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珊文化与龟兹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与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认为，萨珊文化曾对龟兹文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建筑风格、壁画内容上，而且还在龟兹文化主题思想的形成上留下了抹不掉的痕迹。
关键词 萨珊文化 龟兹文化
龟兹文化博大精深，融合了东西方多种文化的成分，才造就了昔日龟兹文化的繁荣和今日龟兹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举足轻重的地位。笔者试就萨珊文化对龟兹文化的影响，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萨珊帝国的建立
萨珊是英文Sasan的音译，有的被译成萨桑。 传说历史上萨珊确有其人，生于约公元1世纪，一说他原为安息波西斯省诸侯， 臣属波西斯小王戈奇赫尔；一说他是安息法尔斯省首府伊斯泰赫尔（Istakhr ）的神庙祭司。但是，不管何种说法，在萨珊当世，萨珊帝国并未建立起来。萨珊帝国是他的孙子阿尔达希尔一世创立的。
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irⅠ）约在公元208年， 继其父巴巴克（Papak，萨珊之子）为伊斯塔赫尔地区的统治者。在征服法尔斯全境后，自立为法尔斯国王，定都古尔。然后，他向伊朗西部扩张，占领了克尔曼、伊斯法罕、苏西亚那（Susiana，今胡泽斯坦）、 埃伊利迈斯和梅森。公元224年，在法尔斯地区的贵族和琐罗亚斯德教祭司支持下， 起兵反抗安息王国。在苏西亚那霍尔木兹平原（Hormuz，今阿瓦士东部）一战中，杀其国王阿尔达班五世（Artabanus V，公元209～224 年）。公元226年，占领安息王国首都泰西封，建立萨珊帝国， 自称“诸王之王”（Shahanshah），仍定都于此。他以高度的集权统治代替了安息的封建割据状态，把附庸国（查拉西尼、埃利迈斯等）改组为行省，各派一个萨珊朝王子统治。他立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后向东又征服锡斯坦、呼罗珊、谋夫绿洲诸地，尽收安息故地。在西方，与罗马帝国交战。公元232年，打败罗马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迫其乞和。 随后兼吞亚美尼亚，为萨珊帝国奠定了基础。
其子沙普尔一世（ShapurⅠ）继位后，巩固和扩大了阿尔达希尔一世创立的帝国。他继续与罗马作战，公元241～242年，经美索不达米亚占领安条克，进抵地中海，还占领努赛宾和卡雷，并长驱直入叙利亚腹地。尽管公元243年在雷珊纳被罗马皇帝戈迪安三世打败， 次年仍缔结了一项于己有利的和约。公元253年， 他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巴巴利苏斯击溃了一支罗马军队。公元253年，他趁罗马帝国内乱机会， 侵入叙利亚、安纳托里亚。公元260年在埃德萨（Edessa，今土耳其南部的乌尔法[Urfa]）打败罗马皇帝瓦莱里安（Valerian），将其活捉，并俘获罗马官兵7万人。沙普尔一世在位时，萨珊帝国的领土大为扩张， 北起粟特和伊比利亚（格鲁吉亚），南至阿拉比亚的马宗地区，东达印度河，西迄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他把萨珊帝国的伊朗牢牢地建成古代晚期最强的大国。这个国家有一套精细有效的官僚机构，一个强有力的国教琐罗亚斯德教以及一个强有力的手工技艺传统。这时广泛输入中国的丝，丝织业尤其发达。
