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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奇葩，其中蕴藏有丰富详赡的宝贵地情资料，因此为中外古今人士所瞩目，享有“文化之矿”、“地方百科全书”、“信息库”的美称盛誉。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掀起了“方志热”，一方面，开展了席卷全国的、轰轰烈烈的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活动；又一方面，各地普遍重视了开发和利用“方志资源”，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方志功能的问题，受到了方志界的关注，并成了讨论的热点，“三大功能”说盛极一时。笔者以为，把方志功能仅仅局限于“资治、存史、教化”三个方面，是值得商榷的。本文拟以浅识所及，试作论议。
一、历史的启迪
地方志的发展，已有二千多年历史。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对方志功能的认识，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演进，有所变化。
最初的地方志，记载了各地的地理形胜、交通物产、民情风俗等各方面情况，是顺应当时封建统治者了解和掌握各地地情的需求，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其功能显然在于“辅治”（即资政）。西汉以后出现的地方志书主要形式即地记，一般记载为疆域、山川、古迹、人物、风土之类，内容有所增加，功能也有所发展，所以常琚在《华阳国志序》里认为，地方志有“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旌贤能”的作用。
隋唐时期，出现了官修志书，其内容对政治和军事决策参考的作用日见重要，所以当时志家有地方志能“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注：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自序》。），“若边上奏报烟尘，陛下便可”借志书“坐观处所”（注：元稹：《元氏长庆集》三十五。）等看法。到了宋代，地方志内容又有扩展，“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伎、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注：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序》。）。内容既已扩展，所起的作用也便更广更大了，论者对方志功能也因之有了新的认识，郑兴裔在《广陵志序》里阐发的议论，便提出了三方面的作用：第一，“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有重要的存史镜鉴的作用；第二，有了志书，“后之来守是邦者，亦庶乎其有所据依”，“郡之中所为山川之广袤，守得而考之，户口之登耗，守得而询之，田畴之芜治，守得而省之，财富之赢缩，守得而核之，吏治之臧否，守得而察之，风气之贞淫，守得而辨之”，从地情实际出发，“师古宜今”行事，起到治政参考的作用；第三，志书中所载的“刲股砥纯孝之行，断指凛冰霜之节”，都可以起到“立懦廉顽，风兹百世”的教育作用（注：《郑忠肃公奏议遗集》下《广陵志序》。）。郑兴裔的这番论述，开了方志“存史、资治、教化”三大功能说的先河，影响至为深远。
随着时代的演进，科学日益昌明，风气逐渐开通，世人的视野更加开阔，对方志功能的审察和认识，也因此有了新的发展。民国时期黎锦熙先生提出的“创‘四用’，以广方志之功能”即科学资源、地方年鉴、教学材料、旅行指导的“四用”功能内涵（注：详见《方志今议》，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10月影印版，第5至6页。），便是这一新发展的标志。
上述关于方志功能认识发展变化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在封建时代，地方志被用来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其功能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到了民国时期，社会步入了现代科学文明的历史新阶段，人们对方志功能的认识，出现了微澜初兴的务实观念。这一变化对我们今天重新认识方志功能，很有启迪意义，使我们领悟到一个重要的道理，即：必须密切联系时代和社会的实际，才能真切地认识地方志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的功能。
二、三大功能说的局限
只要注意旧时人们兴发的方志言论，与历史上的“存史、资治、教化”三大功能说作个比较，便可发现三大功能说未能准确概括方志功能的局限。例如元代李好文编纂的《长安志图》，就把详载农田水利设施状况，视为可以“泽被千秋”的事情；这种以志书所载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观念，就是三大功能说所不能范围的。民国时期黎锦熙在《方志今议》中提出的“创‘四用’，以广方志之功能”主张，其中有“科学资源”和“旅行指导”二端，显然也超出了三大功能说的苑囿。
从历史上来看，无论编纂地方志还是使用地方志，都是从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因此，对方志功能的认识，尽管论者所用的言词语句互异，而实际内容多包括存史、资治、教化三个方面。这种情况，历代旧志书的序跋中，随处可见。当时，一切唯以统治阶级的利益为宗，存史、资治、教化正是地方志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功能，舍此而外的功能，自然不被看重了。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兴起的“方志热”中，方志界对方志功能进行了探讨，大体有三个认识阶段：
1984年7月以前，为初期探索阶段，诸说并起，有的且将新、旧方志的功能分别论说。
1984年7月，召开了全国北片13省（市、自治区）县志稿评议会，会后发表的会议《纪略》提出：编修新县志“一定要有利于‘两个文明’建设，能够发挥‘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注：志言：《全国北片县志稿评议会纪略》，《中国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1期。）。这是方志发展史上首次直接把“六字”三大功能联通并提；从此，方志界的一些文件、著述中，便相沿而用，几成定论，即使有所辩论，热点也只是三大功能中何者是主要的功能，主次先后如何排列、彼此间的关系和联系如何等等问题，基本上围着三大功能打转转，未能越出“雷池”。这是认识略趋统一的阶段，对三大功能的解说赋予了新义。应当说，三大功能的概括及其新义内涵的阐说，即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方志在现实社会的作用来理解，是正确的；但是，这种概括是不全面的。
