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国 ”极权主义统治解读
汪 衍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摘 要 ]尽管在2017年末伊朗、美国等主要国家正式宣布已在叙利亚境内军事上剿灭“伊斯兰国”武装力量，但袭扰全球三年之久的恐怖势力并没有被彻底消灭，其残余势力仍在苟延残喘，并且不断地向阿富汗和南亚等地扩散和渗透，伺机东山再起。“伊斯兰国”的出现和崛起极大地冲击了人们对于恐怖主义的认识，不仅导致中东地区陷入混乱，更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恐怖袭击事件，其背后隐藏着的极权统治流毒仍然具有很强的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对其“国家”模式和内在统治要素进行分析，深入考察“伊斯兰国”极权主义统治特点，指出其统治要素和内在原因，并针对当前该恐怖势力化整为零向全球扩散的严峻形势提出建设性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伊斯兰国”；宗教极端主义；极权主义；“圣战”共同体
2017年末，伊朗、美国等主要国家正式宣布已在叙利亚境内军事上剿灭“伊斯兰国”(简称ISIS)武装力量，但不论是在互联网上还是中东其他地区，“伊斯兰国”流毒依然在全球范围内兴风作浪，威胁着世界人民的安全。而要想彻底肃清该恐怖主义势力，仅仅依靠军事打击是不够的，需要我们透过表象看本质，把握其内在统治特点，才能认识到“伊斯兰国”的真正性质，精准发力，从而彻底消灭其残余势力。目前，学界对于ISIS的出现、崛起与灭亡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军事打击或是宗教纷争等方面，鲜有学者对其统治方式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忽略了其政权组织的外在形式和内在原因。本文将从理论综述展开，深入辨析ISIS“国家”性质，揭示其恐怖主义形成的必然性。
一、“伊斯兰国”极权主义统治性质
学界对于“伊斯兰国”是“恐怖主义阶段性发展的产物”这一论断已形成共识，但在统治模式方面，学者们大多采用“宗教极端主义”这一词加以概括。何为宗教极端主义？金宜久先生给出的定义是：“它是与宗教有关的、具有由偏激而致极点的主张要求，或以偏激的手段实现其主张要求的行为活动。”[1]马品彦先生则在总结之前学者的定义基础上提出了更为科学的定义：“一些利益集团打着宗教的旗号，对宗教进行歪曲的和极端化的解释，煽动宗教狂热和极端思想主张，制造不同信教群体之间的仇视和斗争，并采取极端手段,以求摧毁一切现存社会秩序和世俗国家，建立神权统治为目的的一种思想和行为体系。”[2]从中我们可以得知，所谓的宗教极端主义更应当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其本质是打着宗教幌子的极端政治思想，其政治目的远远强于其宗教目的。因为在整个极端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利用宗教的极端解释夺取政权将会成为宗教极端主义的唯一目的，比如我们熟知的一些极端宗教主义下的恐怖组织都具有类似的目的：“基地”组织旨在推翻西方资本主义，以使阿拉伯世界更容易落入自己的股掌；阿富汗的“塔利班”和索马里的“青年党”都是将其目标和方法限定为消除旧制度、建立单一民族的沙利亚①新国家。
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是一个西方政治学概念，学术界对此论述颇有不同，至今未能形成统一明确的定义。汉娜·阿伦特在其著作《极权主义起源》中指出：“极权主义起源于大众，潜在地生存于每一个国家，极权主义的政治根源存在于一切政治制度。”[3]对于极权主义的目标和归宿问题，她指出：“极权主义以统治全世界为目标，它实行组织上的国际化，意识形态全面化，政治野心全球化。”[3]因此，不同于宗教极端主义，极权主义应当是一种治理模式，是一种以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为后盾的治理模式，是一种消除人们在社会中及法律中自由的一种治理模式，是最终要将所有的人都变成“一个人”的治理模式，②进而实现全面的社会控制，国家意志代行一切。因此，无论极权主义国家在形式上有着多么大的区别，但在本质上却是相同的，而这也是区分一个国家的统治是否属于极权主义统治的最核心因素。