萨珊帝国在库思老一世（KhosrowⅠ）在位时期（公元531～579年），实行政治、经济、军事改革，文化艺术繁荣， 为帝国的鼎盛时期。
库思老一世在中国史书上称为库萨和，拜占庭人称之为科斯洛埃斯一世，绰号“阿奴细尔汪”（Anushirvan，意为“高贵的灵魂”）。即位前，于公元529年镇压了马兹达克起义。即位后， 进行改革：整顿中央官僚机构和行政体系，据说国务会议是他所首创的；将全国分为亚述、米底亚、波斯和巴克特里亚四大行政区，各设总督辖理，直属国王；改革税收方法。过去是根据田地的产量征租的，现在进行土地清查丈量，确定了固定的土地税；建立铁甲骑兵，使之与步兵一起成为军事力量的中坚。整编军队，任命四名督军分别镇守各个边界；保护手工业和商业，奖励学术文化，大事建筑。通过这些改革，使萨珊帝国国力大大增强，于是就用兵四方。他多次同拜占庭交战，公元540年攻入叙利亚， 夷平安条克城，从安条克带回大批俘虏，安置在首都泰西封附近的新城中。公元567年同中亚的突厥人结为同盟，征服了
哒人， 夺回呼罗珊地区。公元572年派兵到亚美尼亚和高加索地区作战， 将埃塞俄比亚人逐出也门，把也门列入萨珊帝国的版图。
库思老一世在位期间，除了征战之外， 特别注意保护文化。 公元529年雅典学院关闭，很多希腊哲学家移居萨珊帝国， 他都热情接待。据说，著名的物理学家伯佐是由他派往印度收集梵文作品的。天文学和占星术在库思老宫内大为发展，据说有一份星图就是在库思老统治时期制作的。古代伊朗的故事和传说相传是在库思老一世时代汇编为《列王之书》的。
库思老一世的文治武功在萨珊帝国的历史上是负有盛名的，特别是他对文化的保护和重视，使萨珊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大放光芒。
二、萨珊文化的内容
萨珊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琐罗亚斯德教。琐罗亚斯德教存在于萨珊帝国之前，创始者琐罗亚斯德生于公元前7 世纪的波斯西北部米底亚，以祭司为业。30岁时创立琐罗亚斯德教。初期信徒不多，后在大夏王国维斯塔巴支持下信徒众多，并传播至波斯各地。死于和“异教徒”的战争中，终年77岁。其生平及教训的记录，后成为琐罗亚斯德教的圣书《阿维斯陀》。其教义认为：宇宙间有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两种力量在斗争。宇宙之主阿胡拉·玛兹达代表善和光明，群魔之首安格拉·曼纽代表恶和黑暗，而火是善和光明的化身。其主要仪式为礼拜“圣火”，一切重大的祭献祈祷都要燃起圣火。所以琐罗亚斯德教又称作拜火教。公元3至7世纪（229年～652年）成为萨珊帝国的国教。
琐罗亚斯德教对萨珊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它在萨珊时期的建筑、绘画上留下了自己的影响。
在萨珊帝国时期的建筑中，拱券顶和穹庐顶被普遍采用，以此来表示天空和神的世界。菲力斯·阿克尔曼说：“在萨珊时期，建筑上的拱券顶代表着天空，标志着神的世界，这是跟寺庙的外部景观相一致的。至于在拱券顶的四边上，我们看到了神坛构筑，而这个时期的伊朗人对这些经常接触到的偶像认为跟人一样是有意识的，这被以下的事实所证实，即在神坛内雕塑的两尊神像被赋予了人的形象。在寺庙里，半球形的穹庐顶起着暗示天空的作用，而在伊·塔基迪斯山的寺庙穹庐里所显示的星空建筑物，也与前者相雷同的。”〔1〕
用拱券顶和穹庐顶来象征天空或神的世界，这是萨珊时期建筑物的一大特色，它贯穿于萨珊文化的早、中、晚各期，形成为萨珊时期建筑学上的一个富有特征的内容。
