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未来”——评俄罗斯外交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政策论文,俄罗斯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俄罗斯国内的一大堆麻烦相比，它的外交政策乍一看似乎是精明审慎的。无论如何，外交政策很少成为公众议论的话题，在重大问题上，它依靠政府和反对派达成一致。总的说来，它在各方面都显得合情合理乃至无可挑剔。然而，这样一幅安恬宜人、大有可为的图景却是非常具有欺骗性的。实际上，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在意识形态、概念、策略和资源发掘等方面都存在危机。简言之，这是一场自我认同的危机。
近7年来， 俄罗斯并未认清自己在当今世界的实际地位以及将来它可以或想要取得的地位，它也未能拿出什么新的外交原则，提出新的外交重点来，它的外交方略是含混不清的。它在许多领域的地位，过去虽然固若金汤，如今却已丧失了；新政策的各个组成部分也逐渐被恢复了活力的旧政策所取代。这就表明了一场危机，到目前为止还主要是潜在的，只表现为一些令人警觉的症状。但显而易见的是，随着症状的日积月累，危机终将会轰然爆发，严重恶化俄罗斯的外部环境，并使其内部矛盾急剧地尖锐化。
俄外交政策危机最醒目的标志，同时又对它起催化作用的是日益高涨的反美主义，主要表现为自发地反对美国的一举一动。不过这种反对正在具有越来越自觉的和有计划的特征。
不久以前，一场与美国的全球对抗正是苏联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也是它存在的意义所在。据认为，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全人类将在一支“铁腕”的推动下进入光明的未来。而美国这个资本主义世界无可争辩的领袖，就被苏联视为实现这一历史抱负的首要障碍和完全敌对价值观的靠山。美苏势同水火的观念自然就体现在莫斯科的“零和博弈”政策当中。据此逻辑，美加强在任何领域的地位都意味着莫斯科受到了相应的削弱。从世界政治层面看，美国的一举一动都是有损苏联利益的，从而促使苏联为了求得补偿而做出反击，给对方以恰如其分的回敬。先验地对美国的政策主张加以拒斥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中心思想。
而今，俄罗斯至少在表面上已不再与美国对抗，也不把美国当作意识形态的对立面。相反，俄罗斯有明显充足的理由把美视为与自己拥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密友。如有需要（这种需要正在不断加强），俄政府就毫不迟疑地向美寻求援助，要它支持自己的改革，而不再把美当作竞争对手。
虽然有这些因素，俄却仍将美视为一场核战争中的潜在敌人，但这还不是问题所在。近7年来， 俄罗斯尚未认真地制定一项全新的战略学说，也未重新看待老对手：把美国视为今日的战略伙伴。换言之，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虽然已经消亡，但与美国进行核对抗的军事设施和心理却存留了下来，正在等待着一场新的意识形态冲突。
过去几年里，很多工作都在为冲突的东山再起做准备。先验地对美国的举动加以拒斥的那一套运作规程在各种力量的合力下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反美的姿态和言论又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有时候，其程度甚至较冷战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俄总统称：“俄罗斯外交不能听命于美国。”（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当众指责美国的举动是“可耻的”，还公然规劝德、法领导人不要在管理欧洲的问题上依赖美国。俄总理也出人意料地表示支持一个由俄、中、印三国组成的战略同盟（自然是针对美国的）。试想一下，俄领导人的这些严正表态会怎样被今天的美国所理解。
当然，对俄美利益完全一致是不应抱有幻想的；既便是盟国，也有利益不一致的时候。但是，公开的争吵、敌意的作态、先验的拒斥却是只有敌人才会采用的伎俩。
