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与经济伦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生态论文,经济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1）04-0047-08
人类当代文明正在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建设和发展生态文明成为当今时代的标志。生态文明与经济伦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生态文明也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形态，即可以与生态相融合的生态经济。而生态经济显然也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伦理，即生态文明时代的经济伦理。所谓经济伦理，是指一种经济形态下的经济活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伦理，是经济主体在经济交往中的伦理意识、伦理关系、伦理规范、道德实践的总称。简单地说，经济伦理就是指导经济主体行为的伦理价值观，或者说是调节经济主体与主体关系的伦理价值观念。她既是经济主体内在本性的构成，也是社会对经济主体的普遍约束。生态文明时代的经济伦理将指导无数的经济主体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因此，生态文明是经济伦理的目的价值或实质理性，经济伦理则是生态文明的工具价值或形式理性。
一、生态文明的经济形态
所谓“生态文明”是指“文明生态”，即整个文明的和谐圆融、良性持存、全面发展的状态，就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① 的文明。作为人类文明从渔猎文明到农业文明再发展到工业文明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文明样式，生态文明建立在一种与其他文明形态不同的新经济形态的基础上。渔猎文明和农业文明赖以建立的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工业文明赖以建立的经济形态是市场经济，而生态文明所依凭的经济形态则是生态经济。
所谓生态经济，也可称绿色经济，经济学界一般将其界定为，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运用生态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发展一些经济发达、生态高效的产业，建设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以及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以实现经济腾飞与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类生态的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经济体系。我国著名科技哲学学者张华夏教授认为，生态经济是指“为了整个人类与我们的行星的共同利益而伦理地、理智地和生态地对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做出可持续的创造和公平合理的分配”② 的经济。他将生态经济的基本观点概括为如下几点。③
第一，发展就是提高自然资源的生产力。自然资源生产力的概念在古典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都是不存在的，这些经济学说要么强调劳动生产力，要么强调资本生产力，而生态经济则强调自然资源生产力，并且把它当做第一概念。自然资源生产力是指单位自然资源能生产多少有用产品的数量的比率，它实际上是指“自然资源效率”。强调自然资源生产力，就是要在经济发展中计算自然资源的消耗，把这种消耗计入成本。像以前那种以自然资源的高投入、高消耗来获得高产出的经济，并不是一种高效率的经济，也不是对人的生活质量有贡献的经济，更不能算是生态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生态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则是既能节约资源、节约资本，也能提高与改善人的生活质量的经济发展。
第二，循环的生产和仿生态的技术。工业文明时代的经济是线性经济，其模式是“原料—产品—废料”，构成一个非循环的封闭系统。这种经济模式以挖掘、消耗自然资源开始，而以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以致造成全球性的环境恶化、生态危机而结束。因此，要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转换经济发展模式。这种经济模式必须是仿生学的和仿生态过程的，即它必须是“将经济系统看做是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必须依循生态系统物质与能量循环的原理而进行经济活动”④ 的经济。这就是生态经济模式。生态经济是非线性经济，其模式是“原料—产品—剩余物—产品……”，构成一个循环的开放系统。这种经济模式也要消耗和利用自然资源，但在其流程中是没有废物排放的，因而不会构成对环境的破坏。余谋昌教授称其为“生态工艺”，即“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输入生产系统的物质，在第一次使用生产第一种产品以后，其剩余物是第二次使用，生产第二种产品的原料；如果仍有剩余物是生产第三种产品的原料，直到全部用完或循环使用；最后不可避免的剩余物，以对生物和环境无毒无害的形式排放，能为环境中的生物吸收利用”。⑤ 这就是循环的生产和仿生态的技术，建立在这种生产流程和技术基础上的经济才是与生态相融合的经济。