萨珊时期建筑上的另一个内容是常用拉毛泥灰来构造装饰物，这在泰西封曾被大量发现。按泰西封为萨珊帝国的首都，在今伊拉克巴格达东南，滨底格里斯河，地处东西贸易、交通要道，手工业、商业繁荣。1928年起考古学家发掘其遗址，获许多古迹。现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就藏有来自泰西封的许多拉毛泥灰的装饰物，光是用拉毛泥灰构造的建筑装饰物的花纹就有回纹、卷叶纹、单叶纹等几种〔2〕。
萨珊时期的壁画负有盛名，它分布于不同的建筑群中，构成了萨珊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萨珊壁画既溶入了希腊文化的成分，表现为富有立体感和质感，又继承了安息文化的传统，巧妙地运用线条来表示形象的生动和逼真。这种色与线、平面与立体相结合的壁画被发现于萨珊帝国的广阔区域内，劳埃·莫尔琴斯吞在《波斯艺术大全》第三卷的《壁画》一文中曾对此作过详尽的描述，他说：“成批的壁画虽然首先使用了安息风格兼有希腊立体感的手法，但大量地则是强调线条的两度平面的当地伊朗安息风格的合乎逻辑的体系，而这两者结合的绘画存在于极尽萨珊帝国的空间和时间。这样的壁画发现在杜拉—欧罗珀斯的一家私人住宅拱券顶的南墙上，显示了如在康农壁画那样的水平层组成：下面是刻赤骑士的直接后裔——正在征服敌人骑兵的伊朗骑士；上面是休息在睡椅上的旁观者，或许是众神；而越过顶部（那里仅仅残存着一些散布的断片）明显地是另一批战斗的插曲。在最低部区域的骑士有秩序地骑在马上，每个人都用一支沉重的长矛刺穿了落马倒地而死的一个敌人。在右边，这些骑马的战士是成双的，前面是一场狩猎的场面：有一只猎狗、两只野兔和一只大步地向相反方向奔跑的狐狸。服饰和装备是表示萨珊特征的，马是典型的萨珊种，带有一个短的十分笨重的躯体和一个小头。这些形象都是先画出黑色的轮廓，然后用红色或黑色着色。这些骑士在装备上和姿势上是完全相同的，保持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姿态。那些动物通通表现为一种合乎飞速奔跑的标准。”
在萨珊壁画中，妇女的形象都带有一个几乎圆形的面孔、宽的眉毛、圆的结实的苹果似的脸蛋、大而圆的下巴、短而稳固地竖立起来的不尖的鼻子和十分大、有充分宽度的眼睛。这种妇女形象在塔里木盆地地区也被发现过，她是一块挂毯上的阿尔泰弥斯（Artemis， 月亮和狩猎女神）的头像。而这个阿尔泰弥斯头像又与最近被鉴定出来的大夏银器上的妇女形象相一致。劳埃·莫尔琴斯吞认为萨珊壁画中的妇女形象受到过希腊文化的影响，他说：萨珊壁画中的妇女形象与塔里木盆地的阿尔泰弥斯头像以及大夏银器上的妇女形象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不是局限于人的形象的一致性。给予的风格是相似的，得之于通过渐次变更颜色色调的丰富的立体感，按照希腊自然主义的观念所给予的高度实质感。”〔3〕
萨珊壁画中出现了许多日、月、星辰的形象，有的是用动物来表现，如用公牛、马代表太阳，用公猪代表月亮，用鹅代表云彩，用公羊代表星辰等等。这些用动物来代表日、月、星辰的做法是和萨珊帝国时期流行琐罗亚斯德教有关。因为琐罗亚斯德教既崇拜火，又崇拜日、月、星辰。菲力斯·阿克尔曼描写道：“萨珊式样的围在宇宙环内的是古老的宇宙兽：公牛，它曾经意味着月亮和冬天，但现在主要是太阳神——韦勒思拉纳（Verethraghna）的一个化身。”〔4 〕按韦勒思拉纳是琐罗亚斯教的胜利之神，并且以战神的资格，伸张真理和正义。在萨珊帝国时期，韦勒思拉纳是最受崇拜的神，伊朗五代国王都取用他的名字。菲力斯·阿克尔曼还写道：“表示云彩的鹅曾经同月亮联系在一起，然而现在它的嘴上啄着一枝苹果的藤蔓——一枝比较新的太阳幼苗。”“一头雄伟的公羊傲慢地踱步在点缀着它的项圈的美丽飘带之中，它可能是白羊座”。〔5〕