只要是美国的举动就先验地加以拒斥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那么，该如何解释这种态度在俄罗斯的政策和公众意识中的复活呢？
对此，俄罗斯的左派是有现成答案的，反美主义一向是他们的信条。俄政府的标准回答是莫斯科要支持一个多极世界，因此拒不承认美国的霸权要求，后者通常表现在美国不经莫斯科同意或不打招呼就擅自在冲突中使用武力。这个回答，既让人感到了俄罗斯因不被美当作平等的伙伴而大动肝火，也让人感到了一种战略上的考虑，而动肝火则是主要的，这已成了无数莫斯科外交声明的动机，只是碍于国力，它并未能产生预期的影响。
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如果俄美调了个儿，是美国而不是俄罗斯的领土缩小了一半，并丢掉了盟国、附庸国和朋友，濒临破产的边缘，更糟的是还要匆忙习得一套全然陌生的政治修养，而处于权势巅峰的俄罗斯是否会慷慨、明智到把这样的美国当作平等伙伴呢？对此，我国的历史和世界政治的逻辑都缺乏足够的理由来给予肯定的回答。人们是能够理解对美国愤怒的。然而，把这一点作为俄外交政策的动力就难说是合适的了。
90年代初，俄罗斯作为一个全然不同于苏联的新国家，是有机会走另一条路，使其在发达民主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通过实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为法制社会奠定基础，消除共产主义或共产民族主义寻机报复的种种条件，这个机遇是可以把握住的。通过实现这些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改革，俄罗斯也自然会奉行一种新的外交政策，不仅会成为民主国际社会的伙伴，还会成为它的真正一员。正是着眼于这一点，大量信贷才会流入俄罗斯，现在仍然在源源不断地流入。
但显而易见的是，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并未好好把握住这个历史转折性机遇。经济改革大部分被着眼于眼前利益的妥协方案所取代，并且由于腐败而受到重重阻碍；权依然大于法；公众意识较之苏联时代更堕落变形。结果是，共产主义报仇泄愤的可能性愈益加大，其形式之一就体现在现体制的左倾呈失控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新的外交政策，即便是稍有理性的外交政策也要求作出巨大的努力，对俄罗斯的真正机遇进行冷静的分析，并勇于作出不从众的决策。所有这一切都是国家政治领导人的直接责任。但不幸的是，我们的外交政策经常采取阻力最小的方针，经常把俄美对立起来，以图从反对派手中夺取口号和主动权。
人们通常以为俄罗斯就是以这种方式捍卫国家利益的。可是，与教科书上说的不同，国家利益并不是一个纯客观的概念，因为它实是由人塑造出来的，而人天生有权根据自己对环境的理解来认识它，误解即由此而来。姑且假定，打着维护多极世界口号与美国进行斗争符合俄领导层主观理解的“国家利益”。这个假设的结论会引出怎样的结果呢？首先，显然要分析一下，执行这样一项公开对抗的政策，俄罗斯有几分成功的把握，可能得到什么，失掉什么。我们会看到，尖锐的言辞，种种恫吓作态如果没有适当的措施作后盾，非但不能加强，反而会大大有损国威；非但不能在政治上捞到好处，反而会偷鸡不成蚀把米。
外国分析家通常不去讨论一个主权国家对其利益界定在多大程度上是确切的、恰如其分的。他们认为一国的国家利益是由该国自己来表达的，而公民们则有权利和责任来裁定它阐述的国家利益是否准确。
多极世界思想
多极世界思想在本文中值得多说几句。俄罗斯似乎是准备为此目标不惜与美国对抗的。多极世界是这样的体系：它以均势和意见一致为基础，以若干大国（应认为是主要的大国）有权就国际关系的棘手问题采取集体决策为基础。
人们不清楚的是，这个体系怎样对世界政治中的非“极”国家或非权力中心国家做到公正合理呢？另外，选择一个国家作为“极”的标准是什么呢？同样重要的是，这个多极世界是否就比现有的体系更有效率呢？简言之，多极世界思想转化为制度在总体上可行吗？
1942年，罗斯福在与莫洛托夫讨论战后世界组织原则时首次提出了由4大国充当国际警察的思想，这4大国将被容许保持其军事力量并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之后，这一思想（今日多极思想的雏形）体现在了联合国安理会身上。然而，这个体系并未能避免冲突，也未能避免世界陷入两极对抗。