从上述两个概念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如果将ISIS定义为“宗教极端主义”，那么我们难以将其和“基地”组织这样的恐怖主义组织区分开来，并且无法解释2014年6月29日ISIS发言人塔哈·苏卜希·法拉哈宣布由巴格达迪领导的哈里发帝国“建国”之后的许多行为。还包括2014年7月“伊斯兰国”在代尔祖尔省通过发布命令的方式将面包价格强制性降低到45叙利亚镑，同时要求面包店必须为穷人提供扎卡特(zakat,伊斯兰教的一种慈善义务)；[4]在摩苏尔建立免费医院；发行货币以及通过强制命令的方式，将房屋月租限定在一般大众能够负担的85美元等。这些具有极权主义性质的举措早已超出了“宗教极端主义”能够包含的范围。同样，在2014至2015年期间，通过连续的战役占领了叙利亚的一半领土和伊拉克的四分之一之后，“伊斯兰国”对如此庞大的“国土”进行统治仅依靠宗教自身的力量并不现实，他们需要采取更有效的政权组织形式来治理占据的领土，而极权主义恰恰成为了他们的首选模式。因此，“宗教极端主义”已经被极权主义所吸收，并作为ISIS解释其恐怖主义行径的借口，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内在的极权主义统治性质。所以对“伊斯兰国”的定性应当考虑到现实环境，它曾经是一个宗教极端主义引领下的极端恐怖组织，但当它具备了一定的政权组织形式后，用“极权主义”来评价“伊斯兰国”的统治则更加适当。
二、“伊斯兰国”极权主义统治要素
通过以上论证，可以看到极权主义的本质就是实现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建立一个政府意志主导一切的“万能”国家。本文将从经济制度、国内人民、政权特点三个方面来考察其具体的统治手段，进而考察“伊斯兰国”是否已经具备了极权主义统治要素。
(一)计划式的经济管控
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必然是实行计划制经济的国家，当权者通过对生产的控制才能够掌握对所有消费品的控制权，进而控制人们的私人生活。正如西方自由经济学大师冯·哈耶克指出的那样：“由于在现代条件下，我们的每一件事几乎都要依赖他人来提供手段，经济计划几乎将涉及我们全部生活的各个方面。”[5]由于只有国家的强制权力可以决定“谁应得到什么”，唯一值得掌握的权力就是行使这种管理权，因此最终一切的经济问题都将会变成政治问题。“伊斯兰国”的统治具有资源垄断式的特点，对于涉及自身经济命脉的领域则采取了完全排除市场的计划式经营，比如在石油、药品、文物等方面。同样，ISIS花费大量财政资源来提供社会服务，其占领市政之后的首要举措就是采用计划的方式来管理被征服的地区，通过控制工业和市政服务设施，以确保它所认为的更加有效和平等的服务，掌控水、气、电的供应，当地工厂生产，甚至面包店……这一切让“伊斯兰国”掌握平民大众的核心需求。同时，“伊斯兰国”基层组织被要求将取自当地企业的收入——比如绑架赎金和敲诈勒索的20%送交上一级领导，级别较高的指挥员会核查这些收入，并且重新分配资金，拨给陷入困顿或者需要额外资金发动攻击的省级或地方分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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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这样行为的结果就是其首领巴格达迪所统治的“伊斯兰国”越来越富裕，但是其统治范围内的“人民”却越来越贫穷。到2016年初，“伊斯兰国”一共有四大经济来源：倒卖石油的每日收入为100万至300万美元不等；错综复杂的敲诈网络可以创造一个月1 200万美元的收入；出卖文物的收入大约在3 600万美元；每年通过向欧洲走私毒品获利2亿至5亿美元。[6]严格来算，“伊斯兰国”的财政收入已经超过了叙利亚和伊拉克，但是真正有权去支配财政的却是以巴格达迪为首的一个小集团。他们通过再分配的手段控制着其治下人们的行为和活动，以经济上的依附性为开始，最终实现政治上、人身上的依附性。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伊斯兰国”通过给自己树立富有和成功的形象，来增强其从本地乃至境外招募新鲜战斗血液的能力，例如军人的工资明显高于其他职业，这也使得军队绝对忠诚于巴格达迪和“伊斯兰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伊斯兰阵线”政治官员表示：“ISIS肯定会扩张下去，它有的是钱，而现在叙利亚人太穷了，钱能改变一切——人绝望了，难免要去支持极端主义。”③
(二)宗教蛊惑与奉行恶法