但是，在萨珊壁画中，日、月、星辰的形象是经历着不断的变化的，它由宗教传说中的动物形象逐渐地演变为就像人们目击到的那样的现实中的形象。于是，日、月变成了日盘和月牙，星辰变成了多角的形状。菲力斯·阿克尔曼说：“正是在萨珊时期，天空的象征被发展到它的充满多样化的时期。宇宙环的一些宇宙树带着用‘矛’和‘锚’混合起来的残迹，由此而变成叶板的碎片，而这些混合的东西常常隶属于一个日盘或月盘以及甚至更经常地属于月牙形的月亮。”〔6 〕亚瑟·乌帕汉·玻比和菲力斯·阿克尔曼还说：“不同信仰结合的进程已经在这里进行着，看得见的同化和象征上的一致促使制图者去结合多样性——莲花形太阳带上八角形的伊什塔尔星。作为其结果，现在用十六个花瓣代替十二个花瓣，每个水平面上为八个，而且它们是瘦削的尖状物。此类不同信仰的结果是萨珊时期发明简单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7〕
但是，萨珊壁画中日、月、星辰形象的变化决不是如亚瑟·乌帕汉·玻比和菲力斯·阿克尔曼所说的是不同信仰结合的表现，它实际上是一切艺术发展前进的规律。当艺术产生的早期，它必然会受到宗教神话传说的影响，被涂上了一层宗教神秘主义的色彩，但随着时代的进步，时间的推移，艺术本身也在不自觉地向前发展，宗教神秘主义的面纱逐渐地被揭掉，现实主义的曙光逐渐照耀到艺术的殿堂，使艺术从宗教神话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回归到自然的本质中去，于是就产生了现实主义的艺术作品来，艺术本身也就经历了自我完善的过程。
三、萨珊文化与龟兹文化的关系
以龟兹石窟为代表的龟兹文化是以佛教教义作为其主题思想的，而萨珊文化是以琐罗亚斯德教教义作为其主题思想的，两者有共同之处，即都是以宗教教义为主题，以“人民幻想的幸福”、“彼岸世界的真理”〔8〕涵盖其文化的大部分内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龟兹文化和萨珊文化都是一种宗教文化。
琐罗亚斯德教创建于公元前6世纪，流行于古代波斯、 中亚等地，主张善恶两元论，认为火、光明、清净、创造、生是善端；黑暗、恶浊、不净、破坏、死是恶端。善端的最高神是阿胡拉·玛兹达，恶端的最高神是安格拉·曼纽。认为在善恶两端之争中人有自由选择的意志，也有决定自己命运之权。人死后阿胡拉·玛兹达将根据其在世时之言行，进行末日审判，通过“裁判之桥”送上天堂或投入地狱。
佛教也创建于公元前6世纪，开始时只流行于印度本土，至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统治时，被宣布为国教。从阿育王时代开始，中经公元2世纪贵霜王朝迦腻色迦时期，佛教向古印度境外不断传播， 流行于东亚、南亚各地。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四谛”，把人生看做是一个因果轮回的苦海，为了摆脱此苦海必须断欲爱、求解脱，通过“八正道”进入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
琐罗亚斯德教的“善恶两端”与佛教的“因果轮回”在内容上是相近的。一是“灵魂不灭”：两者都宣称人是有“灵魂”的，人死后“灵魂”是不灭的。但是人死后，“灵魂”的归宿何在呢？两者都认为一个人死后“灵魂”的归宿是和这个人生前的行为密切相关。若一个人生前只做善事，不为恶业，“灵魂”就会在生死流转上升到一个神圣美妙的去处。相反，若一个人生前作恶多端，祸国殃民，则会受到历史的惩罚，“灵魂”就会随罪业而下堕，落入到一个悲惨黑暗的境地；二是“天堂”“地狱”之说：两者既然认为人有“灵魂”、“灵魂不灭”，那么人死后不灭的“灵魂”又到哪里去了呢？两者都宣称，有的人的“灵魂”进入了天堂，永享幸福，成为无罪的天国之人；有的人的“灵魂”则入了地狱，永受痛苦的熬煎，成为有罪的阴间之鬼。他们把天堂描绘得十分美妙，那里是黄金铺地、宝石盖屋、百花盛开、绿树成荫，果树满园、果实累累。住在天堂里的人眼看美景，耳听音乐，口尝美味，睡的是珠宝镶成的床，穿的是绫罗锦缎，真是一个无忧无虑的极乐世界。而地狱里则笼罩着恐怖气氛，时常发出惨叫声，那是在对生前所谓造孽的人、不听宗教劝说的人施以种种刑罚：有的被火烧，有的被沸水浇，有的被剥皮抽筋，有的被锯断手足，有的下油锅，……总之，地狱里阴森可怕极了。