第三，大幅度降低人口数量，大幅度扩展各种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控制和降低人口数量，是生态伦理学和生态经济学的基本要求。生态伦理学和生态经济学认为，当前的生态危机是由于人类的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造成的，而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不合理的深层原因则是由于人口数量的增长，因此，要改变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就必须控制和降低人口数量，使人口、资源、环境等保持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和规模内，如此，经济也才能可持续发展。过去在控制和降低人口的方式上，主要是战争、饥荒和瘟疫等自然的自动控制机制，但现在这些机制已不起作用了，必须转换为利用自律机制。只有利用自律机制，才能使人口数量保持一个适度规模，各种野生动植物的自然保护区才能扩展到使这些物种不仅能生存，而且能够不受人类干扰地在生物圈中进化。
第四，提高生活质量，改变生活方式。从生产方式来说，工业文明的市场经济是“生产主义”的。生产的目的本来是为了满足人类和生态系统的需要而进行的，但是这一目的在工业社会特别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异化了，商品—货币—商品的公式演变为货币—商品—增殖的货币，生产的目的变成了无止境地追求利润。生产本是一种满足需要的手段，可是现在却异化成为目的。这就必然造成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但是自然资源是有限的，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生产主义的利润目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承受能力的有限性直接相冲突。长此以往，必然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崩溃。
从生活方式来说，工业文明的市场经济是“消费主义”的。所谓消费主义，就是一种追求物质资料的占有、享受和过度消费的理念。在消费主义的支配下，工业文明的市场经济为了将产品推销出去，衍生了一种高浪费和越多越好、越新越好的消费观念和方式。人们消费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正常需要，而是为了显身份、讲排场，赢得一种心理虚荣，从而形成了一种远远超过实际需要的过度消费。这种消费主义观念的流行，使人们精神空虚了，生活质量降低了，从而破坏了人的身心生态。
生态经济的重要目的就是要改变这种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观念，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改变生活方式。为此，生态经济学提出如下原则：一是不妨碍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多样性的原则。这是指人类要遵循这一原则，不应该过分享受和奢侈消费，只应该从自然界里索取满足生存的基本需要的东西即可，其他的需求也要以此为规。二是“生活质量”区别于“生活标准（每人每月的实际收入）”的原则。“生活质量”不仅指生活标准的提高，还包括休闲、安全、文化资源的丰富、社交活动、精神健康、环境质量和自我实现等多层次、特别是高层次需要的满足。三是“发展”在质上不同于“增长”的原则。“增长”只是GDP在数量上的增加，是物的增殖；而“发展”则是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是个人自由的增多和实现，是“一个人选择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实质自由——即可行能力”⑥ 的提高。
第五，逐步以服务经济代替产品经济。所谓服务经济是指“进行生产的工厂并不向消费者提供产品或商品货物，而通过租与借的形式向消费者提供服务”⑦ 的经济。这是生态经济学所主张的一种消费关系形式，其主要特点在于：一是“产品不是目的，而只是服务的手段”；二是消费方式的“循环性”及与“环境的相融性”。这种消费方式可以激励生产者和消费者真正做到“物尽其用”，显然优越于大生产、大浪费的旧的消费方式。
显然，生态文明同样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但这种经济基础绝不是那种已经造成了生态危机的经济形式，特别是市场经济形式。生态文明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根本转型，这种转型包括社会的政治、文化、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等多方面的转变，但其首要的基本的条件则是经济的转型，经济应该从工业文明的市场经济向生态文明的生态经济转变。发展生态经济才是解决当代社会所遭遇的“生产的现代化与地球环境不能支持这种现代化的矛盾”⑧ 的根本途径，才能够解决生态危机，才能走向生态社会。生态经济才真正是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和谐，从而求得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谐的经济。
二、生态文明也需要经济伦理