ISIS的另一大极权主义统治要素即是通过宗教蛊惑和奉行恶法这种“软硬兼施”的方法实现对人的全面控制。诚如前文所述，极权主义统治的最终形态是固化所有人的思想，最终由“一个人(统治者)”来操控表达，也就是通过剥夺个人自由从而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进而实现社会的全面控制。美国社会法学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罗斯科·庞德将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归结为道德、宗教和法律三者，并且认为这三者通过对人类内在本性的控制从而达到征服外在自然的目的。④极权主义国家往往是充分发挥三者的作用，让它们在抹杀公民个人自由方面各自发挥独到的作用，主要指扭曲的道德观、极端的宗教思想以及严格苛刻的法律。
许多学者都将这种共同体的形成归结于“伊斯兰国”强大的宣传攻势，但这种说法较为片面。“圣战”共同体形成的原因并非仅仅来源于蛊惑人心的宣传，更重要的原因来自欧洲国家自身，即西方青年本身就存在的极端化、两极化倾向。导致这一现象的一大诱因是西方国家对穆斯林移民社会整合失败的恶果，进而产生的集体边缘化和疏离感。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雷肯(Robert Leiken)在《欧洲愤怒的穆斯林》中所说：“对于怅惘失意的穆斯林后代来说欧洲扮演了主人的角色，这些穆斯林后代只是名义上而不是文化和社会意义上的欧洲公民。”[11]西方社会中存在着强烈的“伊斯兰恐惧症”和种族歧视现象，这导致穆斯林青年的身份危机日益加剧，使得穆斯林青年群体普遍缺乏被接纳感和归属感。据2010年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法国非裔基督教信徒获得面试的机会是同等资质非裔穆斯林的两倍半。[12]这种赤裸裸的就业歧视直接阻碍了西方国家穆斯林群体的社会融入，导致了其生存边缘化。因此，欧洲国家的穆斯林青年在这种被不断边缘化的过程中最渴望得到的就是归属感和认同感，而“伊斯兰国”在社交网络上的宣传则和他们的渴望不谋而合。加入“圣战”，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推翻现存的制度，都使得穆斯林青年与其产生共鸣，于是他们便想尽办法离开自己的国家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效忠“伊斯兰国”。
因此，“伊斯兰国”实际上就是在歪曲伊斯兰教义，它所宣称的终极目标是建成一个没有国界的伊斯兰“国家”，通过这个虚无缥缈的目标诱导人们参与“圣战”，为建立一个“伟大的伊斯兰国”流血战斗，甚至充当人肉炸弹。而这种牺牲生命的行为却被认为是一种光荣，死后可以成为“烈士”，去到真主阿拉的身边。[8]借助“圣战”的目标将领袖和人民培养成为命运共同体，认为自己是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的预言者和参与者，因而在这种末日论调下采取激进的行动都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其目的就是通过思想灌输灭绝人们本应具有的理性、情感、恐惧等一切因素，将他们训练成绝对服从命令、能够为“圣战”献身的“工具”。
自由是人的天性，近代世界的历史是人们摆脱政治、经济、精神的羁绊而谋求自由的历史。⑥[15](P29)单从这个方面来说，“伊斯兰国”的极权主义统治似乎根本不可能实现。但现实的情况却是那些处于占领区的居民却甘愿放弃自由而乐意接受“伊斯兰国”的极权主义统治。正如其成员阿布·杜贾纳所言：“当ISIS开进霍姆斯省时，人们都非常怕我们，不过四五个月以后，大多数村长都宣誓效忠我们，几百位村民都自愿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4]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在其有关极权主义的著作《逃避自由》中将二战时期的德国民众放弃个人自由的原因归结为“受虐冲动”，他指出，“受虐冲动的方式各异，但其目的只有一个：除掉个人自我，失去自我，换句话说，就是要除掉自由的负担。”[15]
(三)全球性的宣传洗脑
对于极权主义统治而言，恐怖和洗脑往往相伴而生。暴民和精英会被极权主义本身的锐气所吸引，但只有用宣传才能够赢得群众。[9]与一般意义上的宣传不同，极权主义的宣传往往具有虚无性、同化性，要么投降，要么下决心彻底输尽。⑤例如纳粹的宣传特点是从群众渴望一致性中获得好处，树立德国即将成为世界主人这一形象。在传统的极权主义国家之中，极权主义者进行的宣传往往仅仅是为了实现对其管辖范围内的人民绝对控制，很难在域外领土上起到作用。而“伊斯兰国”则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交媒体的普及等时代特性，可以完全突破地域上的限制，形成一种全球性的宣传攻势。