随着两个文明建设的加速进行和修志工作的逐步开展及新编志书的出版发行，应用地方志书的风气蔚然兴起，无数事实有力地证明，新、旧志书在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中，都发挥着巨大作用，作出了突出贡献。这种情况，在方志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有的且著文指出：地方志的“功能已远远超出了‘资政、存史、教育’的三大功能”（注：张守富：《方志是为现实服务的大舞台》，《中国地方志》1996年第1期。），“三大功能”已“不能完全包容新志书的功能作用”了（注：郭凤岐著：《方志评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页。）。这些三大功能以外的功能，有种种具体内容，不能一一尽举，有人总结提出了“服务（经济）、科研、交流”等功用（注：郭凤岐著：《方志评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页。）。这一情况的出现，反映了面向现实生活探讨方志功能，突破方志功能“六字板结”的意愿，对方志功能的认识进入了新的阶段。
笔者以为，从地方志为现实工作服务的实际出发，对方志功能进行思考和探索，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把种种现象视为方志功能，却未免失之肤浅。因此，在这一基础上再前进一步，扩大视野审视地方志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从更高的层次上作理性思考，对各种现象进行抽象、概括，以科学、准确的概念来反映地方志三大功能以外的某种功能，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如果在这方面有所进展，有所收获，那么，我们对方志功能的再认识，就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了。这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三、“兴利”——一个突出的聚合点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注：引自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据各种报刊、论著披露，地方志在为经济建设服务方面，已经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不少成绩；这种积极作用及其成绩所产生的总体效应，便是直接促进了经济繁荣、事业发展和社会安定，使人民群众在改善和提高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水平方面，得到了实惠。这表明，地方志为经济建设服务，就是发挥了为社会创造财富，为人民谋取利益的作用；简言之，即是发挥了兴利的作用。这是地方志兴利功能的直接表现。
在较长的时间里，方志界存在一种观念与现实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大力开展了地方志为现实服务的活动；另一方面，讨论和认识地方志的功能时，却始终视野不够开阔，观念未能转变，总是囿于“资治、存史、教化”旧识，没有用改革开放的眼光来看待方志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即使认同了这种作用，又往往将其纳入“资治”的范围来考虑功能。客观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怎么可以固守旧的观念来对待呢？例如，方志“为‘四外’（外经、外贸、外事、外联）工作服务”，“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服务”（注：张守富：《方志是为现实服务的大舞台》，《中国地方志》1996年第1期。），或者如有人所说，方志作为“开放外联的礼品”、“科学研究的基础”、“统一祖国的桥梁”（注：苑凌云：《县志服务现实十例》，《中国地方志》1997年第4期。），难道都是“资治”功能的表现吗？从理性的高度来思考，便会得到符合实际的、正确的答案，这样才能突破陈见。
地方志是一个巨大的载体，信息量之大，文化内涵之丰富，为世人所瞩目。因此，地方志在沟通信息和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非常突出。就沟通信息而言，不妨以海峡两岸关系为例，作一番审视。我们知道，由于历史的原因，海峡两岸长期处于互相隔绝的状况，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几十年来的发展变化，并不了解。随着两岸交往日趋增多，民间往来愈益频繁，不少新编志书或通过图书流通渠道，或作为礼品赠送，流传到了台湾，被辗转传阅。据有关报导：旅台同胞从志书中看到故乡的发展新貌，思乡之心得到了慰藉；看到志书中对往事故旧的实事求是记述，久久郁结于怀的疑窦冰消雪化。他们中，有的因此而回到大陆探亲观光，有的在大陆投资兴办实业，有的捐资支持家乡建设、举办公益事业，从而，不但增强了两岸人民间的同胞情谊，促进了祖国经济的发展，也为实现台湾回归和祖国统一作出贡献。经济发展、台湾回归和祖国统一，这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利益所在，是民族的利益所在。可见，地方志沟通信息的作用，从其产生的效应而言，实际就是地方志兴利功能得到了发挥。
伴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新编地方志书大量走出国门，流传到世界各地。这些远涉重洋、走向世界的地方志书，在世界文化交流中为国际学术界提供中华文化丰富的资料，向世界各国人民宣传了当代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担当了文化交流和“友好使者”的重任，有助于在世界上广交朋友，赢得稳定的和平环境以顺利进行“四化”建设。对于海外华侨和华人，方志所传递的故乡热土的信息，更是焕发了他们热爱祖国的情感，促进了他们支持神州各地发展经济、兴办教育等各项事业。凡此作用，同样都能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兴利，显然也是方志兴利功能的生动体现。