琐罗亚斯德教在萨珊帝国时期大规模传入中亚，这是随着当时中国通过阿富汗同伊朗进行着频繁的交通贸易相关。这时，萨珊帝国的银币不仅大量流通到中亚各地，而流通到了中国。这种银币现已有大量发现。据夏鼐先生的统计，在中国发现的萨珊银币达1174枚之多。发现最早的萨珊银币为沙普尔二世（公元310～379年）及其两个嗣王时的银币。夏鼐先生又指出：公元5世纪后半期至6世纪初，中国与萨珊帝国来往密切，仅公元455年至521年这66年间，萨珊帝国遣使至中国便达10次之多，有几次还和哒的使者一起来中国。在定县塔基所发现的银币中有一枚耶斯提泽德二世（公元438～公元457年）的银币，边缘压印一行哒文字的铭文，这反映了萨珊、哒及中国三者的关系〔9〕。
在中亚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日益密切，丝绸贸易更加活跃的同时，它们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也空前发展起来，琐罗亚斯德教在萨珊帝国时大规模传入中亚，公元6世纪南北朝时传入中国，西域的焉耆、康国、疏勒、于阗等均信该教。中国史书上称为“袄教”、“火袄教”、“火教”、“拜火教”。北魏、北齐、北周的皇帝都曾带头奉祀。隋唐时东西两京都建立袄祠〔10〕。
在中国古代典籍上找不到龟兹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史料，在龟兹石窟中也见不到有关琐罗亚斯德教内容的塑像和壁画，尽管如此，琐罗亚斯德教对佛教的影响，萨珊文化对龟兹文化的影响，仍有蛛丝马迹可寻。一是文化的主题思想上。我在前面说过，琐罗亚斯德教的“善恶两端”与佛教的“因果轮回”在内容上是相近的，但是相近并不是一致，两者之间仍存在着差别，比如说早期佛教反对灵魂说，认为肉体死亡以后即没有继续存在之物，但是早期佛教又肯定人死之后会转生，这正是早期佛教教义矛盾之处。因此早期佛教强调个人修炼，并不崇拜神灵，故而早期佛教建筑多为修持之用的毗诃罗窟，内中只有佛陀死亡的象征物——窣堵波，没有神像。 可是琐罗亚斯德教一开始就认为主神阿胡拉·玛兹达是全知全能的宇宙创造者、光明和黑暗王国的支配者、罪恶报应的所持者、末日审判的裁判者，在其周围还有一批僚神、辅助神。在萨珊帝国的宗教艺术中曾有阿胡拉·玛兹达将王权标志授于阿尔达希尔一世的岩雕。可见早期琐罗亚斯德教是存在着神像崇拜的。而佛教艺术中的神像崇拜出现于犍陀罗时代，传入龟兹的时间较晚，特别是中期以后的龟兹石窟中佛与菩萨的形象脱离了犍陀罗艺术的风格，存在着较多的萨珊文化成分，这似乎是受到琐罗亚斯德教影响的结果；二是关于“天堂”、“地狱”的说教。琐罗亚斯德教的主要经典《阿维斯陀》（即《波斯古经》）中的《西罗扎》和《耶斯特》部分是用来叙述诸神的性灵及诸神的生活处所的诸多美妙的赞歌，而《哈托克斯特·纳斯克》部分则描述人死后灵魂的遭遇。人如在世正直，死后就有美丽的少女去迎接；人如在世邪恶，死后就会遇到凶恶的女鬼，灵魂要受到审判。而早期佛教的主要教义是五蕴、十二因缘、四谛、八正道等，即《阿含经》中所讲的内容，认为现实人生是“苦”的，要摆脱“苦”，就要皈依佛法，按佛教教义修持，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观、认识观，完全克制自己的世俗欲望，最后超出生死轮回，达到最高境界——“涅槃”。小乘佛教以“灰身灭智、捐形绝虑”为“涅槃”，即彻底死亡的代称。所以早期佛教并不谈“天堂”的美妙与“地狱”的恐怖。到了后来，佛教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佛教中也出现了“天堂”、“地狱”的说教，在佛教艺术中才产生了“净土变”“地狱变”等等作品。虽然龟兹石窟中的“净土变”壁画主要是传播汉化佛教“净土宗”的产物，但是这些壁画中的“天堂”景观仍受到过萨珊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库木吐拉石窟第79号窟右壁下部的“地狱变”壁画则受到了萨珊文化的较多影响。