任何一种形态的经济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伦理。R·T·诺兰说：“经济体制是一个价值实体，它包含着一整套关于人的本性及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价值观。”“每一种经济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至少有自己的道德含义。”⑨ 作为一种经济形式，生态经济的发展也是需要经济伦理为其保驾护航的。
第一，经济伦理可以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为生态经济的经济主体提供伦理动力。自然经济之所以能在整个农业文明时期存续，经过史前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多种社会形态，除了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社会分工很不发达这一根本原因外，伦理文化上的维系也是其重要原因。市场经济同样也得到了经济伦理的辩护。这种经济伦理主要有三种：其一，“新教伦理”。它认为世俗中的人勤奋工作、诚实守信、积累财富是对上帝的遵从，是每个人的天职，否则，就要受到上帝的惩罚而不能进入天堂。这样，为了获得上帝赐予的幸福这种终极利益，“在现代经济制度下能挣钱，只要挣得合法，就是长于、精于某种天职的结果和表现”⑩。以合理合法的手段挣钱、谋求最大化利益成了一种神圣的美德，成了一种至善和人生的终极目的。其二，“自由意志伦理”。在需要获取成就和对个人的世俗努力应给予报酬的前提下，政治制度必须有助于实现个人自由，于是，以洛克为代表的，为个人自由、私有财产和用它来追求幸福的权利提供政治、法律制度设计的“自由意志伦理”应运而生。“它支持放任主义的经济，鼓励追求个人的报酬，保证拥有财产的权力，保护契约并且为人民提供了一个公正的制度。”(11) 其三，“市场伦理”。谋利行为在获得了意识环境、政治环境后，还必须获得经济环境。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自由竞争和劳动专业化等思想就顺应了这种需要，而人的谋利行为也从中获得了有力的文化佐证。人们“在市场伦理中找到了在经济上对发挥个人主动性的支持……找到了竞争而不是保护，找到了创新而不是经济停滞，而作为激励的力量找到的是自我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市场伦理是为工业制度繁荣发展而创造了文化环境的三种力量中的一个因素”。(12) 市场经济就是在这些经济伦理精神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这些精神表现为经济主体所追求的、具有实现可能性和合乎自己愿望的伦理价值目标，即伦理精神气质。这种伦理精神气质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经济主体依赖经济必然性而对利润的追求精神；二是“为企业而企业”的主体精神——企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马克斯·韦伯在分析清教徒从事谋利活动时，认为他们就是在听从上帝的“自我克制”、“忠于职守”、“为上帝勤劳致富”、“诚实守信”等教导，这种教导构成他们的一种精神气质，促使他们禁欲，不把积蓄挥霍掉，而是用于企业的发展，即“为企业而企业”的经济伦理精神。
与自然经济、市场经济一样，生态经济也是一种经济形式。虽然它们各自持有的价值观不同，但在伦理方面，也是需要经济伦理为其提供伦理动力的。推动生态经济发展的经济伦理精神的基本内容就是要坚持使经济活动与生态相融合。这是生态经济发展所昭示和催生的，是生态经济发展的精神支撑和实践精神。生态经济的目标是经济目标、生态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完整统一，也即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经济目标是生产或经济的发展，生态目标是环境质量的改善，社会目标是社会的公平和进步。显然，这些目标都是要依靠无数的经济主体在这种经济伦理精神的推动下，自觉地、积极地开展经济活动，参与生态经济建设才能实现的。
第二，经济伦理可以作为一种社会共识，为生态经济的发展提供社会氛围的滋养与呵护。社会共识是“在一定的时代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的人们共有的一系列信念、价值观念和规范准则”(13)，它往往是通过思想文化运动的推动、传播、宣示而形成的。经济伦理曾经是作为一种思想文化运动来影响人们的。作为一个概念，它本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最先提出，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它则作为一种思想文化运动在美国勃兴，特别是自90年代以来，经济伦理运动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在全球广泛开展，企业伦理管理运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企业公民运动等此伏彼起。它让人们达成了一种广泛的社会共识：经济活动决不能无视道德，必须把道德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生态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形式，它需要人们的广泛认同、接纳并切实践行，而这就需要通过经济伦理运动来深深地影响人们、影响经济主体。现代经济伦理价值体系中有一个基本信念，这就是世界著名经济伦理学家R·爱德华·弗里曼等人提出的，在今天的世界中，任何经济观念都要经过环境保护主义的审视，任何经济主体都必须把经济发展方式、经济运行体制、人类兴旺、伦理规范与环境所有的思想整合在一起，环保意识深藏于基于价值的商务观念中，“它反映着人们最深层次的关爱，增益着我们的自然人性。它既是利润和员工效率的驱动者，更是一种新商务逻辑和价值观念的源泉”。(14) “今天的企业家们面临的挑战是：以正道赚钱，同时保护环境。”(15) 而这恰好是发展生态经济所需要的。