其失败有很多原因：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缺乏对基本价值观的共识，也缺乏不带偏见处理冲突的意愿，更缺乏为和衷共济和世界稳定摒弃自己短期利益的精神。于是乎，多极世界思想在战后早期年代就死亡了，正是在它诞生不久之后，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在它尚未诞生之际。
70年代，它又短时期地复活了，这要归功于尼克松和基辛格：中美建立了友好关系。当时中国被视为世界政治的第三极。可以说，中美友好关系对于整个国际关系具有结构性重塑的意义。然而真正的多极世界却并未形成。中国获得“极”的特征应归功于美国，并且只有在美国实行与苏对抗的战略这个大背景下才有可能。在两极对抗的范围之外则林立着潜力和野心旗鼓相当的地区强权，结果是，兴起的这个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受两大国主要利益制约的假多极体系。
在最终解决了与俄罗斯的关系后，中国便不再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原先认为的世界一极了。可是同时，它又因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和一贯远离与自己无直接利害瓜葛的国际矛盾而重新开始具有了“极”的特征。
现在尚很难说中国是否会成为世界的真正一“极”，而非仅仅是一个地区强权。这里面不仅包含它是否能够在更高的层次上融入世界经济与政治之中，也包含它是否拥有全新的战略概念和雄心壮志。如果中国能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一极，那显然也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水到渠成，即通过坚韧不懈的努力，而不是凭一纸协议或是对当前的力量组合发动一场正面进攻。
如此看来，一个多极世界并非挥舞一下魔棒就能一蹴而就的。没有实质的根基，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没有自封为“极”的国家间大致的力量制衡，建立多极世界是不切实际的。
草率的结论
战后，苏联能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一极应归功于它的强权，也许特别应归功于它独到的世界观。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苏联的存在恰恰是将所有主要民主国家一无例外地维系在一起的潜在因素。在这个体系内，每一个民主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都如一个自主的“极”那样行动。必要时它会坚定地维护自身利益，而不是动辄屈从于美国的态度。换句话说，在民主国际社会内存在一个真正的多极世界，然而一旦需要对付苏联的话，它又能即刻转变为单极体系，明白无误地以美国为主导。
苏联的解体和共产主义作为一大体系的崩溃使某些西方政治学家以为社会体系的进化已告终结。他们认为自由主义价值观、包括它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原则将要在全世界牢固确立，而一切与之迥异的世界观则被当作是偏离于主流标准之外的孤立的个例。
这是一个草率的、也许还是充满幻想的结论。
显然要补充一点，鉴于今天的武器水平、相隔的共同价值观的存在和对游戏规则的共识，战争已不再是民主国际社会内部解决争端的手段，军事力量也不再是衡量国际地位的主要标准，需要以武力来解决的问题将只限于体系的边缘地带，且仅仅具有地区性质。民主国家主要将致力于阻止民主国际社会之外的国家对内对外的冒险活动。民主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技术上的优势，以及毫不逊色于该优势的另一个优势——挫败民主国际社会之外的集团播散混乱和分化民主国家图谋的决心和能力，无疑会在大多数只需用政治手段解决冲突的情况下帮助我们。而在这个假设的国际新体系中，美国显然会保有其实力，但从更长远的趋势来看，它也将如所有其他国家一样是个普通国家。
按照这个推论，俄罗斯想象中的多极世界就更加模糊不清了。90年代前半期，俄热衷于尽早加入民主国际社会，尤其是为成为七国集团中的老八做了大量工作，以使该组织成为八国集团。莫斯科一点也没有忽视与西方主要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在这些关系的礼节方面。从外表上看，这些努力是功德圆满的：俄成了集团的一员；叶利钦总统与西方大国的领导人建立了非正式关系；对共同的价值观、伙伴关系和有潜力的联盟关系的强调构成了这一时期俄外交声明的要点。