此外，在建筑学上，萨珊文化对龟兹文化的影响是明显的，这就是龟兹石窟中存在着大量拱券顶、穹庐顶支提窟，窟内正是用拱券顶、穹庐顶来代表天空、代表神的世界。在龟兹石窟的拱券顶支提窟的窟顶中心往往画出日天、月天、火天、金翅鸟、紧那罗、乾闼婆等天龙八部的形象，而在穹庐顶支提窟的窟顶中则画出奏乐或舞蹈的香音神的形象。
日、月、星辰也是龟兹石窟支提窟窟顶中的壁画主题，虽然它不像萨珊文化那样用神兽来代表日、月、星辰，而是用神的形象来代表日、月、星辰，如太阳神、月亮神、火神、乐神等。但是它也和萨珊文化中的日、月、星辰的形象一样经历了一个从宗教神秘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过程，即龟兹文化中的早期以神的形象为代表的日、月、星辰转变为晚期以圆日、月牙、多角星为代表的日、月、星辰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两种文化是如此的接近与相似。
萨珊文化在建筑学上用拉毛泥灰来构造装饰物的做法也影响了龟兹文化。在大多数龟兹石窟支提窟的中心方柱正面佛龛的上沿往往用拉毛泥灰来塑造出须弥山的形象。
在龟兹石窟壁画中有许多形象也受到过萨珊文化的影响，如圆形的面孔、宽的眉毛、大而圆的下巴、短而稳固地竖立起来的不尖的鼻子和十分大、有充分宽度眼睛的人物，如萨珊式的骑士以及有一个短而十分笨重的躯体和一个小头的萨珊种的马，这些形象都在龟兹石窟壁画说法图的“闻法四众”和涅槃画的“八王争舍利图”中出现过。另外，萨珊壁画中用鹅来表示围绕着月亮的云彩的做法也在龟兹石窟壁画中大量存在。在龟兹石窟支提窟的拱券顶中心的圆月或月牙的四周画出四只飞翔着的鹅，以此来表示云彩。
总之，正如印度文化、犍陀罗文化影响过龟兹文化一样，萨珊文化也影响过龟兹文化，这种文化交流是在历史长河中缓慢地进行的，细水长流，涓涓无声，但是其影响的痕迹是清晰可见的。这显示出龟兹文化有着对各种外来文化兼容并包的历史宽度，又有着吸收与溶化各种外来文化的历史深度，这恰恰就是龟兹文化光辉的显现，是今天我们研究龟兹文化中最值得每一个学者钦佩与赞叹的结点。
* 本文于1995年6月24日收到
注释：
〔1〕〔4〕〔5〕〔6〕Phyllis Ackerman《Some problems of ea rly iconography》,《A Survey of Persian art》Vol.Ⅰ P880、P880、P881、P878.
〔2〕Editor:Auther Upham Pope《Pottery and Faience》、 《A Survey of Persian art》Vol.Ⅶ,P171.
〔3〕Laure Morgenstern 《Mural painting》,《A Survey of Persian art》Vol.Ⅲ,P1369.
〔7〕Author Upham Pope、Phyllis Ackerman《A Survey of Per sian Ornament》,《A Survey of Persian art》Vol.Ⅵ,P2696.
〔8〕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
〔9〕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载《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10〕任继愈主编：《宗教辞典》第9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