其与除塔吉克斯坦之外的其它中亚四国均属突厥语族，居民大都是 伊斯兰教逊尼派，凭借这些优势，土积极向中亚国家推行其政治经济模式，并开通了对 中亚的电视频道，每天用土耳其语播送7个小时的电视节目；还专门拿出资金在中亚培 植亲土势力，每年为每个国家提供1000—2000个奖学金名额；(注：倪国良著：《向西 开放—中国西北地区与中亚五国关系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176 页。)与中亚的哈、吉、乌、土四国组建了“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的定期会晤机制等 等。甚至不断向中国新疆推行“泛突厥主义”，试图将21世纪变成“突厥人的世纪”。 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以及老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伊朗也经常向中亚国家提供各类援 助，并派宗教“密使”到中亚地区传播“伊斯兰理念”，谋求在中亚扩大影响。特别是 沙特的有关组织向中亚派出了许多受过专门训练的传教人员，在当地传播经文、免费赠 送、散发《古兰经》，资助当地居民出国朝觐或参加军事和宗教培训。“伊扎布特”是 50年代沙特的宗教极端分子为推翻世俗王朝，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而秘密建立的 国际性宗教政治组织，在苏联解体后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逐步渗透到中亚国家。 这些都促进了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和组织在中亚的发展。
2.美国积极推行新中亚战略
美国为牵制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在中亚的影响，一直忙于向中亚国家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推行包括安全、资源和推行中亚国家民主化在内的新中亚战略。美国政府甚至认为，中亚国家意识形态的混乱是一种进步，对各国取缔宗教组织、打击极端主 义反对派的做法横加指责。美国的“自由之声”电台曾为匪首纳曼干尼制作了专访节目 。为确保美国在中亚地区的石油利益，克林顿政府、小布什政府都曾与塔利班进行过接 触谈判以说服其为美国服务，如2001年8月2日，美国负责南亚事务析助理国务卿与塔利 班会谈关于毒品、恐怖主义和本·拉丹问题，塔利班也准备向美国交出本·拉丹；美国 有关机构甚至支持过以反美起家日本·拉丹、塔利班以及车臣极端势力在中亚和高加索 地区搞反俄乱俄的分裂破坏活动。就连塔利班首领奥马尔都承认，包括哈塔卜在内到车 臣助战的阿拉伯恐怖分子，实际上是在为其美国和西方特工主子搜集情报。俄罗斯政府 为此认定，中亚极端势力有美英寡头在背后支持。大国对中亚的争夺和渗透，已使中亚成为布热津斯基所称的“世界暴力扩张的区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中亚极端势力的发展。
从上述分析看，中亚地区极端势力的滋生和发展，由于涉及到地缘、民族、宗教、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以及各国存在的一系列现实问题，所以，其今后的发展也必将受到上述各因素的影响。
首先，由于民族宗教问题的长期性、群众性和复杂性，以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极端主 义为主的中亚地区的极端势力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其发展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 条件，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9.11”事件后，“乌伊运动”等中亚极端势力在阿富汗 等地的训练营遭到重创，但其在中亚的地下组织网络却完好无损，特别是“伊扎布特” 、“伊斯兰复兴党”等极端组织在中亚地区发展了庞大的地下势力，“乌伊运动”也聚 合了中亚一些零星的极端组织和人员组成了新的“中亚伊斯兰运动”。如何防范极端势 力的恐怖袭击活动和消除其对社会的影响，将成为中亚各国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内所面临 的重大现实问题。
其次，阿富汗、车臣、阿布哈兹、克什米尔等地仍处于动荡之中，这些地区极端势力的活动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对中亚极端势力的发展仍将具有导向性作用和影响。目前，阿富汗塔利班和本·拉丹“基地”组织的残余势力，仍在巴阿边境、塔阿边境、克什米尔地区活动，准备发动新一轮恐怖袭击活动；有的已潜入中亚并与当地极端组织汇合结成了新的联盟，他们仍未放弃以暴力武装袭击或游击战方式实施企图在费尔干纳谷地进而在中亚建立伊斯兰国的计划，这将成为该地区安全面临的重大威胁。同时，如果阿富汗或车臣等地的极端势力出现回潮，那么中亚地区极端势力的活动可能会来得更猛。由于“9.11”恐怖袭击事件具有很大的刺激性和导向性作用，不排除中亚极端势力今后实施类似恐怖袭击事件的可能性。
第三、在国际反恐合作的大环境下，中亚地区极端势力为保存实力和谋求新的发展空 间，其活动策略可能会有所调整。经过连续多年的恐怖实践和作战经验，中亚极端势力 已达到了预期的战术目标；对中亚国家的战备和战斗力、联合反恐怖协议的有效性进行 了“火力侦察”，确定了作战行动和秘密掩藏武器的地点等；但在国际反恐的大环境下 和各国政府的严厉打击下，极端势力也正不断调整行动策略。如避免大规模正面冲突， 采用小股突袭，潜入居民密集住地，扩大毒品走私通道，在通往费尔干纳沿途建地下网 ，招募雇佣兵，从事秘密串联和宣传等。可见，中亚极端势力的活动虽然暂时有所收敛 ，但并未停止，而是通过迁移、隐蔽或变换行动方式等手段，在秘密积蓄力量，以便在 时机成熟时实施新一轮武装袭扰活动。
第四、由于中亚极端势力对各国和地区安全的威胁日趋严重，各国都已把打击极端势力在内的“三股势力”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加强了与俄罗斯、中国、美国等地区安全领域的合作。从这一角度看，中亚地区极端势力的活动虽然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但其对中亚各国和地区安全的威胁(潜在威胁)，从总体上看虽然仍较严重，但应当是有限度的。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中亚地区由于极端势力活动而导致严重冲突或大规模动荡的可能性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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