他们针对当前西方世界年轻人浮夸、单纯、激进的特点，精心设计了有针对性的宣传内容，利用国际社交网络甚至是部分媒体博得同情和关注，诱骗年轻人来投。在Twitter、Diaspora以及俄罗斯社交网站VKontakte上，都充斥着大量受“伊斯兰国”控制的账号，这些账号用英文协同发布一些特定内容来宣扬新成立的“伊斯兰国”生活的构想，并以此扩大招募基础。2014年3月17日，“伊斯兰国”的“标准媒体”Al-Furqan Media发布了长达一个小时的《剑鸣铿锵(一)》(Salil al-Sawarim)视频，在24小时内YouTube点击率高达56 998次，[4]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宣传效果。迈阿密大学教授斯蒂凡·乌切提(Stefan Wuchty)和尼尔·约翰逊(Neil Johnson)等人通过对ISIS支持者的在线活动进行长时间的追踪调查后表示，VKontakte上藏匿着196个支持ISIS的团体，成员超过10万人。根据美国国会2018年9月发布的研究报告，虽然国际社会自去年开始显著加大了对外籍“圣战”分子的打击力度，但是在伊拉克、叙利亚参战的外籍“圣战”分子人数却仍在增加。统计显示，外籍“圣战”分子数量已经从1.8万人、来自80多个国家，增加到现在2.5万人、来自100多个国家。[10]
这些足以证明“伊斯兰国”在极权主义宣传上的成功。通过这种宣传方式和手段，能够让诞生于中东地区的极端思想不费吹灰之力在西欧、北美大陆上肆无忌惮地传播，并通过其虔诚忠实的“信徒”在短时间内将极权主义的恐怖笼罩在全世界的顶空。通过对以上三个要素的分析可知，“伊斯兰国”确实已经具备了极权主义统治的全部构成要素。
三、“伊斯兰国”极权主义统治成因
另一个促使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原因就是对“宗教尊严”的捍卫。对于穆斯林而言，伊斯兰并非仅仅代表一种宗教，更是一种包含着社会、经济、文化内涵的生活方式。正如金宜久先生指出：“伊斯兰教强调穆斯林的神圣使命在于实现安拉的统治，它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倾向于视为宗教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政治问题。”[13]而西方国家近年来发生的一些伊斯兰教亵渎事件践踏了穆斯林身份的宗教尊严，例如美国牧师焚烧《古兰经》；2015年在美国加州举行的讽刺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比赛，都严重伤害了穆斯林青年的感情。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伊斯兰国”成为一些穆斯林青年心中敢于挑战西方的“英雄”，其恐怖招募也为一些怀有“道德义愤感”和“个人创伤”经历的穆斯林青年提供了一个发泄不满与愤恨的机会和渠道。就如同一位19岁的美国少年穆罕默德·纳木扎哈·可汗给父母留下的信中所写的那样：“我被迫给美国政府纳税，而这将被用于杀害我的穆斯林兄弟姐妹，穆斯林被践踏的时间太长了，这个国家反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我不希望我的后代在这样污秽的环境里成长。”[14]因此，真正导致“圣战”共同体形成的原因在于西方文明的普世价值观对传统伊斯兰文明的挤压、误解和亵渎。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就将对抗西方文明的“伊斯兰国”以及巴格达迪本人当成救世主，寄希望于“伊斯兰国”能够恢复衰弱的传统伊斯兰文明。
《公约》23条规定，各缔约国“应当寻求”将洗钱罪适用于范围最为广泛的上游犯罪，并强制性要求各缔约国“应当至少”将根据《公约》确立的各类犯罪列为上游犯罪。我国《刑法》所确定的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仅包含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金融诈骗罪也列入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扩大了上游犯罪的范围，但和《公约》的强制性要求依然还有一定的差距。根据《公约》的强制性规定，至少应当将《刑法》中的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等《公约》所确立的犯罪列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12］