第三，经济伦理可以作为一种价值标准，帮助政府主导生态经济的发展。现代世界的经济运行体制基本上是混合经济体制，既带有市场成分也带有指令成分的经济体制。市场成分主要体现为市场、竞争和利润，指令成分主要体现为政府的宏观调控。但政府的宏观调控取决于政府的价值标准。政府持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就有什么样的宏观调控。如果政府崇尚自由主义，那么就会有自由放任的经济；如果政府崇尚管制主义，那么就会有政府管制经济；如果政府崇尚公正公平，那么就会有公正平等经济；如果政府容忍贪污、腐败，那么就会有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经济。所以，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但宏观调控的价值标准更是必要的、根本的。
发展生态经济同样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因为生态经济不能依靠市场经济去自发地形成和建设，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根本就无法开掘出承认自然资源的价值、把自然资源计入成本、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等结论来。只有政府出面引导、提倡，并通过法律进行干预，生态经济才能蔚然成风。现代经济伦理是尊重自然价值、崇尚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经济伦理。如果政府以这种经济伦理作为价值标准来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那么这种经济就是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经济。
三、经济伦理的生态主义性质
自然经济的经济伦理是自然经济伦理，市场经济的经济伦理是市场经济伦理，而生态经济的经济伦理则是生态经济伦理。但这种经济伦理既不同于自然经济伦理，更不同于市场经济伦理，而是生态主义的经济伦理。所谓生态主义，是坚持生态系统完整、和谐、美丽，并不受破坏的思想、理论和观点的总称，它包括提倡生态技术、发展生态经济、构建生态政治、培育生态文化、建设生态社会等多方面的内容。但正如英国政治学者布赖恩·巴克斯特所言，从根本上说，“生态主义主要是一种道德学说”。(16) 这种道德学说同样构成生态文明的经济伦理的精神内核。
第一，生态文明时代产生并流行生态主义，决定了经济伦理的生态主义性质。作为一种道德学说，生态主义是反映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实践的总和。所以，我们又可称它为生态伦理。它要求人的道德思维的触角要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领域延伸、扩展到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施韦泽说：“实际上，伦理与人对所有存在于他的范围之内的生命的行为有关。”(17) 生态主义的基本前提是“自然价值学说”，由此，它有如下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
其一，自然是有价值的。“不仅人有价值，生命和自然界也有价值，包括它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生命和自然界的外在价值是，在文化的层次，它对人具有商品性和非商品性价值，即作为人的工具为人利用的价值；内在价值是，在生命和自然界的层次，它本身在地球上的生存，这种生存是合理的有意义的。”(18)
其二，自然是有权利的。正因为生命和自然界有价值，所以生命和自然界就有相应的权利，这种权利就是生命和自然界“在一种自然状态中持续存在的权利”(19)。
其三，有价值和权利的自然理应受到尊重，人类要对自然环境负责。
因此，生态主义非常关注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和谐共生，要求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不是像工业文明时期那种人对自然的征服、占有、掠夺、宰割、支配的敌对性关系；要求人道德化地对待自然，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尊重和敬畏自然。在生态主义的价值思维中，人并不是自然的主人，自然并不是人的奴仆；自然是人的生存基础，人是自然的管理者和道德代理人；自然是人之母，人是自然之子。
而生态主义在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时代都是没有的。特别是市场经济时代只有经济主义（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而经济主义只思考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只调节了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它没有把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纳入考虑的范围。在经济主义的价值思维中，自然环境只是被当做一种经济上可带来利润的资源，自然资源是为人服务的。其主要观点是：“（1）自然资源无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2）自然资源无价，可以无偿使用；（3）自然资源无主，可以谁采谁有。”(20) 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被转化成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或者说被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遮蔽了。虽然在市场经济时代的经济主义指导下，人类获得了物质文明的空前繁华，但这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大量占有、利用和高消耗的基础上的。自然成了人的奴仆。由于没有把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纳入考虑的范围，因此市场经济时代没有产生生态主义的基本条件和土壤。