北约的扩张
当北约扩张受到关注时，俄罗斯外交经受严峻考验的时刻也就到来了。扩张问题在俄罗斯公众中引起了激烈的反对，从感情上讲，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背弃了北约不东扩的承诺，这个承诺是德国重归统一之际西方向戈尔巴乔夫作出的。无怪乎俄罗斯的亲共派和民族主义者要痛斥北约、美国还有本国政府，自然是指责它们共同出卖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但是，俄政府对此未能或是不想申明一种与其实际状况及其众所周知的世界观相吻合的政治立场。特别是它没有向俄罗斯公众解释：北约不扩张的承诺对象是苏联。在80年代末，苏联不仅自认为，而且也被所有人认为是西方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敌人。可是今天的俄罗斯却与苏联不同，它有充分的理由加入北约，而不是反对其扩张。然而，俄罗斯并未坚定不移地宣布：作为一个法治国家，俄无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乐意加入北约的国家。
通过发表不支持、不允许北约扩张的声明，俄政府选择了直接对抗的行动方式。在此问题上，莫斯科坚持与美国和北约领导人进行近乎单打一的磋商，这就又一次表明它实际上是把东欧申请国当作了政策目标，而不是国际关系中享有主权的主体。最后，俄政府还试图建立与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甚至中国的联盟，以公开抗衡北约的扩张。
在俄政府与北约明争暗斗之际，莫斯科的许多分析家却心满意足地指出：俄罗斯终于找到了外交政策上的共识。然而这种欣慰感是毫无道理的，这是因为，由于俄政府向国内外的压力屈服，它分明犯了战术战略错误。就战术而言，它向世界表明俄并无能力实现其目标，从而进一步鼓励了那些想加入北约的国家，促使它们马不停蹄地投奔过去。战略错误就更严重了：它表明，新生的民主国家俄罗斯的政府首次在其不长的历史中证实了一个事实：它实际上仍在遵循冷战时期的对抗逻辑，把民主国际社会当作自己的战略对手。
七加一尚不等于八
结果呢，事事都在意料之中：俄罗斯不得不接受北约扩张的事实，西方原先的承诺一样都没有兑现。俄罗斯的战略地位无疑是恶化了。然而北约抵临其境在整个过程中还只是个微不足道的问题，重要的是，由于站在旧苏联的立场上与北约作对，俄失去了加入民主国际社会的机会，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例如，被作为八国集团成员认真对待的希望眼下就十分渺茫，在不远的将来是不会有一个真正的八国集团的，七加一的公式仍将保持下去。
俄罗斯尚未成为民主国家的朋友或意识形态伙伴，那么在追求充当世界一极的活动中，它就只有依赖自身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自力更生的中国会对许多俄罗斯人那么具有吸引力。但是，中国的经验并不适合于俄罗斯，这个国家的成功取决于一系列因素的独特结合：美日的战略考虑、人民的勤勉精神、海外侨胞的数百亿美元投资，还有人民非凡的忍耐力，等等。
而这些条件俄罗斯一样也没有，可是，它却拥有苏联的核遗产以及它的勃勃野心，这种野心由于极端自信世界必须考虑俄罗斯的立场而愈益膨胀。“不要教导我们怎样生活，最好是拿物质援助来”。这句话也许成了我们今天外交政策恰当的口号。但这样下去，我们既不能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复苏，也不能赢得朋友，得到的只是暂时的、形形色色的同路人。结局自然是一目了然的：孤立于民主国际社会之外的俄罗斯只有在衰落、混乱、破产同时又握有巨大核潜力的情况下“维持”其大国地位，而这对世界只能带来无法预测的毁灭性后果。这个结局自当不会为世人所期待，于是俄罗斯的确会获得援助，但却逊于对泰国、韩国或墨西哥等国的援助。
迫于这种危险，其他国家会与俄谈判并满足其虚荣，这类援助就好似对北朝鲜的援助。这就是俄罗斯之流的国家的“美好前景”——以深邃的智虑行懵懂无知之事，以天生的傲慢召逆来顺受之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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