(一)促成“圣战”共同体——拉拢人员的需要
极权主义统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存在着一个以领袖为核心的共同体，这也是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最大的区别所在。专制王朝的领袖一般都是居于皇权神授这样一种不可动摇的地位，并且各个阶级之间泾渭分明，存在着非常严格的界限；而极权主义统治则要消灭阶级，建立共同体。因为只要阶级固有存在，便很难做到对人实现“全面控制”，只有消灭阶级，才能够最终实现“一个人”的目标。而共同体能够在群众中建立起来的主要心理因素就在于：处于极权主义统治下的群众厌恶现状，宁愿逃避而拒绝接受现实。因此会有部分人群转而去相信ISIS所谓的“对抗并重塑世界”。巴格达迪控制下的“伊斯兰国”便存在着以“圣战”为纽带的共同体，并且这个共同体早已突破了地域上的限制，由中东逐渐向全世界范围渗透、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伊斯兰国”的外籍战斗人员数量不断增多。据统计，目前叙利亚和伊拉克至少有来自90多个国家的15 000多名外籍战斗人员，他们无一例外的融入了“圣战”这个共同体之中。正如英国籍“伊斯兰国”战士阿布·杜贾纳所言：“在我离开之前，我只是一个想帮助受压迫者的普通人……帮助受压迫者，好过一本红色护照。”[4]
“伊斯兰国”实现对人的控制的手段主要有两种——极端地解释宗教以及制定严苛的法律。研究“塔利班”问题的世界顶级专家艾哈迈德·拉希德曾经指出：“阿拉伯领袖在现代条件下应当温和地解释伊斯兰教义。”《世界穆斯林领袖们致ISIS首领公开信》中也提及“在伊斯兰教中，强迫他人皈依是禁止的”，“在伊斯兰教中，以任何方式伤害或虐待基督徒或任何‘有经人’是被禁止的”，以及“在伊斯兰教中，在不遵循保障正义与仁慈的正确程序的情况下执行刑罚是被禁止的”。[7]“伊斯兰国”虽然宣称遵循伊斯兰教义，但是其治理措施却同现代伊斯兰教义背道而驰。例如伊拉克摩苏尔市针对信奉一神教的非穆斯林实施的《齐米协定》中规定，如果生活在该地区的非穆斯林公民没有信奉伊斯兰教，那么该协定就伴随着“除了剑一无所有”的威胁生效，[4]导致在短短三天内该城的基督徒和什叶派都离城而去。同样，“伊斯兰国”在其统治范围内贯彻沙里亚法中的严格形式，推行哈杜德(hudud，伊斯兰教对于严重犯罪所规定的传统刑罚制度)，大肆残杀被认定为撒旦教徒的信仰非一神教的居民。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极权主义的产生有着非常深刻的根源，但并不是每个具有极权色彩的国家都必定会走上极权主义统治这一条道路。本文接下来就要对隐藏在“伊斯兰国”极权主义统治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行细致考察，以论证其走上极权主义统治道路的必然性。
(二)自由让位于秩序——人们甘愿被奴役
如果上述方式还可以被认定为一种“渐进性的”“蛊惑性的”极权主义统治确立方式的话，那么恢复传统的沙里亚法就是一种“恐怖的”方式。对于“伊斯兰国”而言，法律仅仅是一种统治的工具，而且是推行极权统治、恐怖统治的最有力工具。“伊斯兰国”所制定的法律规范和极端宗教信仰是合二为一的，例如强制要求每天五次礼拜、禁绝非伊斯兰音乐、要求男女分隔，等等。任何人如果违反了“宗教法律”，一律都会被处死，并且行刑方式异常残忍，包括从高处掉落、绑在铁架上枪决以及在女性面前用乱石砸死等。“伊斯兰国”恢复传统沙里亚法的目的就在于营造一种恐怖气氛，造就一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社会观念，从而迫使民众普遍服从于“伊斯兰国”的权威之下。这和宗教上的蛊惑结合在一起，共同实现了对人的全面控制。