第二，生态文明时代大力发展生态生产，决定了经济伦理的生态主义性质。建设生态文明有赖于人类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将过去那种以市场力量为导向的生产方式转变为一种以生态法则为导向的生产方式，即生态生产。必须让生态生产成为一种主流的生产方式，否则，如果继续以往生产方式，那么人类将会自取灭亡。生态生产是一种可以使经济—社会—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是与生态系统相适应的生产。也就是说，人类在进行生产活动时，必须以生态主义价值观为指导，主动将经济系统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尊重生态系统的客观规律，将生产活动限制在资源和环境的可承载能力范围之内，使整个生产做到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自然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和统一，以形成既能保证生产发展，又能保证生活幸福、生态良好的生态文明社会。
生态生产也追求效益，但这种效益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的综合效益。效益是生产的重要目标。在伦理学中，它是指功利。生态生产毕竟也是人的一种生产行为，而生产的目标肯定是效益的获得，它必须不断地为主体及其他受这种行为影响的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否则它就是值得怀疑的。效益是生产的一个历史性的和结构性的预先规定，是任何生产者都不可抗拒的，生产者的任何举动都必须服从于它。虽然我们反对那种“只有在经济上可以量化并产生利润的东西才是值得考虑的”(21) 经济化思维方式，但是也不可把效益完全拒斥。然而，生态生产的效益并不仅指经济效益，否则，它就与市场经济下的生产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它的效益观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统一的综合效益观。
第三，生态文明时代大力提倡包括自然价值在内的公平分配，决定了经济伦理的生态主义性质。分配是经济活动的一个发生在生产活动之后的重要环节。生态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同样也有这个环节。分配的标准是公平，公平说到底是指分配的公平。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公平就是依据量的比例各取所值。他说：“根据各取所值的原则这是无可争议的，所有的人都同意应该按照各自的所值分配才是公正。”(22) 即同等的人得到相同的份额，不同等的人得到不同的份额。或者说，公平是相同情况相同分配，不同情况不同分配。经济伦理中的分配公平包括权利平等即起点公平、规则公正即过程公平、结果均衡即结果公平。市场经济下的公平分配主要是指劳动成果的公平分配。而生态经济下的公平分配不仅包括劳动成果的公平分配，还包括自然价值的公平分配。正因为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就不能无偿使用，就要做到公平分配。所以，自然价值的公平分配是生态经济的经济伦理与市场经济的经济伦理相区别的重要标志。
生态经济下的公平分配首先是权利平等。权利平等是指人们拥有平等地获得社会财富和自然资源的权利，它主要通过人们对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的公平占有，即所有权的平等来实现；同时，它也指人们获得自然资源和收入、财富、经济成就等的机会平等。其次是规则公正。这是指生态经济的经济制度与规范应该保障人们在劳动和自然资源上的投入与收益的对称性、一致性，等量投入能够获得等量回报。这种规则应该对每一个人一视同仁，使每个人同等的劳动和自然资源的有效投入能够获得同等的回报。其三是结果均衡。这是指社会在劳动和自然价值的最终分配上应该使人们获得大致相当的收益，应该使社会分配的差别保持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也就是要通过协调人们之间收入分配，最终达到社会和谐和生态和谐的目的。这三者是生态经济下的公平分配的构成要件。权利平等是分配的前提或起点，制约着规则公平和结果均衡；规则公正是分配的过程公平，是权利平等的保障也是结果均衡的条件；结果均衡是分配的结果公平，是权利平等和规则公正的实现，也是公平分配的目的。
第四，生态文明时代大力提倡包括自然价值在内的平等交换，决定了经济伦理的生态主义性质。交换是经济活动的发生在分配之后的又一个重要环节。生态经济同样也有这个环节。交换的标准是平等，平等说到底是指交换的平等。亚里士多德曾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深入地论述过交换平等问题。他认为，经济活动中人们相互之间必须发生交换，必须与他人交换劳动产品。但这种交换必须是公正的。如果产品交换公正，在转移自己的劳动产品后，获得相应价值的他人的劳动产品，则双方需要得到满足。否则，人们的多样化需要就得不到满足。但交换公正不同于公平分配。交换的公正是自愿的、平等的、互惠的公正。因此，平等交换是一种重要的经济伦理。经济伦理的平等交换包括交换主体平等、互利互惠、公平交易等内容。