综上所说，地方志不但可以直接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发挥兴利功能，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通过沟通信息和文化交流这两方面所起的作用，同样使兴利功能得以发挥。这说明，将“服务（经济）、科研、交流”等功用和为现实服务的某些表现合而为一，以概括力极强的“兴利功能”这个综合概念作表述，更能在高层次上，表现出与“三大功能”可以相匹配的理性高度，体现科学性。所以，“兴利”是方志多方面作用的一个突出聚合点，确认方志的兴利功能，肯定是合理的；在当代，方志确实具有“资治、兴利、存史、教化”四大功能，“三大功能”的六字“板结”应当予以突破了。这是我们理性思考后得出的结论。
四、必须澄清三种观念
在确认了方志在“三大功能”之外，尚有一个重要的“兴利”功能之后，有必要对三种观念作一番澄清。
其一，以“兴利”作为方志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否会有功利主义之嫌？笔者认为，这一点大可不必担心。50多年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便明确说过：“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1953年5月竖排版，第866页。）地方志，便是“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的“好的东西”；以“兴利”反映其重要功能，要说是功利主义，那也正是“革命的功利主义”表现。而兴利，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重要目标和任务；确认方志“兴利”功能，事实上也就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方志功能的一个重要的时代特色。
其二，认为方志的资治功能可以包括兴利的作用，不必另提兴利功能。这种意见，也不是确当之论。我们知道，历史上“资治”的本义，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注：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是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用之于治政；所以，即使有时产生了某些“兴利”之效，也只是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得了利，人民群众是得不到真实的利益的，显然不能包括或取代今天所说的方志“兴利”功能。其次，今天的社会处在信息时代，作为信息库的方志，不仅为政府所用，也在人民群众中流传，被广泛应用；方志中的信息，尤其是资源信息、经济信息，也被群众用来为兴利服务；为政府治政行为发挥作用的“资治”功能，绝不可能反映或者包容这种民间用志的“兴利”行为。此外，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和地方志书在海外广泛流传，方志信息资源还可能为国外有关方面和有关人士分享，并通过国际合作的形式，实行彼此互惠的兴利活动；这种情况，即使有我国政府介入，也不是“资治”功能包括得了的。这也就说明，确认方志的“兴利”功能，是切实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其三，认为方志兴利功能的提法“未能与整个史学变革趋势联系起来立论，往往带有某种直观性质，缺乏理论深度”，“六字概括”（指“资治、存史、教化”）之外应增加“述变”功能（注：见《蚌埠市志评论文集》，黄山书社1996年10月版，第199页。）。这种看法，显然把方志具有史的性质错当成“志即是史”来理解了。关于史与志的关系及其异同，笔者曾作有《史志关系论》一文（注：见《中国地方志》1994年第3期；来新夏、齐藤博主编：《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有兴趣的同志可作参考，这里勿作赘论；但必须指出，对待“变”，史有“通古今之变”的要旨，反映历史的本质与变迁，体现了“述变”的功能；而方志，则是通过记载一地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寓观点于叙事之中，体现历史发展的规律，不象史学那样通过分析研究来探索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所以，“述变”不是编纂志书的要旨，志书虽然体现历史发展的规律，却没有“述变”的功能，如果在方志的三大功能之外再增加“述变”功能，那就把史和志混同了。至于方志“兴利”功能的提法究竟是否“带有某种直观性质，缺乏理论深度”，笔者以为，人们的认识总是由感性而发展到理性高度的，我们从众多方志服务现实、发挥兴利的作用的事实，即“直观性质”的感性认识，概括出“兴利”功能这样一个综合的、整体的理论概念，难道“缺乏理论深度”吗？！以史学的尺度来衡量方志的功能，未必是适当的，因为史、志有别是客观事实。
五、结束语
方志功能，是方志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正确、全面地认识方志功能，对方志编纂和方志应用都有重要意义：因为方志功能是一种理性认识，而理性认识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指导行动，即指导实践。
方志功能，是从修志用志实践中得到的感性认识经过思考的作用，而形成的理性认识。如果说“资治、存史、教化”三大功能是千百年修志用志实践的感性认识形成的理性认识，那么，“兴利”功能便是当代修志用志实践的感性认识，经过理性思考而获得的新知。
确认方志的兴利功能，对方志编纂和方志应用，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将会引导和促使修志者从兴利角度衡鉴资料的价值取向，使新编地方志在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方面，有更多更大的贡献。而因此，人们在应用地方志书时，也就会十分关注它的兴利价值。
从方志功能的理性思考，可以肯定地说，方志理论研究只有以极大的热情，切实做到与丰富、生动的现实相结合，用改革开放的眼光来审视地方志为现实服务的实际，审视它与其它事物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联系，才能从理性的高度得到正确的、符合实际的、科学的认识。而脱离现实，脱离生活实际，拘泥于陈章旧说，却是谈不上理论研究为社会现实服务的。
方志具有“存史、资治、兴利、教化”的四大功能，这是笔者理性思考获得的认识；方志为现实服务的表现，证实了这个认识。