探讨“伊斯兰国”本身的统治方式不仅是为了给出一个学术层面的概括，更是为了揭示其本质，从而更好地打击这个全世界的“公敌”。虽然国际社会目前通过军事打击已基本摧毁了ISIS传统领土上的“圣战”共同体，但即便“伊斯兰国”丧失了全部领土，他们依然可以依靠“圣战”共同体的维系而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制造恐怖袭击事件以扩大影响。所以如何分化瓦解其残余势力，防止新的极端主义势力产生依然需要全世界的共同努力。考虑到该地区多年战乱带来的权力真空，再受到美俄甚至是区域性大国在此的战略博弈和空间挤压，[20]该区域的地缘政治局势十分敏感复杂，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需要全世界更多地承担责任，放下成见，着眼大局，为建设更多的合作对话机制而努力。从“伊斯兰国”这种新型的极权主义统治形式来看，“圣战”共同体是国家恐怖主义下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他不仅包含着消灭差别与同化，而且是真正维系“伊斯兰国”统治的手段。诚如前面说的那样，“圣战”共同体也许最终会随着理想和现实差距的扩大走向瓦解，但如果没有任何外部压力的话，这种瓦解的速度是较为缓慢的。所以有必要采取“以意识形态针对意识形态”的方式，占领思想高地，促使极端主义团体的加速瓦解。只有“圣战”共同体的最终瓦解，这场针对国家恐怖主义的战争才算真正结束。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几年前在人民论坛撰文《享受岂能是头衔？》，针对名片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甚至追悼会上也不忘加这一条，“把‘津贴’挂在嘴边，印之名片，显于报章，足见其浅”。“津贴”是“工资以外的补助费，也指供给制人员的生活零用钱”，多用于特殊岗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对于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的一种奖励制度，奖励的是货币，印之名片不妥。民间有露面不真人的说法，陈四益的打油诗可为炫耀虚职者戒：名高未必学问多，羊头狗肉也疯魔。
2011年12月15日对一期、二期工程的两种重介质旋流器进行了工业性对比试验，虽然是同一时间采样，但分别由两个煤仓供料，并且一期工程的原料煤预先经过脱泥(筛缝为1 mm)，两种旋流器入料粒度组成(见表1)和密度组成(见表2、表3)不尽相同，所以两者的可选性也有些差异(见图1、图2)。
虽然“受虐冲动”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但是引起这种“受虐冲动”的原因却有很多。对于在“伊斯兰国”统治地区的人民而言，他们放弃自由的原因就在于：当温饱都无法得到满足时，自由早就不是排在首位的价值了，渴望安全、恢复和平与秩序才是他们所梦寐以求的。正如著名记者艾哈迈德·拉希德所言：“ISIS的发展并非取决于技能或残忍的行径，它依赖的是毁灭性内战带来的罕见的政治和军事真空。”2011年开始的叙利亚内战将整个国家变得满目疮痍、生灵涂炭，屠杀、空袭、爆炸、难民潮，仅仅在2012年8月，就有超过10万名难民逃亡周边邻国；[16]而到2015年，在叙利亚的2 300万总人口中，已经有400万人沦为国际难民，国内还有760万居民流离失所。[17]
在和平的时代里，自由或许对于一个人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在已经被内战摧残的千疮百孔的叙利亚，自由对于一个人而言毫无意义，因为这个时候人们需要的是秩序和安全。也就是在这样的动荡社会背景下，自由的价值逐渐让位给了秩序。而“伊斯兰国”的统治者也注重秩序重建，比如建立免费医院、限定房租价格、开设免费的民用公共汽车、设立邮政服务、为穷人施粥送饭，等等。在拉卡，“伊斯兰国”甚至成立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办公室，让出售劣质商品的店家关门歇业。[18]所以我们发现“伊斯兰国”致力于成为一个有能力为其公民提供基础公共服务的“国家”，而这不能不让叙利亚的难民们动心。虽然死刑和宗教法律毫无疑问的表明了“伊斯兰国”令人吃惊的残暴程度，但是这至少为战乱中漂泊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庇护所。可以说，“伊斯兰国”治理模式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顺应了当前叙利亚人民呼吁和平、寻求秩序的诉求，诱使他们在安全的生活面前心甘情愿地放弃自由，接受“伊斯兰国”的领导，从而为进一步走向极权主义统治奠定基础。
(三)“国家”军事化性质——自身具有极权色彩
“伊斯兰国”作为恐怖主义的高级发展形式并非一个新出现的事物，其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99年扎卡维在约旦建立的“圣战”团体——“沙姆战士”(Jund al-Sham),[19]后更名为“统一和圣战组织”(Jama’at al-Tawhid wa’al-Jihad)。随着扎卡维于2004年效忠本·拉登，“统一和圣战组织”便成为了“基地”组织的分支——“美索不达米亚圣战‘基地’组织”。2006年该组织和其他五个团体合并成立“圣战舒拉会议”，并于10月宣布“伊拉克伊斯兰国”成立，其领导人阿布·哈姆扎·穆哈吉尔于11月向巴格达迪宣誓效忠，这才形成了今天的“伊斯兰国”。