生态经济的平等交换首先是交换主体平等。交换主体平等是指交换双方在自然价值和劳动价值的拥有和地位上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可以加诸对方的特权，都可以平等地参与交换。其次是互利互惠。这是指交换发生后双方都各自获得自己所需要的自然价值和劳动价值。其三是公平交易。这是指双方在自然价值和劳动价值的交换上是公平的，主要是指交易价格的公平。市场经济下由于没有确立自然价值概念，所以自然价值没有计入或本，没有进入交易。市场经济的平等交换主要是劳动价值的平等交换。而生态经济的平等交换不仅包括劳动价值的平等交换，还包括自然价值的平等交换。自然价值的平等交换是生态经济的经济伦理与市场经济的经济伦理相区别的重要标志。
第五，生态文明时代大力提倡生态消费，决定了经济伦理的生态主义性质。消费是消费主体在一定消费观念的支配下，有目的地消耗、享用产品（包括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的活动，是满足人的需要的经济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人类一刻也不能离开消费。消费往往表现为个人的生活方式。但消费并不是纯粹个人的行为，而是一种依赖于许多社会因素并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行为。市场经济下的消费是一种过度的、“用后即弃”的消费方式，这种消费方式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产生了大量的生活废弃物、污染了环境，不仅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紧张，也造成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紧张。生态经济要求人们必须改变这种浪费型的消费方式，转变为一种与环境的承载力和资源的有限性相适应的生态消费方式。生态消费就是绿色消费，就是适度消费、健康消费、环保消费。它要求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减少废物排放；要求对环境友好的消费；要求消费耐用的并可循环使用的物品。生态消费是生态经济的经济伦理与市场经济的经济伦理在消费方面相区别的重要标志，是生态文明时代的经济伦理的内在要求，也是人类消费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变和消费方式的应有走向。
收稿日期：2011-05-12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② 张华夏：《道德哲学与经济系统分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页。
③ 张华夏：《道德哲学与经济系统分析》，第183—189页。
④ 张华夏：《道德哲学与经济系统分析》，第182页。
⑤ 余谋昌：《生态文明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8—159页。
⑥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
⑦ 张华夏：《道德哲学与经济系统分析》，第189页。
⑧ 张华夏：《道德哲学与经济系统分析》，第189页。
⑨ R·T·诺兰等：《伦理学与现实生活》，姚新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22-324页。
⑩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8页。
(11) 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赵睿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12) 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赵睿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
(13) 戴维·米勒等：《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主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页。
(14) R·爱德华·弗里曼、杰西卡·皮尔斯、里查德·多德：《环境保护主义与企业新逻辑》，苏勇、张慧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15) R·爱德华·弗里曼、杰西卡·皮尔斯、里查德·多德：《环境保护主义与企业新逻辑》，第3页。
(16) 布赖恩·巴克斯特：《生态主义导论》，曾建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17) 阿尔贝特·施韦泽：《敬畏生命》，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18) 余谋昌：《生态文明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6—127页。
(19) 徐谋昌：《生态文明论》，第13页。
(20) 余谋昌：《生态文明论》，第153页。
(21) 乔治·恩德勒：《面向行动的经济伦理学》，高国希、吴新文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22)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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