包装系统是新材料车间硫酸铜生产工序的配套设施。目前硫酸铜产出量约100t/d, 车间现有两套硫酸铜包装系统，均采用人工撑袋、自动封装、再由皮带机输送至码垛工位，人工进行码垛，码垛后经人工装车送至现有硫酸铜库房再由人工卸车进行堆存。硫酸铜转运或销售，需再进行人工装卸车。操作模式原始，生产效率低，作业劳动强度大、成本高，为了提高劳动效率、降低劳动成本，需对现有硫酸铜包装系统进行自动化改造。
县乡河道广义包括流经广大农村地区，直接为农村生产生活服务的河流、湖泊和沟塘等。按水利部《河道等级划分办法》划分，县乡一般为4级、5级以下河道；按行政管理权限区分，一般为县级以下河道。根据《全国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整治试点规划工作大纲》要求，治理对象为县级及以下行政管理的县乡河道水系，原则上集水面积为50～200km2。每个项目区涉及的河道较长，建筑物数量较多，但河道堤防及建筑物等级较低，均为5级。
从“伊斯兰国”发展的历程来看，最初的“沙姆战士”就是一个准军事组织，其内部实行着一种“命令与服从”式的管理模式，并且主张下属对上级的绝对服从，这一点即便是在“伊斯兰国”夺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土地之后也未曾发生过根本性改变。虽然巴格达迪在其占领区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官僚政治结构，并在其占领区留任了大批原来的市长和省长，以保证行政管理工作的持续性。但是这一套“表面”的政府体系仅仅只是一个“傀儡”，其真实的政权掌控在巴格达迪以及他的两个副手——曾经是伊拉克军队高级军官的安巴里和图尔克马尼所组成的三人小组手上。就如同Trac协会的分析报告所指出的那样：ISIS将哈里发视为一个国家，但是有两个政府。而这两个政府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则是巴格达迪所直接领导下的军事委员会，其行动的原则依然是“命令与服从”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命令”意味着不受法律拘束的权力；“服从”意味着无条件的绝对服从。因此军事组织的固有传统导致了“伊斯兰国”在治理方面会首先考虑与其军事制度相近的独裁专制模式，进而建立起全面的极权主义统治。
四、结语
我们都知道煤炭资源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占重要比例。由于煤炭资源不断被消耗，开采深度不断增加,我国现在的平均开采深度已经高达800m左右，有很多的矿井开采深度甚至已经达到1200m以上。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日益增多，高瓦斯浓度，高温度，高应力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开采的进行以及矿工的安全，如何保证矿工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进行开采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很多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的降温技术，比如人工降温，空调降温。但是他们都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因此我们提出了一种半导体的降温方法。
注释 ：
①沙里亚为阿拉伯语“道路”(sharia)的音译，指一套以伊斯兰为准则的法律，又译“伊斯兰教法”。
②在完全极权主义的政府里，所有的行动都旨在加速自然或历史运动，每一项行为都是在执行自然或历史早已宣判的死刑。也就是说，在可以完全依赖恐怖来保持运动经常性的条件下，根本不需要与其本质相分离的行动原则。参见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起源》第582页。
③查尔斯·利斯特对大马士革农村省部门官员代表所做的访谈，2014年6月。
进一步对数据流中的短期燃油修正值及长期燃油修正值观察，发现其值分别为-1%、-7%，说明怠速时，混合汽是处于正常混合比范围内的，而人为漏气时，其值为正值，且上升到25%的极限值，说明此时的氧传感器工作正常，更说明此时的进气量信号也是实际的进气量。再次对数据流中的数据进行检查，突然发现点火正时的数据为-16.8°这十分不可思议。点火正时居然延迟到了上止点之后。这在常规点火正时控制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如果点火正时这样迟，发动机的功率会严重下降。
④庞德将文明作为出发点，认为文明是人类力量不断地更加完善的发展，是人类对外在的或物质自然界和对人类目前能加以控制的内在或人类本性最大限度的控制。参见罗斯科·庞德的《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⑤斯大林于1924年1月28日的讲话。转引自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主编《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⑥文艺复兴割断了保护其安全而又限制他的那些纽带，用布尔克哈特的话来说就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便是“现代欧洲的长子”，是第一个“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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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ing Totalitarianism of “Islamic State ”
WANG Yan
(Chinese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Beijing 100038，China)
Abstract ：Although at the end of 2017 Iran，America and other countries declared that the military force of “Islamic State” was exterminated militarily in Syria，terrorism power，having harassed the world for three years，still exists whose remnants still survive and spread to Afghanistan，South Asia and other places. Their appearance and rising-up immensely impact people’s understanding on terrorism. This causes the Middle East to fall into disorder by making terrorist attack globally. Therefore，it is needed to analyze the elements of the pattern and rule，based on whic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otalitarianism of “Islamic State” are analyzed. Suggestions and solutions are proposed to cope with the severe situation.
Key words ：“Islamic State”；religious extremism；totalitarianism；“Holy War” Community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9.01.007
[收稿日期 ]2018-06-07
[基金项目 ]公安部2017年公安理论及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编号：2017LLYJGADX039。
[作者简介 ]汪 衍(1993-)，男，河南新乡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东政治、警务援助研究。
[文章编号 ]1004—5856(2019)01—0024—07
责任编辑：张 庆
标签：伊斯兰国”论文; 宗教极端主义论文; 极权主义论文; “圣战”共同体论文;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